创业家的政治策略

不考虑创业者本人的政治追求，政治资本是创业者最关心的，通过开发政治资源，建立同政府的关系，并提升这种关系的商业回报，这是企业政治策略的基本逻辑，其关键词汇是：资源、关系与价值。

卫武（2006）将企业政治策略概括为政治经营策略、直接参与策略、政府关联策略、财务刺激策略、代言人策略、制度创新策略、信息咨询策略、调动社会力量策略等八种类型。^［18］在其研究基础上，笔者进行个别调整，总结如下。

（1）政治经营策略

●经常向政府汇报工作

●重要场合邀请有关官员出席

●经常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重要经营事项请示有关官员

●通过行业协会参与政府政策的拟定与研讨

●经常走访有关政府官员

●邀请政府官员参观视察

（2）直接参与策略

●非公党建

●参与政府政策与法规制定

●获取政治身份

●参与政府主导的社会活动

（3）政府关联策略

●协助政府提高政绩

●产业投资符合政府导向

●企业行为有利于稳定政治环境

●做政府推荐的事情

（4）财务刺激策略

●赠送礼品

●贿赂

●财务支持政府活动

●资助公益广告

（5）代言人策略

●帮助政府官员获取政绩

●帮助政府官员晋升

（6）制度创新策略

●政策改革试点

●进入制度真空领域，引发对新制度的讨论与最终确立

（7）信息咨询策略

●提出政策建议，引起官员的重视

●游说政府做出政策调整

（8）调动社会力量策略

●推动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影响政府决策

●组织民间组织，形成同政府谈判的力量

成功的创业家懂得如何将商业利益与政治结合起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创业者都善于同政治交往，甚至有些创业者对政治持排斥态度。据此，可以将企业政治策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发展型政治策略与防御型政治策略，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缓冲策略与搭桥策略。发展型政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企业会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与行为接近政府官员，以获取政治资本的回报。而防御型政治策略的目标则是为了规避来自于政治领域的伤害。从不同策略的效果来看，发展型政治策略更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良性的发展。正如正泰集团南存辉所言，作为一个企业，政治应该是天。对企业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积极的应对比消极的反应更有效果。

经济战略就是在企业所处环境中能够决定其地位的机遇与限定条件之间的匹配。然而，企业政治战略却很难找到两方面契合的点，以关系作为核心要素的政治战略在权力失衡的市场环境中面临的挑战远远高于一般的经济战略。这种挑战不仅仅是对企业政治资源提出来的，而且关系到创业者本人的追求与对欲望的控制。究竟什么样的政治策略是适合的，只有创业者本人才能明确回答。

但企业政治投资应当是长期性的，企业应当在保持与政府长期合作的关系中谋求发展，这是一种基本的共识。而且对与关系的品质，社会的期望成为战略制定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健康的政企关系才是未来所需要的。经济利益不再是契约唯一的内容，在新契约文化时代，唯利是图的行为模式将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近些年所发生的企业因为越轨行为而覆灭的诸多案例充分说明，在贪婪支持下的政治接触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是灾难。基于此，关系型企业政治战略方法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关系型企业政治战略方法是指企业积极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并谋求与政府的长期合作关系的政治战略。采取关系型政治战略方法的企业除了对那些具有明确的、突出的政治议题做出积极的响应之外，在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中，对政府和社会事务均保持高度的关注。该类企业通常设置有专门的公共事务部门，对公共事务投入大量的精力，而且企业的高层领导者也将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在公共事务之中。

采取关系型政治战略方法的企业表现出如下的特征：（1）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管理导向具有明显的外向特征。该类企业的高层领导认为政治因素是企业经营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2）企业政治活动的频率高。相对于交易型企业政治战略方法来说，采取关系型政治战略方法的企业具有更加频繁的政治活动。积极的政治活动能够带来良好的市场绩效，原因在于感情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感情上的联结不能靠简单的交易型活动去维持。（3）战略性的活动参与。企业参与的公共活动具有良好的、广泛的社会影响。（4）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优于个人之间的关系。关系型企业政治战略关注的是企业健康的公众形象，虽然重视官员对企业的良好印象，但更关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关系。

关系型企业政治战略方法实施措施的核心是积极主动地配合政府的执政活动。^［19］采取关系型企业政治战略方法的企业，管理的重点是关系的品质。

首先必须增强企业的政治资源实力，用政治家的思维塑造企业的政治品行，这是建立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前提。在企业的各类政治资源中，代表经济实力的指标无疑是最根本的。但仅凭经济实力还不足以产生充分的政治影响力，通过适当的策略将其转化为政治资源是建立政治接触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创业家有灵敏而且宽阔的政治视角，以及营运政治资源的能力。政治家关心能够影响社会的力量，关注能够左右事态变化的角色。创业家需要的则是构建资源对于政治的兴趣点与影响力。

案例资料：

2008年10月28日，随着团中央“中国未成年人网脉工程实践基地”启动，“国家动漫游戏原创产业基地”、“中国电子竞技大会动漫竞技活动中心”和中国民族十二生肖动漫原创大赛相续在甬落户，标志着宁波打造国家级动漫原创基地体系工程的全面启程。基地承办单位是宁波水木动画设计有限公司。在基地授牌和中国民族十二生肖动漫原创大赛启动仪式上，来自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青团相关部门和国家多媒体产业化示范基地、马来西亚多媒体行业协会、中国动画协会的领导和来宾，对宁波建设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体系、打造民族动漫原创品牌、推进民族网络文化产业和青少年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和良好祝愿。国家多媒体产业化示范基地、马来西亚多媒体行业协会、宁波市有关单位及企业和基地承办单位宁波水木动画设计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09年中国首部大型动画历史纪录片《中华五千年》在宁波制作完成。该片穿越光阴的河流，重现那些历史的画面，里面充满了金戈铁马的壮烈，充满了长歌当哭的叹息，许多传奇人物在这里演绎着他们的命运，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以及璀璨的文化，在五千年的述说中贯穿。

动画片的制作方宁波水木动画设计有限公司方面表示，当初公司筹备制作《中华五千年》的初衷有两方面：一是针对青少年这个群体，通过动画这一新的传播方式，在青少年心中重塑中华文明的形象，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千年文明史中积淀的高尚的传统美德和优秀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是借着汉语热在全球的升温，2008奥运会在中国的举办，将中国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大国。

其次，企业应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政治环境远比经济交易复杂，况且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中隐藏着很多亟待改革的地方。但消极的应对好比是撑起了一把雨伞，虽然可以暂时遮挡雨水的侵扰，却始终不能摆脱天气的影响，而晴打伞则丧失了阳光的温暖。国内政治环境日渐清明，改革的成果给了企业家更光明的预期，努力承担企业公民应尽的责任，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对于开拓企业发展空间意义重大。

案例资料：

联想在发展的过程中就非常善于向中科院和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企业的要求，寻求政府支持，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994年，当民族情结表现得非常突出的时候，柳传志决定利用当时的“民族主义”时代潮流，同时也发挥他善于向上级请命的本领，为联想请愿。当年9月13日，他率领公司总裁室的全体成员到电子工业部去拜访部长胡启立，到会的还有电子工业部的两位副部长和至少四位司长。柳传志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重点汇报了“坚持国产微机品牌的可能性”。他先是大谈当时生产整机的几个大厂家为形势所迫，纷纷放弃原有品牌与外国公司合作，从而使中国面临可能失去国产品牌的严峻形势，然后再谈联想如何改变公司的机构，如何再造微机生产和销售的流程，让与会的官员们又感到了希望和转机，最后获得了胡启立对支持国产微机品牌的表态：“绝对不可以放弃，一定要占领，要有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接下来柳传志提出了要求，希望政府关注联想，希望国家制定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行业采购政策，在性能价格比相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国产商品。

联想和柳传志是营运政治资源的杰出人物，如果没有柳传志的政治路线，联想的发展速度也许会放慢很多，甚至可能被激烈的市场吞噬。政府需要企业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梦想，更需要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创业者合作推动社会的进步。联系两种类型组织的媒介是人，而不是毫无生命力的设备、技术或制度之类的东西。在中国有句老话：上赶着不是买卖，中国的政府官员更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企业的态度决定了关系能否建立以及关系的质量。

第三，顺应政策导向，做政府鼓励的事情，例如投资于政府鼓励发展的高科技行业、发展互补性行业以填补地区经济的空白领域、雇佣当地下岗人员、主动配合政府的环保措施、进入政府兴建的企业园区等等。

案例资料：

2008年吉利汽车全年实现销售增长11.6％，出口同比增长79.8％，2009年销量目标增长25％。有人将李书福称为“汽车狂人”，有人将其成功归结为大胆的决策与创新机制，李书福的确大胆，的确狂。但这种“大胆”与“狂”如果没有环境的包容，其境遇可能会很悲惨，而这种包容则在于李书福的选择顺应了政策导向，顺应了政府的期望。

1984年，年仅21岁的李书福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作坊式的小厂，替一些大冰箱厂加工小配件。当时冰箱市场的供不应求带动了制冷元件产业的发展。这个小厂从小配件一直做到一些核心部件，李书福看准了这一商机，请上海专家攻克了冰箱蒸发器的技术难关，逐渐成为浙江省首屈一指的制冷元件供应商，连上海、山东几家冰箱大厂都请他做配件。

1989年，国家对电冰箱实行定点生产制度，民营的“北极花”不在国家定点生产之列。第一次撞上“红灯”的李书福老老实实地刹了车，关掉了冰箱厂，伤心之余一头扎进深圳大学的书堆里。这是一个影响李书福一生的抉择，当时一部分同样没有拿到定点生产指标的企业坚持下来并笑到了最后，现在的科龙、美的等均属此列。李书福每每谈及此事，总是痛心不已。他意识到：国家的产业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到位的过程，有些“红灯”只是暂时的，只要是顺应潮流的事业，认准了再困难也要坚持到底，“红灯”虽然不能硬闯，但缓行等待时机或绕道而行也是可以的。

1993年李书福去某大型国有摩托车企业参观考察，看见摩托车产销两旺的势头，就向该企业老总提出为他们做车轮钢圈配件，遭到拒绝。李书福回到公司，大胆提出要自己制造摩托车整车，周围一片反对声。李书福决心已下，但这次他再次遭遇“红灯”——没有摩托车生产许可证，到处求情均以碰壁告终。他“绕道”以数千万元的代价收购了浙江临海一家有生产权的国有邮政摩托车厂，“借船出海”。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吉利就开发出中国同行一直没有解决的摩托车覆盖件模具，并率先研制成功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接着又与行业老大嘉陵强强联合，生产“嘉吉”牌摩托车，不到一年又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豪华型踏板式摩托车，很快便替代了日本和台湾的同类摩托车，不仅一直占据国内踏板车销量龙头地位，还出口美国、意大利等32个国家和地区。

李书福到省里找相关部门，要求生产汽车，主管官员立刻瞪大了眼睛，好像遇到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疯子”。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李书福又问，如果不让搞汽车，可不可以搞汽车实验？这位官员想了很久才答道：“搞研究是可以的嘛。”得不到主管部门的许可，固执的李书福还是在临海市征地850亩，打着造摩托车的幌子，筹建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他的哥哥都说他是在赌命。的确，如果最终拿不到汽车生产权，数亿元的投资都将付诸东流。李书福一次次到北京，奔走呼号，可并没有找到政策的空间。

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李书福的梦想柳暗花明，某部下属的四川一家生产小客车的企业濒临倒闭，于是经过多方努力，吉利与之合作成功。对方以目录、生产权、部分设备等折价入股，吉利投资1400万元，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李书福又靠“借腹生子”终于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权。1998年底，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车下线。

1998年8月8日，第一辆“吉利豪情”下线，鼓乐齐鸣，李书福站在“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吉利轿车下线”的条幅下等待来宾，发出去700张请柬，除了浙江省的一位副省长，没有一个人来。

他的呼声终于有了回应，2001年浙江省政府专门给国务院打报告。李书福被告知，根据国家经贸委领导的指示，只要按照经贸委和国务院的有关政策来做，生产权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2001年7月，由中央财办、国家经贸委、国家纪委等部委组成汽车联合调研组到吉利考察。2001年应该是吉利发展的里程碑，李书福年前在深渊，年底在高峰，12月26日，国家经贸委第七批汽车公告上，美日（MR7130）榜上有名，且前面清晰地标着：轿车。

第四，依法经营，为政府改革提供正面的、积极的响应与支持。爱德温·M．爱泼斯坦（Edwin M. Epstein）认为企业权力有四个层次：宏观层次的、中观层次的、微观层次的和个人层次的，宏观层次的指所有企业组成的系统，中观层次的指企业群，微观层次的具体到某个企业，个人层次的则是指企业领导者具有的权力。创业者在运用企业权力纵横驰骋的时候需要铭记，企业权力是社会赋予的，它应当做社会所期望的事情。组织是否合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否与组织所在社会的追求保持一致，因此，合法性可以被认为是企业谋求被社会永远接受的动态过程。创业过程的合法性一旦受到质疑，创业家所构筑的任何美好蓝图可能在瞬间就会消逝。

案例资料：

万科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重要性。一直拒绝行贿的万科虽然因此而失去了一些发展机会，很难拿到好地，但也因此避免了许多风险。2000年，沈阳“慕马”案发，慕绥新和马向东锒铛入狱，沈阳的政府层也大规模换血，一时间沈阳有头有脸的企业主几乎人人自危。时任万科东北公司总经理的周卫军也被“双规”，要求其“交代”与“慕马”的关系，理由是万科是沈阳最大最有地位的房地产开发商，政府部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万科不可能脱开干系。周卫军被关了二十几天禁闭，事实真相也很快水落石出：万科在沈阳经营的七年当中，与“慕马”并没有利益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坚持拒绝行贿，使万科走上了一条更加注重市场能力的道路，这使得万科相较于那些依靠政府关系的房地产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基业长青的企业。

第五，选择理想的代理机构，建立和培养高质量的长期代理关系。积极的代理关系不仅会增强企业的议价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信任，以及义务的承担。具体的做法，包括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做顾问，与政府职员或其亲戚朋友建立朋友关系网，强化企业与具备官方背景的商业协会、社会公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利用传媒的舆论导向和官方媒介的代言等等。

案例资料

针对国际市场出现的“反倾销”现象，为保护企业的利益，2005年6月28日宁波市76家打火机生产企业，成立行业协会。宁波市目前是国内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和出口基地，出口占全国的六成，尤以慈溪出口最大，占宁波大市六成以上，已发展的77家企业团体会员中，慈溪占58家，余姚占15家，宁波占3家。该协会的建立，有利于加强打火机行业组织的协调和管理，促进全市打火机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更好地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积极应对国际的贸易和技术壁垒，并通过加强与政府的联络和沟通，构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

2005年5月27日，欧盟再次将2002年4月30日欧盟曾通过但后来一直未予实施的CR法案摆到了商谈桌面上，并通过了一份具体实施计划的草案。这一事项当时立即引起了宁波打火机行业代表的注意。6月4日，宁波打火机业界人士即获得了这份CR法案的具体实施草案。6月10日，他们特别请来国家商务部、国家质监总局的官员，就欧盟即将实施CR法案一事进行了沟通，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本月初组团赴欧盟游说。

为维护中国打火机行业利益，宁波新成立的打火机行业协会随同由中国机电商品进出口商会组成的民间游说团，赴欧洲进行了特别针对CR法案的游说。7月7日清晨，游说团抵达欧洲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当天上午9时许，游说团即与欧盟有关官员进行了交流。宁波打火机行业协会代表当即向欧盟官员递交了事先精心准备的《宁波打火机行业协会对欧盟CR草案的立场文件》。

之后，宁波打火机行业协会三名代表又随同游说团先后走访了比利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欧盟各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据透露，在整个游说过程中，游说团主要向欧盟表达这样的观点：中国完全支持欧盟为保护儿童及消费者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也非常重视产品安全，并为提供与国际相关标准相符的产品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目前来看，CR法案并非最好的办法。为求双赢，民间游说团还提出4个代替CR法案的建议。结果CR法案暂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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