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创新与国家科技体制改革

众所周知，国家科研能力是指以学科前沿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中心，具有公共科技特性的基础研究能力、产业共性技术研发能力和工程技术研究能力。在已有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很多国家级的或者产业领域的大型科研机构被拆分或者转制。以“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为内容的科技体制改革虽然减轻了科技系统的包袱，但相对削弱了国家公共科研能力。中国现有的研究机构规模小、重复建设、与企业功能趋同，不仅没有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反而无谓地耗费了珍贵的科技资源。

之前我国的创新体系涉及的组织比较少，涵盖的学科数目也比较有限，大多数是重点关键学科的集中攻坚突破，科研能力建设也主要是以单一学科为体系，多组织协调并不多见。而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面临的许多科研问题往往是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跨学科性质不断凸显，需要从局部学科体系向问题领域转型，往往牵涉到多组织多学科的协同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不能再“各自为政”，而是应该重新整合人才队伍，建立以科研团队为基础的新型交叉科研组织。这也正是协同创新机制所需要的科研组织形式。协同创新需要的人才应该是“宽专交”的复合型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精英。现阶段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所需要的学科结构、知识结构、资源配置、时间投入等都不是一个人所能胜任的。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越来越趋向于交叉综合，而这些问题又是不以学科来划分的。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综合问题往往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单兵作战”形式，增强合作研究与团队协作意识。

而除了人才结构上的不足，科研成果的闲置与企业难以获得关键核心技术，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后劲。当前，我国正处于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要形成科技自身高水平持续积累的长效机制，更需要科技支撑保障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重大任务的顺利实现。然而，我国科技发展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科研的战略性和前瞻性不足，发现和提出世界范围内的战略性前沿选题尚少，原始性、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较少；二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教育结合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科研成果的闲置与企业难以获得关键核心技术的现象同时并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后劲。科技工作与人才培养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亟待加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制约我国科研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就是科技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一是宏观科技决策机制不完善，由于部门之间在科技决策上协调不够，造成许多领域重复投入、分散投入，难以在国家整体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削弱了国家科技组织动员能力和协同集成能力，在一些战略方向性和关键的共性领域，往往不能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二是科研组织结构不合理，科研组织的治理结构缺少，科技管理水平低下，导致众多科研组织的开放度较低，公益性差，科技资源闲置浪费严重，科技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科研组织的规模过小，难以承接多学科、大跨度的大型科研项目。而协同创新正是从国家实际出发，破解我国自主创新瓶颈的关键路径。目前，我国科研系统主要由高校科研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科研机构三大部门构成。这三个科研子系统各自独立运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基础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协同创新正是破解这个困局，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机制。高校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就要走协同创新的路子。通过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充分发挥我国制度在资源整合、整体配合、集中力量等方面的优势，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集中快速地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赵德武（2012）归纳出协同创新的四大特点：（1）整体协同，全面创新；（2）多元协同，集成创新；（3）开放协同，即时创新；（4）长期协同，持续创新。这正好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难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路，那就是建立完善的现代科研与创新制度。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最关键的就是制度创新。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曾经对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了如中国移动、中粮集团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国企”。未来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要建立与发展具有公共科技性质的研发机构、协同创新的开放式合作创新组织体系，而这些新型的研发与创新组织体系，包括国家公共科研机构和面向协同创新的产学研合作组织，绝不能由少数的科技专家主导，而是要高度重视设置科学的治理结构，建立由科技专家、政府官员、企业家、投资家、管理学家、经济学家等参与的决策委员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知识服务、管理科学”的现代科研与创新制度，实现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的更有效的结合。

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科技成果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可以说，高校作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部分研究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支撑力量。但当代科技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的转型、经济社会需求的变化都对高校科技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科技体制问题根本上是科研管理体制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形势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总的来看有以下几点：第一，学术组织运行活力不够。当前高等学校内部一般都存在着“校—院（系）—研究中心（所）”的学术体制，在部分学校仍有“教研室”这种教学科研组织，或者还有“学部”这种跨学科科研或管理组织，总体上呈现多样化趋势，但以学科为单位的学术组织运行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其他学术组织要么没有资源，要么流于单纯管理机构，要么虚化严重。在学科（一般为二级学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术组织，一般都存在着学科壁垒森严、画地为牢和自给自足的弊端，这往往使得新成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缺乏有效的学科整合能力，蜕变为“三无”（无编制、无固定场所、无经费支持）科研虚体，学科整合成效不明显。第二，科研资源共享机制缺失。学科管理体制的僵化表现在学科划分过细，利益色彩过重，跨学科、交叉和综合问题的研究难以有效开展。高校内部有限的科研资源，包括经费、场地、仪器、研究人员等，囿于学科内部的“利益共同体”，开放共享的学术平台难以形成，特别是优秀的年轻人员、跨学科研究项目难以利用学科资源。科研资源共享机制的缺失使得高校科技资源整合面临重大障碍，高校的人才优势和学科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跨学科团队组建十分困难，效果也不好，难以在校内外进行大规模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科学研究群体化和学科交叉、研究对象复杂化的时代要求。第三，评价激励机制不尽合理。现行分配制度把收入同课题经费相联系，直接导致科研人员不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课题经费申请上，课题申请之后又敷衍了事，甚至弄虚作假。激励制度局限于正面激励，少有负面激励，激励手段较为单一，力度偏小。科研考评办法大多侧重于量化考核，不能客观地反映科研成果本身的质量和研究者的实际水平。科技评价评审体系不健全，不利于年轻创新人才的发现和成长，也不利于原始性创新的脱颖而出。评价指标单一，不尽合理，对不同性质的科技活动分类评价的指导性不强，用同一标准评价不同类型的科学技术活动。再次是专家评议制度和信誉制度不够完善，在一些评价活动中存在重人情、拉关系、本位主义等现象，学术评价缺乏学术批判与争鸣精神，对学术权威的观点不敢提出质疑，影响评价工作的客观公正性。第四，科研力量注意力漂移倾向严重。科研机构承担各种事务性工作过多，造成优先的科研力量不能专心于科学研究，存在于部分研究机构的行政化趋势直接抑制了科研人员的学术创新激情。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使得重大科研项目人才储备不足，流失不少，部分研究人员往往喜欢自立山头，科研团队建设存在不少困难。第五，科研动力发展后劲有待加强。浙江大学杨卫校长曾指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动力发展特别是在科研上必然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在教师和博士生的研究能力发展上走渐进的务实之路，从能力培养到激励数量，上升为激励品质，再到激励声誉，转到崇尚自主，最后踏上追求自在的学术发展之路。然而从我国高校科研发展阶段来看，高校科研动力仍处于从能力培养到激励数量的阶段，导致科研发展的内驱力不足，使得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杰出科学家、标志性成果还相当缺乏，从而无法构建高校科研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高校要想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必须朝着跨越总量、内涵和声誉三大门槛的方向坚定迈进，而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进程中，重中之重就是要进一步加快从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从科研总量向品质提升、从国内一流向国际前列的科研发展模式根本转变。

可以说，高等学校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旨在实现高校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提升，是高校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的不竭动力。通过政策引导，使得高校在科技创新成果评价机制、风险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实现制度创新，构建高校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与运作机制是当前高校科技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基本依据进行高校科技体制改革，指导思想是针对现状分析中的问题来解决问题，与科技、教育纲要相结合。必须充分认识科学研究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及争创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科研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使科研成为高技术人才培养、孕育科研后备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综合考虑高校分类、人员评价的复杂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充分激发高校创新活力，重在体制机制建设。科学的管理体制是推动高校科技工作正常、高效运转的基本保证。高校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建立合理的科技活动组织形式；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宽松、自由、优越的研究环境及对科技活动的科学评估和监督机制。高校科技管理体制要围绕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来制定，按照知识经济时代以人为本的原则，着重全面科学评价科技创新人才，提高科技决策水平，加快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等进行架构。高校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新的机制——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资源共享、竞争创新，从而形成一种开放、流动、联合、创新、竞争、共享的局面。

总的来看，“十二五”期间高校科技体制改革应该从国家层面到院校层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改革。鼓励广大师生致力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形成从知识源头到工程化、产品化的创新链，鼓励广大师生把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与区域创新服务任务紧密结合，创新平台建设与人才培养、企业创新主体培育紧密结合，针对社会、行业和区域需求，积极开展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开发与转移推广。为此，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改革措施：

第一，创新科研评价，建立区别化的激励机制。校内资源配置、评价体系不应该按院系所的总量来分配，对特区性、单科性、教研结合型单位的考核要根据其学科特点、发展定位进行考核；对研究、教学研究结合、教学型单位应该从资源配置、组织方式、考核等方面进行分类指导，充分调动并发挥校内各部门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要形成注重科研成果质量的评价制度。当前主要做好两点：一是注重评价的针对性，即对不同学科、不同人员，实行不同的评价标准；二是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即对成果的社会认可度、市场前景等进行综合评价。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学科评估体系与业绩考评制度，更加注重社会和同行认可，正确处理好学校考核与学院考核、业绩的数量考核与质量考核、指标定量考核与整体综合考核、个人考核与团队考核、考核指标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分层次、分类别的人员考核机制。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逐步提高国际同行考评的权重；要加强科研成果查新系统的研究和开发，探索建立一种客观评价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有效机制。与多元化考评体系相配套，建立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灵活多样的绩效考评激励机制。多元化评价体系应建立在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之上，建立相应的科技评价监督机制，从制度上鼓励学术争鸣，保证学术评价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第二，创新工作机制，加快科研发展方式转变。科研组织模式的改革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高校科研组织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有组织的模式，网络模式和自由探索模式。有组织的模式对于模式定义的组织架构较为明晰，通常能按照规定形成标准化的组织流程，这种模式由于有统一的组织章程领导，科研工作开展的效率比较高，但是科研的创新度往往不足。网络模式的科研组织强调在知识共享的网络平台上开展科研工作，能够吸收不同组织的比较优势。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将外包和众包的思想融入到科研组织建设中来，可以为科研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知识共享服务；其缺点在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过强，自主创新成分较少。自由探索模式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往往能产生个性化的创新成果，缺点是组织运行效率较低以及成果产出周期的不确定性。通过比较不同科研组织模式的优劣势，同时结合我国高校各类学科发展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是我国高校特别就研究型大学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应当以开放性创新理论作为培育和打造高水平精英科研组织团队的核心理念，不仅在组织内部建设的过程中重视团队成员的沟通协作，更应当打破传统组织边界的概念，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更高层次、更为复杂的组织间合作。科研组织之间应当共享知识与人力资源，在各自领域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知识成果共享库的建设和管理，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建设组织“云平台”，为知识共同体的不同成员中提供共享的科研成果，同时获取自身所需要的资源。不同组织的团队成员之间也应当加大沟通交流的力度，建立深度长效联络机制，定期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心得，通过发挥协同效应，促进科研组织学术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

要建立起既有利于发挥高校学术环境优势，又有利于学科交叉、队伍整合和资源共享；既有利于调动全体师生科技创新积极性，又有利于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和聚集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激励机制。通过资源整合，有重点、有选择地形成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在这些地方采取特殊政策，以新的机制吸引和凝聚一批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及其团队，以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为目标，以创新的机制为动力，不断产生重大科技成果。重点实现以重大项目牵引为特征的发展方式转变，以“基地—人才—项目”一体化引领的发展方式转变和以创新团队建设为核心的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以中介转化服务为载体的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构建学术特区，打造精品教研组织。遴选优势学科，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瞄准未来科技发展方向，打造适当数量的“学术特区”，能够集中有限科研资源冲击重大创新成果，夯实未来竞争基础。浙江大学于2009年重点打造“生命科学研究院”，投入重金，聘请世界一流学术人才，争创世界一流成果。生研院学术特区的“特”主要体现在经费使用、人员聘用、科研申请上，能够充分发挥科研团队的力量，争取大项目。学术特区要充分发挥科研后备人才的培养功能，力争成为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研究基地。

第四，强化管理建设，提供高效科研保障。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建立在世界一流的科研保障基础之上的。当前科研保障主要体现在科研管理队伍的国际化、专业化、职业化，科研管理手段的信息化、现代化和科研后勤服务的人性化、个性化、效率性等方面，而尤其以管理队伍建设为核心。必须建立专职科研管理队伍，提高管理队伍的思想认识水平，发挥过程管理对科研项目的统筹、调控、协调作用，建立学校、院系分级管理队伍，强调学习型、研究型的管理队伍建设。管理建设成效的好坏主要体现在重大科研项目的科研服务保障上，要根据重大项目管理，特别是重大创新平台的需要，组织协调科技、人事、财务、设备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建立一套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的管理机制，培养一支优秀的科技管理队伍。

第五，提升国际合作，推进研发联合基地建设。高水平、经常性、以平台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是推进科研水平和高校声誉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谋求相关重要科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运行模式在高校建设一批国际合作机构，依托一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全面提升高校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规模，扩大我国高校国际学术影响。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及重要国际标准制订，深入实施以我国高校为主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吸引和集聚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等创新因素。浙江大学与MIT共建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合作方式的一种创新尝试，有利于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创新。同时两校科研合作已全面启动，学校内部成立“国际设计研究院”，并在“985工程”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安排专款支持中新科技合作项目开展，依托以“国际设计研究院”为基础的信息科学学科群，共建“中新美三校国际联合实验室”，探索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和人才培养方式，创新国际规范的学术评价机制和科研管理模式。

第六，注重成果转化，强化政产学研互动。要创新高校的技术转移和服务机制，加速知识和技术的转化效率，显著提高技术转移的收益，要加快面向行业需求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和建设，促进科研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要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的权益分配机制，更大程度上激发高校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激情与活力。注重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创新的有机融合，促使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企业共建平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共同打造具有特色优势的政产学研用合作的创新基地。根据各类高校的特点，积极组建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等中介机构，扶持包括投资融资、产权交易、专利代理、法律咨询、信息发布、人力资源培训等服务平台建设，运用市场机制实现这些过去由政府或学校行政出面的事情。浙江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是面向区域和行业科技需求的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中介服务的开放平台，采取校内遴选和校外引进相结合，构建若干高水平的专职研发团队，并与央企、龙头企业和成长性企业共建20个以上校企研发中心。进一步规范具有社会服务功能的机构，深化校内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驻外机构、共建机构的管理，持续推进社会服务平台建设，夯实社会服务工作基础。

第七，引进培养相结合，建立灵活的人员聘用制度。要建立专职的科研队伍，专职科研人员（如学科带头人、院士）可以不讲课，鼓励教学系列人员多授课，逐步实现教学、科研系列的老师专门授课的模式。鼓励从企业聘用专家（双向聘用包括通过合作培养学生、科研等），以及从海外聘请优秀科研人员或科研团队加入到重大项目的研究中来。要建立灵活的科研人员聘用制度，强化三支队伍（研究人员；实验、技术支撑人员；管理队伍）建设，建立适应不同人员结构的聘用方式和分类管理方式。要建立科研人员能进能出的流动机制，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科研人员管理必须实现常态化；创建多形式、多渠道的人才使用方式，实行包括人才资源在内的多种资源的优化组合，建立新的人才流动体制，确立目标责任，实行合同管理，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同时要注重人员聘用中的待遇、服务、保障工作，重点解决好编制与人员费用的问题。根据学校科研发展要求，探索多元化的用人方式，大力发展专职科研队伍，稳步发展博士后队伍，作为教师队伍的重要补充，满足学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事业发展不断开拓的需求。

第八，增优与提尖并重，提高组织工作的灵活性。更加鼓励战略性、前瞻性的自由探索研究和强大的科研队伍建设，使其成为高等院校基础研究和科技前沿的重要研究平台。要遵循科技创新活动复杂性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建设若干交叉研究平台和一批高素质的跨学科研究的团队，整合多学科队伍，集中优势力量联合攻关，解决一批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有效解决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的定向科研的关系，按照不同科研类型的科研规律来进行组织安排；创新校内之间的协作和院校之间的协作方式，进一步确立学院组织教学、平台组织科研创新（学院以探索为主，平台以组织为主）的模式。科研组织机构分层次，如重大科研院（如清华核研院）、研究院、交叉学科平台、研究中心（围绕一个方向提供科研平台，人员归属各自的院系）、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形成多形式、多层次、多方式的科研组织模式，科研任务与基地、平台建设相结合。着力建立以项目为纽带的新型科技创新平台，形成相对灵活的、多元化科研基层组织，以科研任务和目标为依据实施针对科研项目和科研资源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各类岗位职责，完善教学科研政策，结合岗位聘任和考核，促进教师在教学、科研两大体系间自主、自觉地履行职责，实现教学科研的协调发展。

从上面八点改革措施我们不难看出协同创新机制对于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促进作用，作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还应当出台一些相关的保障措施，使得科技体制改革能够平稳，顺利地进行。根据以上的改革策略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五点改革措施：

第一，树立大科技理念，强化跨部门科研合作。充分调动和发挥基层科研组织的活力与作用，促进科研团队建设，形成团粒状、集聚式科研网络体系和灵活性、跨（院系所）组织的运作机制；完善创新“2（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2（国防科技服务平台和区域服务平台）”体系；探索“1（科研院）+2（工研院和国防院）+X（一批独立研究院和交叉研究中心）”科研管理模式，构建高等学校的大科技格局；推进政产学研用“泛合作”的战略联盟建设，加强高校服务经济社会的功能。深入推进构建由国家目标牵引的、有助于发挥团队协同能力、提高承担大项目组织水平的战略型管理组织。

第二，创造良好学术生态，孕育现代科研文化。综观世界一流大学，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其科技创新的巨大推动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核心就在于创建一个能够激发校内各种科研力量积极性和有效吸纳校外科研资源的多元文化。要建立符合高等教育科研规律、适应高校科研实际、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科研文化，其主旨在于创新高校学术生态，净化高校学术环境，建立一流的学术氛围。这种文化的特征是：关怀青年科学家成长（尤其是工程科技领域的女性科学家）、吸纳多元背景（校内外、国内外、产业界）人员加入科研队伍。

第三，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提供可持续研发动力。以“科研促进人才培养，科研支撑学科建设，科研推进社会服务”的大科研目标，以促进科教结合、学科融合、资源整合为战略选择，推进“政策保障—资源配置—科研目标”的一体化建设，打造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高校资源配置体系。探索并积极推动建立科研经费考核机制，允许科研项目结余继续用于科研活动，增加经费使用预算制度的灵活性，对于不同研究项目的特点，可以采取不同的经费使用制度、结构和办法。建立以人为本、科学合理和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科研经费使用效益考核体系，考核要关注投入产出效益。建立课题经费预算、执行、决算管理机制，要理顺以课题负责人为核心的人力资源配置秩序，做到权责分明，保障科技人员在研究与开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建立规范的科研管理制度，统一项目申报和经费管理，明确课题管理与课题研究的职责，同时应建立严格的科研项目考核制度，使有限的科研经费用到实处。

第四，加快科教结合，推动重大原始创新。加快高校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有机结合，高效地整合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学科综合优势和研究梯队健全、科研环境良好的优势以及科研机构对前沿科技以及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把握优势，共建共性基础研究开放共享平台，有力地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快速发展。同时，要充分发挥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用科研需求牵引学科发展方向，用科研成果充实学科建设内涵，促进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结合和互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在现有教育体系中进一步加大对学生的科学精神、创造力、创新能力、创业精神的培养；要重视高等院校所在重大科研基地（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对教学的参与和贡献。要积极探索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机制与模式。

第五，坚持以人为本，优化人才发展服务制度环境。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优化学术评价机制，拓展人才发展资源，利用信息化服务平台，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大学发展要求与人才全方位发展需要的人事制度和支撑保障体系，构建和谐有序宽松向上的人才环境。一是实施不同学科的教师岗位定岗定编，在教师总规模基本确定的基础上，结合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综合考虑师资队伍现状、教学工作量、师生比、学科排名等，对各院系的教师队伍规模、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进行定编定岗。二是深入优化学术评价机制，通过规范科研项目、成果奖励的级别认定，引导制定各学科Top期刊目录。通过科学分解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起符合学校实际的学术评价标准，并运用于职务评聘、岗位聘任、专业技术岗位等的评审。三是建设混合型可持续薪酬体系，结合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管理人员分类管理、多元化人才引进，发展年薪制、宽带薪酬、传统薪酬等不同模式；加强与科研、财务等部门的互动，拓展人员经费来源；推动社会捐赠支持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设高效能人事管理信息化服务平台，依托学校数据中心，整合现有资源，升级形成浙江大学学者信息平台、校外人才信息库，为引进优秀人才和海外评审提供信息资源；建设浙江大学人才服务网，为研究团队、行政单位提供科研辅助、行政辅助员工的招聘、录用及管理的全套服务，并集成辅助队伍人力资源状况的分析功能，实现“一站式”服务；加强学术评价和人才培训项目的信息化辅助能力建设，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培训的有效性。

尽管高校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在创新体系中占据最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企业，可以说高校的科技体制改革的直接服务对象就是企业，为的就是促进作为创新体系主体的企业能够绽放出更大的创新活力。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科学分析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内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我国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期。创新性国家伟大战略的实施必须以企业为主体、必须建设一大批创新型企业，这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关键。因此，创新型企业也是构建协同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

陈劲、张学文（2010）指出，提高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重心，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建设大批创新型企业则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和源泉。创新型企业是一种创新型组织，指在制度、管理、技术、文化等方面具有强大创新活力、具有本行业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优势、能够对市场环境变化做出灵敏反应的企业。创新型企业衡量的条件式内部实现研究与开发的制度化；研究与开发成为企业的核心职能之一；集研发、生产、销售三位于一体；形成研发、生产、销售三者互动的健全机制；能通过不断的持续的创新，获得持续性的收益。创新型企业必须具备明确的战略创新路线，树立自主创新的主体意识，具有若干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影响的自主成果，实现全面、系统和可持续的创新，并研究和把握新时期研究开发与创新的运动规律，形成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的企业，通过创新成果和创新精神的示范作用带动一大片非创新型企业前进，为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9]

建设创新型企业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机制，即“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它是指一个经济组织高等状态的良性运行系统，是一个合理配置各类要素、激发生机活力、打破陈规陋习、争取超常效益的运行系统。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企业，其创新要素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人才、决策、保障、激励、信息和技术。构建创新型企业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自主创新发展机制，社会运行机制，自主创新运营机制以及组织管理机制，而机制的良好运行必须要依靠一定的策略加以保障，我们应当建立专门的租住创新组织保障机制。应该建立专门的自主创新组织保障机制，强化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注重品牌培养和创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将原始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继承创新有效结合，建设一支自主创新的人才队伍，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健全企业自主创新的法律法规体系，转变政府职能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等等，真正把构建创新型企业纳入打造协同创新体系的任务中来。

作为协同创新体系的“牵头者”，政府对于宏观资源的整合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优化起着不可磨灭的关键作用。从全国创新大会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发言我们不难看出，协同创新作为促进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离不开政府对于创新系统参与各方的宏观政策协同。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之复杂，涉及的组织和资源之广泛，缺少了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必将是寸步难行。在整个创新循环中，政府既是一个领导者，又是一个协调者，正式这种双重角色的扮演使得政府成为协同创新机制中十分微妙的一大主体。如果只“领导”不“协调”，就无法打通各个子系统的创新接口，大大降低创新绩效；如果光“协调”不“领导”，就难以带动各个子系统形成创新的“合力”，从而失去前进的方向。总的来看，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并通过组织创新和优化，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创新体系，具体有以下三点：

第一，变传统的分工为多样化的分工合作，强化了跨部门整合与协同。我们都知道，以前较为低等的创新模型特别是研发体系这一部分一直呈现的是一种线性的递进结构，产学研三方各自为政，孤立运转，缺乏有机互动。这样的组织结构显然难以适应当今科技日益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部门之间的关联度和交互效应的大大提高也从客观上要求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各个层次上加强研发协作和融合。和以往相比，作为协同创新的领导者和协调者，政府需要更频繁和深入地介入产业竞争前的技术研发活动。世界上的一些创新强国更是率先对本国的政府研发组织体系进行了调整，从研发组织模式和资源配置上强化了公私部门以及军民部门的广泛合作，形成了新的创新模式。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的部门界限和层级阻隔，克服了分割管理模式中分散化、功能分割、各自为政的缺陷，也推动了以提升产业、区域和军事竞争力为目标的多样化合作研发组织的勃兴。可以说，这样的跨部门跨组织研发合作的协同创新机制，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已经逐渐成为国家重大科技研发活动的主导模式。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的是，政府在整合跨部门跨组织合作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如果缺乏国家层面的集中决策，统筹管理和有效监督，就很难把各个创新主体有机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政府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约束各部门进行创新协同。

第二，以精简、高效、优化为核心，再造政府科研机构系统。对于创新型国家来说，能否为国家创新体系奠定坚实的公共科技基础无疑是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之一。国家公共部门存在的种种组织结构的滞后发展已经难以适应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协同创新机制进一步促进政府下定决心对本国的政府科研组织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革，探索有助于提高公共科研生产力的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以提升政府研发科研体系的效率、适应性以及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总的来说，协同创新机制促使政府改变长期形成的官僚式科研体制，提高效率。以往较为僵化的官僚制科研机构被新的组织形态所突破，特别是引入了大量现代组织管理理念，如绩效管理，治理结构等，扩大了科研机构的自主权，激发了科研机构的生机和活力，提高了科研效率。政府可以减轻在管理科研机构的过程中承担的压力，适当地放权也提高了科研机构运行的灵活性，极大地提高了创新绩效和活力。不仅如此，协同创新机制还要求政府对科研机构进行“精兵简政”，明确各方的职责范围，减少不必要部门组织的重复设置，控制一些非重点科研机构的规模和数量，“集中火力办大事”是协同创新机制对国家政府的重要要求。另外，一些以前由政府直接管辖的部门可以通过适度的市场运作进行“体制内外包”，进一步分担政府的行政压力，也有利于协同创新系统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第三，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和企业研发服务组织的建设。技术创新作为协同创新的基础，在提升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政府在科技研发组织和计划中促进产业部门技术创新的成分明显增加，首先，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一些基础关键技术是许多产业领域的“共性技术”，是企业进一步持续创新的基础，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石；其次，政府为了弥补市场供给的不足，支持服务于企业的应用研究组织的发展；再次，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利用政府部门的研发资源支援民间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将创新型小企业纳入到政府科技研发组织工作中；同时，政府部门和机构在履行自身使命的工作中也充分利用和推动小企业的创新。^[10]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创新型国家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演化和发展，是选择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而协同创新机制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创新战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创新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协同创新这一契机，从国家战略层面发展相关重点产业，开发核心技术，建立完整的创新产业链，提高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早日成为世界创新强国的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注释

[1]蒂莫•里斯托著，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组织编译.社会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2]方玉梅，魏晓文.科技创新中国家制度安排理论研究述评.现代管理科学，2012（3）：97

[3]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4]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5]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6]贾保文.中国经济改革：一种典型创新型制度变迁.理论与现代化，2009（4）：13

[7]韩康.中国市场经济模式重新思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8]韩康.中国市场经济模式重新思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9]陈劲，张学文.创新型国家建设——理论读本与实践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0]张义芳，翟立新.创新型国家目标下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变革与发展.中国软科学，2011（4）：1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