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面临的挑战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对上海市政府创新管理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上海总体的科技实力较强，名列全国三甲⁶⁰。相对于其他地区，上海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相对于加速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目标，上海的科技发展态势虽然总体情况良好，但在创新资源配置、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高端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市场化等方面，也还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和挑战。

(一)创新资源配置：科技投入力度与GDP不协调

　　科技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动力和源泉。科技投入及其使用效果直接影响科技水平和科技竞争能力，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众多问题之中，它是根源所在。以政府在医药制造业的R&D投入为例(见图3-2)，可以看出，上海市政府的科技投入是6 036万元，远低于广东、山东、浙江、江苏、湖北、河北、天津和北京，位于第9位。这与GDP不相协调。

　　资料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3-2　2011年政府在医药制造业的科技投入

(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有待加强和完善

　　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各区域创新体系间的联动直接影响着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绩效。目前，上海市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区域创新体系的定位、功能等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与设计，缺乏总体的统筹和协调，缺乏区域顶层设计。此外，关于促进创新的政策很多，但主要从“条”的角度来考虑区域层面的创新问题，如行业创新体系问题、知识创新体系问题等，从“块”的角度系统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政策很少⁶¹。

　　另一方面，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等部门科技体制、机制不完善，部门功能重叠。政府应该是管理创新，学校、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企业技术是创新，社会中介机构是服务创新。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职责是制定创新政策、建设创新服务体系、助推创新过程、集聚创新资源、构建创新平台、提供基础支撑、组织国际科技合作、筹措全球创新资源；学校、科研院所的职责是通过知识创新来生产知识、传播知识以培养人才，扩大知识的外溢效应；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技术创新来研发技术、创新产品，提高原创性产品开发力度，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社会中介机构为技术创新主体提供信息、技术开发与推广、新技术交易、金融、创新培训、企业孵化和国际化等服务。目前上海的政府管理创新滞后于科技创新的形势需要，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缓慢，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够，学校、科研院所创新功能错位，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而企业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压力和能力，创新能力与创新意愿薄弱⁶²。必须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三)高端人才培养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存在一定的差距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但是，上海高校离世界一流水平差距甚远。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分析报告指出，世界一流大学有学科水平高、学术大师汇聚、科研成果卓著、科研经费充裕、学生素质一流、管理科学规范、办学特色鲜明、国际化程度高、经费投入巨大九大特点。该课题组设计了量化指标比较体系，以诺贝尔奖、Nature和Science论文、SCI论文等量化指标表达学术声誉，以诺贝尔奖、博士比例等指标表达教师质量，此外还有科研经费、博士后数量、研究生比例、研究留学生比例、本科生与教师比例等量化指标。校长威望、管理水平、学生质量等软指标难以量化，不列入指标体系。以哈佛大学总分100分作为比较基准，世界排名前10名的一流大学之中，私立大学平均为69.6分，公立大学平均为45.6分。我国大学得分为：清华大学为17.2分，北京大学为15.6分，复旦大学为1.7分，上海交通大学为10.2分。

(四)科技中介机构的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科技中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科技成果的转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了以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上海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上海科技创业中心和科技评估中心等单位为代表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科技信息传递和咨询，科技成果转化，对专利、技术、创新等评估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成绩，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但是随着改革开发的继续深化，大量的科技中介机构应运而生，对科技中介机构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没有及时跟上，过去的法律法规跟不上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导致科技中介机构的管理体制不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比如，由于对技术交易场所技术交易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供需双方分散自由的场外交易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既造成了宝贵的技术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也给地下的技术诈骗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技术商品的潜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另外，政府行政部门对科技中介机构存在多头管理和政企不分的问题，以及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落差大等种种因素造成中介机构自身的管理跟不上，导致了一些科技中介机构无论是在机构内部的管理还是外部的市场运作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缺乏统一的科技中介机构地方性法规，仅靠相关部门颁布的规章制度难以确立科技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难以发挥它们对科技创新信息的传递、科研成果的转化和科技资源流动的促进等方面的巨大作用⁶³。

(五)缺乏长远而科学的科技产业扶持政策

　　按照国外经验，人均GDP在5 000~8 000美元是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如果产业选择错误，走上弯路，将至少耽误5~8年的发展时间⁶⁴。上海目前正在经历一个产业轮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讨论的纺织业迁出，到90年代确立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路径，再到现在的反思产业政策，上海一直在徘徊着。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正道说：“上海一直标榜自己要向国际大都市看齐，建立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但是这并不简单。近年来，在服务业发展并不是很顺畅的情况下，上海又把制造业重新捧上前台，然而，上海目前的制造业虽然号称全国第一，但更多的是吃老本，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并不快。所以现在的上海虽然有很多的光环，实际地位却很尴尬。”根据复旦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上海的第二产业目前也面临尴尬。在过去10年，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的全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开始赶超上海。上海要和这些地区竞争，就必然得在劳动工资上予以控制，而上海的劳动工资本来的增长速度就比江浙慢。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也给上海的第二产业发展打下了一个不好的伏笔。再加上上海的消费水平较高，企业发展所需的商业成本普遍较高，使得上海现在的第二产业发展同样也打上了问号。这些问题不得不说是上海的近忧。长期以来，“强政府、弱企业”一直是上海的一个特点，而这也同时给上海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六)专利保护制度滞后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专利，三流企业做产品。”流传于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的这句话，虽然略显偏颇，但毋庸赘言的是，谁有行业标准最强的话语权，谁的利益就最丰厚。因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垄断制度，发展至今，作用已不仅是被动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技术，而是主动禁止别人涉足自己的领域⁶⁵。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将专利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例如，美国历来就有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传统，制定了涵盖范围广泛的知识产权制度，并根据时代背景的变化，不断调整优化这一制度。而以上海市为代表的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均相对滞后，一些企业专利意识依然不强。并且，上海市的专利法目前更多地起着保护专利的作用，在开发与运用专利方面作用甚微，存在严重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