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返乡农民工的特征、优势与就业需求
农民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群体，返乡农民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一种回流形式。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存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特殊性。本章将重点介绍返乡农民工的概念、特点及其就业需求。
第一节 返乡农民工的概念与特征
返乡农民工与农民工、农民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概念的形成有着各自的历史背景。
一、返乡农民工的概念
农民与工人或农村居民与城镇市民的划分，是我国长期以来“二元”政治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产物。我国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始于1958年，当时我国政府为确保“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顺利实施，于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规定在城镇中实行“统包统配的低工资的就业制度”，在农村实行无条件的“自然就业制度”，这样我国居民被人为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与户籍制度相适应的是在城市实行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制度和城市居民系列福利制度；在农村实行严格的自然就业制度，绝不允许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生活必需品与福利来源于所在集体——公社、大队。自此，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
由此可见，农民是相对于工人或城市市民而言的一种称谓，泛指户口在农村、居住生活在农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农民工简称“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工人或城市市民之间的一个社会阶层，是从农民队伍中分化出来的。系指进城务工经商从事二、三产业的一类农民群体。从职业上看，他们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从身份上看，他们在农村拥有土地和户口，身份未变，仍然是农民。因此，农民工是一个职业和身份不一致的群体。因为他们不在家乡种地，而在城市打工，从而成为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从事工人的工作，可是他们的户口却还在农村，他们的身份依然还是农民，成为游历在城市中的“边缘人”。[1]人们习惯称男性农民工为“打工仔”，称女性农民工为“打工妹”。农民工形成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内地农民纷纷转变观念，走出家门，涌向广东、深圳、北京、上海、南通等一些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经商务工，劳动致富，由此便拉开了我国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民工潮”的序幕。
返乡农民工是从农民工队伍中分化出来的一类群体，是指在城市务工经商一定时期后，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离开城镇又返回农村，或自己创业，或在家乡（集）镇继续打工或经过短期休整后又进城务工经商，或重操旧业——种地的一类农民群体。返乡农民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一种逆向运动，即“回流”形式，它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是随着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形成的。当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佼佼者，有些人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携带打工所积累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返乡务工经商。如果将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称为“第一次创业”，那么返乡务工经商便是农民工的“第二次创业”。
二、返乡农民工的特征
农民工职业和身份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决定了返乡农民工是一个边缘化了的，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特征，这一特征使他们与传统农民相比，无论在思想观念、市场意识、竞争能力方面，还是在知识水平、劳动技能、资本积累、就业与创业的选择上都具有显著的区别。
1.社会特征
返乡农民工作为农民工家族的一员，曾经是城市经济建设队伍中的一支有生力量，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二元分割”体制的惯性，使他们成为城市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从事的是又累、又脏、又差的工作，却缺少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与保障。在农村他们又是劳动致富的典范，有资金、懂技术、会经营，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受人尊敬和羡慕。
例如，四川省中江县的林某，高中毕业后曾在当地打过工，办过服装加工厂。后来，他到深圳、海南去打工，自己开过餐馆，担任过酒店的部门经理并到香港学习过酒店管理。1994年，林某看到内地政策逐渐放宽，就返回家乡，通过承包和收购国有企业，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2.群体特征
“洗脚”进城，“洗脑”还乡。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是具有一定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文化人”，年龄一般在21～35岁，文化程度构成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年富力强，富有开拓精神，是农村中的能工巧匠，是农村的人才，也是当地政府“引凤还巢”的重点对象。他们当初之所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就是因为不安于现状，为谋求较高的经济收入而采取的一种积极行动。他们的初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通过正当劳动，守法经营，勤劳致富。可以说实现经济效应最大化是他们外出就业与创业的原动力。
其二，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和技术水平，为日后返乡就业与创业储备必要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
其三，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历练心智，丰富阅历。
例如，四川省中江县的庞某在上海打工期间，从服装厂的学徒一直干到车间主任。在这一打工过程中，他学习了缝纫技术并积累了管理经验。1986年返乡后，他从服装加工厂做起，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使服装加工厂发展成拥有1200名员工，年产服装100万件，产品远销日本和东南亚等国的企业集团。
又如，安徽省寿县的王某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种植蔬菜，由于当地技术水平低，蔬菜生产的效益不好，收入一直上不去。为全面掌握蔬菜种植技术，他于1994年秋到上海市宝山区帮人种菜，边打工边学习，干了将近一年。1996年初，王某感觉自己基本掌握了蔬菜的病虫害防治、茬口安排、种子选育、科学施肥等全套技术，就回到老家自己搞起了大棚菜。王某的成功，还带动周围农户建了近70亩蔬菜大棚。
3.个体特征
个性是人的心理特征和品质的总和，它会导致一个人对其所处环境的相对一致性和连续不断的反应。从生活方式看，大多数返乡农民工长期受城市文化与生活的影响，追求时尚，注重品牌，属于农村中时髦的一族；从偏好来看，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对其所处的周围环境具有较为准确的判断和认知能力，而且市场意识和竞争观念强，十分注重投资效益和资产增值，属于风险偏好类型。因此，尽管绝大多数农民工是被动返乡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主动返乡准备创业之人。
例如，安徽省无为县的高某只有小学文化，他在北京卖鱼期间了解到养鱼很赚钱，就向家乡的村干部表达了想承包鱼塘的意愿。1996年，村里修好了鱼塘，高某立刻放弃了在上海的屠宰生意，回家养鱼。现在，他不仅承包了40亩鱼塘，还养了600只鸡。在北京时，高某还发现羊肉的销路不错。近年来，无为县外出的人员多，这些人也学会了吃羊肉，而无为县市场上的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因此，高某还想养100只羊。
4.行为特征
在就业选择方面，喜欢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而不愿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在创业方面，创业方式趋向自主创业、家族创业（包括夫妻创业、父子创业或兄弟创业等形式），而不愿合伙创业或团队创业；创业项目乐于首选二、三产业，其次才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在就业与创业取舍方面，先创业，后就业。因为，在他们看来，就业是自己给别人打工，而创业是给自己打工。
例如，甘肃庆阳市西峰区返乡农民工帅忠奎在打工的5年时间里认真学习管理方法，刻苦钻研机床、电焊操作技能，并积累了一定资金。1998年他返回家乡，办起了修理厂。1999年他筹资30万元创办了西峰前进机械厂，聘用下岗失业人员13名，还吸纳了44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平均每月工资都在1200元左右，高者可达3000元。生产的前进牌真空砖机填补了西北地区的一项空白。2003年该厂产值已达150万元，利润达48万元，既带动了当地部分人脱贫，又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支柱企业。[2]
5.性别特征
从返乡农民工的性别构成看，尽管绝对数男性多于女性，相对数女性要高于男性。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由于男女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如生理、心理、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与家庭等）和市场特征（如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用工单位的性别偏好等）造成的，这些差异导致男女农民工就业选择与行业分布明显不同，男性农民工一般受雇于建筑业，女性常常受雇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女性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较男性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受金融风暴的冲击要大得多。
二是职业选择的性别差异也导致了收入的性别差异，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远低于男性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女性农民工一般月收入600～800元，而男性农民工一般月收入可以达到1500元左右。
三是女性农民工在就业选择时，容易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为顾及家务和子女教育等，就业的随意性较强，常常以“君子之言”的口头协议被雇用、被解雇；而男性农民工在就业选择时，常常以劳动合同或书面契约形式与雇主建立劳动关系，因而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合同终止的事由没有发生，被解雇的可能性十分有限。研究表明：在其他变量（约束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男性农民工从事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比女性农民工少71.34%。[3]
图4－1 城市男女农民工行业分布比较图
资料来源：刘妍，李岳云.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分析——以南京市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7（12）.
图4-2 男性农民工收入分布图
资料来源：刘妍，李岳云.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分析——以南京市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7（12）.
三、诱发农民工返乡就业与创业的因素
考察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因“孔雀东南飞”形成的“民工潮”，到今日因“凤还巢”而形成的“创业潮”这一历程，不难发现，造成农民工返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客观形成的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图4-3 女性农民工收入分布图
客观因素主要是指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市场、政策等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所致，如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致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外贸出口企业因订单减少而停产、关闭，甚至倒闭，这些企业员工纷纷下岗失业，就业竞争压力剧增，迫使大量农民工不得不踏上返乡之路。
主观因素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所致，一部分人在外滚爬摸打多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种或几种技术、学习了一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走共同富裕之路并实现自我价值回归故里，返乡创业；一部分人是由于个人或家庭原因所致，诸如子女上学、养老送终或健康原因，不得不放下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重返家乡；还有一部分人因见不得城里人的眉高眼低、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或歧视所致；也有极少数人因自身文化素质及能力的限制，在城镇难以谋求到一个稳定的职业，为了生计，不得不回家，起码人均还有一亩左右的地可种，只要能下苦，吃穿不用发愁。
具体而言，诱发大量农民工返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宏观经济环境因素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宏观经济景气，说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良好，GDP稳定增长，各产业部门就业容量大，劳动岗位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加，返乡农民工数量少；否则，各产业部门就业容量较小，劳动岗位减少，就业竞争激烈，农民工就业机会减少，返乡农民工数量剧增。
例如，四川省中江县的林某，男，34岁。他本来在深圳、海南发展得很顺利。1994年，受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沿海发展环境趋紧，同时他看到内地政策逐渐放开，有些方面已超过沿海。于是，他返回了家乡，在县城投资办起了餐饮业。相对来讲因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而返乡创业的人，其创业的准备时间比较充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到了家乡和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时间差，自信能够利用自己在发达地区积累的经验和资金在家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因此，他们的投资规模一般较大，且多数投资在过去家乡没有或发展水平较低的行业和部门。
2.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除中央政府推出返乡农民工就业与创业五项举措外，各省市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诸如“凤还巢”工程、“阳光工程”、“绿色通道工程”，并将返乡农民工创业作为招商引资措施的一部分，鼓励和支持外出劳动力中的成功者返乡创业，这是返乡农民工返乡就业与创业的主要原因。这些人在外地已经拥有了一定规模的企业，他们在回流前对家乡的投资环境、优惠政策已进行了调查了解。
例如，安徽省寿县的高某，女，48岁。1992年，全家在农场打工已积蓄了近5万元钱，并掌握了全套的养猪技术，高某决定返回家乡自办猪场。此前，高某曾写信给双桥镇党委书记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得到镇政府的支持。镇政府投资为高某建了猪舍。1992年3月，高某在上海选购了2头良种公猪和13头良种母猪，包租了大型货车将种猪运抵双桥镇，全家也随车返回。又如安徽省无为县的任某，男，35岁，1980年，他开始在安徽省开办木材加工公司。1992年，任某考虑投资胶合板厂，原投资地承诺帮助他解决流动资金，无偿提供地皮，而家乡除此以外还无偿提供厂房。于是，任某就将胶合板厂建在了家乡的镇政府所在地。
3.个人和家庭因素
农民工返乡就业与创业是他们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和家庭中的各种因素，都会对他们的选择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调查资料，被访问的71个返乡农民工创业案例中，因为个人和家庭因素回流的占1/3左右，其中子女抚养和教育、照料父母等家庭因素起着主要作用。许多返乡创业者直到子女达到入学年龄为止，都坚持夫妻外出就业，或者将子女托付给家乡家人或亲戚，或者将子女带在身边。由于我国现有教育制度要求受教育者在户口所在地入学，而外出就业者很难取得外出就业地的户口，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代培费用。这不仅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使外出就业者再次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外属于边缘群体。这就使外出就业者不得不进行一次选择。
例如，安徽省无为县的黄某，女，35岁。夫妻在北京打工，丈夫卖煎饼，她本人在服装店帮人卖服装，两人生活比较稳定。虽然他们觉得毕竟是给人家打工，有时候还受老板或者是顾客的气，但最终还是因为子女上学决定回家。1997年，他们的女儿要上小学了，孩子在北京上学不容易，也负担不起，在家乡上学又需要人照顾，因此，他们就决定返回家乡。
就家庭因素而言，因为照顾父母而返乡就业与创业的人数也较多。和因为子女抚养和教育返乡就业与创业者不同的是，照料父母所导致的回流有时是突发性的。
例如，安徽省无为县的云某，男，42岁。夫妻在北京做烤鹅生意。1996年云某的父亲去世了，处理完丧事后，夫妻两人不得不留了下来。因为母亲需要有人照顾，另外，两个孩子也都需要人照顾。
与普通回流群体不同，返乡创业者中因为个人原因回流的人数很少。只有个别人是因为年龄大了“落叶归根”，或者是结婚后配偶反对外出而返乡就业与创业。
4.社会结构因素
返乡农民工在输入地的就业和生活中，或多或少感觉到了制度的不平等，有些人还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歧视，这些对他们返乡就业与创业起到了推动作用。越是文化水平高的人，越难以忍受在城市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例如，安徽省无为县的吴某，女，31岁，出生在教育世家，初中毕业后，曾当过小学老师，丈夫35岁，高中毕业。结婚前，她曾在上海打过工。婚后夫妻外出到芜湖市卖了两个月蔬菜、水果，连路费也没有挣出来就回家了。说到他们回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被城里人瞧不起，她丈夫更是不能忍受人们对他们的不尊重。返乡后，吴某目睹了家长们为子女受教育所付出的辛苦和对于学习成绩的期望，联想到城镇里的孩子所拥有的各种优越的学习条件和机会，就想到办学前班，另外，她也感觉到学前教育能够给学生打下一定的基础，使学生在入学后可以有优势。这样，经过村、镇领导批准，吴某就于1997年9月在自家办起了学前班。[4]
第二节 返乡农民工的优势
返乡农民工在返乡就业与创业之前，都有着在城镇打工的共同经历，与传统的农民就业与创业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意识浓厚，敢想、敢闯、敢干，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也强。
二是返乡之前大多数人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他们日后就业与创业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是至少掌握了一门甚至几门生产或加工技术，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大大提高，有的甚至还在企业的管理层工作过，懂管理、会经营。
四是饱经沧桑，受过磨难，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
这些优势、经验或教训，是他们在异地他乡长期打工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将这些优势在返乡就业与创业中转化为生产力将最终表现为一定的经济效应。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民”本效应——培育了个体私营经济，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近年来“民”本经济在东部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全部都是民营企业，有灵活的机制和巨大的发展活力，效益要好于一般的乡镇企业，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这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安徽调查的193个企业都是个体私营企业，是地方税收的一项主要来源，如193家由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2001年上交的税收达4亿多元。劳务输出大县——无为县，到2002年底有8000多返乡农民工创办和兴办的1100多家企业，固定资产达到6亿多元，其中，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32家，实现营业收入15亿元，占全县个体私营企业收入的62%，上缴税收2250万元。
例如，无为县的高沟镇，从原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集镇，发展到现在远近闻名的“电缆之乡”。当年凭借返乡农民工南下学来的技术，办起了一家电缆设备厂，带动了全镇民营企业发展。到2002年全镇有民营企业284家，实现销售收入12.3亿元，利税1.95亿元，在企业就业人数达到近万人，推销人员4000多人，就地消化劳动力14000多人。
二、集聚效应——推动区域产业化发展，促进向城镇的集聚
返乡农民工一般选择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制造或集约农业，结合当地资源条件，围绕着某种优势产品，形成区域化、专业化分工，走集约化经营路子，形成本地的特色产业，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由产业发展促进向城镇的集聚。大多数创业者把创业位置选在小城镇，以城镇为依托的公司、企业和批发户以农兴工、兴商，带动小城镇的发展。特别是近年小城镇的房地产开发主要靠一批返乡农民工致富群体带动，如无为县城近年来都以近20万平方米的规模开发商住房，其中80%以上的购房者都是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改善的小城镇，成为返乡农民工就业与创业的首选场所。
例如，庐江县城的石头镇在一位从东北打工返乡农民工的带动下，成为一个以渔网生产为主导的特色小城镇。全镇现从事渔网生产已达90户，有130多台渔网机械设备，有600多位专事渔网生产，另有1000多人从事补网和织网。渔网生产带动了商贸发展，渔网一条街的形成，加快了集镇建设。
三、示范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农民兴业致富
绝大多数返乡农民工在创业之初，处在“无资金、无技术、无厂房设备”的境地，利用打工期间他们了解到的市场情况，凭着在外学到的一技之长和企业管理经验，用打工所赚的钱，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创办企业，白手起家，带头致富的事例容易被周围群众所眼见为实，而得到认同，群起效之，即“输出一人，致富一家”、“一户带头，一村致富”的加法法则。
例如，庐江县一位返乡农民工1994年到一家塑化厂打工，三年后返乡创办起了一家塑料制品厂并带动当地120户360多人从事塑料绳制作。巢湖市的一位返乡农民工，利用当地原料，变废为宝，带动200多农户生产食用菌，使该乡成为食用菌的生产基地。
又如，宁波洪塘街道返乡青年农民工陈某去年种植梨树500亩，赚了100多万元；还带动周围100余农户种植，户均创收1万多元。因此，她获得全国“双学双比”先进女能手等荣誉。[5]
四、资源效应——促进资源要素优化组合，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
不发达地区虽然劳动力资源、农业资源相对丰富，但资本、技术和信息资源相对短缺，直接影响了资源配置水平。长期以来资源处在低水平、低层次开发状态之中，经济产出效益低。返乡农民工参与家乡经济建设，不仅带回了资金，更重要的是带回了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通过兴办适合于当地条件的企业，主要是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促进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使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例如，193家企业资源导向型企业产值比重占45.7%，劳动力导向型企业产值比重占到54.3%。而且，90%以上的企业都是面向省内外市场，打破了地域界线，重新配置和组合人力资本、技术、资金要素，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主体的作用，通过要素区域间流动，促进区域资源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
五、规模效应——培育经济优势，突出区域特色
返乡农民工利用打工期间学来的技术和经验，从家庭微型企业或称为家庭作坊做起，逐渐壮大成为养殖公司和龙头企业。尤其是养殖、加工型行业，由小做起，并带动周边地区的规模化经营，通过规模化经营形成优势，形成产业“龙头”，从而使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成为新产业的“孵化器”。例如，由返乡农民工创办的193家企业中，种养殖业占有24%，农户加工型企业就有17家。
例如，灵璧县渔沟镇由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一家种鸡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使该镇养鸡大户越来越多，目前形成了以渔沟镇为中心，辐射周边五个乡镇联营的禽蛋公司。与此同时，规模效应还在于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调整了农业结构，增加了种田人的经济收益。如无为县螺百镇有40亩以上的种植户达300多户，最多的户种植面积达100多亩；水产养殖面积达70亩以上的有50多户，户均收入达4万元以上。仓头镇的一位农户联合另外3户承包抛荒地470亩，加快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六、重组效应——实现了资源与市场的组合，连接和构架产、销市场
不发达地区虽然某些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市场信息，生产与市场销售脱节，资源优势不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资源优势得不到及时转化。调查中有一些返乡农民工初次创业失败而不得不又外出打工，然后再返乡创业成功的，有一些返乡农民工先在外地创业，拥有自己经营的产业，具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再在家乡投资建厂，利用资源在家乡，市场在外地，实现了资源与市场的组合，连接和构架产、销市场，实现了横向联合发展。
例如，岳西县一位返乡农民工，早年只身到北京打工，办起了一家美容院。与此同时，利用本乡当地种植猕猴桃传统，又办了一家水果系列开发公司。同时参与城镇内房地产开发并涉足餐饮业，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发展，使企业联营，投资参股。
另一些有能力、有远见的返乡农民工，动员或帮助其他返乡农民工与所在的打工企业积极向家乡扩展，或是利用家乡的劳动力资源，或是原材料资源设立分厂，与总厂签订相关协议，自己投资参股，负责分厂的经营与销售；有的还吸引当地政府或其他企业入股，共同筹资建厂。这类企业一般以联营方式，利用打工所在企业的技术、市场，将产品返销，实际上是“两头在外”进行加工贸易，走外来加工、联合发展之路，嫁接了技术、市场与资本。以“内引外联”方式实现了资源与市场的优化组合。
例如，霍邱县龙潭镇一位返乡农民工在苏州一家合资针灸厂打工近十年后，与总公司达成协议，在家乡建起了一家分厂，为总公司进行半成品加工。又如，贵池桐梓乡一位返乡农民工，曾在江苏省一家床上用品合资企业打工，由于表现突出，被提升为车间主任，当得知公司欲扩大，取得总公司同意，返乡开办了分公司，加工出口工艺被，成为一个很有实力的公司。
七、乘数效应——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
返乡农民工创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从一批创业者中再产生另一批创业者，又会有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这就是一种乘数效应，即“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法则。若193个企业，平均每个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为205个，按安徽全省在外劳动力700万计算，由返乡农民工成为创业者的比例为4%～5%，其中有一半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那么全省就会有3.5万人次。按调查平均每个企业吸纳劳动力200人的平均水平，将会新增700万个新就业岗位，也就是说能为农村劳动力新增700万个就业机会，从中再由返乡农民工转为创业者。
例如，颍上县王岗镇一位早年返乡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和宁波工厂打工，学得了过硬的服装制作技术，然后返乡创办一所服装培训学校，招收本地劳力，经培训后向发达地区输送技术劳力。当年经他培训的学员，返乡后又开办服装来料加工厂，仅这项培训和加工服装行业先后解决了本地2.2万人的就业，占该镇年输出劳动力的1/4。
八、人才效应——培育企业家资源，加快人才资源本土化
不发达地区经济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家资源稀缺。创办或领办企业缺少不了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多年来经过高薪聘请引进人才，却很难从根本上缓解人才严重短缺。打工是一所“大学校”，返乡农民工就是从这个“大学校”中培养锻炼出来的“精英”，已成为一个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或优秀的销售人员，返乡创业就是充分发挥他们自身的能量，在当地兴办起一批有活力的企业，或去救活一批濒临倒闭的老企业，并且通过企业的发展壮大，吸引管理人才、销售人才的加入，加快了人才资源本土化进程，对地方社会经济意义不言而喻。
例如，淮北一位返乡农民工，利用在外学到的营销经验，经与当地政府协商，租赁几个濒临破产企业成立物流公司，搞活了当地对外交流，成功帮助这些企业走出了困境并成为行业龙头。又如，阜阳市一名返乡农民工，先返乡为当地一家工厂当技术员，后承包了市机械弹簧厂，新建成了一个沙发厂，兼并铁制罐厂。他善于利用人才，培育人才，使一个个濒于崩溃的企业起死回生，最终组建成为当地最大一家“集团公司”。[6]
第三节 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需求
进城务工经商，发展“打工经济”是我国农民的三大创举之一，这一创举不仅在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解决温饱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推进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近20年的发展，“打工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一些新的亮点。其主要表现在，除了务工经商人数总量在较大规模上平衡运行、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民工阶层的地位普遍得到社会认同外，更为重要的是一部分成功者开始走向“回归”之路，返乡创业，发展“回流型经济”，且“回流效应”初见端倪，已成为振兴农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对于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全面小康建设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一、农民工返乡就业与创业是劳务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民工的一种理性选择
1.“打工潮”与“打工经济”
“打工”作为一种“潮流”，在我国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以1987年3月“深圳特区首届劳务交流大会”的正式开幕为标志拉开了“打工潮”序幕。当时，随着来自香港及海外的“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遍地开花，广东出现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便掀起了“离土不离乡”的“打工潮”，无数内地青年（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在“开放、搞活”政策的激励下，带着创业的梦想和青春的激情，纷纷告别家乡的土地，乘坐南下的列车，去深圳、广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淘金”。“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录，唤醒了祖祖辈辈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农民前赴后继，打工浪潮声势一浪高过一浪，犹如洪流猛兽，不可阻挡。
打工赚取的收入，除补偿农民工生活费用外，节余部分还可用于弥补家庭开支不足，如建房子、购电视、买化肥、供子女上学等。“一人打工，致富一家”的经济效应，便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浙江、安徽、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等劳务输出大省，政府先后将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作为新兴产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举措列入议事日程，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有培训地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至此“打工经济”开始形成。
以四川省为例，2004年1490万转移劳动力的劳务收入达到576亿元，超过四川地方财政收入的385．8亿元。
1990～2004年的15年来，参与深圳建设的外来工累计向内地汇款820．5亿元，占深圳人累计通过邮政向全国各地汇款总额的47．69%。在东莞，外来工通过邮政汇往内地的汇款在2002年达到142亿元。[7]
“打工经济”在促进劳务输出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劳务输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东莞市劳动部门的统计：1985～2005年，东莞外来工从15．62万暴涨至584．98万，在20年间增长了36．45倍；与此同时，东莞的GDP也从1985年的20.38亿元猛增至2005年的2182．44亿元，20年间增长了107倍。
又据有关部门估算，从广东全省来看，目前的外来人口总量已接近2000多万，外来人口对广东GDP的贡献率超过25%。②
据有关专家估计，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打工者每年办各种证要付出200多亿元，约占他们总收入的9．3%。
2.“创业潮”与“回流经济”
“创业潮”与“打工潮”相对应，是“打工潮”的逆向运动，它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背景如下：一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艰巨任务，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降低，农民工面临劳动力市场严峻的竞争挑战，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二是我国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西部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与加快人才培养、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等重大建设项目，在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使中部地区农民工的打工趋向有了新的选择——到西部去打工；同时，也为西部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机会。于是，农民工中有一部分优秀人才在经过打工锤炼，积累了一定资本，掌握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具备了一定的管理能力之后，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一商机，萌发了返乡创业的冲动。浓厚的故土情结，熟悉的家乡环境、独特的资源、廉价的土地、充裕的劳动力和尚未开发的市场，成为他们投资创业的首选之地。三是体制性因素惯性使然。例如，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使他们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公共服务。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又从遥远的城市回到农村，通过创办或领办乡镇企业或规模经营来圆他们的“老板梦”。“回流型经济”也就应运而生。
例如，在四川省2006年12月23日举行的第六届“创业之星”及十大杰出“创业之星”表彰大会上，统计数字显示：此届被表彰的10名杰出“创业之星”和178名“创业之星”，他们的企业2005年底总资产达135亿元，帮助带动了18．2万农民转移就业。[8]
又如，1987年，初中刚毕业的李某便只身外出到渭南打工，从渭南瑞雪面粉厂打零工开始，每天起早贪黑，打包抬粮，打扫卫生，常常干最重最累的活，经过12年的辛苦打拼，有了一些积蓄。1999年，他回到家乡投资20万元办起了西峰利兴面粉厂，凭借十多年的打工经验，他的面粉厂效益一路看好。2004年，他又投资360万元，建成了庆阳市唯尔康食品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以面粉加工为主，年加工小麦、小杂粮3500吨，创产值520万元，实现利税50万元。如今，在西峰区像李某这样从打工仔到返乡创业做老板的就有900多人。[9]
以上案例表明：从“民工潮”到“创业潮”，从“打工填肚子、攒钱盖房子”的“打工经济”到“投资办厂子”的“回流型经济”经历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进过程，是一次质的飞跃。沿海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不仅是解决了几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仅是寄回了几百亿劳务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中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代人！当一个农民工踌躇满志地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带着规划、设计、方案，从遥远的城市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昨天，他们依靠体力出来打工，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今天，他们依靠资本回去创业，则能改变家乡的命运、农村的命运！
综上所述，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有现象，是近年来伴随着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经济规律作用下出现的新特点，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10]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农民工的一种理性选择。
3.返乡农民工就业与创业的意义
（1）拓宽了农村就业领域，有利于解决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起到“创业一人，致富一方”之功效。一是缓解就业难问题。返乡农民工创业主要是承接沿海经济发达带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毛纺业和电子产品加工业等，对劳动力需求量很大。据统计，一名返乡创业者每兴办一个企业，可以带动78人就业，全国有近500万返乡创业者，就可以安排3000多万农民就近就业。[11]例如，永州蓝山县有4757人返乡创业，创办“回流型”企业417家，新增就业岗位3万余个，安置2.4万多人就业。截至2007年10月底，仅湖南省共有29.1万人返乡创业，创办“回流型”企业33700个，吸收116.7万人就业，其中农村人口92.25万人，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湖南农村地区的就业压力。二是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据调查，2006年蓝山、嘉禾、永兴等县“回流型”企业中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约为1200元，而2001年没有“回流型”企业时，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再加上打零工的月平均收入还不到300元，五年内收入增长了4倍。三是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扩大了内需并直接带动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在当地“回流型”企业就业，既可以节省外出务工经商的往返车旅费，提高实际收入水平，又可以就近消费、扩大需求，从而有效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2）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不仅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洗脚”进城、“洗脑”还乡，通过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市场经济的洗礼，开阔了眼界，开启了心智，更新了观念，学到了技术和本领，带回了城市文明和现代消费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农民工返乡创业既是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和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引领农村的文明时尚，更加关注科技文化知识学习、子女的教育培养、少生优育、尊老爱幼、团结协作等，又可以做到工作挣钱和照顾家庭两不误，从而有效地化解留守儿童、留守媳妇、留守老人这些社会隐患问题，有利于推动农村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3）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加快了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步伐，有利于繁荣县域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一般是返回到居住地所在的镇（乡）政府所在地或县城周边创办经济实体，就地吸收附近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并由此带动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对于活跃市场，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促进城乡一体化意义重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之中，极大地改善了乡容村貌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例如，固始县有296名返乡农民工投资700多万元，在家乡兴建了400多个水利项目，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全县601个村都全部通了柏油或水泥路面，308个村通了公交车，占全县总村数的63%。
（4）有利于把农民从块小分散的农村耕地上解放出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越来越强，同样追求自身劳动所得综合利益的最大化。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回流型经济”，如果“回流型”企业劳动的收益大于在家务农收益时，他们便会把耕地承包或转租出去，有利于耕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
（5）有利于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提高地方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例如，截至2007年10月底，湖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总计投资732.11亿元，缴纳税收15.21亿元，蓝山县“回流型”企业投资2.2亿元，缴纳税收1.81亿元；2006年嘉禾县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年总产值达9.9亿元，实现财政收入3900多万元，占全县地方财政收入的21.5%。[12]
（6）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批较高素质人才。不发达地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在带来丰厚劳务收入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新型产业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返乡创业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又回到农村，成为农村发展和建设的骨干力量。返乡农民工除了农业开发、从事工商服务业以外，还有不少从事了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有的还担任村干部，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百县调查资料，在被调查的301个村中，有15%的村有过返乡农民工兴办教育、卫生、旅游业的情况，168个村共505位返乡农民工担任过村干部。
二、返乡农民工就业与创业需求
1.个人需求与公共需求
需求是人类社会所存在的普遍现象，需求的极大满足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始动力。人类社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私人需求，二是公共需求。
（1）私人需求。
1）私人需求是指私人的个别需要，是由单个人内在产生的、不依赖于他人而独立存在并得以满足的个人需要。如“创业”是每个返乡农民工的内在需求，但张三的“创业”需求不依赖于李四是否有这种需求，而且当张三“创业”（即其需求得以满足）时，也不依赖李四或他人的这种需求是否能得以满足。
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求，需求是人们的本性。[13]私人需求多种多样，并且有多个层次。需求的结构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把人的需求分为四种：一是物质需求，即对物质使用价值的需求；二是运动和活动的需求，即对劳动、体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三是与别人关系的需求，即对爱情、社交、友谊等方面的需求；四是文化需求，即对知识、艺术、思想、健康等方面的需求。
恩格斯把人的需求分为三种，即对生存资料的需求、对发展资料的需求和对享受资料的需求。斯大林则把人的需求归纳为两大类，即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
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A.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论，他把人的需求按照发生的顺序，由低级到高级呈梯状分为五个层次（见图4-4）。
图4-4 需求层次图
按照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一般呈阶梯性向上的倾向，如当人的生理需求得以满足后，就寻求安全、社交、尊重等需求，一旦这些需求得以满足，就会产生成就（或自我实现）需求。人的需求只有在低层次需求获得相对满足后，才能发展到较高层次的需求。但高层次的需求发展后，低层次的需求仍然继续存在，只是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减小而已。
2）私人需求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受益的内在性。一方面，一个人需求的满足不会使他人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当用于满足需求的物品有限时，一个人需求的满足则同时排斥其他人需求的满足。第二，需求的分散性。也就是说，需求的主体不具整体性，即使多个主体都具有某种需求，但其中一个主体需求的满足并不意味着其他主体也能得到满足。
私人需求主要是依据个人偏好，通过市场购买来实现。
（2）公共需求。
1）公共需求是指当众多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时所产生的需求，或者是社会的公共需要。这一定义有三层含义：第一，公共需求并非是一种抽象的需求，它也是一种个人需要；第二，这种需求并非是单个人的需求或少数人需求，而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如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村落）多数人的需求；第三，公共需求同时也是一种整体需求，要么区域内所有人的这种需求都能得以满足，要么都得不到满足。例如，对于居住在一个空气严重污染的城市的市民而言，消除污染、改善生存环境是绝大多数居民的需求，但任何一个居民都不可能单独地使这种需求得以满足——要么大家都能够呼吸被净化的空气，要么人人都继续呼吸被污染的空气。
2）与私人需求相比，公共需求主要有下列四大特点。
第一，公共需求满足的受益外在性，即在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其他人也可从中受益。公共需求是每个社会成员可以毫无差别地共同享用的需求。
第二，公共需求的整体性，即这种需求不仅是既定区域内众多个人的需求，也是众多个人（或所有人）不可能分散或单独得到满足的需求。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在生产、生活和工作中的共同需要。
第三，社会成员享用公共需要是要付出代价的，如交费或交税，但这里的规则不是等价交换原则。
第四，公共需求一般是通过公共机制（政府）来满足，消费者无须为满足需求而直接付费。这一特点实际上是决定于公共需求的其他两个特点：既然一个人的受益将使其他人也从中受益，既然一个人的需求不能独立地得到满足，那么单个人就不会为满足这种需求而直接购买。例如，广大农民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需求的满足，就要靠国家财政来解决，而不像穿衣吃饭需求那样，由农民个人自掏腰包去解决。
2.返乡农民工就业与创业需求
（1）就业与就业需求。就业是针对失业而言的，失业顾名思义就是失去从事某种事业或在某个职业岗位工作的机会，所谓就业就是指从事某种事业或在某个职业岗位工作。
就业需求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谋求某一理想职业和事业的期望或可能性。就业需求的满足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一般来说，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越高，劳动力就业机会就越多，否则，就业机会就小；如果劳动力供给量大于劳动力需求量，就业率就低，就业需求不容易满足；如果劳动力供给量小于劳动力需求量，就业率就高，就业需求就越容易得到满足。就业需求常用就业率表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指标。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春节前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针对这一严峻的现实，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了“积极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要求。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2009年春节前，就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春风行动”，旨在帮助求职农民工尽快实现就业。2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强调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的措施办法，稳定就业岗位；引导国有企业稳定并增加就业；规范企业裁员行为，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当做头等大事出台新政策，制定新举措，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稳定、保增长、保就业”。
（2）创业与创业需求。创业就是指创造、创设或创新某种事业或职业岗位。从创业与就业的概念来看，创业相对于就业其内涵要丰富得多，就业仅是就业者寻找或谋求到一个具体的工作，而创业则是创业者通过创业活动不仅实现了自己就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本质上讲，创业就是具有一定创业能力的人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而采取的一种积极、主动甚至是冒险的实践活动。然而，要创业，首先须具有创业需求。那么，什么是创业需求呢？
创业需求就是指创业者对现有条件的不满足感，并由此产生新的要求、愿望和意向，以达到未来理想的条件。它是创业活动赖以展开的最初诱因和最初动力。[14]
之所以说创业需求是创业活动赖以展开的最初诱因和最初动力，是因为有了创业需求，才会产生创业动机，创业动机萌发创业意识，创业意识形成创业思维，创业思维升华为创业观念，创业观念导致创业决策，将创业决策付诸行动，就是一个创业活动的全部过程。
返乡农民工创业需求就是指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当地创业环境的不满足感，并由此产生新的要求、愿望和意向，以达到未来理想的条件。
如果说，农民工当初选择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经商，是为了实现快速致富，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满足生理需求。那么，他们在经过一定时期的磨炼和锻炼，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学习了一定的现代管理知识，树立了一定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先进理念之后，选择返乡创业则是为了实现由温饱向小康乃至富裕转变，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即成就）需求。其实，现实情况也是如此。据调查，大部分创业者选择创业的原因，在于致富，占99.36%；其次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发挥自身特长，分别占55.31%和48.94%。[15]
围绕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衍生出来的返乡农民工创业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对微观环境的需求和对宏观环境的需求。
对微观环境的需求主要是指创业者对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知识、能力、管理、理念、意识等方面的需求。
对宏观环境的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创业的硬件需求，如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及资本、技术、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建设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创业的软件需求，如法律、法规、政策、机制、服务等方面的需求。
综观这些需求，不难发现，当期制约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首当其冲的是资金需求，供需缺口较大。其形成原因如下：一是农民工自身积累有限；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门槛高且贷款手续复杂；三是农村合作信用社由于种种原因沉淀资金太多，负债包袱过重，支持有限；四是民间融资数量小，且成本高。
其次是人才需求。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受自身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不仅在项目决策方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而且在经营与管理方面漏洞较多，效益不高，急需一大批懂经营善管理，又具有一定生产技术的人才支持。
最后是对创业环境的需求。政府高耗低效，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不高，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建设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事难办、脸难看”以及“三乱”时有发生。
因此，如何构建高效运作的融资机制、科学制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激励政策与优化创业环境，极大限度地满足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需求，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第四节 返乡农民工就业与创业状况调查分析[16]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的加快及中西部发展条件和环境的改善，一轮生机勃勃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正在兴起。农民工返乡创业，创造一批新的就业载体，带动当地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开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因此，把握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状与特点，深入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特点
1.农民工返乡创业步伐加快，农村劳动力呈现双向流动的新趋势
从趋势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大，外出就业的范围也在扩大，外出就业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百县调查，外出就业出县的农民工由2000年的837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1346万人，年均增长7%；外出就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高达44.6%，平均每个县外出13万人左右，向省外输出比例从2000年的52.0%提升到2006年的58.3%。同期，301个调查村平均每个村外出就业人数，2000年为339人，2006年为539人，增加了200人，年均增长7%。平均每个调查县获得劳务收入7.8个亿，其中中部地区县均11.1亿，东部地区县均7.1亿，西部地区县均5.3亿。据对301个村的调查，2006年农民人均收入为3020元，其中外出就业收入达1244元，占农民总收入的41.2%，超过了农业收入，是当地非农业收入的近1.9倍。
自20世纪80年代后就有农民工返乡创业，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根据对301个村的调查，2006年返乡创业3.7万多人，占外出农民工16.1万人的23%，占农村劳动力总数36.6万人的10%。农民工返乡创业可分为：回到传统农业、在当地企业打工和返乡创业三部分。百县调查表明，返乡创业者占返乡农民工的13.8%。据对3026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1990年以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只占4%，1990～1999年占30.6%；2000年之后占65.4%，这表明，2/3的返乡创业者是在近6年实现的。其中2003~2007年4月就有43%左右，年均创业人数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每年返乡创业人数的3.1倍。可见，农民工返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它打破了农村劳动力长期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单向转移的旧格局，呈现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新局面。
2.返乡创业者以中年男性为主，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
据对3026位返乡创业者的调查，返乡创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9岁，年龄在30～45岁的占了63.9%（见表4-1）。据调查，返乡创业者中，男性占90.9%，女性只占9.1%。仅看这组数据，不足以发现女性在返乡创业中的作用。根据对配偶在创业中作用的调查，共同创业的占38.8%，协助创业的占35%。
表4-1 返乡创业农民工年龄统计表
返乡创业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农村地区平均的文化程度。在返乡创业者中，具有小学学历的占10.2%，具有初中学历的占64.8%，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24.2%。这些返乡创业者平均累计外出务工5.8年，他们在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外出前，仅有28.5%的劳动力接受过技术培训，经过外出打工的锻炼后，几乎所有的返乡创业者都掌握了1～2门专业技能，还有的积累了丰富的财会知识和企业管理经验。创业者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他们在打工中不断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返乡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3.返乡创业者大多从事非农产业，企业形式以个体和私营为主，企业规模较小
从产业构成看，农民工返乡后在很多领域进行创业，如特色种植养殖业、加工业、小型工矿企业、餐饮服务业、运输业、农村旅游业等。从总体上看，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一、二、三产业的总体分布情况是：第一产业占28.3%，第二产业占30.7%，第三产业占32.1%，其他占8.9%。虽然创业者大多从事非农产业，但根据调查发现，98.5%的创业者所在家庭还有承包耕地，他们和农业之间的天然联系仍然存在。
根据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返乡创业最主要的经营形式是个体经营，所占比例为68%，其次是私营企业，所占比例为20.2%，股份制为6.5%（主要是在第二产业，分别有12.2%的工业企业和13.5%的建筑业企业采用股份制的方式运营）。另外，承包为3.1%、租赁为1.5%经营主要属于商品农业开发，其他占0.7%。
从企业规模看，以中小企业（包括微型企业）为主。企业初次投资规模在5万元以下的占近七成（见表4-2）。企业用工在2人以下的占四成，10人以下的占七成（见表4-3）。年产值在10万元以下的约占五成（见表4-4）。从规模上说，可把企业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就业谋生型的企业。例如，有42.1%的农民工创业主要是解决个人和家庭就业问题。第二类是成长谋利型的企业。第三类是能达到沿海先进企业水平的现代企业。据调查，企业职工人数超过50人的有85家，占5.7%，企业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的有51家，占3.1%。可见，一部分企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技术水平。
表4-2 企业初次投资规模构成
表4-3 企业职工人数构成
表4-4 企业年产值或销售收入比较表
在返乡创业农民工中，年轻人从事非农产业经营的比重超过农业开发经营，中、老年返乡创业者随着年龄增长，从事农业的比例上升。根据301个村返乡创业者的调查，约以40岁为界，年龄小于40岁的，返乡创业从事非农产业的比重超过农业开发经营；年龄大于40岁的，从事农业的比例上升，超过从事非农产业的比重（见表4-5）。这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外出打工农民的知识结构、外出动机和返乡发展境况已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代的农民工外出主要是进行资金积累，回家较多的是利用资金从事与过去所从事过的农业生产相关的开发。新一代农民工外出主要是技术和管理经验积累，回家以后往往能够利用打工所学习的现代工业生产和服务知识来发展。他们对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适应和运用能力在增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认同正逐步增强。
表4-5 创业年龄与创业行业比较表
4.返乡创业的创业和居住地主要集中在农村或离农村较近的（集）镇
调查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者选择在农村创业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6%，其他54%的创业者则集中在（集）镇。选择在农村居住的创业者占总调查人数的51.1%，在（集）镇居住的创业者占48.9%。这说明大部分返乡创业者所选择的创业和居住地点是离家较近的村庄或（集）镇。据调查，已获得城镇户口的占13.5%，在未取得城镇户口的人中，约1/3（32%）希望取得城镇户口。这说明，返乡创业者还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部分返乡创业者虽然回到城镇创业，但仍然没有实现举家迁移，也没有取得城镇居民身份。
5.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东中西部差异明显
从总体看，调查县虽然属于东、中、西部不同的区域，但都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县。尽管这样，仍有一些区域差异。一是从返乡时间看，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起步较早。中西部地区1990年以前返乡创业人数占该地区总调查人数的2.3%，东部地区则占4.9%；1990～2000年中西部地区该比例为26%，东部地区为27.4%；2000年以后中西部地区该比例为71.7%，东部地区为67.8%。2000年以后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人数是1990年以前的31倍，而东部地区则是13倍；2000年以后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人数是2000年以前的2.5倍，而东部地区是2.1倍。这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起步较早，而2000年以后，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热潮开始显现，增速加快。二是从用工情况看，据对301个村返乡创业创办的企业的调查，中部地区企业平均用工18人，比东部高出38.5%，比西部高20%。可见，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可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与中西部地区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中西部地区相对富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关。三是各区域返乡创业企业在产业分布上有较大差别。在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者中有13.1%从事第一产业，东部地区这一比例是23%。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者则在第三产业更有作为，从事第三产业的创业者占总人数的51.3%，东部地区这一比例是40.6%。
这说明，第三产业自身所具有的进入门槛低、资金需求少、技术要求不高等特点，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农民工返乡发展。
表4-6 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职业分布与返乡创业率（%）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问题
1.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缺乏相关的优惠政策
一是没有把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视同招商引资一样重要。一些地方把改变当地经济不发达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引进外商和大企业上，并为之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小打小闹”，交税少，发展慢，只能解决他们自己就业和增收的问题，对县域经济发展、财政增收作用不大。有的甚至不相信农民工返乡创业能成功，没有把服务于返乡创业问题摆上位置。有的支持只是停留在讲话、邀请上，缺少具体的政策措施。二是政策不公平。有的县市让引进的外商大企业进工业园区、实行优惠政策或配套服务；农民工返乡创业则进不了园区，也得不到对外资企业提供的优惠政策和多项服务，这就形成与外商和较大企业之间的不公平。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力地吸收了城镇待业人员、失地农民，更多的是解决不发达地区农村不能外出的“40、50”农民的就业。同样是解决困难群众就业的创业，在城市能得到税费减免、小额信贷等优惠政策，农民工返乡创业却得不到这些政策。三是扶持政策滞后。据对百县调查显示，返乡创业得到政府支持的面偏小，得到的支持只是属于本地的“土政策”，没有中央和省里的政策依据。由于国家缺少对返乡创业的明确政策，使税务、金融、财政等部门难以操作。
2.农民工返乡创业办事难，“三乱”现象时有发生
一些地方政府未能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摆正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关系，努力营造适合群众创业和企业发展的服务环境，“管、卡、压”的做法仍普遍存在。“办事难”仍然是创业者面临的问题，对一些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来说更是如此。据对返乡创业者的调查统计，认为“审批企业或立项难”的占59.6%，认为“政府部门乱收费、企业负担重”的占40%～50%，认为“政府部门乱收费”是返乡创业面临的第一位困难的占18.2%。农民工返乡办企业手续复杂，程序繁多，环环收费，“三乱”现象时有发生。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小，结构单一，产品科技含量低，加上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多数投资只有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一些政府部门的违规行为加重了创业者的经济负担。
3.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融资困难
调查表明，近八成农民工返乡创办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初期主要靠自有资金，把打工中积累的有限资金集中用于租地建厂和设备投资，开业后缺少流动资金的情况比较突出。资金不足基本是依靠民间借贷，到银行贷款的不多。部分企业产品有市场，但因融资难，无力扩大规模。据对3026名农民工创业者的调查，认为资金筹集困难的占70%以上，远远高于交通不便、人才不足、缺乏配套产业等其他因素。问到“现在是否有贷款”，只有22.4%的人回答有贷款。贷款企业中，半数贷款在2万元以下，72.3%的贷款在5万元以下，贷款超过10万元的只占15.5%。造成返乡创业融资难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资金回流城市，供给农产和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据对江西赣州、河南信阳、安徽六安等地的调查，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县域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大幅度增长，2000～2006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年增长率在15%～20%。这种存款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外出农民工寄、带回现金的相当大的部分转化为储蓄存款。国有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吸收了60%以上的存款，但基本上不向乡镇企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办的企业及农产放款，吸收的存款主要是在系统内上存，再回流到大中城市。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的供给渠道主要是农村信用社。从创业资金来源看，来自信用社的占59.7%，来自个人的占35%，来自商业银行的仅占3%。二是贷款利息高。一些地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月息为9.9厘，加上贷款申请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月息实际超过1分，年利息超过12%。3～5年的商业银行基准月利息仅是5.4厘（年利息6.48%），比基准利率高出85%以上。三是信贷担保体系发育迟缓，担保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是很多地方至今没有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机构，有的建立了民间商业性的担保机构，保费加上银行贷款利率成本过高，中小企业一般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是忽视对中小企业、农民工返乡创业信用制度的建设。四是政策性贷款和财政扶持贷款极少。要使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得到金融服务，关键是发挥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在安徽舒城县开展了面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效果很好，但能够得到这类政策性贷款的地区很少。
4.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用地的制约
据调查，多数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认为用地难是创业面临的较大问题。造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用地难的主要原因是在执行用地指标控制的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一是在对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用地指标的控制上不能区别对待。我国广大中西部县域经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企业占用的非农建设用地比例很小，许多地方现在刚刚步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而上级政府部门往往根据历史已使用的土地数量对各地进行新的土地指标的分配和控制，这就直接影响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用地需求。二是没有把农牧业生产设施和非农建设用地区别对待。把发展畜牧、水产养殖、蔬菜大棚等的生产设施用地当做非农建设用地进行控制，影响了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开发经营。三是一些地方在土地指标的使用上，对农民工创办的小企业实行歧视政策。用地指标较多地留在城市，用于县市的少。一些县市规划建设的工业开发区或工业集中区进入门槛较高，只许规模大的企业进入，而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往往被排除在外。[17]
【案例介绍】河南青年创业风云人物之裴春亮的创业故事[18]
——从打工仔到企业家再到村委会主任
他从小历经生活的艰辛，从一名辍学的农村娃，成为一个砖瓦窑的打工仔，再到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近日，还被河南省评为“百名河南青年创业风云人物”。
他的名字叫裴春亮，河南省新乡辉县市裴寨村村委会主任。从一名打工仔到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故事，颇有些传奇色彩。
1.从打工仔到企业家
1970年，裴春亮出生在河南省新乡辉县市裴寨村。这是太行山山区的省级贫困乡、贫困村，土薄石厚，耕地面积少，不要说灌溉，就是人畜饮水都成问题。他的家庭，与其他贫困的乡亲们相比，更加多灾多难：“我们姊妹5个，我是老小。大姐很早出嫁，大哥有脑血栓，大嫂改嫁，给我留下两个侄女。二哥在车祸中遇难，二嫂改嫁，给我留下一个3岁的侄儿。三哥18岁在一次矿难中丧命。我父亲经受不起这么多的打击，卧床4年，大小便失禁，最后还是离开了人世。我母亲患癌症，在肿瘤医院连续看了三次病……这一切，都发生在我17岁之前。”
面对一连串的打击，年少的裴春亮不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过多少次。可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擦干眼泪，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挑起生活的重担。初中还没毕业，裴春亮就辍学去了一个砖瓦窑打工。两个月后，裴春亮拿着挣来的80块钱，去技校学习修电机、修水泵。回到村里后，裴春亮修过电器，开过理发店、照相馆……付出终有回报，1993年前后，裴春亮在北京销售家乡的花岗岩大理石，一下子赚了9万元。这是他人生中赚到的第一笔“大钱”。“9万元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啊。拿着那个钱，感觉飘飘然啊。”裴春亮说，他曾想过，把这笔钱存在银行，找个稳定的工作，“一个月挣三百块钱也行，挣四百块钱也行”。但是，“咱不是那种人，我这一生啊，就是这个命，就是干事儿的命”。
拿着这笔钱，裴春亮开始他更大规模的创业。销售五金电料、开饭店。这个能吃苦、善琢磨的年轻人，就这样一天天地“折腾”着，自主创业的道路越走越宽。后来，他用40多万元收购了一家濒临倒闭的煤矿。“当时一吨煤53元钱，搞不好就赔。干了不到一年，到1998年底，煤价慢慢地涨上来了，50元、60元、70元、80元、100元，生意就好了。”就这样，裴春亮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的财富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2.从企业家到村委会主任
富起来的裴春亮并没有忘记那些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父老乡亲们。“人啊，不能没有良心”，裴春亮说，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是善良的乡亲们拉扯着他，帮助着他。“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在床上干挺了一天一夜。那时家里连我们农村办丧事吃大锅饭的米面都没有。是我们村里的基层党组织和父老乡亲们帮我安葬了我的父亲。棺材是我们村集体给我弄的两棵大桐树，寿衣是街坊邻家这个三角、那个五角凑钱买的。米面，也是全村这家挖一碗、那家拿一升凑起来的，连柴火都是街坊邻居给送去的。”他说：“没有家乡父老对我一次次的帮助，我裴春亮绝对没有今天。”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裴春亮开始了他的报恩。11年来，村里的孤寡老人、孤儿、病人，都得到过裴春亮的资助。逢年过节，裴春亮都要给他们送去米、面、油、钱。他出资帮助40多名学生读书，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大学生，谁家的孩子上不起学，他知道了都要帮上一把。很多时候，他的资助都是暗中进行的，因为“咱们干企业的人，还怕别人说你出洋相”。
2005年，裴春亮在乡亲们的支持下，当选裴寨村村委会主任。当时，裴寨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他上任后，自己出资，为乡亲们修路、修涵洞、打水井，还盖了160套户内面积达192平方米的二层楼，让村里143户居民从低矮的平房搬进了亮堂堂的小洋楼。除此以外，他还修建了幼儿园、学校、图书馆、养老院、医疗所，目前主体工程都已竣工。如今的裴寨村，“就像城市里的小区”。裴春亮说，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共计花去3000多万元，而这些钱都是他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来的。
这两年，裴春亮带动乡亲们致富的步子越迈越大。乡亲们的吃水、住房、灌溉都解决好了，他还要让乡亲们“人人有活干，家家有钱赚”。今年3月，由裴春亮担任董事长的春江水泥厂正式投产。除了为乡亲们提供了200个就业岗位外，他还自己出资给近600位村民每人购买2万元的股份，这样只要是出生在裴寨村的人，都有了赚钱的门路。“我们裴寨村，靠着老少爷们一起努力，以后房子、车子、票子都会有的。”
3.企业家高尚的灵魂
就这样，裴春亮致富不忘乡邻，带动乡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慢慢地传开了。2006年5月，他被评为“新乡市劳动模范”；2006年12月，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2007年1月，荣获“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并当选“爱心中国——中华慈善人物”，同年9月，获得“全国道德模范人物”提名奖、“河南十大道德模范人物”称号。
在接受这一系列嘉奖的同时，裴春亮的做法也招来很多人的不解甚至嘲讽。有人说他“出风头”、“为名利”，他一笑置之。也有朋友说他：“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啊？”
裴春亮说：“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不一样，我不能忘了在最困难的关头，是家乡父老点点滴滴对我的支持使我走到今天；是靠党的富民政策和改革开放，我才走到今天。你说咱现在赚了钱，难道就把父老乡亲的感情都给放弃了，把他们抛弃在村子里吃苦吗？他们的生活水准和我比还差得很远。什么叫和谐，什么叫不和谐？我现在拥有的，和他们的生活标准相比，这就叫不和谐。所以我想尽量把我的财富给压一压，用我这个财富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的生活水平再高一点儿。”
“我现在多好啊，我打电话有手机，去哪里办事有司机，有车坐，到哪个城市，人们都很尊重我。人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个朋友看得起咱，尊重咱？你说你要不付出，凭啥人要尊敬你呀。”裴春亮这番朴实的话，让人肃然起敬。
【案例分析】从一名普通的打工仔，到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再由企业家上升为公众人物——村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轨迹看，农民工返乡就业与创业潜力巨大，通过创业不仅可以实现自己就业，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带动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但是，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创业者，不仅要有创业思维、创业意识、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还需具备优秀企业家高尚的灵魂与高贵的品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的目标。
【注释】
[1]刘铁明. 2005年中国社会保障研究综述［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4（2）.
[2]资料来源：由“打工潮”向“返乡创业潮”的跨越.甘肃经济日报.
[3]判断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标准：主要是看劳动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劳动时间的长短是如何确定的。如果雇用与被雇用是建立在劳动合同或书面契约基础之上，且劳动时间长短固定，就属于正规就业；反之，如果以口头协议建立雇用与被雇用的劳动关系，且劳动时间长短由雇主与雇员双方灵活选择，则属于非正规就业。
[4]资料来源：刘光明，宋洪远.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特征、动因及其影响——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71位返乡创业者的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2（3）.
[5]资料来源：宁波网.
[6]资料来源：林斐.论打工农民返乡创业的经济效应和经济理性［M］.小康社会与农民、农业、农村［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7]②雷东. 1987~2007：打工潮备忘录［J］.黄金时代，2007（3）.
[8]雷东. 1987~2007：打工潮备忘录［J］.黄金时代. 2007（3）.
[9]巩晓静，杨志峰.西峰区打工潮正在演变为创业潮［J］.庆阳时空，2007-8-14.
[10]“两个大局”思想是邓小平同志1988年9月提出的，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到21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11]曹明贵.农民回乡创业的意义探析［J］.消费导刊，2008（8）.
[12]阳立高，廖进中，柒江艺.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 年5月，第29卷，第153期.
[13]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3卷［M］.第326、514页.
[14]王革主编.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M］.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15]赵西华，周曙东.农民创业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江海学刊，2006（1）.
[16]韩俊，崔传义.我国农民工回乡创业面临的困难及对策（上、下）［J］.经济纵横，2008（11）.
[17]韩俊，崔传义.我国农民工回乡创业面临的困难及对策（上、下）［J］.经济纵横，2008（11）.
[18]国际在线专稿.河南青年创业风云人物之裴春亮的创业故事. V动力创业网：www.v100.cn/ci/ news.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