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最艰难的时候,阿里巴巴回到中国,把总部从上海撤回了杭州,实实在在地做事,放弃国内其他的市场,非常非常艰难……[5]
在新千年互联网第一次寒潮来临的前一年,马云召开了一个著名的会议——“遵义会议”。2000年9月10日,由马云组织的第一届中国互联网高峰论坛“西湖论剑”刚结束,在会议上谈笑风生、言谈自若的马云一回到公司,表情就开始严肃起来。第二天,他宣布阿里巴巴开始进入6个月的紧急状态,那时大多数人对即将来临的寒冬还没有感觉,马云如此严峻的表情和决定让不少人暗暗心惊。
2000年10月1日,正当人们在庆祝祖国在新世纪的第一个生日时,阿里巴巴高层却挤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商讨着“革命”的新战略。这次“革命”是对阿里巴巴的革命,在寒冬来临之前,只有进行一次凤凰涅槃般的革命,阿里巴巴才能够在寒冬里浴火重生。此次会议一共进行了三天,其中最大的一个决定是三个B2C计划:Back to China,Back to Coast,Back to Center(回到中国,回到沿海,回到中心)。Back to China和Back to Coast具体指上述阿里巴巴的大裁员和撤销海外办事机构等大行动,这两个战略使阿里巴巴的战略方向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大陆为主体展开公司运营,重心业务放在我国沿海6个城市。Back to Center则指阿里巴巴要将总部设在马云的家乡杭州。这三个政策对于阿里巴巴的顺利过冬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这次会议被称为阿里巴巴的“遵义会议”。当年的遵义会议改变了红军的前进策略,从而挽救了红军;而现在,马云的“遵义会议”也同样起到挽救阿里巴巴的重大作用。
“我们是全球的眼光当地制胜,我们的拳头打到海外这个位置,再打下去已经没有力量了,迅速回来;回来后在当地制胜,形成文化,形成自己的势力再打出去。如果不在中国制胜的话,我们会漂在海外。我们要防止的对手是在全球,而非中国内地。在中国,互联网真正要赚大钱还要有两三年的时间,这两三年内挣的钱只能让你活得好一点,但活得很舒服、很富有不可能。现在我们不可以在中国内地以外地方养一支300到500人的队伍,成本太高了,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在香港、在台湾都不行,只有在中国内地才行,而且可以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6]
在当时,互联网是一个很具国际化色彩的行业,因为互联网是国外科技所发明的东西,将其引进国内,如果与国际环境相脱离,毕竟会给人一种“舶来品”的感觉,将总部设在国外或者国内一些金融较为国际化的城市——如香港、上海和北京等——是最为流行的做法。杭州在当时还是一个小城市。但是,马云将阿里巴巴总部设在杭州,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因为小城市能够让人消除浮躁,静心做事,马云在成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1999年年初,我决定建立阿里巴巴公司,当时,我发现网络在北京炒得非常厉害,有些浮躁之气,而我感觉做事情更重要的不是造势,造势可能要去北京。……(把公司中国区总部放回杭州)这让我们躲过很多灾难,如果放在北京就惨了,我会被媒体大卸八块。我也会变得很浮躁,人家跳舞我也跟着跳舞,别人悲哀我也悲哀。当时全世界都这样,北京、美国和欧洲国家都一样。北京是一个很浮躁的地方,不适合做事。”[7]
把总部设在杭州是一种很“接地气”的做法。一方面,它避免了马云所说的浮躁,让阿里能够踏踏实实地工作;另一方面,浙江是全国民营最为发达的省份,作为省会城市的杭州自然集中了最多的中小企业资源。阿里巴巴B2B平台以中小企业作为自己的主要合作对象,因此,把总部设在杭州符合马云所说的“电子商务企业要离中小企业最近”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寒冬来临时,把总部设在杭州以及其他两个B2C计划,能够让阿里巴巴最大限度地节省自己的开支。
此次公司调整总共经历了四个多月,直到2001年年初才结束。之后的阿里巴巴再次面对寒冬时,已经不再是一只站在雪地上手足无措的小鸟,而是一只躲在自己的暖洞里面、守在自己积累起来的粮食旁边的老鼠,精明而“狡猾”,在别人纷纷冻死饿死的时候,它有足够的资源,耐心地等待春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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