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章所讨论的是一些基本和简单的体制组织的组合模式，现实的体制模式将会复杂得多。考虑到全部社会经济活动从属于同一个相互关联的投入产出过程，所有的交易活动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与这些交易活动相对应的体制模式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分析基本和简单的体制模式的方法，大体是适用于复杂模式的研究的。特别当我们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交易技术结构以及分别与它们相容的体制组织形式后，似乎可以说为复杂模式的科学分析提供了一个合理和可行的起点。
2.我们对体制模式的分析排除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非经济因素往往能起到增加或减少现实体制成本的作用，有时这种作用还相当明显。例如，在一个道德和信用水准较高的社会里，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可能偏低，这样，某些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体制就可能被更注重市场作用的体制所替代。又如，在风险爱好者比重高的环境里，人们可能对体制的保险功能只有较低的要求。因此，在实际的体制选择过程中，考虑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是必要的。在考虑非经济因素影响时，必须对这些因素本身的性质，影响体制选择的方式和程度作出正确判断。
3.我们在本章所讨论的体制模式属于“理想”类型，即这些体制模式与对应的交易技术结构相容。而在现实经济体制中，我们经常能发现许多体制模式与交易技术结构不相容的情况。“理想”类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正是体制变革和创新的基本原因所在。而要实现体制变革和创新，仅研究“理想”类型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明确哪些体制组织与哪些交易技术结构相容，还要明确哪些体制组织与哪些交易技术结构如何以及为什么不相容。后一方面的任务显然更为艰巨。
【注释】
[1]经济体制组织显然可以归于生产关系范畴。我们接着所讨论的交易技术结构则反映了生产力的某些特征。
[2]这意味着替代市场的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
[3]参见Cheung，Steven N.S.，1983，“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Economics，26（April）：1—21。
[4]参见Williamson，O.E.，1980，“The Organization of Work：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ssesment”，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cr and Organization，1（March）：5—38。
[5]参见Williamson，O.E.，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The Free Press，Chapter 3。
[6]参见Arme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2（1972）：777—795。
[7]按照科斯的观点，长期协约中不可能对未来交易活动的细节加以阐述，这些细节要由购买者决定。
[8]这种模式在逻辑上不存在明显的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因为宏观活动已经微观化了，或者说微观活动已经宏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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