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兴产业的政策思路

国家提出的传统产业振兴、特别是发展新兴产业,切中当前要害,为各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增长方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抓手”。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用传统的一套思路和做法来抓今天的产业振兴,不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一、产业升级的三种形式

一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如由加工制造环节向上游的研发、产品设计、技术专利、技术集成、融资、投资延伸,向下游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创新、流通体系、系统服务、物流、产业链管理等延伸。这些上下游的经济活动是现代服务业的内容,其增加值率更高。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将增强我国产业的控制力。

二是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例如,由一般加工制造升级为关键工艺、关键零部件、关键装备制造的技术升级;由软盘存储器升级为U盘和光盘,由含氟冰箱升级为无氟冰箱,由彩色显像管升级为平板显示器的产品升级。

三是创建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指,基于重大发现和发明而产生的,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产品,以及由此产生的新产业群。例如当前的新能源、环保产业、电动汽车、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

在产业升级的三种形式中,前两种是企业保持和提高竞争力的基础。在产业链上的升级,是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艰难爬坡,是后发展企业达到一定程度后,创建自主品牌、打造核心竞争力、摆脱简单技术,低价竞争、建立差异化优势、提高竞争地位的必然选择。技术的升级换代,产品的推陈出新和创造高层次的差异性,是为提高竞争优势不断升级的经营活动,是先进企业在科技进步和市场力量推动下创新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我国企业还较少进入这一领域。新兴产业往往处于技术尚不成熟、产业垄断尚未形成、商业模式还存在不确定性的阶段,为后来者在某些领域的“弯道超车”创造了条件。例如台湾地区在全球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化初期、韩国在世界液晶显示器产业化起步阶段一举实现了超越,至今占据领先地位。这正是当前我国特别注意新兴产业发展的原因。

产业升级的三种形式都非常重要,当前,对我国企业来说,关键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我国一些产业的问题,是在国际分工中长时间停留于低端制造环节。这不仅是产业链中消耗能源、资源和劳动力最多、污染最为严重,而经济效益最低的部分;而且在国外公司控制着产品技术、品牌、营销渠道、供应链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很少与产品的最终用户直接接触、贸易机会也掌握在代理商手中,实际上只能是别人赚钱的附庸。培育自主开发能力,建设自主品牌、营销渠道,实现在产业链上的升级,这是我国当前产业结构升级中最为紧迫的任务。新兴产业对所有企业来说都属新事物,没有成熟的经验。我们在发展新兴产业时,不能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低端制造”,成为其他企业探索的试验场和技术输出的市场。我们在起点上就要力争掌握核心技术、控制关键点,选择高附加值环节切入。如果依然固守于低端制造,所谓新兴产业那是别人的新兴产业;由老产品的低端制造变为新产品的低端制造,即使产品升级了,那也是他人的产业升级。若没有自己的技术发明和专有技术, 20多年前组装磁带“随身听”与10年前组装DVD“随身听”一样,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升级”的意义,也不能分享产业和产品升级后的经济利益。

二、两种不同的发展机制

在原有技术体系下的产业升级与政府认定并推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两种不同的发展机制,前者是普遍的、大量的,后者是重点的、个别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机制,必须明确界定政府在两种情况下的地位和作用。

在不改变技术体系和技术范式的情况下,由技术创新发展为新产品、培育出新的产业链,甚至开拓出一个新的产业细分领域,这是不断地大量发生的。例如,从台式计算机到笔记本电脑,从固定电话到移动电话等。持续的创新和结构升级活动不断创造新兴产业产生的技术要素,它是新兴产业产生的土壤,是产业竞争力的基础。由这类产品升级带动形成的新产业链,甚至衍生为新兴产业,是技术进步与市场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

充分竞争是这类经常性产业升级不竭的动力。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是通过立项、计划、审批等进行直接干预。不恰当的“产业政策”往往会强化对业内企业的保护,对新的进入者形成壁垒。各种限制竞争的政策都将阻碍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府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重要的是创造企业能从中获得竞争优势的体制机制,提供创新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服务,由市场引导和激励企业家、创业者和科技人员,使创新活动成为普遍的、持续的、大量的经济活动。

另外,政府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在一些具有很强正外部性、有超越经济意义的领域选择一些产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场失灵的环节以政府的力量规划、投入、组织、协调和推进,这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跨越的又一个重要支柱。

从历史上看,有许多成功案例。1961年5月美国启动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高峰时有2万家公司、200多所大学、80多个研究机构、30万人参加。到1972年登月成功,历时11年,确立了美国航天第一大国的地位,并发展出一个完整的、全新的航天产业,确立了美国从材料到通信控制等多个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在我国经济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从国防安全目标和国家生存重大战略出发,历经10年的艰苦努力,成功实现了“两弹一星”计划,并开拓了中国的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体系,带动了许多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的发展。

现阶段政府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应主要考虑五个因素:一个有引领未来的先导性,有利于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应对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二是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可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三是能形成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市场;四是产业链长、产业规模大、带动能力强;五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相对成熟且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具备近期或中期产业化条件。

三、关键是发展模式升级

在技术模仿阶段,大都是国外发展出新技术、新的产品,如数控机床、手机等,我们引进技术或接受产业转移,以加工为切入点,快速进行产业化跟踪。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属于自己的创新产品、新兴产业和最终用户,经济效益也十分微薄。深受美国孩子们喜爱的芭比娃娃,目前几乎全部由中国生产加工。但中国企业得到的加工费每件只有0.35美元,而拥有知识产权和品牌的美国公司每件可以获得近8美元。这是生产力较低水平下的发展模式。

现在,中国产业升级迟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产业规模、不是缺乏资金,而是发展模式落后。在扩张产能的投资严重过度的情况下,技术投入却严重不足。即便对引进的技术,往往也以“可以使用”为限,没有足够的耐心消化吸收。在引进、再引进的过程中,大多未能获得“举一反三”的技术能力,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

后发国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从公开市场获得先进技术。即便只是二流技术,但仍至关重要。把握得好,可以从消化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完成一次次学习的过程,并为日后的技术赶超做准备。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再到技术输出,大约经历了25年至30年。我国大规模技术引进20多年,已经到了转型升级的时候了。

发展新兴产业,是生产力提升的一次爬坡。意味着我们要从长期熟悉的,以引进外资、技术模仿、接受产业转移,专注低端制造的经济活动,升级为主要依靠自主技术来源、主要依靠本国资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将创新的技术发展为先进的产品,进而实现产业化,打造产业链,成为一个新兴产业。

实现这一变革的核心要素是创新能力;发展新兴产业本质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掌握知识产权。新兴产业包括诸多不同的产业环节,要使其成为本地的战略产业、并形成竞争优势,就必须找准切入点,掌握具有战略特性的核心技术,形成对产业链中最具附加价值和影响力环节的控制力,进而站到产业竞争的领先地位。因此,政府和企业关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首先要聚焦于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着眼于掌握核心技术。技术受制于人,就没有出头之日。

进入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阶段后,过去30年我们长期依赖、最为熟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必须由热衷于投资转向关注创新能力建设,由热衷于规模扩张转向关注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由热衷于低端制造转向关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就是说,发展新兴产业必须从掌握核心技术、创建自主知识产权开始,不能套用过去的发展模式,固守于低端制造。我们必须理解,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方式不能转变、不能由低端制造向高生产率的设计、研发、品牌、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环节延伸,就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新兴产业。

四、信心、决心和宽容

发展新兴产业意味着我们要由技术跟踪者,转变为自跑者,并乘机成为领跑者。能否顺利实现角色转变,是我国能不能顺利从赶超阶段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考验。

实现角色转变涉及三个基本要素:一个是技术能力;一个是意识和信心;再有就是制度保障。在没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的时候,做“跟踪者”是理性的选择。当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能否及时转变为“自跑者”和“领跑者”是理性的选择。当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能否及时转变为“自跑者”和“领跑者”,将取决于意识和信心。技术能力是一个成长和积累的过程,但如果从意识和心态上就认为没有必要做“角色转变”,那么有能力也很难有所作为,最终,能力的成长也将停滞。

技术能力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近年来创新活动日益活跃,在一些领域不断生产新的技术突破。由于技术自卑形成的偏见,使一些人没有看到我国创新能力的成长,忽略了不断出现的技术创新的亮点,对自主创新的能力缺乏信心,对自主创新的潜力估计不足,即便看到了企业创新的技术、创新的产品,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中国人做的吗?”“这个产品能行吗?”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心态和偏见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政策研究机构都有相当的普遍性,以致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这在诸多方面都有表现:

技术依赖的心态在生产方和需求方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有的企业看到巨大的技术差距激起来技术追赶的激情。例如大型火力和水力发电机组,经引进、消化、再创新,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技术跨越。但也有的企业看到巨大的技术落差,失去了信心,放弃了自主技术和品牌的积累。还有的企业以投机的心理寻求“捷径”,认为有了省时省力的技术来源,自己没有必要再去研发。有一些企业,产品、技术、装备全套引进的受到赞誉,自主创新的反而受到鄙视。很多用户、包括部分政府采购,他们不相信本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愿给本国创新产品提供竞争的机会,甚至巧妙设计标书,以“没有首台首套成功经历”为由,把国内潜在夺标厂家“定点排除”。

对一些本国重要的技术突破缺乏敏感,反应比较迟钝。例如,一家民营研究院在基因工程的某些方面已经领先世界水平,只是在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与中国领导人谈起时才引起国内重视。比亚迪开发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国内一些人认为是白日做梦,只是当美国巴菲特高调投资入股、奔驰与其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国内的看法才逐渐改变。

对本国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技术突破不够珍惜,在机会来临的时候缺乏勇气和胆识。如超高速无线局域网是数字家庭、数字城市、数字地球、云计算、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物联网的基础技术,是各国技术争夺的热点。几年前,我国的这一技术已经进入国际先进水平。这样的一个基础技术进入世界领先水平,这是我们过去可望不可求的。但入选国家标准的测试、评审进行了两年,工作一拖再拖,至今无果。

对本国创新的技术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墙内开花墙外香”,往往先由国外认可,国内才肯相信。例如,“页岩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替代天然气,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种清洁能源。我国有相当储量的页岩气,打井和开采技术希望从美国引进。美国近年加大了页岩气的开发,现在已经占天然气用量的20%,但美国一些公司的打井和开采所用的部分重要技术装备竟是由我国企业提供。浙江一家民企以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出的符合欧洲标准的微型、低速、四轮、纯电动汽车,与意大利一家公司一次签订5万辆的合同, 2012年开始出口。但在国内,由于拿不到许可证和低速车无法上牌,却不能销售。

种种缺乏民族自信形成的软约束,对自主创新的伤害不可低估。一方面给本来十分困难的创新活动制造了更多障碍,特别是封堵了市场出口;另一方面如果演变成一种崇洋和自卑的文化,将使创新活动从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打压;如果创新的精神支柱垮塌了,创新的潜能将被埋没。这是任何企业或个人无法抗拒的一种文化力量,需要实施国家创新战略,提升民族自信。因此,由技术跟踪向自主创新的转型中,特别需要信心、决心和宽容。

五、产业化前的谋篇布局

迄今为止,我们还缺乏在掌握领先技术的领域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熟经验。这既包括对技术价值的判断、产业化前景的评估、经济可行性的研究;也包括专利、标准和知识产权战略,商业模式、切入市场方式;还包括如何走出产业化初期“先有鸡、先有蛋”的困境。

新兴产业进入孕育期,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跑马圈地”的运动已经开始。专利、标准、规制等都有先入为主和“路径依赖”的特征。一旦被他人抢先,大多数情况下后来者只能亦步亦趋地后边跟随。如果另辟蹊径,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低层次生产制造的竞争,高层次是专利、标准的竞争。因此,新兴产业的竞争从孕育期就开始了,早期的谋篇布局深刻地影响着后期的竞争地位。

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属重大经济决策,它是基于全球视野、战略眼光,持续跟踪科技革命进程、进行深度产业研究,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作出的战略抉择。选择关键核心技术,确定新兴战略产业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就贻误战机。奥巴马上任后很快提出新能源、电动汽车、智能电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作为重振美国经济的突破口。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转瞬间却站在了新兴产业的领导地位。这充分显示它强大的技术储备和产业战略研究储备。在我国,设立或委托高层次专业机构进行产业战略研究,有利于把握方向、科学决策。

第二,在认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应当及早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一是针对关键技术部署研发力量,对“关键的薄弱环节”给予足够的研发投入,如美国政府大力投资动力电池研发;二是在重大技术结点抢先突破并注册专利;三是技术可行性一旦确立,及早遴选或制定行业及国家标准、努力抢占国际标准。

第三,基于重大技术突破的产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很难成为近期盈利的亮点。但是,产业化孕育期是争夺未来产业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时期。在我们与国外进展大体同步的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等国外产业化、市场化基本成熟,越过风险期,我们立即跟进模仿;这样做,投入较少,风险较小,但永远也不能进入产业领先地位。另一种选择是,在选定的目标机会来临时,就以更大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加快后续研发、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制定技术标准、探索符合国情的商业模式,以我为主实现产业化。后一种做法需要较多投入、冒较大风险,还会遇到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巨大压力,但是一旦成功,在这个领域就可以获得产业领先地位,从而得到相应的先发效应。

六、成长的孕育期

改革开放后,我们经历了无数次把引进的技术扩散为大规模生产的过程,总的来看,十分成功。由此,使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缺乏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以自主的技术培育出新兴产业的经验。

基于技术跟踪的产业化,与基于自主创新的产业发展是两种不同的情况,遵从两种发展路径。前者有成熟的技术、成熟的产业链、成熟的市场和客户,没有什么不确定性、只是把国外的建设和生产过程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复制,不需要孕育过程。如果是引进的技术或生产线,还有外国公司的保驾。只要完成生产能力建设和后续的生产组织工作,就可以生产。而基于自主创新的产业没有可模仿的样板,面对的完全是另一种情景;技术的成熟度还不足,但有进一步创新的广阔空间;产业链还需要重新开发,但有很大的增值业务扩展的余地;市场对产品的接受程度和市场规模还很难预计,但商业模式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就是说,新兴产业有很强的可塑性,表现出的是“幼稚期”的特点,需要一个较长的成长过程。

例如,欧盟政府20世纪60年代下定决心开发大型民用客机,先后投入250亿美元,最终使“空中客车”与美国波音形成比肩之势,进入世界航空技术的领先地位,历时25年。韩国从70年代开始,自主研发核电,用了近20年时间,掌握了百万千瓦级的核电设计技术和制造能力,到1995年自主化率达到95%。2010年韩国的核电击败了美国系、法国系、日本系,一举获得阿联酋200多亿美元的大订单,此后又与土耳其签署承建核电站的备忘录。

重大创新产品进入市场有两种切入方式。一种是事前积累足够的能量,从主流高端市场进入,一举突破。如苹果公司的ipad和iphone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有的时候需要做另一种选择,即避开主流市场,从需求的低端进入,在边缘市场打开局面,使一个颇有前景的技术能延续下去,给自己赢得一个“孕育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技术、产业链和服务,并找到客户群,逐渐挤入主流市场。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RCA公司以“挂在墙上的电视”为目标,研发液晶显示(LCD)。10多年后,由于过高的目标无法实现,最后终止了这一技术项目。日本企业买去了RCA的技术成果,制定了一个鼠目寸光的目标,开发相对简单的用于电子手表的液晶显示屏。他们在1975年大获成功,开拓出了一个边缘市场,找到了可盈利的空间,使得研发工作得以延续。80年代这一技术打进玩具电脑,90年代用于台式计算机显示器和笔记本电脑。2003年之后,在短短5年时间,几乎全部替代彩色显像管,成为电视机主流显示屏。从研发,到找到边缘市场,再成为主流产品,前后长达几十年。

因此,技术跟踪与自主创新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机制。较长时期以来,在政府主导推进技术跟踪的产业发展中,为防止一哄而上、重复投资,不得不设置准入门槛、强化审批和规范。但绝不应把这一做法用到新兴产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府对它的未来完全无法预知。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政府的作用是创造好的市场环境,而不应在主导其发展。在没有大的外部性的情况下,凡是市场和市场主体可以做好的事,政府不要急于规范,因为政府缺乏必要的信息,也不能准确熟悉发展的路径。这样,可以给企业留出足够的创新发展的空间,给产业链的形成留出一段时间,容许供需双方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使其顺利渡过孕育期。

一个新的技术和产业,在兴起的时候有巨大的创新和想象的余地,充满商机。身处第一线的企业和创业者有足够的信息、智慧和动力创造新的前景、解决遇到的大量问题。用对待传统产业的办法,在产业幼稚期就设立准入门槛、规定投资规模、限定业务范围等,都会产生限制创新的后果。有的企业家甚至说,“被误解不可怕,被重视更可怕”。有人说“政府一不留神,电子商务就发展起来了”。过去人们担心的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网商的诚信、网上支付、物流配送等难题,在市场作用和既有法规指导下,通过交易平台、网商、网购各方构建互动机制和“自愿协议”,这些难题都较好地得到了解决。电子商务的交易额连年成倍增长,2014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达13万亿,占零售业一半。

七、探索产学研结合的途径

迄今为止,科技成果与产业脱节仍是困扰我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断进行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其中不乏很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和创新思维。但是,因缺乏二次开发,这些宝贵的科技资源不具备应用价值。这就使我国企业的技术供给严重不足。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大量的科技成果闲置、科技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企业不得不大量从国外引进技术。

知识和科技创新是基础,但二次开发也不可小觑。一般而言,二次开发不一定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长处。探索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至关重要。在科研、转化与产业化的长链中,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处于不同位置,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

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和培育人才的基地,而且是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最好的场所。大学有跨学科优势,有自由的学科研究氛围。大学是科技信息集聚和传播的枢纽;这里既有教授们的知识积累和传承,又有创新意识最旺盛且不断流动的学生作为新生力量;这里较少技术研究的禁区和框框,可以有长期的目标;可以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资助;还可以通过人员的高流动性实现知识扩散。这些特点已经使大学成为当代知识创新最活跃的源泉。尽管大学可以针对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提供研发支持、某些科技成果也可以被企业直接利用,但大学的科研与企业的研发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更多的是引领、指导企业的研发。让大学成为企业的“研发中心”既不可能,也无益处。

大型企业尽管在原始性技术创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复杂的“技术集成”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其他机构无法代替的。一个复杂的商品涉及研发、工艺、材料、配套、测试、装备等技术难题,以及投资、供应链、市场、营销等众多领域。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往往把复杂的技术汇集在一起,将先进技术成果向千家万户提供终端产品。例如,改变世界的移动电话、引起社会关注的混合动力汽车等,都不是直接产生于基础科学和“发明”出来的,而是将已有技术集成后再创新并通过产业化而形成的。因此,大型公司必须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和技术能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能敏锐地捕捉全球相关信息,善于发现新技术的市场价值,具有从全球获取技术资源的本领,具有将新技术集成于特定产品的能力。

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的性质,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尊重个人的制度安排和既用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和机制。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更加符合这些性质,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即便在大型企业十分强大的美国,83%的技术创新成果来自于中小企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原则上讲,产学研结合,是各个市场主体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愿选择合作对象、合作方式以及利益分配方式,以目标为导向的各种组合。因此,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中,院校、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在市场作用下,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自由选择的结果。大学与企业“两张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结合”的平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试图以“校办企业”,通过内部循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并不理想;试图依赖院校研发活动替代“企业研发中心”,来弥补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产学研结合可以有多种形式。国家大型“专项”是聚集产学研科技力量的重要平台,但这属于特例,数量有限。企业对学校的课题委托,有的也有很好的效果。而硅谷和我国一些科技园区成功的事例表明,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围绕院校、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并发挥创新企业的集聚效应,开展技术转化活动,可以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创造条件。在“产学研结合”的多种形式中,这是一条强有力的“结合纽带”。

概括地讲,产、学、研各有各的优势。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产业化;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研发”。依托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和撮合,通过市场对接,大学的“技术扩散效应”为哺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乳汁,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并发挥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集聚效应,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充足的技术来源;大型企业则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将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市场主流产品。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就会出现技术创新、新产品层出不穷的生动局面。例如,硅谷中小企业的技术来源大多与斯坦福大学有关;世界路由器巨头思科、著名的医药公司辉瑞以及西门子、飞利浦等公司,都通过不断集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

八、中小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是从发展传统产业的过程中走过来的。这类产业的主体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使我们特别崇拜、青睐大型企业,很多政策都是为它们量身定制的。多年来,结构调整的目标往往对准中小企业,不是以能耗、排放等外部性为标准,而是以大小论处。这种轻视甚至蔑视中小企业的理念和做法,如果延续到今天的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是非常有害的。中小企业不仅在活跃经济、创造就业岗位、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在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方面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革命性新技术出现时,大企业往往因对传统技术的依恋和大量存量资产的拖累而踌躇不前,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可以从中找到施展的机会,愿意以更高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推进新的技术变革,对我们高度封锁的超高速局域网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CPU、大容量锂电池和液流电池蓄能电站等都出自于民营科技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从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还是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在一项或一组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上,附之一个庞大的技术群而发展起来的。其后续发展不仅需要持续的技术来源不断完善产品、建立完善的产业链,还需要大量细微的创新开拓增值业务、扩展边缘业务和强化产业渗透力,围绕新兴产业形成多层次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一,它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持续技术来源;第二,它是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的主要力量;第三,它是围绕新兴产业开拓增值业务的;第四,它是推动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市场的主角;第五,它是新兴优势企业的成长点。

按照传统的做法,当一些产业被国家重视时,政府就会制定产业政策,设定发展目标、设立进入门槛作为提供资金、税收等支持的条件。而中小企业往往被排斥在外。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忽略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在发展新型产业中,应改变传统做法,进一步确认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并认真解决政策歧视、市场准入难和融资难等发展瓶颈。

九、实行“技术标准从严、非禁即可入”的政策

原有产品的技术升级,行业内大企业有优势。但在重大技术变革的时候,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格局却面临重新洗牌。面对革命性替代技术,行业内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由于技术的路径依赖和转换成本高,往往本能地犹豫和观望,甚至压制新产品的问世,以期延长成熟产品、成熟市场的寿命周期。例如,DVD技术早已成熟,但磁带录像机并未立即退出,只是当中国的VCD出来后,DVD才推向市场。因此,把新兴产业的希望寄托于业内大企业可能会因缺乏竞争而贻误时机。重大技术突破为新的进入者提供了机会,他们轻装上阵、没有后顾之忧,更愿意接受挑战难度更大、风险更高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成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动力电池、关键材料,还是首批电动汽车,都是新进入者率先取得突破的。新进入者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改变业内企业的惰性。

新兴产业技术还不成熟,产业化初期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也是最需要新创意、新技术开拓局面的时期,这期间应采取“非禁即可入”的政策,尽快形成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和多元主体、不同技术路线竞相发展的局面,接受市场的筛选。此时,由政府认定哪种技术可行或不可行,只有哪个或哪些企业可以进入,是不明智的。新进入者是提供新创意、新技术和缩短试错过程最活跃的力量,从中有可能出现一些“黑马”。

多年来,困扰我们的是“一哄而上”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为防止这一情景的出现,政府通过严格的审批,把更多的投资者排除在外。期望经过精心的保护,日后在这个行业产生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实践证明,这一政策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其一,政府的保护不仅造成市场不公,还会强化政府权力和“跑步前进”的机制;其二,与竞争性市场的隔离,使企业失去了竞争中锻炼的机会。“无竞争”或“弱竞争”会助长企业的惰性、丧失创新的锐气。其三,过度保护造成的高成本、低效率最终转嫁给其他企业和用户,削弱了企业和国家竞争力。

市场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强大的推动力。多元市场的竞争对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筛选发现作用。市场给各个企业平等的机会,但哪种技术路线、商业模式最优,不是靠政府钦定或企业自封。只有那些经过市场无情筛选脱颖而出的,才是更有希望的。二是产业竞争力的培育作用。市场是个大学校,竞争会激发企业的聪明才智。产业竞争力只能在成功与失败的磨炼中产生。三是市场潜力的发掘和利用。市场潜力无穷,竞争激发企业挖掘创新的潜力,给客户更多的选择。在客户选择中又使企业发现新需求、创造新需求、找到新客户,形成良性循环。

自主创新的结果是差异化的发展;“一哄而上”往往以技术模仿为基础。过严的市场准入,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的同时也压抑了企业的创新。防止乱象发生的措施,是适时就环保、安全、资源消耗、产品可靠性等方面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并严格执行。避免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负外部性”效应。

十、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创新的干不过知识侵权的”“节约资源的干不过高消耗的”“执行环保法规的干不过偷排的”“搞实业的干不过搞房地产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不少知识侵权的、高消耗的、偷排的和转向房地产的企业,它们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时间获得了较高收益。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一些企业始终在转型还是不转型中犹豫。

例如,国家鼓励发展电动汽车,在现有政策下,为获得国家财政补贴,有的企业不是加紧研发、积累自主知识产权,而是迫不及待地购买国外的电池、关键部件和控制系统进行拼装,美其名曰“系统集成”。这是当前来得最快、短期成本最低、没有更多技术含量的装车方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第一例“拼装”做法得到政府补贴,那么10个、100个事例就将接踵而至;“拼装”大行其道,自主创新就将灭亡。

再如,液晶显示器,在我国技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直到2009年夏天,外资一直采取封锁的策略,既不转让技术,也不在中国建厂。当我国企业具备一定技术能力,开始建设8.5代生产线时,外资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投资,而很多地方以特殊优惠相呼应;项目审批部门则权衡各种力量,在国内企业与各个国外企业和不同地方之间进行平衡。液晶显示器是一个规模效应特别明显的行业,如果本国企业因审批的限制不能很快达到经济规模,很可能会夭折。

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深度介入企业的经济活动、地方保护等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在企业向创新求发展的转变中,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使产权得到严格的保护、企业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使企业之间能公平地竞争。如果政策获利机会频出,政企不分、市场分割继续延续,就将成为企业转型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