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复杂系统创造力模型,适应性越低,创造力越强,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不适应,才引发了创造。可是,对于个人而言,如果对社会完全不适应,连生活都无法保障还谈何创造呢?这实际上是在适应与不适应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问题。对于很多具有创造力的成功人士来说,其策略是在生活上保持极强的适应性,而在思想上、工作上、学术上等自己所追求的方面保持了不适应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庄子,就是在适应与不适应中找到平衡的典范。在生活上庄子可以说对简单贫困的生活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他曾一度靠编织草鞋为生,还当过漆树林的护林员,住的是破屋子,经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去见魏王时穿的就是一身破衣烂衫,鞋子都是脱帮的,不得不用带子绑了。一次家中断粮,庄子去向监河侯借,却被取笑说等秋后打下了粮食再借给他。面对这些物质生活上的贫困,以及精神上的刺激,庄子坦然接受,其最高境界表现在当他妻子死后,其好友惠子前去吊唁,不但没见他哭,反而见他“箕踞敲盆而歌”,这是他把人的生死看成如同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一样正常,对这种自然变化十分适应,活着的人之所以对死去的人感到悲痛,其根源是期望人不死,则违反了自然法则,他倡导“天人合一”,就是要增加人对万事万物的理解,便可以减少由感情造成的痛苦。
正是这种对生活现状的适应,使庄子有充足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对贫困的适应截然不同的是,在学术上,在对自己目标的追求上,庄子表现得极不适应。他不满足于前人的思想、理论,不适应前人对事物的观察和描述。他当护林员不仅仅是挣钱来养家糊口,再顺便逛逛山林,看看美景,而是仔细观察并总结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胶似漆”等等对事物入木三分的刻划,当他看到泉水干涸,鱼在无水的情况下苦苦挣扎时,不是欢天喜地把鱼拿去煮了吃,而是细心观察鱼的表现,写出了“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样的千古名句,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描述感情深厚的老夫老妻时,再也找不到比“相濡以沫”更好的词句。虽然,现在我们对“相濡以沫”的用法与庄子当时的涵义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对现象入木三分的描述,使人叹服。就是这种对现实的不适应,成就了庄子,有人做过统计,薄薄的《庄子》一书为中文提供了200多条成语,被中华书局《古今成语辞典》收录的就达170条之多(亦歌,2005)!
适应与不适应,这对矛盾在庄子身上是多么和谐统一,作为复杂系统的人就具有将多样性集中于一身的潜力。然而,这种潜在多样性需要我们去开发,哪些该适应,哪些不该适应,是决定我们在那些方面有所建树的关键。如果庄子对简单贫困的生活不适应,他就会想办法去改变它,他就不会拒绝楚威王要聘他作宰相的愿望。人的精力有限,当在物质享受方面不断追求时,即使还在学术方面也不满足,但是所投入的精力和能达到的深度就大打折扣了。
所以,我提倡提高生活上的适应性,而保持学术上和工作上的不适应性。降低对生活的要求就能提高其适应性,而在学术和工作上要独立思考、不断学习、永不满足,逐步提升追求目标,随着鉴别能力和学术品味的逐渐提高,这种不适应性会越来越强。
那么在学术、事业上如何保持不适应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提高自己的美学修养。上一章得出结论,即个体的想象力越丰富,审美感越强,他对于社会的适应性就会越低。因为社会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想象力和审美感来运作,可以说是一个大平均。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可能会感到很适应,因此,也就没有强烈的求变和创造欲望。然而,想象力和审美感都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人,对社会平均状况很不适应,这就促使其进行创造,以求得自我实现。
在提高人的美学修养方面,文学、音乐、体育和美术有着重要作用。以音乐为例,音乐最基本要素是节奏和旋律,节奏快、慢,旋律高、低,组成了抑扬顿挫,快慢舒缓的乐曲。它是如何影响人的呢?人是一个复杂系统,其系统的运动是一个整体行为,当脑神经受到音乐刺激,整个系统就会随着音乐旋律而运动。优美抒情的音乐把系统带入自然美景之中,欢快的音乐使系统产生高兴的感觉,气势恢宏的音乐让系统产生崇高感受,例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让人感受到人类皆兄弟的大同;命运交响曲使人感到人类精神的不屈,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这种感受通过想象、联想而营造出来,这就是整个复杂系统在旋律带动下不断想象,不断涌现新的特性。久而久之,想象力会得到增强,涌现新特性能力会不断增加,人脑复杂系统就会越来越和谐,对美的感受会越来越敏感,审美感便得到提高。
因此,我非常同意著名钢琴艺术家刘诗昆的观点,对大多数儿童来说,学钢琴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个高雅的业余爱好,也不是让每个孩子将来都成为钢琴家,而是对孩子进行美学教育,美学教育是一个人全面发展不可替代的方面。我们过去只提德、智、体,这是不全面的,还应该有美,即德、智、体、美四个方面。我们的教育同发达国家教育的差别,在美育上反映得尤为突出。
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在见闻部分中,有一些描述美国学生的文字,如“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手里,让地球调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无人问津……。”最后的结论是: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那么预言,再过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见闻录部分,对中国学生的描述有:“中国学生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纪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过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培养出了5、6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00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许进良 2006)。
错在哪儿?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我以为,美国看似“糟糕”的初级教育,通过如火如荼的音、体、美活动,恰恰保留甚至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审美感,进而促进了创造力。而中国看似世界“最好”的初等教育,则以应试、以标准答案为目标,音、体、美成为最不重要的课程,虽然学生的数理化知识增加了,但想象力却丧失了,创造力下降。这太惊人了!这说明孩子们越努力、越勤奋,想象力丧失得越多,这与我们的真正目标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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