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大包容性

创造是变化，是与众不同。要促进社会创造力的提升，就要增大包容性，使其能够容忍出现不同的个体，甚至特立独行者，容忍度越大，越有利于创造产生。同样，创造是一种选择，是在众多可能组合中选中一个，如果可供选择的方案越多，选出更好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包容性大的社会个体多样性也最丰富，个性得以自由发展，可选择的余地越大，创造力自然会增加。

公务员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管理公共资源，执行法律法规，对促进社会形成更大包容性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公务员在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促进社会形成更大包容性，为创新、创造营造宽松环境。

1、包容思想与个性多样

思想是一切行动的指南，思想是否解放，是否允许思想多样性的存在，是一个社会能否真正达到多样性的标志。解放思想是一切创造活动的前提条件，由于我国历史上思想界长期受到封建专制社会束缚，“五四运动”虽然冲破了这些束缚，思想出现了多样化发展趋势，但是“文革”十年浩劫又对思想多样性进行了无情打击，由此而造成对中国创造力的重创，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其影响至少波及两、三代人。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有大量的科学家、艺术家、画家、作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等等各种各样的“家”，但是我们却缺乏思想家，诺大的中国，世界第一的人口，我们还要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理解民族复兴不仅是在经济上强盛起来，而且要在思想、文化上发展壮大，并对世界发展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对此我们的思想家太少、太少。相反，倒是西方的思想不断向我们渗透，而我们只能扛着孔子的大旗，还在用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去各国建“孔子学院”。难怪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改革开放之初，有人担心，思想一放开就会乱，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确，如果原来只有一种思想，突然引进另一种或多种思想，有可能造成一时的思想混乱。但是，法制健全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不管什么思想都不能脱离法制，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思想，在短期内也许会表现出稳定，并能达到高度统一，可是从长远来看，它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因为纯而又纯在复杂系统中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一百多年的人工造林经验，使我们懂得了森林生态系统要长期稳定，必须具有生物多样性，而大面积纯林极不稳定，最终会使森林面临毁灭性灾难。社会复杂系统从其本质来说是应该具有思想多样性的，只有采取强制，才能达到思想一致性。苏联的教训值得深思，一种思想统治了七十多年，前期社会是如此稳定，以致于人们不禁感叹，人类离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已经不远了，人类看到了希望。可是，当各种思想涌入苏联的时候，这个社会却没有了任何免疫力，社会主义大厦一夜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人们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苦心经营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思想。相反，美国社会却能容忍思想多样性，可以说世界上的各种思想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其栖身之地，甚至于在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共产党却能生存下来。而苏联则不可能有一点点资本主义土壤。思想越多样，越是锻炼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们会把各种思想进行比较，更新、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思想才能在各种思想的比较、碰撞中产生。从系统角度来看，“冷战”的结局，是多样性对单一性的胜利，复杂系统在此向世人展示了它的规律既适用于生态系统，也适用于社会系统。

社会由各个独立的个人组合而成，社会创造是个体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涌现特征。个体间差异越大，相互作用就会越强，也就越有可能产生创造。因此，个体人格和个性的多样性便是社会创造的基础。然而，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个性自由发展却是不稳定因素，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个性被压制，被扼杀，“枪打出头鸟”成为创造性人物的共同命运，社会选择的方向便是没有个性，甚至没有自己人格，只有跟别人一样才是最安全的生存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这种倾向，这和国家大力提倡创新、创造背道而驰。例如，有一幅漫话形象地反映出了我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刚进校门的学生个个头脑中都带着大大的问号，心中充满着无限好奇，在学生的着装、行为、个性等差异很大，可是当毕业时，问号没了，好奇心消失了，从校门中走出的是一群整齐化一的标准化产品。因为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不断考试只有统一标准答案，先进标准也只有一个，这实际上是在培养标准化产品，不鼓励个性发展。进入社会后，如果要想当官，更不能有个性，有一个地方的组织部长在他职位升迁，总结自己从政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没有个性，是我从政一帆风顺的法宝”。搞其他工作也要求听话，不能有任何过激行为，“夹着尾巴做人”成为为人准则。由此，逐渐形成我们社会的人才标准，在学校时是能够考高分，进入社会后是具有高学历，工作以后是没有个性。试想一个没有个性自由发展的社会，创新只是一句空话。

与中国封建社会消灭个性相对的是，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以来，从未间断过思想解放、追求个性自由发展。而我们往往只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归结为科技发达，从清末、民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便认准了科技救国是振兴中国的出路。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促进西方科技发达的根本原因是思想不断解放，个性自由发展，形成个体间的巨大差异，从而造成社会个体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使得社会系统不断出现涌现特征。我们只学到了结果，而没有真正学到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只看到了科学的重要性，但是科学受思想控制，思想不解放，不要说科学发展不起来，就是科学发达了，也有可能垮掉。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苏联的消失，前苏联科技是多么发达，但是，科技没有能够救苏联。因为科技只能告诉你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而不能告诉你以去追求什么理想。

2、包容多样的社会人才评价标准

每当听到一首歌：“还有一只丹顶鹤，轻轻地，轻轻地，飞过！……”就会想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去过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郊区的扎龙自然保护区，那是丹顶鹤的故乡。丹顶鹤美丽优雅身姿在我心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象，尤其是当它们起飞和降落时的姿态，我只能用美丽绝伦来描述。从此我才理解了为什么芭蕾舞《天鹅湖》里的“天鹅们”会以那样的舞姿来代表天鹅。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天鹅是美丽的。有一只天鹅蛋意外地混入了鸭蛋中，待小鸭孵出后，鸭妈妈发现有一只小鸭长得很丑，声音也很难听。就很不喜欢它，要把他赶走，因为根据鸭子的标准，它长得很丑、很怪。而小天鹅也发现自己同其它小鸭子长得不一样，很是自卑，也认为自己很丑。其它小鸭子也看不起它，经常嘲笑和取笑它，拿它开涮。直到有一天，小天鹅碰到了一群同自己一样的小天鹅，找到了自己的天鹅妈妈，才发现自己长得也很美，自信心油然而生。这是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里改编安徒生的一个童话故事。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同样一个人，如果对其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其结果会大不一样。如果以读书考试成绩论英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只能是“笨蛋”。如果社会选取人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么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人将会被埋没，失去发挥自己创造潜能的机会。从隋朝到清朝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科举考试制度是选取人才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在选会写文章、会读书的人，把人才简单化，从而造成很多具有各种才能的人被排斥在人才行列之外。

我去过北京孔庙多次，这是坐落在北京市安定门内成贤街上祭祀孔子的建筑物，是山东曲阜孔庙以外的全国第二大孔庙。它始建于公元14世纪的元朝，是北京元、明、清三朝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的地方。在先师门内东西两侧，耸立着进士题名碑，组成北京最大的碑林。共198块，其中元代3块、明代77块、清代118块。上面镌刻着51624名中第进士的姓名、名次和籍贯。这就是所谓“金榜题名”的人，一旦中第，就身价百倍，取得加官进爵资格。

这些人自然代表了封建社会所推崇的人才。可是我们看看，在科举考试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有重大创造性贡献的人中，有多少是状元。

从表12－1可见，对中华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做出过开创性成就的人物中，没有一个是状元，而被人称为“诗仙”的李白，对科举考试不屑一顾，“诗圣”杜甫连进士都没有考上；《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屡试不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更是蔑视科举，远离官场；中国人物画之父吴道子，仅是一位民间画工。

表12－1 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创造成就的人物及其科举考试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史》

考试成绩的片面性，不仅不能选出各方面的真正人才，就是对于选学者也存在片面性。林毓生（1988）介绍了海耶克（F.A.Hayek）关于学术工作者的两种类型。一种是“通人”（master of his subject），另一种是“困惑型”（puzzlers）。当然这只是相对区分，实际情况不可能谁就绝对是单一的一种类型，通常情况是每个人偏向某一方面的程度不同而已。“通人”给人的印象是具有极强的记忆力，精通他所研究学科之内的一切理论与所有的重要事实。只要事先通知他一声，他便能够答复有关他专业的一切重要问题，在学术界，“通人”是许多人羡慕的典型和自己奋斗目标。无疑，这些被公认为“通人”中有许多是具有原创能力的人，但海耶克觉得他们的出色记忆力不见得能够特别帮助其创造活动——换句话说，他们的原创能力可能与他们另外的本领有关。相反，“困惑型”一般不能保持历久常新的记忆，当他读完一本书或看听完一次演讲之后，向来没有复述其内容的本领。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却因阅读与听讲而获得改进。对于那些具有原创能力的“困惑型”学者而言，他会以批判的态度去考察流行的学说，一旦发现它们不容于自己的思想结构，他会相当坚决地排斥流行的学说，不受外界干扰地自行其事；因为对于那些不能介入他自己思考架构之内，或对他自己思想的发展没有参考价值的学说，他是不想花费许多心血去学习的。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都有可能做出创造性工作，取得重要成绩。但是，社会通常以考试成绩作为人才评价标准，例如，我国大学仅以高考成绩为招生的唯一标准。这对“通人”有利，而不利于“困惑型”人才，因为“通人”记忆力好，反应快，学习成绩好，考试分数高。而“困惑型”通常考试成绩并不高。这样一来，社会就使相当一部分具有原创能力的人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教育从来都是关乎整个社会的特殊行业，以高考指挥棒规范自己行为的不仅仅是学生，实际上整个社会在都受这一指挥棒影响。看看职称考试，你要想上副高职，就得去背英语单词，通过外语考试，不管你工作中是否有没有这个需要。否则，不管你水平有多高，工作能力有多强，也算不了人才。再如，当前我国很多地方将学位高低当成人才标准，这实际上是高考指挥棒的延伸。从开始争相吸引学士，到硕士，到博士，以至于把博士后当成了最高级人才。这种人才标准单一化结果只能是降低社会创造力，因为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对人才的需求也必须是多样化，单一人才结构必然会对社会创造力产生不利影响。

这种人才观不用说同国外相比有差距，就是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观相比都落后许多，因为，他们尚能知道为了达到目的，在自己人才库里聚集了“鸡鸣狗盗”的各种人才。究竟什么是人才？实际上能够满足社会需求，能够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人，就是人才。而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凡是能够有利于达到如此目的的人都应该是人才。

3、包容批评的声音

是否有批评的声音，是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正常的标准之一。当一个社会没有了批评，听到的都是颂扬，这个社会就很危险了，犯重大错误的机会就会大增。而包容批评，善待批评者，有错就改，社会才会健康发展。

公务员由于其工作性质，常常处在社会舆论和批评的风口浪尖上，面临巨大精神压力。对此，公务员第一要包容批评，善待批评者，勇于改正错误。第二，提高决策水平，尽量减少决策的失误。现在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决策时经常会邀请一些专家参与，听取专家的意见，这固然有好的一面，但也要注意专家的意见也可能存在片面性，要进行具体分析。

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例，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本来涉及到林业、农业、水利、畜牧等等各个行业，需要各行业合作与协调才能和谐发展。但是，现实情况是各个行业的一些专家只说自己行业如何重要，搞林业的就绝不会主动种草，即使自然环境条件更适合种草，也要想方设法种树，因为，种了草就归畜牧业管了，与林业无关。搞畜牧的则是养猪、养羊越多越好，并不管草原的承载量有多大，会对森林造成什么影响。各部门的领导在决策时，也都找本部门的专家进行咨询，目前社会上的专家大多是大学教授或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都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只能在本专业内说话，对社会复杂系统缺乏全面了解。这是我们长期单科性院校，专业面窄的结果。这就限制了我们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服务社会的可能，因为社会问题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专业问题，是复杂的综合问题。拿林业来说，我们的专家大多只能给各司局提建议，因为司局同我们的专业是对口的，但是却很难给部长提出好的建议，因为部长的决策是要考虑全局，专家只能提各个专业问题。比如，部长有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听建议，我们去了五、六个专家，各说各的重要，最后还要部长来综合。这实际上还是看部长水平，水平高综合得好，水平不高有可能专家的建议不但起不到好的效果，还可能会帮倒忙。因为林业是一个复杂系统，不是各个专业的简单相加。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具有综合理论水平，以全局胸怀，能站在历史和现实高度给部长提真知灼见建议的人才。

4、公务员引导促进社会多样性

如何促进我国形成社会多样性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应该多方面共同采取措施，才能对社会系统进行调整。首先，政府要采取措施，甚至通过立法，保障各种思想能够共同存在，形成思想多样性。其次，公务员积极引导，增大社会包容性，容忍个性多样性，让个性能够自由发展，这不仅涉及法律问题，更多是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问题，只要不违法，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任何个性都有存在的理由。而个人应将个性充分发挥，并将其产生的想法付诸行动，只有行动多样，才有可能产生各种创造。只有当政府、社会和个人都在为社会多样性而努力，都在共同追求社会多样性时，社会多样性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文化时，才有可能真正形成社会多样性，为社会创造力爆发打下基础。因为，社会风气是社会创造力发展的倾向，是社会各因子的总和，它决定社会创造成果的方向。如同一个人一样，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是其创造点所在。

唐诗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文学高峰，与当时文人之中形成的对诗词的近乎狂热的追求不无关系。传说唐代诗人贾岛骑着驴做诗，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第二句的‘敲’字又想改用‘推’字，犹豫不决，就用手做推、敲的样子，全神贯注，竟对大官的开道马队毫无察觉，旁人为他担忧，好在这位大官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韩愈，贾岛向韩愈说明原委，韩愈想了一会儿说，用‘敲’字好，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推敲”也成为斟酌字句、反复琢磨的专用名词。正因为诗歌创造成为全社会的风气，社会个体被这种文化所熏陶，这才成就了唐代的诗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