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思维”的代表性观点

当前，“互联网思维”不仅受到李彦宏、马化腾、马云、雷军、周鸿祎等互联网行业巨头的热捧，也被张瑞敏、董明珠、李东生等传统企业家所推崇，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互联网思维”。其中，最具代表性和系统性的当属雷军和张瑞敏的“互联网思维”。

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认为，互联网其实不是技术，而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方法论，只有运用这种方法论才能把握住互联网时代竞争的精髓。雷军将互联网的思维和方法论总结为“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

“专注”强调企业明确自身定位，集中优势资源参与竞争；极致是指企业必须做到自己能力的极限，做到别人达不到的高度；口碑是指为用户创造最高价值体验，从而得到更忠诚的粉丝关注、实现更精准的粉丝口碑营销；“快”是指软硬件产品能以“快速迭代”的形式推出、升级并投入市场。

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认为，互联网思维对传统制造业企业意味着一种颠覆，这种颠覆主要体现为“三无”：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打开了一扇门，可以使得企业无边界，企业要从依靠自身资源求发展，颠覆为并联平台的生态圈；企业员工要从原来听从上级指令，转变为听从用户需求，企业不是管控组织而是创业平台；产品可以供给任何人、任何网络用户，倒逼企业从研发到制造全流程变革，实现全流程无尺度。

“互联网思维”也引发了一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互联网思维”就是创新思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不赞成“互联网思维”的说法，他认为“互联网思维”就是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并不只是互联网公司才有，卖猪肉的双汇也有创新思维。因此，有互联网创新，没有所谓的“互联网思维”。

二是认为“互联网思维”不过是某些成功者的个别经验，难以复制、推广。有人认为，伴随互联网发展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兴互联网企业（如BAT）和转型互联网的传统企业（如海尔、苏宁、联想等），虽然都宣称用“互联网思维”塑造发展路径，但其所探索的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性，他们的经验不一定能在更多行业复制成功。

对于“互联网思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很正常。新华社智库江苏中心认为，对于“互联网思维”，既不能神化，将其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能妖魔化，将其看做子虚乌有的虚构，而应从具体实践层面来认知，分析其是否真正变革了商业业态和商业模式，是否真正推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是否真正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从这一角度来看，“互联网思维”的变革价值是切实可见的，它推动了小米手机、余额宝、特斯拉汽车等一批新型企业的成功崛起，对服务业、制造业甚至传统农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逐渐渗透至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等多领域。暂且搁置“互联网思维”在理论层面是否无懈可击的争议，我们应更多专注于“互联网思维”的实践和落地，将其作为引导两化融合发展的新理念，推动其与具体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相结合，释放“思维红利”，助推改革创新、转变发展方式。目前，“互联网思维”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互联网通过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提高信息的整合效率，对传统行业潜力的再次挖掘，已经对传统产业产生了切切实实的影响和变革，其中一些变革甚至是颠覆性的。

农业领域，“互联网思维”有助于提升农资服务水平、以大数据服务农业生产、打造农产品品牌、升级农产品销售模式、完善农业金融服务。

制造业领域，“互联网思维”催生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需求不断出现，带动大规模服务制造模式的创新；推动知识分享和创新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企业研发不再局限于自身密闭的空间；“人机互联”使企业管理更具动态适应性与科学性，使企业内外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深度整合成为现实；对很多传统制造企业提出直面品牌营销、市场拓展、客户维护等新的课题。

在服务业领域，“互联网思维”的颠覆性作用已逐步显现：微信改变通信行业、淘宝改变零售行业、大众点评改变餐饮行业、余额宝改变金融行业。“互联网思维”变革了产品设计、生产、流通、营销等各环节，催生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C2 B模式。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杨培芳指出，互联网变革所催生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C2B模式，将是未来商业模式的主要形式。

“互联网思维”推动群体协作模式走向繁荣。众筹模式正在演变为一个新型互联网融资途径，降低创业门槛，让融资更加平民化；众包模式使产品的研发设计充分融合更多人的智慧，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崛起，众包模式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