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理论演变过程中的三个阶段

技术创新是一个历史范畴。列宁指出：“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1]这就是说，观点、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就得用历史的方法来考察，即按客体变化的时间顺序，按照历史表明的具体形态，来阐明它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技术创新内涵的演变，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见表1－1）。

表1－1 创新理念的演变过程表

续上表

古代的创新指“创造新的东西”。如英语里的创新（innovation）一词源于古拉丁语的“innovore”，意即“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或改变”。

“创造新的东西”即创造发明与创新不能等同。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一个创造发明大国，为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我们的统计曲线表明：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后14世纪的2000多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数占世界同期总数的25％以上，其中在公元6世纪至13世纪超过35％，在公元2世纪至7世纪超过50％。[2]英国著名学者坦普尔认为：“公元6世纪之前，世界的重要发明创造554项，其中中国占312项，为其总数的56．3％。公元6世纪到公元1500年，重要的发明创造中国占58％。”[3]然而，创造发明与创新在中国近代并不是“等同”的，尽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四大发明”诞生在中国，而创新、应用并取得社会经济效益却与中国无缘。四大发明创造在西方获得大规模应用，并带来巨大的效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遗憾的是，四大发明在中国却是另外一种情景，正如鲁迅所言：“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了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5]对此，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在一个官僚们决心要保护和稳定的农业社会而缺乏这种需要。”[6]其实，拥有知识并不等于拥有物质财富。要将科技知识转化为物质财富取决于体制及其对社会经济需求的及时反馈，并成为创造发明和创新的不竭动力。

第一个阶段：熊彼特赋予创新的技术－经济学内涵，开创一个自然技术创新时代。

自然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理论，还是20世纪初的事情。191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后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阿·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在其成名著作《经济发展理论》（此书于1934年由德文译成英文时使用了“创新”Innovation一词）中将经济活动分为“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和“动态的非均衡状态”两种类型，并且认为后者“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因此，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从而创建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即“经济发展理论”。请注意：他强调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引入生产体系使其技术体系发生变革，获得企业家利润”的过程。国内许多学者赋予熊氏创新为“经济学内涵”，是不妥当的。

第二个阶段：技术创新理念的“经济行为”说同“科技与经济之间的中介”说或“科技成果的首次应用”说并存。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指经济系统中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并获得“企业家利润”的过程，故我们赋予它技术－经济学内涵。而学界许多人硬说是“经济学内涵”，这是对熊氏理论的一种误解。尽管《经济发展理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其实，《经济发展理论》应该重点讨论“如何发展经济”，而不是重点讨论经济发展本身，这才是技术创新。熊彼特的这本书确实存在着不足之处（后面专门讨论）。正因为如此，学界许多人受到传统工业社会发展观的束缚，将技术－经济学内涵的技术创新说成纯经济学内涵，如清华大学的《技术创新学》（1998）就是典型的代表作，它认为“发明创造是科技行为，而技术创新则是经济行为”。“概括起来讲，我们把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不是首次实现其商业价值——引者注）的技术创新称之为狭义技术创新，把始于发明创造而终于技术扩散的技术创新称之为广义技术创新。”[7]无论是“终于市场实现”还是“技术扩散”，其间都没有技术实践或试生产的检验，即将技术创新成果直接引入生产系统。这就是纯经济学（“经济行为”）的技术创新内涵。其实，在1979—1998年间，我们先后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就明确提出“技术创新是科技与经济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实现‘两个转变’的根本途径”。如《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979）、《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1996）、《技术创新——技术与经济之间的中间环节》（1997）、《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及其启示》（1998）、《技术创新是实现“两个转变”的根本途径》（1998）等等[8]。1999年，我们在正式出版的专著中又提出“技术创新是‘新东西’的首次商业性应用或‘旧东西’的新应用的过程”。“创新是发明创造与创造效益相统一的过程。它由意识创新、技术创新（或者拓展为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构建为创新理论体系的‘飞鸟’模型。”[9]我们还在撰写这本专著的1998年5月受湖南省发改委科技处的委托，给党中央、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第五稿）提出了三条建议。该“决定”于1998年7月公布时采纳了两条。其一就是建议将技术创新定义的“全程”说（即从基础研究直到最后商业化成功的全过程）改为“首次应用”说，“决定”指出：“技术创新，是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占领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还明确指出：我国“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第三个阶段：全面拓展技术创新的技术－经济学内涵，创建全面创新学。长时期以来，人们谈论的技术创新都是指自然技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观念并不是正确的。所谓“可以理解”，就是指它是时代局限性的产物。我们知道，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们的关注点就从人文转向自然界，甚至还出现了“世界即自然界”的极端化观念。不幸的是人类从关注自然最后演变成破坏自然，即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惜浪费资源和破坏自然环境。这种片面的发展观已经遭到当今世界现实的否定。于是，我们提出“全面技术创新及其综合效益”（2004年）。这里的“全面技术创新”指“自然技术创新、人文技术创新、社会技术创新‘三者’在创新活动中的集成效应”。“综合效益”指“自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之综合”。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现实活动是“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发展的过程。[10]而且，除了横向活动中的“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发展之外，还有纵向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或环节之间的反馈作用形成的创新平台并“依次更替”的历史过程。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三维（横向、纵向和时代维）立体网络结构的整合效应”[11]。

2002年我们又将马克思的“三个世界”拓展为“五个世界”，即在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的基础上增加客观知识世界和虚拟世界。于是，技术创新的门类结构就是五大门类并在现实创新活动中形成为一个内在的整体。[12]

同时，我们又首次赋予技术创新的认识论内涵，明确提出“技术创新的首次实现其商业价值就是技术认识过程的完成阶段”，即马克思的“具体的再现”或恩格斯的样品、样机“开始制造出来，变成‘为我之物’，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个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科技创新就是科学认识和技术认识并实现对世界的认识，尔后才是改造世界即驱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或驱动“五个世界”的全面发展。[13]显然，赋予技术创新的认识论内涵是对技术创新的技术－经济学内涵的新拓展，也是对技术创新的经济学内涵的彻底否定，有可能开创技术创新研究的新时代。

本书提出的“全面创新学即全面认识论”和构建的五大门类学科体系，有望将全面创新推向纵深发展。

关于三个阶段的具体内容，下面分别探讨。

[1]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7页。

[2] 详见陈文化：《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3－275页。

[3] 转引自燕国桢：《科学创造性思维探索》，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32页。

[4]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7页。

[5] 《鲁迅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29页。

[6] 《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293页。

[7] 傅家骥主编：《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6页。

[8]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9－180页。

[9] 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页和第4－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34页。

[11]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9－118页和第328－341页。

[12]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6－377页。

[13]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8－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