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论》①是对“全面技术创新”观的一次尝试

《技术创新论》对技术创新展开了全面研究并提出了“全面技术创新”的新设想。对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动和科技创新的全面驱动效应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成功地预测了中国腾飞的运行轨迹，而且第一次赋予并阐释了科技创新的认识论内涵。

第一，《技术创新论》的作者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针对当时国内外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或物质手段”的主流观点，大胆提出并始终坚持“技术是实践性知识体系”即“怎么做的方式方法体系”[2]。现在看来，技术的“实践知识”说正在取代“物质手段”说。

第二，单一的自然技术创新正在被“全面技术创新”取代。在传统工业社会发展观的束缚下，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局限在自然技术范围内，这是一种抽象思维的产物。《技术创新论》作者在1979年提及并于2004年明确提出“全面技术创新”概念。当时是根据客观世界由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为一个整体，将技术创新的基本门类分为自然技术创新、人文技术创新和社会技术创新，类似于将科学技术分类为自然科技、人文科技、社会科技三大门类一样。这就是说，在现实的创新活动中，是自然技术创新、人文技术创新、社会技术创新“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步）变发过程的集成效应，或者说自然技术创新成果的获得是“三者”同时相互作用的结果，绝不是自然技术创新“独自完成”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创新活动是主体（人）发起并参与的行为，而人的活动“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进行，亦即只有“做人”、“处世”的前提情况下才会有“做事”、“才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语）。因此，撇开人和人的活动，连创新活动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然技术创新成果呢？

第三，创新成果的首次商业性应用是衡量创新成功的唯一标志。《技术创新论》明确提出：“技术创新始于技术—经济构想，通过技术开发，终于创新成果的首次实现其市场价值或商业性应用。”[3]“创新成果首次实现其商业价值是衡量创新成功的唯一标志”，因为创新就是指首次商业性应用，即新技术的首次应用或原有技术的新应用。只有“首次应用”或样品、样机“开始制造出来”才能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是正确的。而且，技术创新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其商业价值”，这一点是技术创新同传统的技术发明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时，“首次商业性应用”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或社会变革，获得商业利润提供了可能。这就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认识是正确的，怎么能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赢得主动呢？如果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经过多次挫折才获得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就是衡量创新成功标志的唯一性之所在。因此，所谓的“创新即创造新的东西”或者“技术的创新”和“经济行为”说，都是对创新本质特征的歪曲或误读。显然，要使我国的创新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创新理念上形成共识。

第四，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它的一种功能，并不是其内涵。[4]人们都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发展的“生产力动力观”，即“生产力推动着发展”。那么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哲理框架上讲都属于“生产力动力观”。现在看来，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就是科技创新动力观。不管科学技术如何重要，尚未通过技术创新活动特别是“开始制造出来”阶段都还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只是主语而不是主体，要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只能靠主体（人）的创新活动。

当今社会的科技创新驱动着“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工业社会发展观（只驱动经济发展）的本质区别。显然，单一的或“唯一的自然技术创新”是落后于时代之举。由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工业社会）的“片面发展”（主要局限于工业领域的物质经济）逐步转向“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全面发展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三大基本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指人和自我即“人同自身”——引者注）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显然，经济的全面繁荣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过程和结果。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过程和结果；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同自身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过程和结果。也就是在科技创新活动中，自然科技创新、人文科技创新、社会科技创新三者“协调和集成起来”的整合效应，如同马克思的“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是“物质生产”、人自身“生命的生产”及其素质提升和“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即“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三者的整合效应一样。

第五，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关系模式交替演变的北纬40度现象。一般人以为科学（S）、技术（T）、经济（E）之间的关系模式都是S－T－E或E－T－S，或者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关系（单向驱动）。其实不然。根据我们于1992年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自13世纪中叶以来，这种关系模式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期）特征，即我们称谓的北纬40度现象或40°N现象（见表2－1）。[6]

表2－1 近代以来科学中心、技术中心、经济中心交替演变轨迹

续上表

注：因GNP数据无法获取，古代国家的“关系模式”统计不出来。

＊表示作者的预测值。

从表2－1不难看出：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经济三者之间关系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时空结构，即按照一个国家的活动中心起始年代算的呈现出发展的次序。对此我们称之为时序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先是经过统计分析的结果，我们通过理论推导得到了证实。三个元素（S、T、E）的组合只可能有顺时和逆时两种组合方式及其六类“关系模式”（见图2－4，图2－5）。

图2－4 顺时组合式

图2－5 逆时组合式

这些关系模式的演变又呈现为顺时组合式与逆时组合式的交替变化规律（见表2－2）。

表2－2 近代以来“关系模式”演变过程的理论推导

续上表

如表2－2所示，每一个时代的“关系模式”的演变过程都是顺时组合式与逆时组合式的交替演变，并呈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性变化。关于科学、技术、经济之间的时序关系模式及其演变，无论是统计分析还是理论推导，其结果都十分惊人地吻合。从而表明：我们的统计分析结果是既可靠又可信的。

由表2－1、表2－2可以看出，“关系模式”的构成及其演变表明近代以来的世界各国的变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规律性：第一，在一个轮回中，由“三三”式（即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三个国家的时序关系模式）构成一个序列；第二，科学中心与技术中心总是不断地交替演变，而经济中心的位移由第一个阶段（英、法、德）的居末，经过第二个阶段（美、苏、日）的居中，变到第三个阶段（中、印、非）的居首；第三，每一个阶段有一个主导模式，如近代西欧的主导模式为S－T－E，即英国的S－T－E，法国的T－S－E，德国又重现英国模式，其演变过程呈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第四，主导模式的构成及其变化，是由第一个阶段主导模式依次顺延的三元不同组合（见图2－6）。从而表明科学、技术、经济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第五，如表2－1所示，近代以来的科学中心、技术中心、经济中心的国家都位于北纬40°左右，而且纵向和横向转移都是长周期与短周期的交替变化，每个周期持续的时间渐趋缩短。当变化到一定时期以后，周期波动现象可能会消失。

图2－6 主导模式的构成及其演变

根据我们发现的40°N现象和对其研究结果，我们曾于1992—1999年三次预测：中国将会于2010年前后首先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心，即我国GDP总值超过日本、仅低于美国而位于第二位（见表2－1）。这个近20年前的预测值，已经于2010年变成了现实。当时还预测我国于2020年前后会成为世界科学中心，随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预测印度将会于2030年代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面的两个预测有待于实践检验。我国有可能取得像美国那样持续100多年的世界中心地位，即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7]因此，我们要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从现在开始我国就要坚持实施E－S－T关系模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工程。

综上所述，统计分析与理论推导的结果都表明：科学、技术、经济之间的关系模式及其演变，并不是像有人断言的那么简单，而是从古至今经历了许多次的交替演变，即从13世纪中叶以来，已有四种“关系模式”的变化。显然，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并不是以“生产—技术—科学”的主导模式时代，而是处于实施S－T－E （科学—技术—经济）关系模式的时期。正是马克思高瞻远瞩地揭示了时代的新特征。他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了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力里呢？”于是，才提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的伟大思想。在已经过去的150多年里，时代特点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社会经济世界已从一个受资本支配的时代转变为一个受知识支配的新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居于主导地位的（E－S－T）“关系模式”，而且科学中心、技术中心、经济中心之间的转移周期日趋缩短，乃至于形成科技经济一体化。这就是我们曾经论述过的“知识经济是知识经济化与经济知识化这两种趋势相结合、相统一的经济形态”[8]。因此，强化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科技创新这个科技与经济之间的中介环节就成了实现21世纪知识经济腾飞、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之一。

第六，科技创新驱动社会的全面变革。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关系模式交替演变的北纬40度现象还包含社会形态的演变。[9]据史书记载，古埃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B．C．3500年）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国家之一。中国率先（B．C．475年后）跨入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初期的生产方式——手工工场于1130—1148年间就遍布意大利各地，1289年又开始废除农奴制度，资本主义就“在那里最早发生”（马克思语）。1917年苏联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纪元。人类历史上的这些社会形态首先发生变革的国家，基本上都位于北纬40度左右（只有苏联偏北为55oN左右）。在演变方向上亦有一定的规律性：古埃及奴隶制苏联社会主义，即东向→西向→东向……而且，在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形态演变之间的关系上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见表2－3）。[10]

表2－3 社会形态与科学技术之间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表

注：①表中括弧内数字，均为作者的预测值。

②［T］示科学尚未产生；（S0）示“准科学”时代；（S）示科学技术出现综合化趋势；［S］示形成科学技术的一体化。

③“次始社会”指由无阶级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

表2－3揭示了丰富而深刻的信息，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以封建社会为轴心的对称性结构。又如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问题，读者若有兴趣，请查阅原著。[11]

第七，科技创新驱动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在《技术创新论》的“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一章中，针对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报告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片面性，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并围绕“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的可持续发展”，“人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自我’的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建构了“一主三维”超循环模型[12]（见图2－7）。

图2－7 “一主三维”超循环模型

○示具有自组织作用的子系统；□示操作系统，即具有自组织的孙系统；

示系统之间由“人通过人的劳动”的交互／反馈作用。

如图2－7所示，人（类）处于世界整体的中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样就克服了工业社会的“物质客体中心”论即“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因为任何发展都是主体（人）通过主客化要素（科学技术、科技创新等）和物质手段（工具、设备）与客体对象（自然、自我、社会）的相互作用以实现人的预期目标的动态过程。显然，没有人的活动，没有人自身的发展，或者离开主体及其目标就不会有发展。而人自身的发展即人与自我的和谐自律取决于人文技术创新及其实践活动。因此，科技创新就是自然科技创新、人文科技创新、社会科技创新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的整合效应。

总之，科技创新与经济繁荣、人的发展、社会变革之间的影响既是多重的又是互动的。正如复杂性思维的创立者、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在其专著的“总序”中指出的，“所有的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13]显然，科技创新活动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因此，单一驱动论和单向驱动论都是片面的。

[1] 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陈文化《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979）、《试论技术的定义和特征》（1983）、《全面技术创新及其综合效益的评估体系研究》（2004），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5－180页、第93页、第97页和第109－118页。

[3] 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4] 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60页。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6] 近代以来的技术活动中心定义为Ti／∑T≥20％的国家；科学活动中心为Si／∑S≥20％的国家；经济活动中心定义为GNP总值的世界排序居于第一、二位的国家。详见陈文化、陈晓丽《40oN现象与21世纪的“中国中心”》（1999年），该文收入《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214页。

[7] 陈文化：《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7页和99－100页。

[8] 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57页。

[9] 详见陈文化：《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8－133页。

[10] 详见陈文化：《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11] 陈文化：《科学技术与发展计量研究》，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2－192页。

[12] 见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9－94页。

[13]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