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创新”与“全面生产”

我们提出“全面技术创新”观和“全面创新”观，主要是在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长期以来，人们谈论的生产仅仅指物质生产或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犹如“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称为“唯一的自然科学”）一样。这是一种动物式的“片面生产”观。其实，马克思早就提出并阐述了“全面生产”理论。[1]

4．4．1 马克思的“全面生产”：三类（四种）生产形式“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发展

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einseitig），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umfassend），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生产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2]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谈到个人的精神财富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时进一步指出：“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位的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3]显然，马克思的“全面生产”是指“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活动，也就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认为“全面生产”包括四种生产形式，分为三大基本门类。

第一，“全面生产”的主要内容——四种生产形式“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发展。

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4]。显然，物质生产是“全面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形式，但不是唯一的生产形式。

二是人自身的生产，即“人口增多”及其素质的全面提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5]。“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因此，人自身的生产不仅包括“人口的增多”，而且还包括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促进人的成长和素质的全面提高。

三是“精神生产”，即“脑力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7]显然，精神生产既包括自然科技又包括人文科技和社会科技活动，而且精神生产的产品既与“语言交织在一起”即以文字、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又以其他如纸张、光电声磁波、软盘、数码符号系统、拷贝等物质产品为载体。“脑力劳动的产物”或“物化的智力”（马克思语）都是主观精神产品的客观化，也就是波普尔讲的“世界3”或“客观精神世界”，即“没有认识者的知识”或“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因此，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并没有局限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联想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一的自然科学”论的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主张“全面科技”精神生产的。

四是社会关系生产即“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社会即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们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8]在现实的生产中，既生产出产品，又生产出社会关系，并且“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生产”。因为只有在“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才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9]马克思恩格斯还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0]这就明确地揭示了社会关系生产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第二，“全面生产”形式的门类结构。

上述四种不同的生产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形成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四种生产形式之间相互渗透、彼此制约、相互作用并形成整个社会的有机统一的生产体系。

物质生产属于自然界。按照马克思的意思，“物质生产”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如同“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一样，物质生产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其他一切生产形式的基础。

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脑力劳动）属于人文界。“人文”一词，包含“人”和“文”两方面，即人创造文化，又用“文”来化“人”，主要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这是进行“全面生产”的根本条件。精神生产的重要任务是要解决“是什么”、特别是“怎么做”的问题，即解决“怎么生活”（人文科技）、“怎么处世”（社会科技）和“怎样生产”（自然科技）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明确指出：一个人怎么生活，他就是怎么样的人；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不在于生产什么，要看它怎么生产，一个社会怎么样生产，这个社会就怎么样。因此，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是进行“全面生产”的根本条件和基本途径。[11]

社会关系生产是生产人对社会的实践关系。一方面，社会关系生产是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2]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生产在其他一切生产中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13]在谈到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时，又说：“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决定的。”[14]这里的“社会”，就是指“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因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5]。因此，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社会关系生产是最具本质性的一种生产形式。因为它像一种看不见而又感觉到的手，贯通于“全面生产”的整个过程的始终。

第三，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三大门类的生产形式是“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发展的。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6]在《费尔巴哈》中论述“全面生产”时又指出：在社会活动中，“人们”、“他们之间的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17]（见图1－3）。但是人们往往是将它们分割开来，并在逻辑上区分出先后。其实，这是传统的分割／还原思维的产物。因此，那种只注重物质生产，并鼓吹“自然科技唯一正确、有效”的言论，是对“全面生产”理论的误读。

因此，当前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时，首先要克服传统的产业观念和产业划分标准的影响。我们要重视实体经济（指农业、工业）的发展，这个问题（除西方的某些国家只关注虚拟经济之外）在我国不是不重视发展实体经济，而是如何发展实体经济的问题，即粗放型经营还是集约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忽视了人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也没有将它们作为发展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产业和社会关系产业。这就直接违背了马克思的“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理论和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所以，调整产业结构首先要拓展产业，形成科学合理的“新三产”体系。因为充分发挥生活于和谐关系氛围中的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精神并不懈拼搏，是发展实体经济之根本。

4．4．2 “全面生产”与“全面创新”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全面创新、全面生产都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由各自的“三者”交互／反馈作用形成的整合效应。而创新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创新驱动生产”，这种驱动作用也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全面创新”与“全面生产”之间“由于人的活动”形成的互为因果关系（见图4－5）。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18]复杂性理论也指出：“所有的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又是直接存在的。”[19]

图4－5 全面创新与全面生产之间交互／反馈作用机制示意图

图示：—表示隶属关系；表示“人通过人的劳动”发生相互作用。

表示“人通过人的劳动”发生主导多维整合作用。

如图4－5所示，全面创新与全面生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单因、单果，而是双向的主导多维因素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20]如物质生产是由以自然物质创新为主导，并与人文精神创新和社会关系创新共同作用即驱动的整合效应；人文精神生产是由以人文精神创新为主导并与物质产品创新和社会关系创新共同作用即驱动的整合效应；社会关系生产是由以社会关系创新为主导并与物质产品创新和人文精神创新共同作用即驱动的整合效应。反之亦然。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交互作用和整合效应的作用机制“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即“人通过人的劳动”。这样就克服了学界和政界的“直接互动”论、“单向驱动”论和“先因后果”论等传统思维的局限性，即“去人化”倾向。

从图4－5可以看出：全面创新是全面科技成果的首次应用活动、过程。其间亦是双向的主导多维因素的整合效应。

[1]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2－195页。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4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8－7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0－551页。

[19]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页。

[20] 详见陈文化《主导多维整合思维：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之综合》（1997），该文收入《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6－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