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创新活动的“飞鸟模型”

如前所述，创新活动的基本特征是“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发展的过程，犹如人（类）活动是运用人文科技（做人）、社会科技（处世）、自然科技（做事）的“协调和集成”效应一样，全面创新活动亦是人文科技创新、社会科技创新、自然科技创新的整合效应。或者说，自然科技创新成果的获得不是靠自然科技创新本身而是“三者”交互／反馈作用的集成效应，即依靠“人通过人的劳动”获得的。因此，人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乃是包括创新活动在内的一切事业成败、兴衰之根本。于是，我们提出创新活动的“飞鸟模型”（见图7－1）。

如图7－1所示，创新活动是类似于一只“飞鸟”的系统工程。鸟头喻为意识（思想、观念等）创新，属于人文精神领域。创新行为首先取决于观念创新，故居首位；双翼喻为制度创新（属于社会领域）和市场创新（属于自然／社会领域）。鸟要飞得高、飞得远就靠双翼的强劲有力，意即靠制度创新的保障和创新成果的市场需求；躯体喻为全面科技创新，意指其他形式的创新活动都存在于鸟体上，都要以有利于实现科技创新目标并作为衡量尺度；鸟尾喻为管理创新（属于社会领域），意指发挥尾部的协调和集成作用。

图7－1 全面创新活动的“飞鸟模型”示意图

五种形式、三大类别的创新活动各自具有丰富的内容（见图7－2）。

如图7－2所示，创新活动是一个主导多维要素整合的动态系统[1]，即一主四维的整合系统。这五个部分不仅各自的内容涵义各异，而且其地位、功能、作用也不相同。

（1）意识创新居于主导地位。开展创新活动首先在于意识创新，或者说是在意识创新的指导下和氛围中才得以进行。没有创新的意识、构想就没有创新活动；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战略安排、道德观、思想、理论、观点的指引，没有奋发向上、勇于拼搏的精神，没有规范化的政策氛围（环境），要实现创新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步入歧途。

（2）科技创新居于主体（躯体）地位。科技创新活动是以获得自然科技为目标、人文科技和社会科技共同参与的整合效应。作为一个企业、国家、地区，它的存在或者竞争实力的大小，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直接或最终取决于科技创新，而且其他形式的创新活动都要以有利于科技创新为目标和衡量尺度，都要服务于科技创新。躯体不在，其皮毛焉存？

图7－2 全面创新内容框架示意图

图示： 示隶属关系；示“人通过人的劳动”发生交互／反馈作用形成有机整体。

（3）制度创新具有保证和促进作用。一个国家的体制和社会制度要不断地调整与完善，以推动科技创新；如果不能促进科技创新的体制、制度，迟早总要变革的。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或私营企业，都有因不搞科技创新而破产的。因此，企业的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并非自然互动、直接互动的，取决于“人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发生相互作用。这才是创新成果的形成机制。也就是说，制度创新好与科技创新好，或者好制度与好技术，不见得有好效果。根本问题，还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每一个公民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创造精神。

（4）市场创新具有导向和检验作用。满足市场需求（即消费者需求）既是科技创新的起点，又是它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满足市场需求出发的科技创新，其首次市场实现程度是检验科技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市场创新并不是被动地满足市场需求，而是要创造新市场、开拓市场，千方百计地获得广大群众的满意。

（5）管理创新具有协调和整合作用。创新活动是一个主导多维要素的整合过程，是核心主体（企业）与参与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金融部门和政府等）共同活动的结果，是一个由多环节（多阶段）构成的系统工程，每一个阶段和过程的始终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组织管理。尽管政府不是也不应该是创新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它却对创新活动能否成功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图7－1还揭示了创新活动（喻为“飞行着的鸟”）是一个内在的整体，意即意识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五者”在创新活动中“同时存在”与同时或同步变化发展。这个“同时变化发展”论是“全面发展”或全面创新活动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对客观现实活动的正确反映。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五者”之间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五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或不可能是直接发生的，必须是“人通过人的劳动”（马克思语）。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的，“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然而“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2]显然，“人通过人的劳动”是“五者”之间交互／反馈作用形成有机整体的作用机制。然而，许多学者主张“直接互动”论，即各个事物之间直接地发生相互作用。“直接互动”论是一种抽象思维的想像。任何一个先进理论、思想、观点，不通过人们学习和指导实践并获得成功，怎么能证明是先进的呢？意识、观点和科学技术、制度、市场、管理等等，无论是以哪种形态、形式存在着，其本身的变化或其间关系的变化“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因此，开展创新活动要“五者”同步进行，或者说创新成果的获得是“五者”交互／反馈作用的结果，根本不是唯自然科学主义者鼓吹的“自然科技独自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

与形成这个“内在整体”直接相关的还有一个外部环境问题。系统整体的形成固然与其组成要素有关，同时，它的形成又处于“与其环境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复杂性思维创立者、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指出：“把任何事件、信息或知识放置于它们与其环境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这个环境是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当然还是自然的。”[3]这就明确地提出了“整体环境观”，即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一个整体环境。这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区别之一。正因为是人的创新活动，除了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之外，还必须要有人文精神环境和社会和谐氛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的。我国曾经只强调精神力量，忽视了关爱民生；如今又只强调改善物质条件、甚至是“一切向钱看”，腐蚀了人的心灵，并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特别是干群关系）紧张，个别地方还出现对抗局面。

[1] 陈文化：《主导多维整合思维：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之综合》（1997），收入《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6－47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2、551、550页。

[3]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