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这就开宗明义地回答了改革“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三个“一切”即习近平讲的“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推进生活生产和改革发展等各项事业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力量源泉，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勇往向前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遵循和必然要求。
如前所述，“全面生活”既包括横向上的自然物质方面（即硬件、基础），还包括人文精神方面和社会交往、社会服务方面（即软件、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又包括纵向（从生到死）的全过程，都必须遵循并要求自己践行三个“一切”。只有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浓厚氛围中才能实现“和谐生活”、“和谐社会”。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判断一个国家、政党、个人“为谁服务”的出发点。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一定的利益，其根本区别只在于“为了谁”——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自己。我们知道，出发点不同——即使是差之毫厘，而达到目标可能相差万里，甚至会出现与原设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如工业社会的GDP主义一味追求高增长和“最大利润”，结果造成自然资源枯竭、自然环境破坏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于是整个人类社会不可持续发展，只能被迫折返方向，被低碳社会所取代[1]。
“一切为了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生产、改革发展矢志不渝的根本目标。人是拥有生活目标和自我意识的动物，然而不同人的生活目标是不同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为人还是为我。改革发展只有一个判断标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满意度。经济增长与惠及民生是一致的，然而在我国长期存在着脱节现象——经济大发展而消费增长缓慢，甚至提出“国富民强”的口号（应该改为“民富国强”即民富国才强）。我国还长期存在着主要靠高投入的增长，应该改变为依靠消费、主要是国内民众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越是善用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畅通群众的参与渠道、完善群众的参与机制，让一切推动发展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中国梦”才会得以实现，伟大的祖国才会真正强大起来。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人被“一切向钱看”蒙蔽了眼睛，迷失了方向，不择手段地捞钱被视为“时尚”、“有本事”。我们认为：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是“一切为了钱”而活着又是万万不能的。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挂着“人民”的牌子，是不是都在“为了人民”呢？人民心里都有一本账。“十八大”之后开始有所改变，唯一的希望是坚持到底。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批判“一切向钱看”观念和行为，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并对此产生的一切事件要开展清理，凡是错案都要平反，才能扶正压邪、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一切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事业成功的根本源泉。历史雄辩地证明，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前进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和发展都不能取得成功，缺少群众的拥护和推动，任何事业难以实现既定目标。所谓领导，就是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进。现在的问题就是某些领导者、官员高高在上成为既得利益者，不少官员和官员“学者”，把群众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捞取高官厚禄，如某些院士或申报院士者侵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或者编造假资料，闹得干群关系紧张、对立或对抗。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这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我国引进的“同行评议”制又走样了。所谓的“专家”许多是冒牌的，如一位工科方面某个学科的“院士”，一下子成为房地产专家，又被聘为经济管理学的博士生导师，而且许多院士被捧为“全能冠军”。这样，“知识被分割”或“超级专业化”的“专家统治排除了公民”，“公民们被抛离日益由‘专家们’大权独揽的政治领域，‘新阶级’的统治实际上阻止了认识的民主化”。“政治愈是变成技术的，民主的权能愈是倒退。”“所有这些导致公民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削弱。”[2]院士的遴选完全排除了公民，纯技术性问题多听专家们意见，而大政方针的确定只注意“专家”的意见，“阻止了认识的民主化”。这样，我国的“民主制度尽管被保留着，民主生活在衰败。”[3]真才实学的专家意见要听取，但是也不能“排除了公民”（基层老百姓）的意见，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广大民众的大多数。这就是“认识的民主化”。
[1] 详见周晓春、田幸、陈文化：《低碳发展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1－274页
[2]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90页。
[3]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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