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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街,餐厅

时间:2023-08-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2008年3月13日,周四晚上。戴蒙不悦,但没法拒绝,他走出餐厅。3月的纽约还有一些寒意,餐厅外面,即使透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谈话结束后,戴蒙再没有心情继续生日大餐了。戴蒙必须想出布莱克会在哪家餐厅吃饭,并得到那家餐厅的电话号码。摩根大通有一支令人艳羡的团队,至少在金融危机当中,他们是胜利者。在华尔街23号,老一代摩根财团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畏的金融联合机构。

2008年3月13日,周四晚上。

摩根大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的手机铃声大作。

这个手机是为了处理家庭或者工作上的紧急事件准备的,他很不情愿地接起了电话。

“戴蒙,你现在有空吗?艾兰·施瓦兹想和您通个电话。”

艾兰·施瓦兹 (Alan Schwartz)是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官, 2008年年初,他刚刚从詹姆斯·凯恩 (James Cayne)手里接过这个 “烫手的山芋”。

打电话的人是投资银行拉扎德 (Lazard Freres)的银行家加里·帕尔 (Gary Parr)。

从2007年年末开始,这个在金融领域广受尊敬的银行家就受雇于贝尔斯登,找寻一切可能和贝尔斯登合资或者其他合作方式的伙伴。

老实说,加里·帕尔没有挑一个合适的时候,此时,刚刚从曼哈顿的钢铁丛林中跑出来的戴蒙正在和家人享受着这家希腊风味餐厅里的美味。

戴蒙心情不错,这天是他52岁大寿,他和妻子还有孩子们正在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戴蒙不悦,但没法拒绝,他走出餐厅。

3月的纽约还有一些寒意,餐厅外面,即使透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

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星光点点,但天空并不蔚蓝,街的对面到处贴着招贴画,嘈杂、五颜六色。

电话让戴蒙感到 “紧张”。

“我们缺乏足够的流动性,贝尔斯登面临挤兑命运,为了避免在隔日申请破产,亟需援助。”艾兰·施瓦兹说。

“你们需要紧急的帮助,那么,多少钱呢?”戴蒙随后问道。

“300亿美元。”

“不,我无能为力!”

“那么,摩根大通可以在今晚收购贝尔斯登吗?”

“不行!”

谈话结束后,戴蒙再没有心情继续生日大餐了。

他在十分钟内分别给时任美国财长的汉克·保尔森 (Hank Paulson)、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和纽约联储主席蒂姆·盖特纳 (Tim Geithner)打了电话。

作为资深的交易促成者,戴蒙愿意帮忙,但他担心仅仅通过几小时的研究就仓促做出如此重大的财务承诺有失稳妥,于是转而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寻求对贝尔斯登提供贷款。

纽约金融区,摩天大楼十三层的一间办公室里,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声音极其响亮,令人神经不安。

这手机的主人盖特纳疲惫地按下按键,开始接听。

华尔街是一个高度关联的世界,盖特纳早已是忧心忡忡了,接到戴蒙的电话并不吃惊,因为早在周四早上,艾兰·施瓦茨就给他来过电话,谈到贝尔斯登可能将面临现金危机。

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至少在此刻是风云人物,信用崩溃的投资银行家们都心急火燎地打电话来,希望从贴现窗口得到资金,好管闲事的政客们正在四处寻找替罪羊,记者们则想追问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每个人都以前所未有的殷勤打电话给盖特纳,每通电话都是关于轰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事。

此刻,盖特纳担心,贝尔斯登若倒闭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他敦促戴蒙 “考虑某种帮助贝尔斯登的办法”。

13号白天,盖斯纳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与同事和其他政府监管机构沟通,讨论陷入困境的贝尔斯登正面临的诸多问题,试图分析这家投行走下坡路的速度会有多快。

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一些官员不同,当时盖斯纳就对贝尔斯登第二天开门营业时手头还持有近100亿美元现金的消息不买账,他觉得最关键的不是贝尔斯登手头有多少流动资金,而是这些现金在目前这种濒临崩溃的市场状况下能够维持多久。

他的猜测是:维持不了多久。

的确,闭市后,贝尔斯登的CEO艾兰·施瓦兹、贝尔斯登首席财务长莫里纳罗 (Sam Molinaro)和其他高管正在开会讨论公司的现金头寸。

令人震惊的消息是:贝尔斯登只有不到30亿美元的现金,已不能满足周五正常经营的需要。

盖特纳猜对了。

戴蒙更清楚他所面临的处境。

“蒂姆,我们不能孤军奋战。”戴蒙说。

“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们度过这个周末。然后,我们将有时间。”

戴蒙挂断了电话。

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摩根大通深陷其中了。

结束与施瓦茨和政府官员的通话后,戴蒙努力与史蒂夫·布莱克 (Steve Black)取得联系,后者是负责此类交易的部门经理,正和家人在安圭拉岛 (Anguilla)度假。

布莱克和戴蒙并肩作战多年,他是摩根大通投行部门的联席负责人,是戴蒙的老友,早年同在花旗银行任职。

此时,布莱克正和妻子在外头吃晚饭,把手机留在饭店了。戴蒙必须想出布莱克会在哪家餐厅吃饭,并得到那家餐厅的电话号码。

摩根大通有一支令人艳羡的团队,至少在金融危机当中,他们是胜利者。

与戴蒙合作20多年的公司董事鲍伯·里普 (Bob Lipp)认为,摩根大通的团队是华尔街最出色的。戴蒙的全明星团队是由15名成员组成的运营委员会,戴蒙选人并不看重其是否毕业于名校或有显赫的经历,他所选之人有点像他那样: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精力;对数据和各种信息有敏感性和分析能力;善于倾听也善于部门之间的协作。戴蒙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而正是出于对数据的推敲和精诚团结的研讨,戴蒙团队在信贷泡沫的高峰时期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策略,他们选择在抵押贷款证券化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急流勇退,避开了SIV(结构性投资工具)及CDO (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等金融工具。

然而,面对贝尔斯登突然的收购请求,戴蒙不能等,他对自己说,如果贝尔斯登倒闭,那将是一场灾难。

尽管戴蒙和他所领导的摩根大通并不惧怕任何突发事件,但和前辈们相比,戴蒙面临的局面更加难以控制。

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美国金融界最为著名的地址就是华尔街23号,这里是老一代摩根财团的总部。

在华尔街23号,老一代摩根财团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畏的金融联合机构。它曾经制止过几次大恐慌,拯救过金本位,三次解救纽约市,还仲裁过不少金融争端。

1895年,在19世纪最后一次商业和信用危机中,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J.Pierpont Morgan)帮助美国政府走出债务泥沼,拯救了金本位制,并在短期内成功控制流入和流出美国的黄金。

在1907年的金融恐慌期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所提供的资金挽救了几家信托公司和一家主要的经纪公司,令其免于破产,因此拯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帮助纽约市度过了难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J.P.摩根公司安排了一笔价值5亿美元的英法贷款 (Anglo-French Loan)用于协助英法政府购买军火,这成为当时华尔街最大的一笔外国贷款。

在1929年的大股灾之后,美国通过了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1935年,J.P.摩根决定继续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出摩根士丹利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美国 《生活》杂志1950年6月曾记录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教义问答式的对话:

问:“查尔斯,谁创造了世界?”

答:“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是1901年詹姆斯·希文、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及约翰·洛克菲勒将这个世界重新改组。”

摩根银行的创建最早要追溯到乔治·皮博迪 (George Peaody) 1838年在英国伦敦开设的一家名为 “Peaody,Riggs and Company”的小银行。

皮博迪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丹佛市 (Danver, Massachusets),只上过几年学。在他只有十几岁时,父亲去世了,他开始在他哥哥的店里干活以养活自己的寡母和六个同胞弟妹。后来他在巴尔的摩和一个有钱的商人伊莱沙·里格斯 (Elsha Riggs)合伙做干货生意并取得成功。

但昔日的情景一直纠缠着他。

他曾经对外界说:“我从来不敢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早年所历经的贫困。”

他努力地积聚钱财、拼命工作,并且孤芳自赏。

1837年,皮博迪迁居伦敦。一年后他在伦敦穆尔门街31号开了一个商号,其办公用具只有一张红木柜台、一个保险箱和几张书桌。

虽然简陋,但他却开始进入一个由卓越商人银行家组成的圈子。

这些人既做干货生意,又为这种生意提供融资,于是,他们的商号就慢慢演变成了商人银行。

1854年朱利尔斯·摩根 (Junius Spencor Morgan)成为皮博迪的合伙人,并很快成为皮博迪的得力助手。

由于皮博迪一直独身,所以在他年事稍高时,便把他的公司交给了摩根。

摩根接手后便按照皮博迪的要求将皮博迪的股本退回并将公司改名为 “J.S.摩根公司”,这个公司名称一直延续到1910年摩根建富公司 (Morgan Grnel)成立。它完善了批发处理银行业务的各种形式,很快摆脱了需要银行存折、出纳窗口及支票存款账户的 “平庸世界”。它的特长是高额融资,只为各国政府、大公司和有钱人服务。它为海外贸易提供资金、发行股票和债券,也从事商品交易。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与朱利尔斯·摩根做生意。1890年朱利尔斯·摩根去世,其子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John Pierint Morgan)继承了他的公司,并将公司改名为 “J.P.摩根公司”。

皮尔庞特经过一番努力,将他父亲的生意不断发扬光大。

皮尔庞特·摩根的成就在当时被描述得如神话一般,“摩根”这个名字也开始具有传奇色彩。

他成就了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一大批世界级的大公司。

他控制了美国17%的铁路,他向法国、英国、墨西哥等国家政府提供大量贷款。

他还多次在美国的金融体系面临崩溃时出手,将美国挽救。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经济开始飞速增长,然而所有的繁荣都孕育着毁灭的种子,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在1907年爆发,即使在声誉最好的银行外面也排起了挤兑的长队。

当时,美国另外一家著名的银行美国信托公司的现金在几个小时之内只剩下了18万美元,美国信托公司的老板冲进了摩根银行请求摩根拉一把。

摩根没有像那个时代金融寡头通常所做的那样等着坐收渔人之利,而是伸出了援手。

此后他又募集资金帮助股票经纪行度过难关。

当人们发现银行可以满足他们随时提现的要求的时候,挤兑风潮平息了下来,恐慌终于结束。

在这次金融恐慌中,摩根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在平抑金融恐慌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赞扬以摩根为代表的银行家 “具有传统美德的商人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充满了智慧和公众精神”。

当摩根和其他投资银行家们的行为挽救了一场危机之后,华尔街证明自己不仅可以调动强大的资金重组世界而且还会对世界负责。

华尔街终于摆脱了骗子和冒险家乐园的名声,成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心脏。

在皮尔庞特·摩根晚年的时候,一个国会议员向他讨教:商业信贷成功的决定因素是现金还是资产?

“都不是,先生”,摩根回答道,“最重要的是品德。”

“品德比现金和资产都重要吗?”

“当然”,摩根强调, “金钱买不到品德,一个我不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世界做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

今天,摩根财团最正统的继承人摩根大通成为令竞争对手更为敬畏的银行。

戴蒙拥有一帮忠实可靠、才华横溢的助手,对风险控制保持高度警惕。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短期的增长,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对于摩根大通来说,“拯救”这个词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正如在经典童话的善恶格局里,魔鬼与天使一向是固定的,即呈现的是一成不变的身份。比如大灰狼永远是大灰狼,小红帽永远是小红帽,在整个故事中,各自身份鲜明,发展路径也简洁清晰,面貌的些许改换只是暂时的乔装打扮。童话试图说出的是通俗而简单的道理,因此童话永远有着鲜活可爱的面容,道理也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说,童话没有错误,如果在生活里因轻信而碰壁,那么错的不是童话,错的是个案和意外,是生活以及身在其中的我们,生活与童话的差别,首先是复杂性。

所以,事后戴蒙回忆说:“当时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悬崖上,半夜里接到紧急电话时,心里只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好。可能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风险相当高,即使只有15%的风险,我都不会想实地测试风险爆发的后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华尔街,戴蒙还从未因一时投机而让自己的履历染上污点,他非常有意识地积累个人声誉。

戴蒙或许是美国金融界中最喜欢撰写长篇 《致股东书》的人了,他2007年写的 《致股东书》长达16页,其中有4页是谈在此轮经济危机中他学到了什么。

而如果有人仔细阅读过他2006年写的 《致股东书》,不难记得当时戴蒙其实就已经在仔细论述次贷问题。

戴蒙拥有一支有力的并购队伍专门负责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这个队伍身经百战,“一个巨大的团队,这个团队有很多专家,摩根大通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兼并收购过程,因此摩根大通有一个很全面强大并且经验丰富的队伍,他们会把所有的系统、财务报表、报告,系统地整体研究透,我们现在已经走在这条健康的大道之上。摩根大通本身,从历史上来看,到现在是差不多500个公司最后的综合体,我非常幸运地能够作为CEO在这个巨大而成功的平台上成功地运作,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这些公司,在合并之前就已经是他们业务领域里的佼佼者了。”

只是,戴蒙当时没有想到,2008年3月13日晚间的这个电话不过是后来一系列波澜壮阔收购的开始。

从这一刻开始,他所领导的摩根大通正在成为唯一一艘安全航行在华尔街上的 “巨轮”。

“我是船长,无论潮涨潮落,我都需要在那里。”这是戴蒙说的。

而这也意味着属于杰米·戴蒙的时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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