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面前的这本名为《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纲》的书稿实际上是十多年前的旧作《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的“增订本”。“增订本”？有这必要吗？现如今“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事情实在太多，在学术生态恶化的今天，披着“学术”外衣让人上当受骗也早已司空见惯。这可能会成为读者在拿到《史纲》书稿时的大担忧。我在这里想表明的心迹是：之所以把旧作拿来“增订”实在是有“真”理由的。
旧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距今已13年。因时隔久远，现今已很难买到。我在为本校历史系学生开设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论”时，学生曾经多次反映想买书却买不到的苦恼。外出访学，想多带几本旧作用来交流也拿不出，这也成了我的苦恼。读者和我都因为旧作的“绝版”而起苦恼，若旧作能够重版并可乘机对之“增订”一番，岂不是一件既利人又利己的好事？而之所以将增订后的旧作更名为“史纲”，是希望在“史”的规范下对近三百年疑古思潮作考镜源流的梳理，适当扩展“疑古思潮”的研究范围，并能将近13年来与疑古思潮研究相关的新成果“增”入，对旧作中不尽如人意处则予以“订正”。自然，在动笔“增订”旧作以前即须抱定将“历史”和“现实”隔开并尽力“求真”的信念。
出版于13年前的旧作，原起因于1992年立项1996年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当时的题目就叫“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1996年我随王家范先生读博士，因“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课题虽已结项却还未成书，且还有相当部分的相关研究未能着手进行，因懒得重起炉灶选择新方向，于是就顺便将这“旧”课题作了我博士论文的“新”题目。17年前那番“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劲头与往事尚历历在目，却已是今非昔比“廉颇老饭”了！回想当年青灯黄卷下的孜孜矻矻，虽不堪重负，因为真爱也就苦中取乐，“勉为其难”，戮力以赴，沉之潜之而乐此不疲了。此次“增订”心态依然。“增订”后的《史纲》虽大体一仍其旧，但有“增”有“订”。
首先应对“订”的部分做一番说明。
《文心雕龙·原道》有言：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
宇宙有“道”，那么大自然也是爱美的。刘勰为大自然披上了一件“文”的美丽外衣。其“文”即天地玄黄之“色杂”，方圆之“形分”；日月叠璧附丽天穹，大地“文”理河山锦绣。然而，懂得欣赏宇宙“道之文”的又只是人：“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天、地、人“三才”中人是能够悟解天地的“惟一”，也只有人能够将天地对象化、拟人化，即所谓“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2)。“人”既为天地之“心”，刘勰笔下的自然之“道”也就仿佛有了目的性：它好像是为人而存在。“天人合一”，寻求宇宙自然之“道”归根结底是为了寻“人”之道。无论日月还是山川都不过是“外在因素”，它们的价值则“并非由于它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3)。所以东坡神游赤壁故地，东去大江，穿空乱石，千堆雪浪的价值并非“由于它直接呈现的”，“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引导到这意蕴。因为一种可以指引到某一意蕴的现象并不只是代表它自己，不只是代表那外在形状，而是代表另一种东西，就像符号那样”(4)。于是切切真真的鉴赏对象——江石雪浪最终却“假幻”为东坡的“真意蕴”，即他借此引发了“周郎当年”的“历史性联想”。如此看来，日月山川的价值同样不在日月山川本身，而在能够使“人”对它起“叠璧”“焕绮”的心灵感悟。观感而触“思”发，“思”发而成“言”，由“言”而变“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的义务和作用就是将那个“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的“道”之“文”明明白白地用“文字”表达出来。据此，无论是作“文”还是作“史”都该明白：“行文”实在也就是行“道之文”：舞文弄墨乃是在“替天行道”，是所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5)。“文道”之义大矣哉！文章千古事。刘勰的高论对于今日学界是何等的警策！对我来说又是何等的鼓励！依照“道之文”的要求，回视13年前的旧作真真有“不忍卒读”之感！字词句的冗沓不达意自不必论，观念的疏漏偏颇，逻辑之有欠严密也在在不少。此次之“订”，首先视旧作之冗字、冗词、冗句若仇雠，一律删而去之。论述逻辑上的漏洞也尽可能弥补。《文心雕龙·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撰文清通是谓“风”，挺拔而循“道”方有“骨”，文之“风骨”是谓“文风”。此次“增订”对于“文风”之求亦“虽未能至而心向往之”矣！当然，“文”之求“道”，更重要的还在观念的调整即求“事理”之“真”。所以此次所“订”着力较多者还在学理方面。
旧作曾对理学的“形上之思”与“形下之用”作过两分的区别，并且指出：理学的形上之思主要袭取自佛老“二氏”，其形下之用则来自“自家”的传统文化——主要来自儒学。本书强化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晚明清初的理学清算运动实乃“尊德性”之“哲学”转身为“道问学”之“考据学”的关键。但无论是晚明东林士子还是清初的顾、黄、王们，其清算理学的指向无不针对理学之“形上”而非其“形下”，即是说：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不是理学清算的对象，具有学术本体意义的“哲学”才是打击的目标。之所以如此概因“政治”即“资治”之需。发展了近800年的理学终于在理学清算运动中夭折并且导致了明清学风的丕变。理学的形上学精华被“弃之若敝履”，其形下践履之“用”即纲常名教则保留无虞，从而造成了乾嘉考据学的“理论灰白”。如若不将理学作“形上”、“形下”的区分，对于明代理学向清代考据学的转轨便终难免雾里看花、未着堂奥。明白了这一理数，则理学清算运动为何以“辟二氏”为津筏便可了然；清代“汉宋之争”中“道问学”、“尊德性”的确切内涵也就可以看得真切。
今文经学的“疑古（文经学）”全在其方法论“春秋重义不重事”的支撑与指引下进行。“春秋重义不重事”这一源自汉代的今文义法在庄存与手中复活，庄氏对此有理论上的阐发却尚未及于史学的实践。刘逢禄出。他不仅将这一方法论变本加厉为“实予而文不予”、“实不予而文予”，并以之运用于其“疑古”学中，全面贯彻于他的《左氏春秋考证》。他强断《左传》为刘歆伪造，以郑伯“杀”段之“假”乱晋献公害死太子申生之“真”，其经说史论每每颠倒黑白肆口月旦，实开近代魏源、康有为浮躁而急功近利的恶劣学风之先河。故此次所“订”，对“春秋重义不重事”尤其是对刘逢禄的“实予而文不予”及其妄解《左传》的批判着墨较多，希望以此为剖析魏源、康有为乃至于后起的“古史辨”疑古史学作一先发性的铺垫。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以西学对中土的影响而言，无有可与严复版的线性进化论相比肩者。与严复同时，虽有康有为以孔子为精神拐杖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基础创造的温良恭俭让的另版进化论的存在，但国人最终选择的却是严复而不是康有为。线性进化论风靡一时，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势。它不仅取得了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而且成为史学界最为流行的历史观。线性进化论教会人们懂得了“竞争”、“进化”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其本身“合理性”之所在，但血淋淋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争斗观念也随之深深浸入国人脑髓与史家意识。余英时先生曾经沉痛并且正确地指出：“五四之后中国史学思想日益疏远本身的传统，转而越来越崇尚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此时，中国史学研究和著作的素质开始显著滑落。”(6)“20世纪的中国史家”成了“西方宏大理论的俘虏”(7)。其实，余先生指出“史学研究和著作的素质开始显著滑落”的现象并非始于“五四以后”，其确切的时间坐标就在1902年，就在梁启超倡导的“史界革命”。我们只要看一看大约同期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8)就可以明白：相较于传统“旧史学”，所谓的“新史学”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了。线性进化论同样也是五四以后“古史辨”疑古史学治史方法论的基石，疑古史学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如过分“证伪”以及时人所批评的“默证法”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线性进化论的理论踪影。以此，批判地剖析线性进化论，尤其着眼于其对于历史学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为此次所“订”的重要内容。
以上三部分着墨较多，对旧作改“订”较大，庶几已是以“增”代“订”了。
13年来疑古思潮研究始终是我的兴趣所在，其间积累的一些新成果自然成了此次“增”的部分。
清初学者戴名世原并不为学界所重视。这或许是因为戴氏早遭《南山集》文字狱迫害而罹难，其著述因此大部飘零散佚而使然。但史家良知仍在，“史德”犹存，戴氏之作赖后世史家钩沉稽没而终于不泯。薄薄一本《戴名世集》，虽于戴氏之作挂一漏万，雪泥鸿爪中却仍然可见戴氏当年的风发意气、思如泉涌。戴氏思想之深刻、论理之透辟、史笔之雅致峻洁，读其文正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宜乎其生前即享有“直追龙门，而气魄雄厚，有过之无不及也”(9)之美誉，赞之者“以为有司马迁、韩愈之风”。戴氏之明慧，尤在于他深知“三不朽”中“立言”之不朽是为真正的不朽，立功立德之不朽均须倚靠立言之不朽而不朽。今更可为戴氏所论再赘一注：立言本身就是立功立德。戴氏身处明清易代学风丕变之历史节点，其论学蕴含丰富的时代讯息自不待言。在“辟二氏”之风炽烈的当下戴氏却将佛、老“一分为二”，此大不同于世风者。戴氏辟佛之激切与理学清算之旨虽若合符契，但他为老子鸣不平，将中土“本有”之老与“外来”之佛严加剖判，此尤可注意者。戴氏是清代最早重视老子研究的学者，开清代诸子学研究之先河。是故此次“增订”，将原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的《戴名世学论》一文补作第一章中的一节。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不仅深刻影响着明清学风的转轨，是理解理学向考据学推身移步之枢机所在；且下至于乾隆年间，清代的“汉宋之争”仍然被笼罩于“尊德性”、“道问学”的精神内涵之下。然无论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又均可对其作“学术本体”层面与“道德操作”即“践履”层面的两分剖析。前者应答的是“所以然”的问题；后者则涉及“应然”的问题。承袭清初“弃虚蹈实”之风，清儒根本否认宋明儒之“尊德性”也是一门“学”，且其“学”之绵密精致宏阔，原与考据学虽均为“学”，却“类”同而“质”异。总体上的弃“虚”导致了乾嘉汉学枯涩无条贯甚至“不条贯”的“理论灰白”，最可异者，连戴震、凌廷堪这样一些不满足于斤斤考订，乐于作“哲理性思辨”的学者却仍然蔑视宋明儒的“形上之思”。“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他们自己可以大谈“性”、“情”、“理”，宋明儒却谈不得，谈了亦非“学”，谈了也白谈。此种学理上显现的悖论最可见出“汉宋之争”蔚然成风后的影响。且此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科玄之争”。即使到了现今也不能说此种影响已经踪影全无。“言古”而“节今”。按照《礼记》中“尊德性”、“道问学”的原始义，站在“学术本体”的立场，我们可以说：“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道问学”也是“尊德性”。清儒重“蹈实”；戴震与凌廷堪却不“弃虚”。戴震遂作《孟子字义疏证》，大申其自家的“形上”，揭出了宋儒“以理杀人”之义。他强调从六经中体悟圣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出了“以‘情’代‘理’”的主张。但戴震之“情”字依然缥缈质“虚”，难以“把持”，“情”字言人人殊。凌廷堪虽“私淑”戴震却不满戴震于此，凌廷堪遂倡导一种更加“实在”、更具操作性同时也更符合“道问学”世风的“以‘礼’代‘理’”说。由此可见，“道问学”压倒“尊德性”，汉宋之争的学术大背景一样制约着戴震、凌廷堪的治学。只是戴、凌二氏虽费尽心机却“理”而倡“情”、倡“礼”（戴震也重“礼”，只是认为“情”先于“礼”），但他们并不能斩断“理”、“礼”之间的那一线精神统绪，否认不了“理”、“礼”的统一性。然而，戴、凌在“道问学”世风激荡下对于“理”之大举挞伐却在不经意间开启了“潘多拉魔盒”的盒盖：“理”可“杀人”——“理”、“礼”相通——那么，“礼”也是可以“吃人”的。戴震、凌廷堪种下的思想胎苗到了五四以后终于“弄假成真”，“礼教吃人”竟然发酵为一种社会思潮，并且与广义的“疑古思潮”产生了息息相关的联系。缘此，此次“增订”新增了第二章。其中的《“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一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道问学”世风激荡下的戴学与凌廷堪》原以《戴学与凌廷堪》为题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3期，此次作了部分文字上的修改。
在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运动中，诸子学研究的诸多课题都曾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大批一流学者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大大促进了诸子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探讨这一诸子学研究的“转型”过程实质也就是在探讨“哲学史”这一门学科如何在中国“落户”成型的问题。在诸子学问题的大讨论中，胡适、章太炎、梁启超恰处在“新老交替”的关节点上。胡适虽然最终充当了诸子学研究现代转型的“旗手”，但“新中有老”，“老中有新”。章太炎首倡诸子学研究当以“义理”为主，从而清晰地划出了诸子学研究的“传统型”与“现代型”之间的界线畛域，是为近代学界第一人。此种理念无疑深刻影响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对于胡适《大纲》的批评以及关于孔、老、墨、荀的论述，不仅构成了梁氏本人的诸子学研究成果，且对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总体架构影响深远。缘此，此次“增订”将原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的《“新”“老”之争与诸子学研究的现代转型》置于第六章中的一节。
蒙文通同样是一位处于“新老交替”节点上的学人。作为廖平弟子，他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故对于古文经学所信奉的“六经皆史论”有真切的质疑；但他又听过刘师培授课，古文经学重实学、重证据的学风也深深浸染着蒙文通。蒙氏虽然出自“旧学”营垒，但他已非一介经师，而是一位有着现代史学学养的史家，故他能够既取今文经学重“义”之长以补古文经学枯涩之短；又能取后者重“事”亦即重“史”之长而纠正今文家“春秋重义不重事”方法论的大缺陷。蒙氏身处古史辨疑古思潮世风的激荡之下，疑古学在蒙氏治学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饶有兴味的是，当时的学界并不像今天的学界那样视“疑古派”与非疑古派为泾渭两分水火难容，且疑古派的方法论对于蒙氏学术体系的架构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影响。厘清蒙氏之学既是“现代疑古思潮研究”的应有之义，对于客观公允地评价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疑古运动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据此，此次将发表于《齐鲁学刊》2010年第3期的《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增补为第六章中的另一节。
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不仅是今天进行诸子学研究的必读经典，此书根本就是20世纪30年代诸子学大讨论的直接成果。20世纪50年代，因郭沫若《十批判书》涉及“抄袭”钱穆《系年》而引发了余英时先生揭露郭沫若的一场学术公案。无论是钱穆的《系年》还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都可视为疑古运动的产物。大约在2006—2009年我对“诸子学研究的现代转型”问题感兴趣，因而细细阅读了梁启超、胡适以及钱穆、郭沫若有关诸子学的撰述。至于余英时的大作因当时影响很大也早就拜读过。这就发现余先生指责郭沫若“暗用”钱先生的研究成果而未注明的情况钱先生亦未能免却，即钱先生也“暗用”了胡适特别是梁启超的诸子学研究成果，钱先生同样未注明。考虑到《系年》与《十批判书》本身即与“疑古思潮”相关联，且对如何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问题的讨论，其于端正当下学界的不正之风亦意义重大，故此次的“增订”将《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发表的《〈互校记〉(10)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作为“附录”收入。
13年前我曾在“自序”中这样写：“十五载之劳，一旦书稿杀青，‘恂恂而未能出辞，惴惴兮怵惕’。我真诚地期待着方家的指教与点拨。”这仍然是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不过可以将原先的“十五载之劳”改为“廿八载之劳”。
新生自识
2013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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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页。
(2) 同上。
(3)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页。
(4) 同上。
(5)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6) 《中国史学思想反思》，载《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6页。
(7) 《中国史学思想反思》，载《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8) 夏氏此书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2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撰成，1904年出版。后改名《中国古代史》。见《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
(9) 戴名世：《重订南山集序》，《戴名世集》，第461页。
(10) 《互校记》，原题《〈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现略之如斯，以免文题冗长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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