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理学清算之学术路径

明亡清兴，周鼎转移，天崩地解。清初那些经历了明清易代历史大变故刺激的一代士子，在检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无不将明亡的历史责任推到阳明一派学人的“空言误国”上，追根溯源，清初诸大师又无不以佛氏为罪魁而深恶痛绝之。

顾炎武以阳明学为“禅学”，又譬王学之空言误国如魏晋之清谈，谓其罪“深于桀纣”。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原注：《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谈之罪甚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而苏子瞻谓李斯乱天下，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⁶⁷⁾王船山痛诋阳明一派援佛入儒，谓：“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⁶⁸⁾“故异端者，狂之痼疾，跖之黠者也。”⁽⁶⁹⁾颜习斋《与同乡钱晓城书》：“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赢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李恕谷也说：“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至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

在清初诸大师中，梨洲的立场和言论最堪玩味。

《明儒学案·发凡》：

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皙，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

《学案·自序》则云：

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二氏之学，程朱辟之，未必廓如。而明儒深入其中，轩豁呈露，用医家倒仓之法，二氏之葛藤，无乃为焦芽乎？

《发凡》与《自序》，这是《学案》一书之眉眼，梨洲情神之所藉。他于其中两辨谓程朱及明代理学皆因辟佛而起，又谓明儒之辟佛尤精深于程朱，这是梨洲在为理学尤其是在为阳明心学强作辩解。与梨洲同时代的学者如亭林、船山、习斋、乾初等无不指王学援佛入儒、阳儒阴释。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之袭用佛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梨洲对此并非不清楚。他自己就曾说过：“先生（按：指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久之。”⁽⁷⁰⁾那么，梨洲何以要将阳明学之援佛入儒处或与佛有牵连处那样的要害问题轻轻放过，而仅着眼于阳明与佛氏的歧异？《明儒学案·师说》称阳明“特其与朱子之说不无牴牾，而所极力表彰者，乃在陆象山，遂疑其或出于禅。禅则先生固尝逃之，后乃觉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诚也，天之道也；诚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诚，以人合天之谓圣，禅有乎哉？”看梨洲在《姚江学案》中为阳明所作非禅的辩解，其所占篇幅之重，可谓连篇累牍。罗整庵之学与阳明心学截然二途。即便论及整庵，梨洲也要为阳明作一番非禅的强论。在阳明到底与佛氏有没有关联的问题上梨洲一而再、再而三喋喋不休，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认为，梨洲这种欲盖弥彰的强辩恰恰透露了“禅”与“非禅”这一问题在当时社会认知上的严重性，它同时也透露出梨洲本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表明了梨洲本人的辟佛立场：倘若没有当时那种普遍存在的仇视佛氏并牵连到阳明的社会心理作基础、作铺垫，梨洲为阳明之辩便无法理喻；换言之，正因为清初士大夫群体以亡国的切齿之恨归罪于援佛入儒的王学，这才引起了梨洲的严重关切。全谢山在《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中曾说，梨洲治学不免余议者有二：“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而不可去；一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流连于枝叶。”就是说，梨洲治学仍未能摆脱门户之见而坚持王学立场。倘若将梨洲这一看法拿到他为阳明所作非禅的强辩中来审视，恰恰说明梨洲之辩一定有仇佛而归诸阳明那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为基础。——众人皆因仇佛而归罪于阳明，这才使得本属于王学营垒的梨洲要在《学案》中为阳明作“非禅”的强辩与洗刷。

清初学术界仇佛心理蔓延的结果，便是佛氏连带形上思辨学风一并遭到摒弃，而使治学愈趋于实证。看清初诸大师，以船山最具哲学色彩，习斋亦富理论思辨。船山、习斋等为清算理学之需，尚不惜笔墨于言理辨性，但船山后继无人，颜李学派中途夭折，难以为继。其中的原因何在？我以为，学术界对形而上的学术问题普遍感到厌倦、缺乏兴趣，也就是说，理学形而上的发展，到了清初已失去生命力，失去了学者的内在心理支持，这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万季野谈他的治学经历时曾说：“某少受学于黄梨洲先生，讲宋明儒者绪言，后闻一潘先生（按：潘用微）论学。谓陆释朱老，憬然于心。既而同学兢起攻之，某遂置学不讲，曰：予惟穷经而已。”季野此说最能反映风气将变未变时学者的普遍心态。其说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潘先生论学，独独挑出朱陆为议论对象，又以释老相讥，可知此时释老一定已恶名昭著，理学即因与释老有牵连而一并遭到学者的排斥，季野同学竞起攻朱陆恰可为一旁证；其二，万季野仅仅听说“陆释、朱老”之评，便不假思索置“学”不讲，当时学界对形上思辨学风之厌弃从季野态度的决绝中恰可以洞见。而万季野由置学不讲进而以“穷经”为唯一治学取向，这也正是清初学风由“弃虚”而不得不“蹈实”，“蹈实”亦皆由“弃虚”——摒弃形上思辨学风——而来的一个显证。

要之，因清算理学之需而兴起的辟二氏，构成了清初学术运动的主题与中心。清初疑古思潮亦即缘此而发。作为清初疑古思潮的学术中坚，陈确、阎若璩和胡渭皆辟佛黜老，批判形上思辨学风者；戴名世虽非置身于理学清算运动的主流，但其治学中同样可见“辟二氏”之踪影，这就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清算理学运动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