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这一章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作用和消亡等基本原理，批判了各种超阶级的国家观，特别是考茨基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划清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国家观。

第一节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这一节列宁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论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批判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超阶级国家观。

一、恢复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

列宁首先指出了马克思学说的尴尬境遇。列宁分析了马克思学说在马克思生前和死后大有区别的“待遇”。列宁讲，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马克思的学说存在着被机会主义者篡改的危险。列宁不无担忧地写道：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因此，列宁对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出了呐喊：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全部观点。

列宁强调指出，在国家问题、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上，会随时看到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要最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为此，列宁郑重地推荐了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这本书，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在充分研究了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提供的大量材料之后写成的。这本书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瓦解，以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过程。对这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著作，列宁评价说：“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 当然，这部著作并不全都是浅显易懂，其中某些部分是需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列宁讲，“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

列宁还从俄国革命的实践发展需要，进一步阐述了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列宁分析指出：我们观察一下俄国的或无论是哪个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看到，目前几乎所有的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人们是怎样议论布尔什维主义的呢？资产阶级的报刊谩骂布尔什维克。没有一家报纸不在重复着目前流行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说布尔什维克破坏民主制度。如果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心地纯朴（也许不是由于纯朴，也许这种纯朴，如俗语所说的，比盗窃还坏），认为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和民权制度是他们的发明和创造，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在最富有的国家内，花数千万金钱推销数千万份来散布资产阶级谎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在重复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论据和责难，说美国、英国和瑞士是以民权制度为基础的先进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却是强盗国家，没有自由，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思想，甚至解散了立宪会议。列宁反思指出：“这种对布尔什维克的吓人的责难，在全世界重复着。这种责难促使我们不得不解决什么是国家的问题。” 

在做了上述的分析之后，列宁总结道：要了解这种责难，要弄清这种责难并完全自觉地来看待这种责难，要有坚定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那就必须彻底弄清楚什么是国家，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在战前创立的替这些国家辩护的各种学说。要正确处理问题，就必须批判对待这一切学说和观点。

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两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一种是“暴力论”；另一种是黑格尔的所谓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和“理性的形象和现实”。 这两种观点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在用唯心主义，即离开社会，离开阶级的存在来解释国家产生的原因。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列宁从分析国家的起源着手，说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阶级社会取代原始社会的时候，才产生了专门维护剥削阶级利益，镇压被剥削者的暴力机构，这种暴力机构就是国家。所以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句话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概括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从社会中产生”，是说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自居于社会之上”，是说国家表面上似乎是整个社会的代表，实际上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组织。“日益同社会相异化”，反映了国家产生的过程，表明了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表面上是站在社会之上，对待社会上的各个阶级一视同仁，但实际上它是统治阶级专门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暴力机关。另一方面，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有助于缓和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使互相敌对的阶级不至于在无休止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掉。这里所谓的缓和冲突，就是把冲突保持在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秩序”的范围之内，就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使冲突的范围和程度受到控制或抑制。

这里，列宁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表现”和“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的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抹杀国家的阶级性，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的谬论。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同时，列宁用“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 的结论，批判了考茨基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必须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错误观点。

关于国家本质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在“文革”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主席的教导清楚地说明了国家的本质就在于镇压谁、保护谁，从而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根本界限。

三、批判“超阶级”的国家观

国家产生以后，它作为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的社会力量，把被统治阶级纳入统治阶级需要和允许的“秩序”范围内，使阶级统治合法化、固定化。只要阶级存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必然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同时，列宁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以及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超阶级观点的实质。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列宁揭露和批判了这种谬误观点，指出：国家绝不是阶级调和的结果，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

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认为，“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点。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列宁进一步阐明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国家用强力建立了一种“秩序”，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

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就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上。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当无产阶级为夺取“全部政权”斗争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偷偷地跟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以资产阶级为首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不仅如此，而且“这两个政党的无数决议和他们的政治家的许多论文，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 孟什维克的策烈铁里发表过一个“全民纲领”的演说。他说：“俄国革命的一切任务，它的全部实质取决于资产阶级。”列宁十分尖锐地指出，策烈铁里忘记了阶级斗争，滚到阶级妥协、阶级调和的立场上去。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和资产阶级联合时曾说：“联合就是协调，协调就是不斗争。谁要赞成协调，谁就拒绝进行斗争，谁要进行斗争，谁就不联合。”因此，列宁断言：这些事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唱着貌似社会主义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透过这些尘封的历史，可以想见俄国的十月革命前夜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是相当惨烈的，俄国的前途在哪里？俄国革命怎样继续深入进行？各种观点和意见在社会主义革命联盟阵营内部“斗争”也是异彩纷呈的。无论怎么说，当时谁是谁非，列宁对“国家与革命”问题的深入思考，并集汇成小册子发表，无疑起到了统一“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凝聚和坚定“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作用。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却只字不提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考茨基抹杀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主张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搞“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的这个科学结论最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待国家的态度，阐明了国家与革命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否定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