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实践论》是一本光辉的哲学著作，他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尖锐的武器。我们要想了解《实践论》，就必须首先了解毛泽东以及他的思想来源。而要想了解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第一节 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一、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

《实践论》是党独立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功经验的哲学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只有认清正确的革命形式，才能开展成功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还要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华大地，在工人运动中初步显现他的光芒，以及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成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便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党的一大正确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必要性、紧迫性，确认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的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行动纲领，正是有这样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92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苏兆征的领导下，香港举行了海员大罢工。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3月8日，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只有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式，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朝正确的方向前进。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共二大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1922年10月23日，在邓中夏、彭礼和、王尽美、邓培等人的组织下，开滦五矿五万多名工人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总同盟罢工。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才取得胜利。英国人无可奈何地说：“今天的中国工人不像往昔时候，而是完全变了。”1923年2月4日，在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人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为了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增强新生的革命的力量，促进中国革命事业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党的三大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8月1日，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在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的工农革命军举行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印证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9月29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他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随着革命的深入，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为了摧毁中华苏维埃政权，国民党组织了五次声势浩大的围剿行动。在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主力决定开始长征。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并陆续向陕北前进。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新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成功探索。同年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二、反省革命曲折的教训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党在第二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其中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我党造成的损失最严重。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左倾本意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但是带有引号的“左”倾，就不是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而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和冒险的倾向。所以，为了表示贬义，特在左字上添加了引号，即“左”倾，用来区别于带有进步意义的左倾。通常“左”倾思想表现为三种，第一种是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忽视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第二种是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第三种是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际共产主义对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改组，陈独秀被停职，张国焘临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到汉口出席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领导下，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就必须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因此，罗明纳兹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急转直下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结论，还提出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错误政策，否认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形势，固执地认为敌人的屠杀进攻恰恰证明了革命潮流的高涨，提出党的总策略是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下，中央政治局先后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起义。他们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实际情况，反对组织撤退，命令共产党员和群众去发动没有胜利希望的城市暴动。瞿秋白的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由于贯彻了大会的正确路线，使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随着局势的好转，共产党内“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决议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所以，中国的革命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力量，只要大干，只要武装暴动，全国便跟着一起武装暴动了。所以，李立三反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提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大城市武装起义的口号，并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日后的实践证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受到很大损失。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的错误估计，停止了组织城市暴动和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却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9月18日，日本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发兵东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王明根本看不清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中国的局势，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是反苏战争的一个导火线，错误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王明还看不到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错误地把中间派视为敌人，主张消灭他们。王明等人一味强调所谓的进攻路线，在他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斗争的主张一概视为保守、退却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利用组织手段把他的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但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对毛泽东以及中央苏区从各方面加以批评：在思想上，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还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在土地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批评毛泽东把土地分配给一切人的主张是富农路线；在根据地问题上，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毛泽东在最短时间内把湘赣等苏区贯通，以扩大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属于党包办一切，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其结果会使红军的军事、政治机关失去独立性，变成不健全的残废机关。王明打着“反立三路线”、“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蒙蔽了一些同志，使他提出的“左”倾口号和政策在党内得以贯彻执行。赣南会议实际上解除了毛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领导权。

右倾是指思想落后于实践，拘泥保守，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把革命推向前进，有时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停步不前，企图开倒车。右倾思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只顾眼前的局部利益，不顾全局的长远利益；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过低贬低我方的革命力量，主张搞阶级合作；看不到革命形势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观情绪，不敢斗争，屈从反动敌对势力；压制群众斗争，放弃原则，严重的时候会出卖革命，投降敌人。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中对右倾思想作了这样的总结：“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陈独秀的右倾思想。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特别会议。会议让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成为了党的统治思想。会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陈独秀本来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人物，但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中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作了深刻的总结：机会主义“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从1927年1月4日起，毛泽东用32天行程七百多公里对农民运动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经过实践和考察，毛泽东发现农民运动根本没有“过火”、“幼稚”的问题，相反，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实际考察提高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由于看不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所以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了无产阶级可靠的农民同盟军，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和革命遭到巨大损失。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观主义错误。可以说，毛泽东的《实践论》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铲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毒瘤，批判了当时在党内盛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