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风的传承

第三节 湖湘学风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还因为中华大地上汇聚了众多优秀的民族，各种文化交织交融，最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传统文化。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一支。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湖湘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毛泽东就是在湖湘文化巨大的影响下成长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显得尤为明显。

一、湖湘文化的一般特征

湖湘文化历来不尚空谈，提倡明体适用，强调经世致用，以讲求实用闻名于世，这种思想是湖湘文化和湖湘学风的精髓。所谓明体适用中的“体”是指事物的本来面目，性质或者本质，在这里泛指学问和学识。湖湘学风强调的明体适用是要告诉湖湘子弟要活学活用，不要把所学的学问束之高阁，也不要在书斋里死读书。这种求真务实的学风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在毛泽东的很多著作中窥见一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也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40年代，他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后来又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强调体用合一、经世致用的思想，让毛泽东成功地将西洋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放光彩，最终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湖湘文化起源于中原文化。因为湖湘文化起源于中原文化，所以湖湘文化的一般特征，既有当地湖湘地区的独特风格，也有中原文化的痕迹。要了解湖湘文化的一般特征，就不能不首先了解湖湘文化的形成过程。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指湘江，人们后来习惯上把湖湘代指湖南。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地域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包括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科学、信仰、民风、民俗等。那么，湖湘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湖湘文化最早起源于炎黄文化，战国末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就曾经流放到湖湘地区，留下不少千古绝唱，其中著名的有《离骚》、《九歌》、《湘夫人》等。公元220年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东晋以后，中国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先后出现了几次大的战乱，如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于是一些优秀的中原人士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下定居南方。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于是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到两宋时期，南方的经济、文化已经十分发达，甚至超过了北方。

书院的建立对湖湘文化的影响。中原文化的南下对湖南的影响十分巨大，尤其是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南下的文人都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江西、浙江、湖南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湖南大批书院的建立是湖湘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南宋以后的儒学不是通过官办学校传播的，而是通过书院传播的。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受学堂教育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信不疑，少年时代便能熟读《易经》、《道德经》、《诗经》、《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儒学地域化，湖湘文化开始形成。两宋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儒学地域化”。与汉代讲求的大一统儒学不同，两宋时期一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产生了。如北宋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又如南宋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和张栻的湘学，等等。湖湘文化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

湖湘学风与湖湘学派的形成。湖湘文化和湖湘学派的核心是湘学，历史上的湖湘学派起源于北宋末年，形成于南宋时期，创始人是胡安国、胡宏和张栻。湖湘学派属于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学派。理学，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属于宋朝以后的新儒学，理学是一个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理论学说。理学也是由湖南人开创的。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是湖南道县人，他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不过周敦颐的主要活动不在湖南而在江西，所以他对于湖南的影响不大。真正将理学传播到湖南的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和胡宏父子俩。胡安国本是福建人，南宋初期举家迁移到湖北，后又到湖南隐居著书立说。所著《春秋传》和《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石。后来，胡安国的儿子胡宏继承和发展了其父的理学思想，他以躬行实践为教，提倡“以古人实学自律”富有求实的精神，还说“学圣人之道，得其体，比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强调修养功夫必须落到实处。胡宏在湖南讲学二十余年，著有《知言》与《五峰集》等。后人称胡宏是“卒开湖湘之学统”的人物。胡宏的弟子有张栻、韩璜、吴翌、彪居正、孙蒙正、赵孟、赵棠等人，其中以张栻最为出名。张栻是四川人，天资聪颖，年幼时随父亲到湖南长沙定居，后拜在胡宏的门下学习。张栻在理学的各种领域都下了功夫，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清代黄宗羲说他所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可以说张栻是一位发扬和光大师门的人物。张栻主要以岳麓书院为学术据点，他的门人弟子多数都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名人。公元1167年，张栻接待了从福建前来访问的理学大师朱熹，朱熹、张栻二人在岳麓书院会讲两个月，就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切磋问难。通过这次会讲使得湖湘学派的思想得到了补充和完善，为湖湘学风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此时的湖湘学风有一大特点：就是强调践履和经世。这种强调践履和经世的思想，从湖湘文化的始创之时，就一直贯穿于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岳麓书院大厅高挂着的忠孝节廉匾上高踞的是一块“实事求是”的大匾。“实事求是”才是湖湘文化最基本的思想路线，后世的王船山、毛泽东都曾经就学于这里。张栻死后一直到明朝，湖湘学风一直延续着张栻的思想。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对湖湘学风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湖湘学风变得更加深刻更具特色。可以说，没有王船山就没有近代的湖湘文化，湖南就不可能会涌现出那么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革命家。想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实践论》，首先必须了解船山文化。

船山文化与湖湘学风。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曾经就学于岳麓书院，在反抗满族的民族战争失败后，长期隐居荒山野岭，著书立说，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特色，“创立了一个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辩论分析为思想方法，以民主启蒙为重要特征，以民族至上为核心内容的空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杰出思想家。由于王夫之常年隐居湖南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所以后人称王夫之为“船山先生”、“王船山”。王船山一生著述宏富，在做学问上能独树一帜，独具特色，极其富有批判的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是认识一切事物的目的，学习的目的在于“行”，提倡经世致用。王船山还提出“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王船山是湖湘文化、湖湘学风最重要的继承人，对近代以来的湖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影响十分巨大。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曾国荃等人都曾经在岳麓书院求过学，并深受王船山思想的影响，先后成为船山文化的代表人。魏源主张“以事实程实功，以实功程事实”，并认为一切学问应该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著名的新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在船山文化的影响下提出的。曾国藩力求传刻王船山的《船山遗书》，糅合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除此之外，近代发起戊戌变法的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都对王船山和他的思想敬仰备至。像浏阳出身的谭嗣同，青少年时就深受船山思想的熏陶，他自称“私淑船山”，并立下宏愿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王船山的思想成为启迪青年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强大思想动力，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时代思潮。在这两次对中国极具影响的政治变革运动中，湖南人表现最为活跃和突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石。”清末以后，杨昌济、毛泽东等人成为船山文化的代表人。

二、湖湘学风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性格形成于青少年时期。虽然人的性格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除非有较大的刺激，一个人的性格一旦形成就不再改变。毛泽东的一生尽管南征北战，革命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但是，毛泽东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完全是在湖南度过的。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直到1918年8月15日他从未离开过湖南。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自然深受湖湘学风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风格和个性都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所以，毛泽东有一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的思想和性格：他从不循规蹈矩，他富有挑战性，极其重视实践的作用。

毛泽东是近代湖湘文化、船山文化的继承人。1914年，毛泽东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在第一师范，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深受船山文化影响的杨昌济。正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说：“长沙第一师范是毛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这所学校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对毛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昌济，毕业于岳麓书院，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还先后游学日本、西欧达10年，提倡“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他一生研读最多、最深的是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的著作，尤其是船山著作。从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中反映出他对船山著作的浓厚兴趣与勤奋研习，做日记，摘语录，批标题，作分析，写体会，有发挥。他对《船山遗书》研究得最深，内容则涉及船山的知行观、理欲观、善恶观、义利观、动静观、历史观、文艺观、教育观、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经世致用等。杨昌济是当时湖湘学派最重要的承继者、发挥者和宣传者。杨昌济到一师后，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文化在一师成为一种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由于杨昌济的很多思想直接来自王船山，因而，青年毛泽东也自然受船山等人的湖湘文化思想的影响。杨昌济传授给毛泽东等学生的重要内容就是王船山的理论学说。他出的考试内容多数涉及王船山思想，如：“王船山重个人之独立，能举其说否？”“王船山论项羽、李存勖，能言之与？”此外，杨昌济还鼓励毛泽东到船山学社听讲船山之学。1920年秋至1921年冬，毛泽东曾在船山学社居住和工作过一年多时间，还亲往船山的家乡访问过，深受杨昌济的喜欢。青年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往往是自己行动的楷模、进取的动力和发展的方向。在毛泽东的心中对曾国藩尤为认同和崇拜，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很能办事的人物，他曾在信中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人物，说这些人当中唯独心服曾国藩。他还说“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可见，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曾国藩、左宗棠，戊戌维新的风云人物谭嗣同、熊希龄，辛亥革命的元勋黄兴、蔡锷等，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引为湖南之骄傲，而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重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和船山文化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曾经求学于岳麓书院，他几进几出岳麓书院，对挂在讲堂正门的“实事求是”的大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了新的释义，并把“实事求是”四个字写下来镶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由此可见，船山文化、湖湘学风对毛泽东的影响颇深。

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着中国传统思想和湖湘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他曾在《讲堂路》里记下不少关于知行关系的笔记，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而为愈”、“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此时毛泽东已经对知和行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了。毛泽东在笔记中还提到了顾炎武的关于实地考察调查问题的思想。长久下来，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曾说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且“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他经常和周围人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实际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后来，毛泽东经常外出游学考察实情，渐渐地，他养成了在实践中调查问题、访问民情的习惯。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很多时候都会用船山学说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他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讲到认识论中的知行关系时，就参考了《船山遗书》中的知行关系观点。在之后的7至8月，他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为实事求是思想作了哲学的论证。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范畴并对其作了具体的规定和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一切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此后，他还多次提到过“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根本观点与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生在湖南，长在湖南，求学在湖南，久得湖湘文化的滋润，湖湘文化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上已烙上深深的印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生前的著作中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所带有的湖湘文化特征，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湖湘文化与华夏文化一脉相承，但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它又有很多突出的特征。所以，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将马克思主义首先同湖湘文化相结合，这使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思想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思想具有双重的文化性格，他既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除毛泽东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更是人才济济，独领风骚，人民解放军元帅、大将、上将中，湖南人占绝对优势，同时湖南还涌现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一道灿烂的历史文化奇观。这些都与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文化的影响关系深远，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