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史

史书最早隶属于经。自从晋代创立四部分类法后，史部才独立于经部之外。其后隋代王通更以史统经，提出了三经皆史之说。他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文中子·王道篇》）他只说到《书》、《诗》、《春秋》三经，其对《易经》的看法如何，无从得知。

到了宋代，程颐提出了九经皆史之说，谓“九经，天下之史也”（《二程语录》卷十六）。其所持理由，虽不可知，但九经之中，不会没有《易》。

及至元明两代，随着理学的发展，五经或六经皆史之说，甚为流行，也影响到程朱的对立派——阳明学派。《阳明语录一·徐爱》记：“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可见在经即史这一问题上，王阳明与程伊川是一致的，并不如时贤所说的“如炭投冰”。不过明言《易经》是史，则似乎始于阳明。

清代章学诚继起提倡六经皆史。他在《易教篇》（上）说明了《易经》何以是史。由于它是政教典章，他说：“夫悬象设教，与治宪援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

他进而认为《易》教有出于政教典章之先者。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

其实，《易经》中史的真相，或许章氏也很茫然，倒是《易传》说得十分具体而明确。《序卦》和《杂卦》所叙述的，完全一致，使我们知道《易经》可以说是一部殷周社会史。经、传皆使用隐语，学者须探赜索隐，言外求意。若不求谜底，专看谜面，必然如读天书，不知所云。朱熹所著《周易本义》，对于《序卦传》，由于不明其义，不加注释。敢于阙疑，足见其治学态度的严谨。王弼《易》注，《系辞》以下皆未作注。晋之韩康伯注《易传》，谓“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蕴也”，可见他未曾认识到它的价值。

《正义》引周氏说，以六门统摄序卦，其说如下：

第一、天道门，第二、人事门，第三、相因门，第四、相反门，第五、相须门，第六、相病门。如乾之次坤，泰之与否等，是天道运数门也。如讼必有师，师必有比等，是人事门也。因小畜生履，因利故通等，是相因门也。如遯极反壮，动竟归止等，是相反门也。如大有须谦，蒙稚待养等，是相须门也。如贲尽到剥，进极致伤等，是相病门也。

这只是解释谜面，而不知道谜底，故为孔疏不取，而以康伯之言为不虚。

程颐对于韩康伯的话，深为不满，说：“序卦非易之蕴，此不合道。”（《二程语录》卷六）的确，《序卦》不无意蕴，可惜程氏《易传》解释《序卦》，虽然穷理致知，实未得其意蕴。且举一例，如渐卦何以次于艮卦之后？止而后进，是奴婢的斗争，由静而动。渐卦至未济卦共十二卦，象征变革如同天道循环，周而复始。可是程氏的注释却是：“止必有进，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进也，所反亦进也。渐所以次艮也。”离事言理，与清谈何异！

《杂卦》通篇用韵，不啻是一篇殷周大赋，易学家往往把它看作只是解释六十四卦卦名而已。其称杂卦者，又只是把它看作错杂卦序而已。《易经》写作的部分对象是奴婢。奴婢被视为天地之杂。《杂卦》立名，在于所写的内容，不徒在于所采取的形式。

魏晋以后，对于《序卦》和《杂卦》的奥秘有所察觉者，就我所知，仅得一人。此人就是隋代的王通。《文中子·问易篇》说：“子潜《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可与存义矣。”阮逸注云：“《序卦》轮衍六十四卦也。时行时止，生生不穷。达者至之，故曰几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治乱相循，识时者知治乱之几。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是存义的问题。存义的手段就是“旁行而不流”。这句话引自《系辞传》。其意义为五行之金，指射箭。《系辞传》在叙述《易经》包含阴阳五行时说了这句话。

五行是月亮所经的五道，五道配五方以及地所产的五种元素（水、火、木、金、土），统称五行。月朔配东方木，上弦配南方火，月望配中央土，下弦配西方金，月晦配北方水。下弦月由明转晦，如同箭落在水里，由西而北，故曰旁行。但箭不流失，因为由晦而朔，月又由晦而明了。《易经》的内容，以奴婢为主体，旁行而不流象征反抗失败进入潜伏时期，王通许之为“可与存义”。由此可见，他的立场是站在革命方面的。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不可分的关系。隋炀帝的统治必然使他同情易代和支持鼎革。从王通对于《序卦》《杂卦》的真知灼见看来，我们可以肯定：他虽未明言《易经》是史，而实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

我们已经知道《易经》以日月象征弓矢，反抗者应用弓矢进行反抗斗争，对于《礼记·经解篇》所说的《易》教就不难领会了。《解经篇》说：“洁静精微，易教也。”又说：“《易》之失贼。”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儒家经典多用隐语，《经解篇》亦不例外。洁静指月，精微指日。日月象征弓箭，故洁静精微四字又可用之于射道。执弓宜于洁静，发矢宜于精微。射箭宜合于义，而不可贼害好人，故《易》之失贼。

孔颖达是《周礼正义》的作者，也为《礼记》作疏，他说：

洁静精微，《易》教也者，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净。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

《易》之失贼者，易主洁静严正，远近相取，爱恶相攻；若不节制，则在于贼害。

易精微者，易理微密，相责褊切，不能含容。

云爱恶相攻者，谓易卦六爻，或阴爻乘阳，或阳爻据阴，近而不得，是爱恶相攻也。

云远近相取者，谓彼此有应，是远近相取也。

云则不能客人，近于伤害者，若意合则虽远必相爱；若意离，虽近必相恶，是不能容人。不与己同，浪被伤害，是失于贼害也。

以上孔疏，皆就射箭之道，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卦爻上，就有相取、相应的关系。这成为王弼《易》注中常用的一个原则。由于《易经》是一部殷商变革史，所以其中的人际关系体现在弓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