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成书与书名出现的时间问题

第四章　关于《论语》成书与书名出现的时间问题

对《论语》一书，引用其条文的有西汉初中叶诸儒，如陆贾（今之《新语》是否完全出于陆贾，尚有一些疑问）、韩婴、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明标其书名的先后也有《礼记·坊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盐铁论·论儒》、昭帝诏书及《汉书·艺文志》等。

此问题很重要，但尚不为今人所注意。据我所知，约有下列异说：

（1）吴承仕的始于景武间鲁共王坏孔壁说。“景武之际，鲁共王坏孔壁而得《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孔安国受之，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局，《论语》之学始有专师”（《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按此说是根据王充《论衡·正说》所谓“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弟子，章是经古文学派，吴承仕也继承经古文学派的观点，而对此事信以为真。鲁共王系景帝之子，但他坏孔壁事的传说，只见于《汉书》，不见于《史记》，还不免被后人怀疑。如康有为便有“刘歆伪《古文论语》托称出孔子壁中”（《论语注序》）之说。

（2）周予同的命名始于《礼记》，名称使用实始于汉后说。“《论语》的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及《孔子家语·弟子解》。《孔子家语》为王肃所伪造，不足凭信；《坊记》，沈约以为出于子思子，当具有史料价值。则《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的时候。王充《论衡·正说》篇以为孔安国授鲁人扶卿，始名《论语》，其实不可信。不过《论语》名称使用的确定，实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或单称为《语》，或别称为《传》，或别称为《记》，或详称为《论语说》”（《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273页）。

我以为此说，第一，分为《论语》的名称与名称使用为二，态度不够明确。第二，只知《孔子家语》“不足凭信”，不知《礼记》的《坊记》出于子思一说，也不是“具有史料价值”。《坊记》出于何时何人，实难断定。第三，说“《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的时候”，没有可靠的证明。第四，周予同在下文更说：“单称为《语》的，如《盐铁论》引《论语》原文，谓《语》曰：百工居肆。”以作《盐铁论》只说《语》而尚未说《论语》的证据。这实未免失考，厚诬《盐铁论》。《盐铁论·论儒》篇明说：“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还有，《史记·仲尼弟子传》也明说根据《论语》的资料，不是早在西汉时代就有《论语》的书名了么？第五，后来《汉书·艺文志》也有关于《论语》的论述，怎好说两汉还没有“名称使用”呢？晚近多数日本学者也认为《论语》一书最后的整理与定稿，可能是汉以后的事。（详见前引《日本关于〈论语〉撰者与编纂方式的研究与〈论语〉的注释工作》一文）

（3）杨家骆的汉文帝已置《论语》博士，《史记·董仲舒传》标有《论语》一则说。他说：“《史记·董仲舒传》引仲舒文有标《论语》者一则，是《论语》名已渐行之证。”（《古籍新编四书序论》）查《史记·董仲舒传》实没有“标《论语》者一则”。

（4）《论语》战国时期成书说。钱坫认为《论语》成书当在六国之际（《论语后录·后序》）。冯友兰认为“《论语》成书时总在战国时期”（《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杨伯峻更说：“我们说《论语》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无论如何，《论语》要在《左传》之前”（《论语译注·导言》）。此说不见得是历史事实，既然成书，当然会有书名了。

（5）《论语》成书于孔孟之间说。郑麐认为《论语》“成书年代当在孔子卒后（前四七九）至孟子事迹有年代可征（约前三三五）之前一百四十五年间”。（《古籍新编四书·序论》）

（6）秦时已有《论语》之名说。黄立权从《孔丛子·独治》断定“孔宅壁中《论语》等书是孔鲋所藏。说明秦时《论语》已有此名了”。（见《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7）《论语》书名至迟在秦汉间说。朋星认为：“书名是由后儒取定的，最迟在秦汉之间已被称号使用。”

（8）孔门旧有此名说。陈其干认为：“似孔门旧有此名。……古文出于壁中，已名《论语》，藏之尚在秦世也。《论语》之名不自汉始矣。”

（9）我以为对《论语》一书，引用其条文的已有孟、荀及汉初诸儒，而明标其书名的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礼记·坊记》、《盐铁论·论儒》及《汉书·艺文志》等。王充说《论语》书名始于孔安国，也许比较可信；但当时有的仍称《论》、或《语》、或《传》、或《记》，尚未完全统一。至于金德建的《司马迁所见书考》，把《史记》所说“《论语》弟子籍”、“《论语》弟子问”标作《论语弟子籍》、《论语弟子问》，都是《论语》的别名，那就不免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