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传本的考辨问题

第五章　关于《论语》传本的考辨问题

这约可概括为三种看法：

一、在汉代，《论语》有鲁人所传《鲁论》二十篇本，齐人所传《齐论》二十二篇本，鲁共王所得《古论》二十一篇本。据桓谭说，文异者四百余字。王充说还有“河间九章”；而清代学者又有《逸论语》之说。不仅篇数，在文字章节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而其真伪混杂最大者约有三次：西汉后期张禹新出了以《鲁论》为主而择《齐论》、《古论》之善者而从之的第一次改编本，即所谓《张侯论》。张禹师事夏侯建，夏侯建师事夏侯胜，他们是代代传授而较有根据的。

东汉末期，郑玄主要根据《张侯论》本，而复以《齐论》、《古论》校之，是杂糅张本与《齐论》、《古论》的第二次改编本。郑玄《论语注》曾盛行当时，但已亡佚，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许多辑佚本。到了魏何晏等杂糅的可能性比前两次为小，但也似乎难免有所改动。

何晏与孙邕、郑冲、曹羲、荀五人合作《论语集解》，集汉魏经师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所说之大成，而将自己意见列在最后（康有为说是九家）。唐以后开始只署何晏一人之名。此书宋代亡佚，直到清末，才得日本正平本回到中国，现已收入《十三经古注》。

南朝梁皇侃为《论语集解》作《义疏》，以《集解》为主，而兼采老庄玄学之说。宋邢昺又为皇侃《义疏》作疏，但已经不若《义疏》的多存古义了。清阮元有校勘，见《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总之，今本《论语》主要是张禹本，张禹本主要是根据《鲁论》，《鲁论》主要是从孔子弟子记录传下来的。所以《孟子》所引孔子的话十七处，《史记》所引孔门的话一百二十多处，都和今本《论语》没有什么大不同。郑玄、何晏两次可能有所改动，但其改动是不会太大的。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叙》所说：“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

二、冯友兰断定“今本《论语》就是张禹的本子”（《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未必尽然。我们只能说基本是张禹本，而到了郑玄、何晏之手又各有些修改才成为今本《论语》。问题并不到此为止，传本经过几千年也不可能没有种种错误。

三、有人说：《四书》为残缺不全的古书：“其始漆书于简，方策不免有遗佚者。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而见于《论语》者八，其不见于《论语》者二十一，是则孟子时所传者已非汉儒所见之《论语》，可断言也。司马迁引孔子之言，有异于《四书》所载者，是则汉时所流传《四书》，亦与今本不同矣。吾国文字形体迭经演变，译释古文时有异误，使今本古本不同，此一因也。自汉迄宋，历代学者辗转写刊，不免有脱漏错误之病，使今本古本不同，此又一因也。后儒复有伪托羼杂移易补传者，使今本古本不同，此又一因也。综合诸因，可知古书版本异歧之故，而坊间流行《四书》，绝非其本来面目，亦可知矣。”（郑麐《古籍新编四书·自序》）这种情况为先秦古书所同，并不限于这四种书。

末了，附带说一个有关《论语》的孔子传记资料问题。周予同认为：讨论孔子，首先要注意史料问题，只有《论语》比较可靠；但又认为司马迁究竟是汉武时代的人，他也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第二，目前急需一部研究孔子的专著，然而环顾国内能独力完成它的人才并不多。还有基本功问题，也就是对留下来的文字本身又有它的局限性。朱熹对“瑚琏”两个字仍然搞错，文字关的通过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关于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见《学术月刊》1962年第七期）。我觉得离孔子较近的司马迁尚且有时代的局限性，难道今后的人倒会没有了么？朱熹尚且不能过好文字关，难道今后的人都会过好了么？我们必须老实承认远距孔子的今后人要对《论语》一字一句的考辨是否是孔子的原话，已经绝对不可能了。周先生的这些话等于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