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注释与研究的数量问题

第八章　关于《论语》注释与研究的数量问题

第一，注释《论语》一书者为数最多。

有人统计：“关于研究《论语》的书籍，殆不下五六百种。”（见钱穆《论语要略》和《孔子与论语》）有人更说：“仅日本学者林泰辅在《论语年谱》中所著录的便达三千种之多，此外还有他所不曾著录和不及著录的，又还有散见于别的书籍的大量零星考证材料。”（杨伯峻《论语译注》）又单被近人程树德《论语集释》一书征引的著作已达六百八十种之多。古来为中国任何一本古书注释的人都没有比《论语》更多的了。单这一点，就可以想见“孔子迷”、“《论语》迷”的数量了。这些作品也是任何一个“孔子迷”、“《论语》迷”所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敢断言：这种“迷”，今后学者应当越来越少，也必然会越来越少的。

第二，注释《论语》一书有两种文体。

对《论语》一书的注释有一个文体问题。文体有两种：一是用文言注释的。古人全用文言，近代用文言者也占多数；另一种是用白话注释的，直到现在还不多见。解放前，已经有广益书局出版的《白话论语读本》之类。解放后，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

第三，注释《论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

钱穆以何晏、朱熹、刘宝楠三人注释《论语》的著作为各阶段代表。我认为此说很对，但在比较上，可以说何著带些玄学派色彩，朱熹代表理学派，刘著代表汉学（古文经）派，还可以补充一下：引证古人注释比较丰富的，是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和姚永朴的《论语解注合编》；比较根据原文约为几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是赵纪彬的《论语新探》；比较通俗易懂的，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比较有重点或系统性的，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孔子思想体系、孔子评传之类的著作。如果要求更加科学的，那就有待于今后学者更加努力研究了。任何一本书，都难于做到尽善尽美，只是局限性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