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哲学

 中国古代军事哲学

兵学　中国古代关于兵事活动的思想学说，重点在于兵事活动之基本规律的研究与探索。它既是已经过去的兵事活动的经验总结，也是尚未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兵事活动的理论规划与指导。其初期形态主要表现为兵事活动的规划、动员、誓词，及兵事活动历史过程的史实叙说，前者如《尚书》中的诸多誓词，后者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后期形态，则表现为兵事活动基本规律的专题研究与专题兵书的撰著。如早期的《军政》、《军礼司马法》、《太公兵法》，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兵法》等。至汉初时，此类兵法尚有一百八十余家，经张良、韩信删定为“三十五家”。西汉后期刘向、刘歆整理古代典籍，兵书一类专门委托步兵校尉任宏校理，其成果集结为刘歆《七略》中之《兵书略》，即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五十三家。至此，方呈现出“兵学”的独立形态。参见“先秦兵学”、“汉唐兵学”、“宋元明清兵学”等。

先秦兵家哲学　见“中国古代军事哲学”。

汉唐兵家哲学　见“中国古代军事哲学”。

宋元明清兵家哲学　见“中国古代军事哲学”。

道　中国古代兵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作为“兵家”哲理概念的“道”，主要有以下几层涵义：（1）指民心、道义。《孙子兵法·始计》具列用兵之“五事七计”，居“五事”之首者便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君民上下同心，下民乐于拼死为君上效命，这就是民心之所向，就是最大的道义。七计所称“主孰有道”，亦指此义。所以兵家之“道”的核心就是民心、道义，就是战争的政治基础，是正义所在。道家、儒家在论“兵”时，其最高的境界也在于此：道家认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夫唯（一作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三十一章》）；此“道”字皆与“兵”相对待，均言政治、民心。儒家孟轲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道义、民心，就是“道”之所在，故孟子又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其“道”之所在，就是民心之所向。兵家以涵盖政治、民心之“道”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正反映了军事服从于政治、服务于政治这一贯通古今之理。（2）指反本复始。《吴子·图国》：“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吴起以道、义、谋、要四者并列，其“道”之“反本复始”的意蕴，显然据有根本性之意义。故曰“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如此方能“举顺天人”。其“道”亦以民心、道义为本。（3）指兵家用兵的至高境界。《孙膑兵法》将其作为兵家范畴的最高位置。孙膑认为，“知兵”未必“知道”，如齐威王、田忌，“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兵家之胜，不在“众”，不在“富”，亦不在于“兵利甲坚”，“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孙膑兵法·客主人分》）。故孙膑曰：“知（智），不足将兵，自侍（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请（情），陈（阵）则知八陈（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孙膑兵法·八阵》）故孙膑之“道”，上涵天文，下括地理，中得民心，外知敌情，表现了天人之际的一般规律，“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用兵者只有“知道”，方能预知胜负，方能达于最高境界。后世兵家言“道”者，大致无出于上列内涵。

势　中国古代兵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孙子兵法》有《兵势》（又称《势篇》），《孙膑兵法》有《势备》，均专论用兵之势，孙膑又特以“贵势”著称。势，本指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潜在力量，激之使发，则无可阻挡，存而不发，亦可形成明显的威慑。其“势”如系自然存在，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此为“自然之势”。如系社会存在，如君位、官位以及某种固有的趋向等，则称为“权势”、“威势”、“趋势”。不论是自然存在或社会存在，只要具有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就可为“顺势”、“因势”或“乘势”。《孟子》曾引齐人之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公孙丑》上）“智慧”为人之智力，“乘势”乃利用客观力量；“智慧”之不如“乘势”，正如使用一般农具（镃基）所做的努力，远不如“天时”所带来的效果。兵家之势，首先是利用客观既存之“势”。孙武称“善战者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兵势》），孙膑称“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次则是通过主观的作为以“造势”，《孙子兵法》所言“分数”、“形名”、“奇正”、“虚实”诸多方略，其作用首先在于形成有利于我的态势。故《孙子兵法》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兵势》）《孙膑兵法》亦曰：“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势备》）正是在“任势”、“因势”、“造势”的多种运作中，古今兵家战将谱写出了诸多有声有色的战争篇章。

奇正　中国古代兵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孙子·兵势》：“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又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孙子兵法》最基本的用兵形式就是奇与正。《孙膑兵法》则有《奇正》一篇以专论之（见1975年文物出版社所出简装本《下编》）。对何以为正，何以为奇，诸家理解略有差异。《孙膑兵法·奇正》：“以形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奇正无穷，分也。”又曰：“分定则有形矣，形定则有名矣。……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是以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发而为正，其未发者，奇也。”孙膑之论，表现了奇正相别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是对奇正范畴本质的深刻概括。后世兵家在解析《孙子兵法》时，又从各个具体层面展示了自己的见解。曹操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又曰：“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李筌曰：“当敌为正，傍出为奇”；梅尧臣曰：“动为奇，静为正；静以待之，动以胜之。”何氏曰：“兵体万变，纷纭混沌，无不是正，无不是奇。若兵以义举者，正也；临敌合变者，奇也。”关于奇正之变，何氏又曰：“我之正，使敌视之为奇；我之奇，使敌视之为正。正亦为奇，奇亦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无奇正而胜者，幸胜也，浪战也。”（同上）对于奇正之相生，《唐李问对》中唐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李靖曰：“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又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宋本武经七书》）是对孙武思想的深刻理解。

虚实　中国古代兵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孙子兵法》有《虚实》篇专论。其《兵势》篇亦曰：“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碬，汉简本作“段”，十一家注本和武经本皆作“碬”。碬，《说文》：“砺石也，从石，段声。”（见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砺石，即粗磨刀石，其质至坚至硬。清段玉裁注《说文》，改“碬”为“碫”，注曰“碫石也”。碫石为锻打用的石砧，亦至硬至坚。“卵”为鸟蛋，其壳甚薄，且脆。故“以碬投卵”，乃“以至实击至虚”，其势甚易也。“避实击虚”或“以实击虚”是兵家战将信守的战术原则，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以及何以识别实虚，如何实现我实而敌虚，就成了历代兵家议论的重要课题。明赵本学曰：“兵之实者，分数素定，形名素习，奇正素熟是也。反是，则为虚。虚实之不相敌，犹石、卵之不相当也。”又曰：“兵之有虚实，犹元气之有虚实也。虚者为病，实者为健。如曰怯，曰弱，曰乱，曰饥，曰劳，曰寡，曰不虞，虚也；曰勇，曰强，曰治，曰饱，曰佚，曰众，曰有备，实也。己实彼虚，则病在彼而健在我，击之可也；己虚彼实，则病在我，而健在彼，避之可也。虚实二字，用兵者以之因形而制胜，医者以之视病而投药。”（《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兵法》中《虚实》篇，曾提了一系列方略，如“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皆欲使敌“由实而虚”也。若“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皆以实而对虚也。能“冲其虚”，故有“进而不可御”之效。唐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反映了对孙武虚实思想的高度评价。

征不享　中国上古神权时代战争的基本道义原则。《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说文》：“享，献也。”指将祭品、珍品献给祖先、神明，以供其享用。在神权统治的历史年代，这是最大的道义，是上层首领与下层民众普遍认可的行为原则。如果不祭享先祖、神明，就是大逆不道，理当遭到征伐。在其后历史年代里，夏启征伐有扈氏，罪名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商汤征葛，罪名是“放而不祀”；均为立足于神权的要求所申明的道义原则。

修德振兵　中国古代军事活动的基本表现形态。修德，争取民心，安抚四方；振兵，整饬武装，诛罚暴乱。《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又曰：“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这一基本形态，反映了从军事活动肇始以来就存在的客观规律：政治既是军事活动的基础，又是军事活动的目标所在。军事服从于政治，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最高手段，这一基本关系，是军事活动之本质内容所决定的。

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夏启在《甘誓》中宣布的有扈氏的罪状之一。《史记·夏本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五行”，本指金、木、水、火、土，此乃泛称天象四时之运行，“威侮五行”即不敬上天。“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怠弃三正”，就是违背天道，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由于夏启破坏了原有的禅让制度，有扈氏不服，起来抗争，本是维护“禅让制”的行动，夏启反称有扈氏违背天道。此亦为“师出有名”。

吊民伐罪　中国古代战争中的一面道义旗帜。吊，怜悯，同情，慰问。人民于暴君统治之下，如处水深火热之中，讨伐其罪君，解救其人民，是深得民心的正义战争，故如“时雨”之降。《孟子·滕文公下》：“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为此，汤便发动了对葛伯的征伐。人民皆曰，商汤并不是为了富有天下，而是为匹夫匹妇报仇。故其征伐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争相迎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同上）商汤之征“自曷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后人称“吊民伐罪”，即源自于此。

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　周初姜太公（尚）的军事思想。周武王九年，武王“观兵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又过两年，姜太公随武王率军伐纣，并联络庸、蜀、羌、卢等部大举进军。军行至汜水牛头山，风云突变，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大旗断折，战鼓崩毁，武王的骖马也惶震而死。诸军士皆以为师行不利，周公取龟甲、蓍草占卜，结果龟灼不吉，卜筮告凶。周公急请还师，而姜太公则力主坚决进军，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祀而福从。”并认为：“今纣刳（音哭，剖开，挖空）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见《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在如此久远、卜筮盛行的年代，姜太公能不惧鬼神，不拘卜筮，表现了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观点。

先人有夺人之心　中国古代兵书《军志》用语。意为先发制人，可以摧毁敌人的意志。故后世用兵者，常于敌方立足未稳之际而击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华登以吴师救华氏，齐乌枝鸣戍宋，厨人濮即建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若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乌枝鸣从其计，果大败华氏。

不鼓不成列　三代时期以礼治军的用兵原则。《司马法》曰：“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仁本第一》）礼、仁、信、义，都是当时战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时至春秋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以礼治军的原则被抛弃。宋楚泓水之战，楚军半渡，宋军不击；楚军既渡而未成列，宋军仍不击；待楚军列好阵势，宋军才开始攻击，结果宋军大败。面对国人的埋怨，宋襄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认为自己纵然是殷纣亡国的后人，也必须遵循三代的礼法。

三军以利用　变诈之战的基本原则。最先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司马子鱼之论。在泓水之战中，子鱼提出了一系列变诈之兵的用兵原则：天然险阻，只要对我有利，可以利用；敌人济水半渡，未成行列，可以袭击，这是上天对我的赞助；强敌在前，不论青年、老年，都要擒获；敌人伤未及死，尚有伤害我方的能力，就要继续战斗；如爱“重伤”，爱“二毛”，就等于自己束手就擒；击鼓进军不必待敌方整好阵势。这些论断，均为后世兵家战将吸取。《孙子兵法》言：“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地》）正是对司马子鱼用兵见解的继承与发展。

师出以律　《周易》关于兴师用众之规律的论断。《周易·师卦》：“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中国古代，初无常备之兵，而是寓兵于农，平时耕田，战时集结起来就是军队。《师卦》《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周礼·春官宗伯》亦曰：“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郑玄注：“大师者，谓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师出”，即集结军队以正邦国。然师出必有纪律，如果纪律不好，师行混乱（即“否臧”，不善），则必出凶象。《师卦·初六》《彖》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师之以“律”，实以“贞”“正”为前提，必高举当时的道义旗帜，以正义行师，方有军纪可言。这一论断反映了上古用兵的基本规律。

依礼征伐　春秋前期诸侯间相伐的道义原则。春秋时期诸国，均系周之封国，故共遵周礼为其道义上的旗帜。《左传·隐公十一年》：以许国不贡周王，郑庄公合鲁、齐共伐许。既而服之，郑庄公乃“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又使郑臣“公孙获处许西偏”，且嘱托曰：“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新郑），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后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左丘明评论曰：“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法）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引文并见《左传》隐公十一年）其后，齐桓公北伐山戎，“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伐楚，责“楚贡包茅不入周室”；皆以周礼为旗帜。

三覆　中国古代兵学思想。覆，伏兵。《左传》隐公五年，北戎侵郑，郑庄公率军抵御。戎为步兵，郑为战车，庄公担心遭其突袭，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突袭）我也。”公子突（郑厉公）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庄公从之，遂设三道伏兵，诱而入伏，大败戎师。在以礼治军尚为通行的时代，敌必“成列”，方可击鼓而进击。然此次郑庄公却预设伏兵以为陷阱，其意义绝不仅仅是战术上的一种创造，而是军事思想、理念上的一大突破。东汉班固曰：“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郑庄公之“三覆”乃其始也。

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左传》关于加强守备的观点。语见《左传》隐公五年。郑人为报东门之役而侵卫，卫则借燕师以伐郑。郑庄公使祭足、原繁、泄驾三军正面对敌，又派曼伯与子元二公子暗中迂回到燕军之后，燕人只顾正面应敌，没料到背后亦有郑军，结果“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左氏评论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虞，预料。对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加防备，也是不可以兴师。这一观点成为后世兵家的重要戒律之一。

度德量力　《左传》关于战争之政治与军事条件的判断。语见《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息侯以语言相违，息侯伐郑，息师大败而还。左氏评论曰：“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徵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德”指政治、民心；“力”为国力、军力。认为“度德”“量力”乃用兵的基本条件。既然政治、军事都不如对方，又不能团结亲近，明察是非，率然兴师，何能不败！

师克在和不在众　春秋时期楚国兵家斗廉关于军队数量与质量之关系的判断。《左传·桓公十一年》：楚莫敖屈瑕将与贰、轸二国会盟，时郧人军于蒲骚，与随、绞、州、蓼等国将伐楚师，莫敖患之，欲请王师以济之。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和，指军心一致，上下团结；众，指人数众多。认为武王伐纣，纣师虽众，然心思武王，故纣之七十万不敌武王之四万五千。今郧、随诸国，虽人数众多，然各怀异心，莫有斗志。我则自成一军，若选其薄弱，击其不诫，必大败之。对斗廉之论，莫敖将信将疑，欲占卜以定。斗廉又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若有疑虑，可占卜求神以断，既有把握取胜，何必占卜？楚师“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左传·桓公十一年》）。斗廉关于“和”可胜“众”，及果断排斥占卜的思想，对后世兵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战国吴起关于“四不和”及“先和而造大事”的论断，关于“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不占而避之者六”的论断，均明显承接了斗廉的思想观点。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春秋时期楚国兵家斗廉排斥占卜的思想。《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师与郧、随等国军队将战，楚莫敖屈瑕心存疑虑，欲卜以问神。斗廉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明朗地排斥占卜之举。一则斗廉有必胜的把握，再则或根本就不信占卜。斗廉的思想，上承姜太公斥龟甲、蓍草为“枯草朽骨”的思想，下启孙、吴等排斥鬼神卜筮之观点，是古代兵家反对鬼神迷信的一项重要表现。

人弃常则妖兴　春秋时期鲁臣申关于人妖关系的论断。古代，人们常以自然现象或动物界所发生的事情预示人事之凶吉，称之为“妖”。《左传·庄公十四年》：郑厉公由栎入郑，杀郑子及其二子，而己立为郑君。此事使人们联想起六年前郑国南门中两蛇之相斗，门外之蛇咬死门内之蛇，是否预示此事？鲁臣申论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左传·庄公十四年》）认为本根在于人事，“妖”之所起，依人而兴也。

神所冯依，将在德矣　春秋时期虞国宫之奇关于神、人关系的论断。《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再次借道虞国以伐虢。宫之奇谏虞君不可，且明以史实，晓以利害，而虞公却想用丰盛净洁的祭品求神护佑。宫之奇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凭）依，将在德矣。”（《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认为，鬼神并不是某些人的亲人，谁有德行就依附谁。而神所依附者，只可能在明德之君。

以德荐帅　春秋时期晋国赵衰提出的选帅标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国集结兵力，组建三军，选拔主帅（即中军之帅）。赵衰曰：“郄縠可。臣亟（读“气”，多次）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晋文公遂以郄縠将中军，郄溱佐之；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次年，刚刚开战而郄縠卒，晋文公乃用先轸将中军。先轸以下军副帅之位越次而为中军主帅，亦“上德”而用。

轻而无礼必败　春秋时期王孙满的军事论断。语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师越境千里欲袭郑。依周礼，过天子之门，士兵当卷甲束兵，步行示敬。然秦师过周王洛邑之北门时，士兵只是脱掉头盔下车步行，而且刚刚下车又很快跳上车去，约三百乘战车都是这样。当时年纪尚幼的王孙满即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师果败于崤。反映出已认识到骄兵必败的道理。

信为国宝　春秋时晋文公立国治军的基本信条之一。《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冬，晋侯（晋文公）围原（今河南济源市西北），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间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等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晋文公复国之后，第一要务就是树立威信，义、信、礼，即其治国治军的三大法宝（参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既讲“三日”伐原，绝不后拖，虽然明知原城即将投降，亦坚持撤军。原城得失事小，信义不立事大也。信，是军民所赖以庇护的大德，若得原而失信，其损失要大大超过一个原城。以信立国，至孔子时代又得到了更为明朗的肯定：子贡问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若不得已而去之，先去兵，次去食，唯信不可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信之为德，既高于兵，亦高于食，为国者不可须臾离之。显示出“信”在立国治军中的重要作用。

伐原以示之信　春秋时晋文公立国用民的一项重要举措。《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入国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恭）。’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其后果然“一战而霸”。故义、信、礼，乃晋文公立国用民的三大法宝。参见“信为国宝”。

师直为壮，曲为老　春秋时晋臣狐偃关于军队士气的见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拘楚使宛春，且私许“复卫”、“封曹”使绝楚。楚将子玉怒逼晋师。晋师退避，军吏不解，问曰：“以君辟臣（晋文公避楚子玉），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老，指军士疲惫，近于“暮归”状态。子犯（狐偃）乃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雠，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及晋退三舍，楚众欲止，再追即“理曲”也。而楚将子玉依然紧逼不舍，终使楚军大败。反映出狐偃已认识到军队士气是否旺盛，不仅在于是否长久行军，是否少食缺饮，更重要在于是否占有“道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春秋时周臣刘康公关于国家政事的论断。“祀”为祭礼，“戎”为兵事，兵事亦有“脤”祭之礼。《左传》成公十三年，成肃公“受脤于社，不敬”，刘康公评论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左传·成公十三年》）在神权思想统治社会的上古时代，祀神致福是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自殷周之际至于春秋战国，人本、民本思想虽已形成强大的思想潮流，但神权之余威依然笼罩社会，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大事，几乎都要祭神问天。刘康公以“兵戎”并列于“祭祀”，反映出已认识到战争对国家生活的重要影响。故《孙子兵法》开篇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始计》）。

无民孰战　春秋时晋国韩献子关于战争之主体的判断。《左传》成公十五年，楚国与晋国新盟之后又欲北伐，其将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老臣申叔时则力辩曰：“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楚遂侵郑，侵卫，郑国子罕亦“侵楚，取新石。”时晋国栾武子欲报复楚国，韩献子则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左传·成公十五年》）古代寓兵于民，战争的主体就是老百姓，百姓皆叛，谁还能为你打仗？反映出已认识到民既是立国之本，也是战争之本。

不义而强，其毙必速　春秋时期晋国叔向关于道义与强弱的论断。《左传》昭公元年，楚令尹公子围宴请赵孟，赋《诗》中《大明》之一章，俨然居国君之位。赵孟赋《诗》中《小宛》之二章以戒之。事毕，赵孟问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叔向曰：王弱，令尹强，虽然可能暂时成功，但不可能善终：“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强不义也。令尹为王，必求诸侯。晋少懦矣，诸侯将往。若获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将何以终？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左传·昭公元年》）以为国君王室之斗争亦有“道义”可言。

持盈，定倾，节事　范蠡关于人事与天地规律的观点。范蠡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国语·越语下》）“持盈”（或曰持满），指天道。天道盈而不溢，善于持盈，必法“天道”。“定倾”，指人事，虽遇危难，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也可以转危为安。“节事”，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懂得节制和适度。“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同上）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国家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平时治理国家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懂得节制和适度。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

人事必与天地相参　范蠡关于天人相应合的观点。战国时，越王勾践败于吴，越王自为奴以侍吴王，度过危难。越王返国后，积聚国力，急欲攻伐吴国，几次召见范蠡，蠡先后答曰：“王无早图。夫吴，君王之吴也，王若早图之，其事又将未可也”；“人事至矣，天未应也”；“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致使勾践怪其反复。范蠡乃曰：“夫人事必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国语·越语下》）直至吴国君臣不合，天怒人怨，内外交困之时，越国方最终灭吴国。

作内政而寄军令　管仲创建的军政合一的军事制度，也是其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目的在于寓兵于政，从而隐匿自己的军备行为。桓公既立，急于称强图霸，欲即刻“正卒伍，修甲兵”。管仲不可，认为此将引起大国的连锁反应。“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则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国语·齐国》）使军队编制与行政编制完全统一，军令即寄寓于政令，加强军备而又不见军备之形。士兵既为乡邻，“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同上）。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　《管子》对政治、军事境界的划分。《管子·兵法》：“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管子》将古往今来的政治军事形势划分了四个等次：最高者为“皇”，或指“三皇”时代，其特点是“明一”。“一”当为最高境界，《老子》有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三十九章）故“明一”者，当为浑然一体的“至德”世界。其次者为“帝”，或指“五帝”时代，其特点是“察道”。此时虽已有征伐，其主政者仍能如天帝一样管辖下民。再次者为“王”，其特点在于“通德”，由“敬德保民”而领有天下。孟轲所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即为这一境界。最下者为成就霸业，其特点在于以“谋”与“兵”而取胜。管仲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正是这一境界的典型代表。可见，《管子》所向往的，依然是“备道至德”，是大道通行的上古时代。既已时至春秋，乃不得已而用兵，虽不能达于“备道至德”，亦可以“辅王成霸”。

兵者尊主安国之经　《管子》提出的兵学观。《管子·参患》：“君子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经”，常也。认为“兵”的作用，对外就是诛伐强暴，抗御侵略；对内则是禁止邪辟，镇压暴乱。不论外敌之入侵，或内部的暴乱，均可能危及君主的尊位及国家之安全，故于“兵”必常备不懈。《管子》这一认识，与孙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及孙膑所言“在亡国而继绝世”等，基本一致，大致都是当时战争对社会现实之实际影响的必然反映。

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　《管子》中先计后战的思想。《管子·七法》：“若夫曲制时举，不失天时，毋圹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或作“败”）攻之自毁也。”计，算。计算敌我双方的财力、物力、兵力、将才，及天时、地利之形势等，计算中优势在我，方可出兵；若计算未定，不明敌我之情，则无异于自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阵）也。”（《管子·七法》）这些论断，与《孙子兵法》“庙算”之“五事七计”，及“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以及“先胜而后战”等思想论断大致相合。

治其民，强其兵　《管子》关于兵、民关系的论断。中国上古时代，无常备之兵，而是寓兵于民，或曰寓兵于农。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的制度，就是明确以兵、民为一体的制度。故欲治其兵，必先治其民。《管子·七法》：“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犹之不可。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治民，强兵，胜敌，正天下，作为《管子》实现其理想政治的几个阶段，其基础在于“治民”，关键又在于强兵。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关于平时必须加强战备的思想观点。《论语·子路》：“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朱熹注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四书章句集注》）民众必须平日训练有素，方可用以作战。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孔子关于文武相济，政治、军事、外交必相协从的思想观点。《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录：鲁定公十年（前500），齐鲁国君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市境内），鲁定公欲以乘车（非兵车）前往，时孔子摄相事，谏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文事，政治与外交谈判，会盟；武备，兵车武装以从，以备不测之事发生。此次会盟，齐侯果然欲以莱夷之兵劫持鲁侯，因鲁定公与孔子有备而往，齐侯的阴谋未能得逞。文武相济之思想，成为其后军事与外交相辅相成的基本指导原则。

以柔克刚，以弱胜强　老子兵学的基本观点。老子的思想核心在“无”。推及于政治、军事及现实领域，则以柔之胜刚、弱之胜强通贯其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返其所始，返归本根，是“道”的运动规律，曰“复归其根”，“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而“道”的运动形态则表现为以“弱”为用。庄子称其“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庄子·天下》）。即以柔弱谦和的表现形态，任万物自生自成，或曰以柔弱之道而成万物也。老子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自然现象如此，故老子视“柔弱胜刚强”为自然界之一般规律，曰“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三十六章、七十六章》）。老子复以水为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由是，老子认为，“弱之强胜，柔之胜刚”（《老子·七十八章》），是天下尽人皆知的道理，只是人们不肯实行而已。老子则一反常人之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老子·二十八章》），欲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以“无有入无间”（《老子·四十三章》）。从而将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作为其兵学的基本信条。

知其雄，守其雌　老子所示以柔胜刚的道理。《老子·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溪）；为天下谿（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谿，本或作“奚”，为古代下层之奴仆。又，或作溪，溪、谷皆居低下，为水之所归；亦皆虚空，故可容纳百物。守雌，守黑，守辱，皆有守弱无争之义。庄子为之解曰：“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庄子·天下》）老子以守虚处下而保其常德，终能复归于无极，返朴归真。《老子·七十八章》又曰：“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能纳百川，方成其为大海；能承担天下之责任，方能为天下主。最终还是以柔取胜。参见“以柔克刚，以弱胜强”。

善战者不怒　老子关于用兵不应受情绪干扰的思想。《老子·六十八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武”者，易先陵人，有失道义；“怒”者，常忽于计算，有失理智；“与”者必以力交，多有损伤；“为之下”者易得人心，故能得人之力。善战者当据道义，以智胜人，尽力减少我方的损失。若怒而兴师，则必铸大错。

不争之德　老子兵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老子思想学说的最高理念是“道”，“道”体现于现实世界则是“无”，以无为本，无欲，无为，成为老子对待现实生活的基本信条。由此，必然主张“不争”。然老子并非绝对“不争”，而要以“不争”为争，从而使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八章》）又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由是归结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老子·七十三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老子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也是现实政治、军事活动中常用的一般策略。《老子·三十六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歙，《说文》：“缩鼻也。”凡收敛之动作皆曰歙。对立面的统一与转化，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基本规律，事物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限度，必有自然回缩或转化的趋势。如口之进食，张而必合，合而复张，如此反复，方能完成进食之需要。如万物之生存，出生，成长，壮老，又死而复生；如此绵延，方有万物之生生相续。老子认定了这一自然规律，又自觉地利用这一规律为己服务，故欲先张而求其合；先强而待其弱；先兴而致其废；先与而伺机夺；皆欲顺势而成也。老子所述，既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广泛行之有效的一般策略。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老子关于社会与自然界对立面统一、转化规律的表述，也是其用之于政治、军事斗争的一般策略。详“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老子关于社会与自然界对立面统一、转化规律的表述，也是社会现实中政治与军事斗争的一般策略。详“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老子关于社会与自然界对立面统一、转化规律的表述，也是社会现实中政治与军事斗争的一般策略。详“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老子反对战争的观点。《老子·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反对战争，大致是古代贤哲的共识，从周初《军礼司马法》，姜太公《六韬》，到春秋末老子、孔子，各有其明确的表述。老子的着力点，更强调了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故老子一再申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字句参用帛书本《老子》）

兵者不祥之器　老子反对战争的观点。《老子·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以恬淡自然为社会的理想状态，全力倡导无欲、无为，以“不争”为德，故厌恶战争、反对战争，乃其总体思想倾向的自然结论。老子既反对战争，故亦以“兵”（武器）为“不祥之器”。参见“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果而勿骄　老子关于用兵的基本原则之一。《老子·三十章》：“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尔雅·释诂》：“果，胜也。”如木之有实。善战者，能战胜对方，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就可以了。由于战争本身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战胜之后，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与夸耀，更不可由此而逞强称霸。对于以胜为美，甚至“乐杀人”者，老子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认为即使胜利，也要“以丧礼处之”，“以哀悲泣之”（《老子·三十一章》）。

用兵三宝　老子关于用兵的三项基本原则。《老子·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慈”指道义，是仁爱之心，是宽容、忍让，不得已而战，故依“慈”以战，必有勇也。“俭”为节用，爱惜人力、物力，故能持久。“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也。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老子·六十九章》）我不主动攻击他人，而他人攻我时，则必起而抗争。为保卫家园而战，故能集聚民心、军心，心怀悲愤而战。“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慈　老子用兵的法宝之一。《老子·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在老子“三宝”之中，“慈”最具有根本性之意义。许慎《说文》：“慈，爱也。从心，兹声。”故“慈”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其最现实者，莫过于父母之于子女。老子对于世人，胸怀圣人之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四十九章》）以慈济世，视天下百姓如子女，是老子哲学的基本立足点。慈者必仁，仁者必有勇；若舍慈而求其勇，舍俭而求其广，舍后而欲争先，只能是死路一条。故老子又曰：“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六十七章》）能立足于“慈”，天神也会为之相助。参见“三宝”。

不敢为主而为客　老子的用兵原则之一。《老子·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字句顺序依帛书乙本）为主，主动进攻；为客，被动应敌。老子以谦退哀慈为本，故主张不得已而用兵，绝不主动进攻。由于道义在手，纵然队无行阵，攘无肩臂，手无兵器，仍必能胜敌。此亦以无胜有。

祸莫大于轻敌　老子兵学中关于慎战的思想。《老子·六十九章》：“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老子用兵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认为轻敌则必轻战，轻战则必轻杀人，若滥杀无辜，则无“慈”可言。轻战则必滥用人力、物力，则无“俭”。轻敌、轻战则必易于主动进攻，或动辄“先发制人”，此亦无“不敢为天下先”。轻敌既易丧三宝，故祸必随之而来。

抗兵相加哀者胜　老子兵学中关于道义原则的重要观点之一。《老子·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抗，对举。《说文》：“抗，捍也。”段玉裁注引：“抗，御也”，“抗，举也”。举兵而御敌，故有迫不得已之义。凡自我防御，捍卫家国，义自内发，人思奋进，大有义愤填膺之势。故哀兵必为义兵，为正义而战，得道多助，势必能胜。后世所称“哀兵必胜”，即源于此。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老子关于经国治军的基本观点。《老子·五十七章》：“以正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将用兵、治国、取天下列为三个等次，以其具有不同的对象，故亦须取不同的方法。认为“用兵”对敌，故须以奇，以诡诈之术而对之，此乃战场对垒之规律。“治国”对象为国内之民，无平正之道，何以服民？故须以正道而治之。若欲“取天下”，则必有“近者悦，远者来”的吸引力，而这一境界对老子而言，就是无欲，无为，无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同上）三种手段，三种境界，全面反映了老子的社会政治观。

兵者国之大事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兵学基本观点。《孙子兵法·始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兵者，凶器，用兵即为战争，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故“兵事”在治国安邦的伟业中，实居于关系全局的重要地位。《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礼也；戎，兵也；一礼一兵，一文一武，即政治与军事的有效配合，方能圆满完成治国安邦的大业。孙武之论，既表明“兵事”是关系邦国全局的大事，又表明它对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重大决定作用。在其后，凡能胸怀全局、具有政治远见的兵家战将，无不表现了广泛的认同：《吴起兵法》以《图国》列于篇首，论议中处处以国家之安危存亡作为标尺；孙膑亦曰：“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见威王》）均表现了对“兵”事的大局观念、整体观念。

五事七计　春秋时孙武关于战争基本要素及其衡量方法的论断。《孙子兵法·始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以为道、天、地、将、法这五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因素。其内涵所指分别为：道，指民心向背，是战争的政治基础；天，四季变化，阴阳寒暑；地，远近广狭，地形地势；将，基本品德与才智——“智、信、仁、勇、严”；法，军队的基本素质与物质保障——“曲制、官道、主用”。并认为对这五种要素有七项衡量计算：“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通过七项对比计算，即可确知优势在于何方，从而预知战争之胜负。

天　亦称“天时”。《孙子兵法》所列“五事”之一。指天气气候。《始计》：“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由于古代交通、通讯等手段十分原始，阴阳寒暑、风雨晦明等天候情况，对行军作战形成了很大的制约。故天候、季节、气象之变化，皆为古代战争的基本条件之一。《司马法》：“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

地　《孙子兵法》所列“五事”之一。指地理环境。《始计》：“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在交通条件十分不便的古代，距离远近，战场广狭，特别是战场的地形、地貌，都会给战争形成巨大的影响。高峻为险，坦平为易，“死地”多无生还之隙，“生地”则有后路可退。由于地形、地势严重制约着人们的行动，故《孙子》十三篇中，既有《地形》一篇叙说地形、地貌等自然形态对军事行动的制约，又有《九地》一篇专门就军队所处地理位置及其社会人文条件所形成的利害、得失作了具体分析。

将　《孙子兵法》所列“五事”之一。指战争的具体指挥者。《始计》：“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将军是战争的指挥者，是前沿阵地的实际统帅。国君“庙算”决策以定战略大局，而将战略决策付诸实施，将军就会处于具有决定意义的位置，成为战场上最主动、最活跃的可变因素。故兵法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将者，死官也”，“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在战场上，将军实处于既不可牵制、干扰，更无可取代的地位。在制约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中，唯将军最具有主观能动性。而只有具备“五德”方为良将。

法　《孙子兵法》所列“五事”之一。指军队的总体素质。《始计》：“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认为军队的总体素质。从部曲编制、金鼓旌旗、粮草供应，到士卒训练、赏罚施行，无不表现为一定的法规或制度。严格依法治军，是军队战斗力所赖以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将与法浑然一体，共同形成决定战场胜负的最活跃的因素。

因利而制权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制胜方略。《孙子·始计》：“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作战方略既被采纳，就要造就一种有利于我方的态势以为佐助，从而保证战争的胜利。权，本指秤之锤，以秤称物，物不可动，而权可移，故“权”有变义；而权变的方向，在于我方之利，即向着有利于我方的态势而变动，即“因利而制权”。

兵者诡道　春秋时孙武关于战场对垒“因利制权”的论断。《孙子·始计》：“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诡，欺诈。认为用兵打仗，为造成敌方判断失误，必全力隐蔽我方的意图，以假象迷惑对方。后代兵家均继承这一观点，如曹操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梅尧臣曰：“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张预曰：“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孙武由此还提出“诡道十二策”：“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同上）示，本指“天垂象，所以示人也。”（《说文》）故凡有意表露于外欲让人知者，皆曰“示”。原本能打，却表现为不能打；本要用兵却装作不用；本在近处，却故意表现为远处；本向远处，又装作要向近处；敌人贪利，我就用利益去引诱他；敌人混乱，我就乘乱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我就要防备他；敌人力量强大，我就暂时避开他，敌将刚忿，我就故意刺激他；敌示卑弱，我则以卑辞厚赂，故意纵其骄傲；敌人闲逸，我就设法令其疲劳；敌人上下相亲，我就设计使之离析。十二策之基点，在于以虚掩实，以假乱真，针对敌情，诱使乱弱。其要义就是在敌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果断出击。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重要战术原则。亦是《孙子》对后世兵家影响深远的名言。语见《孙子·始计》。孙武在叙说了“诡道十二策”之后，乃归结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认为“诡道十二策”的重要目标就在于形成敌方的失误，使之出现“无备”、“不意”之处，从而能乘虚而入。

庙算　指朝廷对军国大事的总体谋算，并依谋算之得失、利弊以预测战争胜负。《孙子·始计》：“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庙，宗庙，是古代祭祀祖先与商议国事的地方。算，本作“筭”，是计数用的竹片（或曰“筹码”），《说文》：“筭，长六寸，所以计历数者。”“算”字，《说文》又曰：“数也。从竹具，读若筭。”“庙算”筹策，乃于庙堂之中，用“筭”来计算敌我双方“五事七计”之优劣所在。优者为得“筭”，劣者为失“筭”。得筭多，即优势在我；得筭少，则优势在敌；若无筭，则优势全无。宋代梅尧臣曰：“多筭，故未战而庙谋先胜；少筭，故未战而庙谋不胜，是不可无筭矣。”又指计算得失，亦有谋虑之深浅，或是否周详，宋张预曰：“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故未战而先胜；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未战而先负。多计胜少计，其无计者，安得无败！故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

兵闻拙速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孙子·作战》：“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认为由于战争伴随着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若久拖不止，则交战双方都难以承受，故虽拙必速。唐人杜牧曰：“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盖无老师、费财、钝兵之患，则为巧矣。”宋人王皙、张预亦曰：久则师老、财费、国虚、人困。但能取胜，则宁拙速而无巧久。均为同一含义。

尽知用兵之利　春秋时孙武关于战争利害关系的思想。《孙子·作战》：“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认为不完全了解用兵的有害方面，也就不可能完全了解用兵的有利方面。唐人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后知其利也。”欲夺取战争之利，则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若所付代价超过一定的限度，又会带来意外的灾害；故利与害总是相伴而生，相依而存。杜佑亦曰：“言谋国、动军、行师，不先虑危亡之祸，则不足取利也。”

兵贵胜，不贵久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略思想，也是基本的作战指导原则。《孙子·作战》：“故兵贵胜，不贵久。”认为用兵作战贵在取胜，不宜旷日持久。由于战争伴随着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又含蕴着极大的变数，久则师老人困，久则财物尽竭，久则生变。故曹操曰：“久则不利。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张预曰：“久则师老财竭，易以生变，故但贵其速胜疾归。”都强调了兵贵速胜、不宜持久的道理。

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略原则。《孙子·谋攻》：“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全，完整；破，裂碎，不完整。军、旅、卒、伍是古代军队中的编制单位：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旅，五百人；卒，一百人；伍，五人。认为凡用兵作战，能使敌人举国屈服是上策，击破其国为次；使敌人全军屈服是上策，击破其军为次；使敌人全旅屈服是上策，击破其旅为次；使敌人全卒屈服是上策，击破其卒为次；使敌人全伍屈服是上策，击破其伍为次。能以“全”取胜，即可避免厮杀，减少消耗，于敌于我，均极有利。若能使敌举国而降，此即孙武战略设想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故孙武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兵法·谋攻》）李筌注：“不贵杀也。韩信掳魏王豹、擒夏说、斩成安君，此为破国者；及用广武君计，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书，燕从风而靡，则全国也。”参见“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兵不顿而利可全”。

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武战略设想的最高境界。《孙子兵法·谋攻》：“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认为战争的目标，在于使敌方屈服，使敌人服从于我方的意志；要实现这一目标，自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以最小的代价去实现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成为一切战争活动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而代价之小，趋近于零，就是“不战”；其目标之大，可“全伍”，可“全卒”，可“全旅”，可“全军”，最大则至于使敌方“全国”屈服。孙武的这一战略设想，在古今战争史上实有广泛的史实回应。为实现这一战略设想，或以德服，或以谋胜，或用威慑，或用外交。孔子所称“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乃以德服人也，即荀卿所言：“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悦）喜。……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荀子·议兵》）既“兵不血刃”，何战之有？吴起所称“一胜者帝”，《淮南子》所言“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亦皆以德胜人也。

上兵伐谋　春秋时孙武战略思想的重要原则。《孙子·谋攻》：“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伐谋，以谋相伐，通过智谋之运用以使敌国屈服。伐交，以交相伐，即通过外交手段使敌人屈服。伐兵，则须动用武力；攻城，则必有重大伤亡。所以，用兵的上策是运用谋略取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通过出兵征伐取胜，用兵的下策才是强攻城池。攻城则力屈，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上兵伐谋”，立足于总体的战略目标，立足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我方之战略意图，立足于付出最低、最小的代价，故为用兵之上策。曹操曰：“敌始有谋，伐之易也。”张预曰：“伐谋者，用谋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秘算取胜于不战，兵之上也。”都是对孙武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知胜有五　春秋时孙武预见战争胜负的五种判断标准。《孙子·谋攻》：“故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即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识众寡之用”，即知量力而行；“上下同欲”，即君民同心，军心一致，占有道义；“以虞待不虞”，即以有备而攻打无备；“将能而君不御”，即军队行动将军有自主权。这五项都是基本的制胜因素，故可“知胜”。如吴起称“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即“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凡设伏诱敌，皆“以虞待不虞”者也。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春秋时孙武所概括的战争规律，也是《孙子兵法》中名言。《孙子·谋攻》：“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己，己方；彼，敌方。战前“庙算”即首先对比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此乃“知彼知己”之第一步。进入实战，又须随战局进展，随时察知敌情，方能正确决策。杜牧注曰：“以我之政，料敌之政；以我之将，料敌之将；以我之众，料敌之众；以我之食，料敌之食；以我之地，料敌之地。较量已定，优劣长短皆先见之，然后兵起，故有百战百胜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先为不可胜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略原则之一。《孙子·军形》：“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古时善于指挥战争的人，总是先使己方的守备无懈可击，无隙可乘，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敌之隙战而胜之。不可被战胜，在于自己的守备严密；敌人可以被战胜，在于其防守有隙可乘。善战者，能够做到不被敌人战胜，却不能做到一定战胜敌人。所以胜利可预见，但不可强求。这一原则的哲学意义在于首先充分发挥我方的主观能动性，全力完善防御体系；其次则随时审察客观敌情之变化，有隙即乘，从而做到既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不失敌之所败也。

不可胜在己　春秋时孙武关于充分立足自身的思想观点。详“先为不可胜”。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春秋时孙武关于战争攻守原则的论述。《孙子·军形》：“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攻与守，是战场斗争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守备是否严密，完全在于己方，善守者能藏形于九地之下，敌方无隙可乘，故曰“不可胜者，守也”。进攻，是主动出击敌方，通常必有进攻，方有“胜敌”可能，故曰“可胜者，攻也”。如果敌方主动进攻，我方能坚守不破，固若金汤，此乃以守为胜；然要置敌于死地，依然要进行反击，然而，在主动进攻敌人的时候，往往会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或不足，从而给对方以可乘之隙，进而被对方战败，此亦为“可胜者，攻也”。可见，攻与守，既相反相成，相互依存，又随时可能发生转化，转向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在攻守交织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敌我双方的胜利或失败；构成了形形色色、复杂多变的战争。取守势者，往往是由于自身力量之不足，无力进攻，故曰“守则不足”；取攻势者，往往是依恃自身力量的强大，故曰“攻则有余”。宋人张预曰：“吾所以守者，谓取胜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谓胜敌之事己有其余，故出击之。言非百胜不战，非万全不斗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是对孙武这一论述的发挥。

守与攻　见“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兵不顿而利可全　春秋时孙武所论述的谋攻的法则。《孙子·谋攻》：“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顿者，挫伤。用兵必以“全”争于天下，全，即“全国”、“全军”、“全旅”、“全卒”之“全”，意为不破、完整，使之以完整的整体而屈从于我。善于用兵作战的人，不用打仗即能使敌人屈服，不靠强攻就可以占领敌人的城池，不必久战就可以灭掉敌人的国家。一定要从战略大局出发争全胜于天下。既以“全”胜，军队自无攻伐受挫可言，故曰“兵不顿”。宋人梅尧臣曰：“全争者，兵不战，城不攻，毁不久，皆以谋而屈敌，是曰‘谋攻’。故不顿兵利自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参见“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

十则围之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孙子·谋攻》：“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战场兵力的实际对比，是选择具体战术的基本依据之一。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合围敌人，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它，有二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它，与敌人兵力相当则能与之对战，兵力少于敌人就要妥善逃离，实力不如敌人就要避免与之交锋。

小敌之坚，大敌之擒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孙子·谋攻》：“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实际的兵力对比，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基本因素。所称“小敌”、“大敌”，当指双方兵力悬殊较大。“小敌”既明显势弱，又坚持战斗，则势必为“大敌”所擒。杜牧曰：“言坚者，将性坚忍，不能逃，不能避，故为大者之所擒也。”参见“十则围之”。

縻军　军队行动缺乏自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孙子·谋攻》：“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縻，本指牛缰绳，《说文》：“縻，牛辔也。”军队系着绳子，自然失去了行动自由。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军队行动当进不能进，当退不能退，一切听命于远离战场的国君，必然要失败。国君若不明军情而随意指挥，就使军队丧失了行动自由权。

乱军引胜　指由君主系縻军队所导致的祸患。《孙子·谋攻》：“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认为国君有三种行为会贻患于军队：不知道军队不可前进而强令之前进；不知道军队不可后退而令之后退，这叫做用绳索束缚军队；不了解军中的事务却要参与军队的管理，就会使将士迷惑；不懂得军事的权变，却要担任军队的指挥，军士就会疑虑。三军疑惑不解，军心自乱，诸侯之兵就会乘隙来犯而轻取胜利。

自保而全胜　春秋时孙武关于战争攻守之理想效果的判断。《孙子兵法·军形》：“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九地、九天，为传统观念中之至深与至高处。认为守与攻是战场斗争的基本表现形式，守的目标在于自保，使己方不被敌人攻破或消灭；攻的目标在于破敌，要攻破敌人，消灭敌人。由于攻守双方都在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斗智、斗勇，以期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使攻守双方都隐含着极大的变数。能藏形于九地之下，至深至密，敌方无以察知，故可“自保”；能攻击于九天之上，至高至强，故能“全胜”。

胜于易胜　春秋时孙武关于善战者作战方略、特点的论述。《孙子·军形》：“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己败者也。”忒，差忒，差错。“胜于易胜”，关键在于有先见之明，能见微知著。如《老子》所言：“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老子·六十四章》），事之未萌，谋之未成，破之甚易，亦即《老子》所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也。（同上）故杜牧注：“敌人之谋，初有萌兆，我则潜运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胜既微，故曰‘易胜’也。”张预亦曰：“交锋接刃而后能制敌者，是其胜难也；见微察隐而破于未形者，是其胜易也。故善战者，常攻其易胜，而不攻其难胜也。”能“胜于易胜”故无差失可言。

立于不败之地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作战原则。《孙子·军形》：“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古今一切战争的基本原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有效地保存自己，又是消灭敌人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在战争活动中“保存自己”就成为诸多矛盾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孙子兵法》提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又曰“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立足点均在于此。“立于不败之地”，即“先为不可胜”，也就是首先要“善守”，使敌方无隙可乘；“不失敌之败”，就是及时抓住敌人缺隙、虚弱之处，给以有效打击。明人刘寅曰：“审法令，明赏罚，便器械，养武勇，吾有不可胜之形，是立于不败之地也。乘敌人有可胜之形，攻而破之，是不失敌之败也。”（《武经七书直解》）也是对孙武这一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作战原则。《孙子·军形》：“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胜兵，胜利的军队；先胜，指未战之先已有庙算之胜，或战场对垒中已先见必胜之形。胜利的军队总是先有了胜利的把握，然后求与人战。反之，失败的军队则往往先与人战，然后再求偶尔之胜。宋梅尧臣曰：“可胜而战，战则胜矣；未见可胜，胜可得乎？”

修道而保法　春秋时孙武关于加强战争之政治基础与军队素质的论断。《孙子·军形》：“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道与法，均为《孙子兵法》庙算中“五事”之一。道指民心向背，是政治基础。《始计》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民与上同意”，就下民能与君上思想一致，亦即君主修明政治，深得民心。故杜牧注曰：“道者，仁义也。”只有修明政治，以仁治天下，才会有稳固的政治基础。法指军队素质：“法者，曲制、官道、主用。”杜牧曰：“法者，法制也。”既有政治基础，又有军事素质，故“能为胜败之政”。

地生度　春秋时孙武关于综合国力的一般性判断。《孙子·军形》：“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地，国土；有了国土方可度其面积大小，即“地生度”。度：计算，由双方国土面积，可推知敌我人力、物力多少，仓廪虚实，即“度生量”。数，兵员之数，军资之数。由双方人力、物力的数目可推算敌我之寡众、虚实。即“量生数”。称，比较敌我双方力量之强弱优劣。既有数量，故可对比，即“数生称”。通过多方称量对比，就可以推断胜负的结果。即“称生胜”。由国土面积推知敌我双方实力的强弱，继而判知战争的胜负结果，由于其间排除诸多活的因素，如道（民心向背），将（智能判断及指挥能力），法（军队素养）等，所以它只能是一般性判断。由于它立足于基本的人力、物力，所以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胜兵若以镒称铢　春秋时孙武立足于军事实力以判别战争胜负的思想。《孙子·军形》：“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铢都是古代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或二十两，一两为二十四铢。镒与铢的比例大致是576比1或480比1。孙武以镒、铢为喻，表明战争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所以胜兵作战就像以镒对铢一样占有绝对优势，败兵则像以铢对镒一样占有绝对劣势。“决积水于千仞之溪”，乃言其势不可挡也。

兵无常势　春秋时孙子提出的军事论断。《孙子兵法·虚实》：“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以为军事作战必须依据客观现实，灵活多样，且随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以正合，以奇胜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一般战术原则，《孙子·兵势》：“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与人交战，以正兵正面迎敌，以奇兵突袭制胜。合，交战。曹操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又曰：“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以正合，以奇胜”，是就一般战术原则而言。但奇正之变不可胜穷，故历代兵家战将多强调“奇正之变”。《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唐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又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李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又曰：“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均是对孙武这一原则的深刻理解和发挥。参见“奇正”。

奇正之变不可胜穷　春秋时孙武关于奇正变化的军事思想。《孙子·兵势》：“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张预曰：“战阵之势，止于奇正一事而已；及其变而用之，则万途千辙，乌可穷尽？”认为善于用奇兵的将军，其战法变化就像天地运行一样无可穷尽，像江河奔流一样源源不竭，像日月迭照一样周而复始，像四时更替一样死而复生。参见“奇正”。

奇正相生　中国古代兵家关于奇正变化的思想观点。《孙子兵法·兵势》：“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正与奇，本是用兵布阵的两种不同方式，然而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则奇可视为正，正可视为奇；在战事运作的过程中，又可使奇变为正，使正变为奇，此即奇正之相生也。唐太宗曰：“以奇为正，使敌视以为正，则吾以奇击之；以正为奇，使敌视以为奇，则吾以正击之。混为一法，使敌莫测。”（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张预注引）用兵之法必知奇正，更须知奇正之变，知奇正之相生。李靖曰：“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唐李问对》）参见“奇正”。

斗乱而不可乱　春秋时孙武对于两军混战中现象与本质的判断。《孙子·兵势》：“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纷纷纭纭，旗帜众多，士卒混杂；浑浑沌沌，车骑转行，往来如织。表面上虽如此纷杂混乱，其实际却不可混乱，关键乃在于节制有方。《孙子·军争》：“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又曰：“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旌旗火鼓，皆所以节制军队也。既能有效节制，故“斗乱而不可乱”。

形圆而不可败　见“斗乱而不可乱”。

乱生于治　春秋时孙武关于治乱、勇怯、强弱相互转化的思想观点。《孙子·兵势》：“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乱与治，怯与勇，弱与强，均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表现为治、勇、强，失去了相应的条件，就会转化为乱、怯、弱。唐人李筌注：“恃治之整，不抚其下而多怨，其乱必生。”秦并天下，销兵焚书，以列国为郡县，而秦自称始皇，都关中，以为至万代有之。至胡亥矜骄，陈胜、吴广乘弊而起，所谓‘乱生于治’也。以勇陵人，为敌所败，秦王苻坚鼓行伐晋，勇也；及其败，闻风声鹤唳以为晋军，是其怯也，所谓‘怯生于勇’也。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陵齐（于艾陵，陵晋）于黄池，陵越于会稽，是其强也；为越所败，城门不守，兵围王宫，杀夫差而并其国，所谓‘弱生于强’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此为治乱、勇怯、强弱转化的一般规律，即“恃治则乱生，恃勇强则怯弱生”（贾林注语）。或以权谋之数理解上列命题，即曹操所言：“皆毁形匿情也。”或如杜牧之言：“欲伪为乱形以诱敌人，先须至治，然后能为伪乱也。欲伪为怯形以伺敌人，先须至勇，然后能为伪怯也。欲伪为弱形以骄敌人，先须至强，然后能为伪弱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此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的另一种理解。

以利动之，以本待之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诱敌作战的指导原则。《孙子·兵势》：“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本，即我方之主力。或以“本”字为“卒”，亦指我方兵力。认为善于调动敌人的人，示之以形，敌人必从。曹操曰：“以利诱敌，敌远离其垒，而以便势击其空虚孤特也。”杜牧亦曰：“以利动敌。敌既从我，则严兵以待之。”（并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择人而任势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关于充分利用主客观优势的作战指导思想。《孙子·兵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为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潜在力量，借助于势，依顺于势，则可大大增强我方的力量与气势，故凡战，只可顺势，因势，或利用某种方略以形成利我之势（即“造势”），此皆为“任势”。势可任而不可逆，“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语曰“势如破竹”，“势在必行”，“势不可当”，“势如排山倒海”等，均言“势”之可任而不可逆也。择者，简选也。将之性格才智各异，各因其能而任之，是谓“择人”。宋梅尧臣曰：“用人以势则易，责人以力则难，能者，当在择人而任势。”何氏曰：“得势自胜，不专责人以力也。”（均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所以，善于作战的人总是能借助于已有的客观形势，而不苛求于部属，故能量人之材而任之以势。善于利用形势作战的人，所创造的态势，就像转动圆石从高山上滚下来一样不可遏止。

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之一。《孙子·兵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说文》：“责，求也。”认为“势”之力，具有客观必然性，不可违逆，故必求之；将帅之才，只能借势而施展，亦不可强求。参见“择人而任势”、“势”。

致人而不致于人　春秋时孙武关于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原则。《孙子·虚实》：“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处，止也，即先据其地；佚，通“逸”，安逸，从容。唐贾林曰：“先处形胜之地以待敌者，则有备豫，士马闲逸。”趋，快走也。疾行奔赴战场仓促应战者，必劳。故梅尧臣曰：“先至待敌则力完，后至趋战则力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致，召至也，使之到达也。“致人”即调动敌人；“致于人”则为敌人所调动。凡先到达战场等待敌人的就安逸，主动；后到战场仓促应战的就疲劳，被动。所以，善于作战的人，总能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凡战争中设伏诱敌至预定战场者，皆为“致人”之术。所以“致人”者，示之以利也。故曰“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虚实》）。能否“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能否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就是军队是否有行动的自由权。故《唐李问对》在讨论《孙子兵法》时曾言：“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出其不趋，趋其不意　春秋时孙武关于军争的一种方略。《孙子·虚实》：“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认为出行于敌人所走不到的路线，奔行于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如此，方可通行无阻，且不为敌人所知。

攻其所不守　春秋时孙武关于攻守的作战原则之一。《孙子·虚实》：“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认为进攻的方向一定要选在敌人疏于戒备或不设防备的地方，如此，则可“攻而必取”。防守一定要考虑到敌人进攻的多种形式、多种可能，并且预有准备，如此，方能“守而必固”，使敌人不能进攻，不敢进攻。

守其所不攻　见“攻其所不守”。

无形无声　春秋时孙武关于攻守之术的至高境界。《孙子·虚实》：“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微乎微乎，言其微之又微。神乎神乎，言其神之又神。司命，若天神主宰世人的命运。杜牧曰：“微者，静也；神者，动也。静者守，动者攻。”（《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微到极致，无形可睹，此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神到极致，无声可闻，此即“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运兵攻守，能到此境界，就能主宰敌人的命运。

攻其所必救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调度敌人的方略之一。《孙子·虚实》：“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认为敌人既筑起高垒，挖下深沟，其意则在以闭守与我抗衡。而我方之利在于立即交战，故须攻击敌之要害以动之。曹操、李筌注：“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粮道、归路、君主，其利皆高于所守，若遭袭击，均为“必救”之地。

乖其所之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积极防御的方略之一。《孙子·虚实》：“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画地而守，言其无所设防，如“以刀画地为营”。“乖，戾也。”（《说文》）段玉裁注：“皆取分、背之意。”曹操亦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敌疑也。”通过乖异其道，使敌人与我无以相期。明赵虚舟解曰：“画地而守，言无城郭营栅之固也”，仅凭智谋与之周旋而已。

形人而我无形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军事原则。《孙子·虚实》：“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形人，使敌人暴露形迹；我无形，隐匿我军的形迹。形迹暴露，则虚实自明，我方自可“避实击虚”，以有效地攻击敌方。我方无形，力量隐蔽，敌人不知我虚实之所在，其兵力必然分散，如此必能形成“我专而敌分”的有利局面。我方即可集中优势兵力，以分别歼灭各局部之敌。由此，暴露敌人，隐蔽自己，成为历代兵家信守的原则。

我专而敌分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孙子兵法·虚实》：“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方专一，就可集中优势兵力；敌军分散，其局部之力量必然弱小，易于消灭。故“我专而敌分”乃是战场取胜的基本形态之一。而实现“我专而敌分”的重要前提，就是“形人而我无形”，即暴露敌人，隐蔽自己。参见“形人而我无形”。

无所不备，无所不寡　春秋时孙武关于兵力运用的思想观点。《孙子·虚实》：“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备，设防。敌情不明，战地不知，就必须多处设防。然其总体兵力有限，因此，防备前面，后面的兵力就薄弱；防备后面，前面的兵力就薄弱；防备左边，右边的兵力就薄弱；防备右边，左边的兵力就薄弱；处处都防备，就处处兵力薄弱。兵力薄弱者，是因为多处防备敌人；兵力充足者，是因为敌人多方防备我。由此，更可见“形人而我无形”的重要意义。参见“形人而我无形”。

策之·作之·形之·角之　春秋时孙武关于判断敌情的多种方略。《孙子·虚实》：“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策，古代运算时用的筹码。孟氏曰：“策度敌情，观其施为，则计数可知。”贾林曰：“樽俎帷幄之间，以策筹之，我得彼失之计皆先知也。”其法即“庙算”敌我之得失。“作，起也。”（《说文》）杜牧曰：“激作敌人，使其应我，然后观其动静理乱之形也。”即我方故意搞些动作，以观敌之动静。吴起所称“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即为此意。形之，或示形于敌，以观敌之形；或侦察敌形而知敌人所处。陈皋曰：“敌人既有动静，则我得见其形。”张预曰：“形之以弱，则彼必进；形之以强，则彼必退。因其进退之际，则知彼所据之地死与生也。”角，量也。李筌曰：“量其力精勇，则虚实可知也。”（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即对敌作试探性进攻，以判别敌人虚实强弱之情。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　春秋时孙武关于兵形变化的理想境界。《孙子·虚实》：“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形兵，指兵形的虚实变幻。或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或实则实之，虚则虚之；或虚中有实，或实中有虚。能虚虚实实，变幻莫测，虽有深藏之间，也难以窥知，纵有智能之士，亦无以图我。此乃“藏于九地之下”，即“至于无形”也。梅尧臣认为：“兵本有形，虚实不露，是以无形，此极致也。”何氏曰：“行列在外，机变在内，因形制变，人难窥测，可谓神微。”（《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均认为这是“形兵”的理想境界。

三军可夺气　春秋时孙武关于军心、士气的思想观点。《孙子·军争》：“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应用最为广泛的概念之一。用之于兵家，主要表现为是否占有道义，军心是否齐一，士卒是否振作。气势盛者，可使军力倍增；气势消减，则军力尽丧。《司马法》曰：“战以力久，以气胜”；又曰“新气胜旧气”；《吴起兵法》以“气机”为兵机之一，皆知三军之气于战争胜负至关重要也。李筌曰：“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认为气夺则怯于斗，心夺则乱于谋，下者不能斗，上者不能谋，上下怯乱，则可一举而战胜。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孙子·军争》：“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也。”气运用于兵家，主要表现为军队的精神状态，及士卒是否具有旺盛的斗志。朝喻初起，为士气最盛之时；昼喻中困，士气已大大减杀；暮喻倦怠，士气已丧失殆尽。司马法曰：“新气胜旧气。”此“新气”即朝气；“旧气”即昼气或暮气，乃困顿与衰竭之气也。梅尧臣曰：“兵始而锐，久则惰而思归，故可击。”王皙曰：“怠久意归，无复战理。”都是对孙武这一原则的发挥。参见“三军可夺气”。

锐卒勿攻　春秋时期兵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语见《孙子·军争》。详“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掌控三军心理的法则。《孙子·军争》：“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唐杜牧解曰：“《司马法》曰：‘本心固。’言料敌制胜，本心已定，但当调治之，使安静坚固，不为事挠，不为利惑，候敌之乱，伺敌之哗，则出兵攻之矣。”唐贾林亦曰：“以我之整治，待敌之挠乱；以我之清净，待敌之喧哗，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也。”（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掌控三军士卒之体力的原则。《孙子·军争》：“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我军居近，敌军远来；我军安逸，敌人疲劳；我军饱食，敌人饥饿；如此，则我军战斗力大增，敌之战斗力锐减。此亦“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王皙曰：“以馀制不足，善治力也”。张预曰：“近以待远，佚以待劳，饱以待饥，诱以待来，重以待轻，此所谓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都是对孙武这一原则的发挥。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语见《孙子·军争》。陵，大的土山，丘，小的土山。向，逆，均指正面迎敌。敌若占据高地，不可仰攻；敌若背倚丘陵来战，不可以迎击。孟氏曰：“敌背丘陵为阵，无有后患，则当引军平地，勿迎击之。”杜牧曰：“自下趋高者力乏，自高趋下者势顺也，故不可向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此皆依据战场之地形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佯北勿从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语见《孙子·军争》。佯，假装；北，败走。敌人假装败退，不可尾随追击。佯北而从，必遭敌伏击。杜佑曰：“北，奔走也。敌方战，气势未衰，便奔走而陈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从之。”（《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饵兵勿食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语见《孙子·军争》。饵兵，敌军引诱我军的小股部队或小利益，如同钓鱼之诱饵，切不可食。梅尧臣曰：“鱼贪饵而亡，兵贪饵而败。敌以兵来钓我，我不可从。”王皙曰：“饵我以利，必有奇伏。”（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归师勿遏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语见《孙子·军争》。归师，返回家乡的军队。古代人之乡土观念甚重，远行之师及得回归，其势不可遏，如刘邦之回师三秦，韩信即言：“师从东归之士，何所不克？”孟氏曰：“人怀归心，必能死战，则不可止而击也。”（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围师必阙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孙子·军争》：“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阙，同缺。在包围敌人时一定要留有缺口，示敌以生的希望。如此，则敌难坚守，或有出逃之意，我军乘机攻取，敌易破矣。曹操引《司马法》曰：“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无必死之心，因而击之。”（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途有所不由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策略思想。《孙子·九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此处所称“不由”、“不击”、“不攻”、“不争”、“不受”者，皆为依常规当由、当击、当攻、当争、当受者，其所以“不由”者，乃是为了更大、更高的战略利益。王皙曰：“途虽可从而有所不从，虑奇伏也。”（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张预曰：“变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常中有变，变亦为常。若“君命有所不受”，在交通、通讯十分原始的古代，似更有现实意义，孙武所称“五胜”之一，就有“将能而君不御”。《尉缭子》所言：“将者，死官也。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贾林所言：“决必胜之机，不可推于君命，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均突出强调将军的战场决策权。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春秋时孙武关于利害相杂的哲学观点。语见《孙子·九变》：“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杂，错杂，相互掺合。《说文》：“杂，五彩相合也。”利中有害，害中有利，故智者必兼及之。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当难行权也。”梅尧臣曰：“以害参利，则事可行。以利参害，则祸可脱。”（《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处于危害之地，参思其利，则可增其信心与勇气，从而争取胜利；处于有利之地，参思其害，则可预有准备，及时化解祸患。利害相杂之论，反映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一般要求。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积极的战略防御思想。《孙子·九变》：“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恃，倚仗。对待敌人的进攻，不要侥幸于敌人不来，而要仰仗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我方有不可攻取的实力。曹操曰：“安不妄危，常设备也。”杜佑曰：“安则思危，存则思亡，常有备。”（《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均为同一思想。

战胜不复，应形无穷　春秋时孙武关于一般制胜规律的判断。《孙子·虚实》：“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因，依据；措，置也。依据敌人的军形变化，采取相应的胜敌之策。曹操曰：“因敌形而立胜。”古今战例成千上万，然而每一次战争都有自身的特点，都是一次新的实践，所以每次胜利都不会重复前人的对策，而总是顺应敌形之变化而取得胜利。故李筌曰：“不复前谋以取胜，随宜制变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兵形象水　春秋时孙武关于兵形因敌制胜的形象概括。《孙子·虚实》：“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形，运兵的虚实形态。梅尧臣曰：“水之避高而趋下”，性也；兵之“避实而击虚”，利也。“兵以利动”，兵之就利犹水之趋下也，故曰“兵形象水”。张预曰：“水趋下则顺，兵击虚则利。”用兵的规律就像水流的规律一样，水因地形的变化而制约其流动，兵则因不同的敌情而采取不同的方略。用兵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

五行无常胜　春秋时孙武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观点来审视因敌用兵的军事思想。《孙子·虚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这是物质世界的五项基本原素，其性则有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的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既无永恒之位，亦无永恒之胜，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如昼夜之有短有长，月亮之有圆有缺。用兵之法，亦如五行之相变，亦如日月之死生。故曹操曰：“兵无常势，盈缩随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春秋时孙武关于军争中迂直、患利之辩证关系的论断。《孙子·军争》：“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两军相争，先据地利，为兵家之常识。而如何取得地利，并非近直者一定先得。《说文》：“迂，避也。”言避其直而从其曲，其途必曲折、迂远。然近直者往往有强敌为阻，迂远者则无人知识，如行于无人之地。梅尧臣曰：“变迂为近，转患为利。”两军相争之所以难，就在于能否预识“变迂远为直近”，“转患害为有利”。杜牧曰：“言欲争夺，先以迂远为近，以患为利，诳绐敌人，使其慢易，然后急趋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均认为迂者未必迂，直者未必直，患者未必患，利者未必利；关键乃在于当事者对于迂直、患利之转化规律的认识，及其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迂直之计　春秋时孙武关于迂、直之辩证关系的认识。语见《孙子兵法·军争》。详“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军争为利，众争为危　亦作“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春秋时孙武关于军争之利弊关系的分析。《孙子·军争》：“军争为利，众争为危（《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本作“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的目标在“利”，而“利”的背后就是“危”，对于不明军争的规律者，蜂拥而上（即“众争”），其危更甚。“举军争利”，言辎重、粮草、军需诸项同行，众行必迟，故利不可及。委，弃也；捐，亦弃也。抛开辎重而争利，利虽可争，危亦大增。后曹操曰：“善者则以利，不善者则以危。”张预曰：“智者争之则为利，庸人争之则为危。”（《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均认为兵家欲得其利，必先明其危。

兵以诈立，以利动　春秋时孙武关于战场用兵的指导思想。《孙子·军争》：“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诈，欺骗也，伪装也。兵之情不能为敌所知，故必饰以伪形。故杜牧曰：“诈敌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后能立胜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　春秋时孙武关于行军作战中不同情势之指导原则。《孙子·军争》：“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军队行动迅速时应疾驰如风，舒缓时则森然如林。侵掠敌国如急火之燎原，不动时则如山岳之稳。隐蔽时如黑夜之不可窥测，进攻时则如雷霆万钧。至于何时该疾、徐、动、静，实皆依战机之有无而定也。

将有五危　春秋时孙武对于为将者素质的五项判断。《孙子·九变》：“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必，坚持，固执。为将者勇而无谋，一味拼死，则会被杀；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则可俘虏；性格刚忿偏激，可加以凌侮，使之轻进，从而败之；过于洁身清廉，可施以羞辱而致之；一味爱民，不审利害，则可烦扰其民而败之。认为这五点是为将者之大忌，均可导致“覆军杀将”的危局。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治军原则。《孙子·行军》：“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亲附，亲近依附，爱戴拥护。将军与士卒，既要有恩信，又要有威严；亲附以生恩信，刑罚以生威严；而恩信与威严又有相互制约的关系。吴起亦有相近观点：“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吴子·论将》）。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罚齐之。”曹操曰：“恩信已洽，若无刑罚，则骄惰难用也。”张预亦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罚宽缓，则骄不可用也。”文，仁也；武，法也。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即恩威并用而赏罚兼行。故梅尧臣曰：“令以仁恩，齐以威刑；恩威并著，则能必胜。”（《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均是对孙武这一原则的具体阐述和发挥。

地形者，兵之助　春秋时孙武关于地形对战争之作用的思想观点。《孙子·地形》：“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地，指地形、地貌。《孙子兵法·始计》将“地”列为兵家“五事”之一，《孙膑兵法·月战》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儒家孟轲亦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均视“地利”重于“天时”。由于“地形”对兵事活动的重大制约，故《孙子兵法》又专列《地形》一篇。杜牧曰：“夫兵之主，在于仁义节制而已；若得地形，可以为兵之助，所以取胜也。”道义、人和居首位，地形则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地有通、挂、支、隘、险，远诸形，用兵必因地形而制胜。贾林曰：“战虽在兵，得地易胜。故曰：‘兵之易（助）也。’山可障，水可灌，高胜卑，险胜平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均是对孙武这一思想的发挥。

近而静者，恃其险　《孙子兵法》中由现象到本质的军情判断。《孙子·行军》：“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孙子兵法》中，此类判断有约三十余条，实际上均反映了现象与本质的关联。敌人居近而安静，必有险阻可恃；所居甚远又向我挑战，此乃诱我前进。敌人所居平易无险，必有利可图，或示利以诱我。见众树摇动，定然是敌人扑来；杂草丛生而又多设屏障，乃欲使我狐疑。群鸟惊起，其下必有伏兵；众兽惊骇，必敌军铺天盖地而来。尘土高而直上者，下乃战车奔驰也；尘土低矮而广阔，敌军步卒之来也。尘埃散乱断续者，是有人打柴取薪也；尘埃不多而往来不断者，必敌人以轻兵安置营寨也。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古代兵家之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交通、通讯手段都十分原始的古代，这些经验亦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春秋时孙武关于武德的判断标准。《孙子·地形》：“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战道，战争规律。孙武认为当战争有必胜把握时，即使国君说不打，也一定要打；依战争规律分析，如果没有战胜之可能，即使国君坚持要打，也不可以打。进前作战不是追求个人的名誉，后退避敌也不回避可能遭致的罪名。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国中的百姓，都为了有利于国君。宋张预注曰：“进退违命，非为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国之宝也。”

爱而能令，厚而能使　春秋时孙武关于爱兵思想的基本原则。《孙子·地形》：“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视，看待。谿同“溪”。关爱士卒如同婴儿一样，就可率领他们赴蹈深溪；看待士卒如同爱子一般，就可与你共生死。如果一味爱护而不能号令，只知厚待而不能使用，军纪混乱而没有法治，就像娇惯的子女一样，是不能用以作战的。故张预曰：“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行。专用恩则卒如骄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发而自刑，卧龙所以垂泣而行戮”。“专行罚则士卒不亲附而不可用，此勾践所以投醪而饮士，吴起所以分衣食也。”（见刘寅《孙武子直解》）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春秋时孙武关于战争规律的判断。《孙子·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举兵作战，制胜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变化无穷。就战争的环境与全局而言，知彼、知己仍是局部因素，只有同时知天知地，才能真正把握全局。故唐人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时。地之便，依险阻、向高阳也；天之时，顺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胜乃可全，又何难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孙子·九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孙子兵法》中《地形》一篇，系依地形、地貌的自然形态而论其对战争胜败的影响；《九地》一篇，则是依战场位置对敌我军心士气的特殊影响而论其相应方略。认为散地系战场在本国境内，故不宜作战；轻地系刚入敌国境内的边缘地区，故不宜停留；争地是对敌我双方都有利的地区（杜牧曰：“必争之地，乃险要也。”），如果条件不具备时不宜进攻；能先得为利。敌我连界，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之地为交地，行军至此，序列不要为敌切断；衢地为多国交界的地方，应结交诸侯。已深入敌境，且所过城邑已多的地区为重地，此时军需不给，必须不时抢掠敌方物资。到了山林、沼泽、险阻等难行地区（圮地），要快速通过，无稽留也。进入了道路狭隘、退路迂远、敌人能以寡击众的地区，就极可能遭敌围困，故必须急施计谋；进入死地，急速奋战则生，稍有迟疑则死，就应孤注一掷，殊死一战，以求死里逃生。反映出已认识到不同境遇，必有不同方略加以对应。

合于利而动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作战原则。《孙子·九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又见于《孙子·火攻》。认为战争的基本原则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因此，一切军事行动都要围绕于这一根本原则。凡有利于我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者，皆为我之利；反之，则不合于我之利。鉴于这一原则具有根本性质，《火攻》篇再次申说：“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军事行动的唯一标准就在于是否于我有利，而不应为任何情绪所左右。

先夺其所爱　春秋时孙武所提出的制胜策略之一。《孙子·九地》：“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敌人既人数众多，又部伍严整，何以破之？此必选其要害之处，从而一举破之。“其所爱”者，或战略要地，或粮草通道，或敌之首脑机关，皆为要害之处也。杜牧发挥曰：“据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粮道，斯三者，敌人之所爱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夺之，则敌人虽强，进退胜败皆须听我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兵之情主速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军事原则。《孙子·九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战场对垒，形势瞬息万变，唯“主速”方能不失战机。故“兵贵神速”成为古今兵家的共识。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战术原则。《孙子·九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率然，传说是恒山地区的一种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神异经·西荒经》）言其首尾相顾，而且反应迅速也。或曰：“率，犹速也。击之则速然相应，此喻阵法也。”（张预）善于用兵的人，统军作战就如“率然”一样：打它的头，尾来救援；打它的尾，头来救援；打它的中部，则头尾一齐来救援，俨然一体。

齐勇若一，政之道也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治军原则。《孙子·九地》：“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方马，将马并列地拴在一起。埋轮，固定车轮使不动也。认为军队的战斗力，在于道义民心，在于士卒训练有素，而不能依恃外部强加的束缚。只有将士齐正勇敢，三军如一，才是为将者治军应守之道。杜牧曰：“缚马使为方阵，埋轮使不动，虽如此，亦未足称为专固而足为恃。须任权变，置士于必死之地，使人自为战，相救如两手，此乃守固必胜之道而足为恃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　春秋时孙武关于破常规以励士卒的措施。《孙子·九地》：“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无法，超越常法，即破格悬赏。无政之令，即跨越政令之常规。唐贾林曰：“欲拔城、隳国之时，故悬法外之赏罚，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无法、无政。”（《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有常必有变，变亦可为常，故“无法”、“无政”，亦为特定之法政。

投之亡地然后存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策略原则及战术原则。《孙子·九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犯，用也。使用士卒，只告诉士卒有利的方面，不告诉士卒其中的危害。因为“人情见利则进，知害则避也”。及其进入亡地、死地，则当明示：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故曹操注：“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孙膑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梅尧臣曰：“地虽曰亡，力战不亡；地虽曰死，死战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同上）均认为明智的将军，深知死生转化之规律，故必将军队投之亡地以求力战不亡；陷于死地而求死战得生，当军队陷于绝境时，必人自为战，故能取胜。

陷之死地然后生　或称“置之死地然后生”。详“投之亡地然后存”。

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作战方略之一。《孙子·九地》：“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详，或作佯，愚也。欲控制战争形势的发展，“因势利导”是其基本原则之一。“顺详敌之意”，即顺着敌人固有的意图或倾向向前发展，我则在暗中预设机关或伏兵以制约他。宋人王皙曰：“顺敌意，随敌形，及其空虚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乘势可千里而覆军杀将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因敌变化而制胜的作战原则。《孙子·九地》：“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践，履；墨，绳墨，法度。既要遵循战争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又要追随敌情的不断变化，而随时修订战争方略。曹操曰：“行践规矩无常也。”杜牧曰：“墨，规矩也。言我常须践履规矩，深守法制，随敌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势，则出而决战也。”或曰：践通“剗”，“剗，除也；墨，绳墨也。随敌计以决战事，惟胜是利，不可守以绳墨而为。”（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曹操、杜牧、贾林注语）

始如处女，敌人开户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策略原则。《孙子·九地》：“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处女，示以柔弱也，善于依顺敌人，以使敌不设防。及敌户已开，间隙显露，则如脱兔一般，猝然袭之，敌何能拒？张预曰：“守则如处女之弱，令敌懈怠，是以启隙；攻则犹脱兔之疾，乘敌仓卒，是以莫御。”战国时田单守即墨，先示以柔弱，尽顺敌之意；及燕军益懈，乃纵火牛大破燕军，败骑劫，收复齐国七十余城。太史公评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夫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其田单之谓邪！”（《史记·田单列传》）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春秋时孙武提出的慎战原则。《孙子兵法·火攻》：“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客观力量的对比，而君主的喜怒、将帅的愠悦，则全然无助于事。相反，愠怒之情绪会导致己方认不清客观形势，一切决策与行动完全为主观情绪所左右，因而必然会导致失败。

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见“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安国全军之道　春秋时孙武关于安国全军的根本原则。《孙子·火攻》：“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认为战争关系到人民的死生，国家的存亡，故明君良将对此当慎之又慎，绝不可依个人的喜怒、忿怨之情绪而战争。故宋人张预曰：“君因怒而兴兵，则国必亡；将因愠而轻战，则士必死。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宋本十一家注孙子》）

先知　春秋时孙武关于战争决策的基本原则。《孙子·用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战争对于人民，对于国家，都是重大灾难与巨大消耗，因此，一出兵便能战胜敌人，乃事理的必然要求。而胜利的先决条件，就是先知敌情。孙武之先知敌情，不祈求鬼神，不类比推测，不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来推断，一定要从熟悉敌情的人那里来获取情报。表现了明朗的现实观点。周初姜太公曾怒斥占卜求神为“枯草朽骨”，孙武继承了太公的思想观点，表现了明显的唯物色彩。

形名　中国古代军事指挥系统的基本形式。《孙子·兵势》：“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曹操注：“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古时军令，“闻鼓则进，鸣金则止”，又以旌旗挥动以示方向，行军作战的指挥信号尽在“形名”。明刘寅解曰：“形谓旌旗麾帜之形，名谓金鼓笳笛之名。以其言不相闻也，故为之金鼓笳笛，使听之而进止；以其视不相见也，故为之旌旗麾帜，使视之而左右。故斗百万之众，与斗寡同。”（《武经七书直解》）

五间　春秋时期兵家孙武提出的五种间谍类型，它是孙武依靠“知情人”而掌握敌情的基本情报来源。《孙子·用间》：“故用间有五：有因间（一作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乡间，利用敌国之乡人作间谍，内间，利用敌国官吏为间谍。反间，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五种间谍同时使用，必能察知敌之详情，故有“神纪”之效。“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孙子兵法·用间》）

在亡国而继绝世　战国时孙膑提出的战争观。《孙膑兵法·见威王》：“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士，或借为“恃”，依仗，凭借。傅，通辅。孙膑认为，用兵之事没有永恒不变的形势，并非可以依恃的力量，它不过是先王辅助大道的一种手段而已。打赢战争，国家就可继续存在，世系就可延续。战不胜敌人，轻则丧失领土，重则危及整个国家政权的存亡。所以，为将者领兵作战不可不慎重审察。孙武已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的论断，孙膑明显继承了孙武的思想，以“兵”为“先王之傅道”，既充分表现了“兵”的重大作用，又明确体现了军事服从于政治的思想观点。

乐兵者亡，利胜者辱　战国时孙膑反对穷兵黩武的思想观点。《孙膑兵法·见威王》：“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乐兵，喜好用兵；利胜，贪图胜利。认为喜好用兵者，必然招致灭亡，贪图胜利者，必然遭受折辱。所以，战争并不是某个人的喜好，是不可轻率发动的；胜利也是不可贪求的。只有道义在握，乃不得不战；只有军资充实，城池方可固守。反映出孙膑反对乐攻好战，反对穷兵黩武的思想。

事备而后动　战国时孙膑关于战争必须有充分准备的思想观点。《孙膑兵法·见威王》：“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委即委积，指军用物资储备。义即道义，指战争的正义性。认为战事的主要条件，一是道义，一是军资。做好战事准备，而后方可出兵。故城池虽小而能坚固防守，是由于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士兵虽少而战斗力很强，是因为道义在胸。如果防守而缺乏充足的物资储备，出战又缺乏充分的道义，则天下谁也不能令其守固且力强。

战胜而强立　战国时孙膑关于战争之重大作用的观点。《孙膑兵法·见威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认为只有取得军事上胜利的国家，才能强大稳固，屹立不倒，并令天下臣服。这也是战国时许多代表人物的共识。如纵横家苏秦亦言：“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战国策·秦策一》）

两军相当，轻卒尝之　战国时孙膑提出的战术原则之一。《孙膑兵法·威王问》：“齐威王问用兵（于）孙子，曰：‘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子答曰：‘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之微阵以触其侧，是谓大得。’”孙膑认为在敌我两军势力相当，双方将领都坚守其阵不敢率先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可用小股部队先行挑战，以观察敌方之虚实，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一思想与孙武“作之而知动静之理”、“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及吴起“一坐一起，其政以理”等思想观点，可谓一脉相承。

让威　战国时孙膑提出的战术原则。《孙膑兵法·威王问》：“威王曰：‘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孙子曰：‘命曰让威。必臧其尾，令之能归。’”让威，即避开敌人的锋芒，以期后发制人。臧，同“藏”，隐藏好后面的主力部队，使之能够安全撤离。“让威”战术，与孙武“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思想完全一致。

素信　战国时孙膑关于君民关系的思想观点。《孙膑兵法·威王问》：“威王问：‘令民素听，奈何？’孙子曰：‘素信。’威王曰：‘善哉！言兵势不穷。’”认为君上与下民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信赖的基础之上。要民众对君主之令“素听”，君主必须以素守信用来换取，只有君主“素信”，下民才会“素听”。《孙子兵法·行军》已有：“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六韬》亦曰：“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素信，士卒不习，若此，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虎韬·军略》）均反映了这一思想。

必攻不守，兵之急者　战国时孙膑强调战略进攻的思想观点。《孙膑兵法·威王问》：“田忌曰：‘赏罚者，兵之急者耶？’孙子曰：‘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田忌曰‘权、势、谋、诈，兵之急者耶？’孙子曰：‘非也。夫权者，所以聚众也；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田忌忿然作色：‘此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也。然则其急者何也？’孙子曰：‘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孙膑认为，“必攻不守”是第一位的，它高于赏、罚、权、势、谋、诈。此六者只能“增益”胜利，而取胜的基本手段，只能是“必攻不守”。这一思想正是战国时期新兴势力在战略上采取攻势的必然要求。

知道　战国时期兵家孙膑关于用兵规律的论断。《孙膑兵法·八阵》：“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据文物出版社《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诤，借为静。孙膑所说之道，就是制胜之道，实含蕴了用兵规律的诸多基本要素。“知道”者，必须上知天道，明阴阳、四季变化的规律；下知地理，知山川丘陵、险关要隘等地形地势对战争的影响；对内，应取得民众的支持；对外，又应当熟悉敌情，知敌人兵力的虚实、分布及其带兵将领的素质等。同时，还应懂得阵法的精髓，见战机即进，不见战机则止。认为如此方可成为王者之将。

孙氏之道　孙武、孙膑关于用兵规律的论断。《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又曰：“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故孙氏之道，就是用兵制胜的基本规律。参见“知道”。

兵之胜在于篡卒　战国时孙膑关于选卒以制胜的思想。《孙膑兵法·篡卒》：孙子曰：“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篡，借为选。孙膑认为，军队的制胜在于精选士卒。士卒作战勇敢在于军法严明；作战机动灵活在于巧妙运用形势；战斗力强在于将帅言而有信，赏罚严明；军队具有好的素质，在于将帅明白用兵的道理。由于战争取胜的因素集中体现于士卒，故精选士卒常常成为制胜的关键所在。《荀子·议兵》所称“齐之技击”，“魏氏之武卒”，“秦之锐士”，皆为“篡卒”也。

德行者，兵之厚积　战国时孙膑关于士卒力量之源泉的论断。《孙膑兵法·篡卒》：“德行者，兵之厚积也。信者，兵（之）明赏也。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厚积，通指丰富的物资储备。或以“物资储备”与“德行”二字不相协调，乃以“厚积”为精神方面的“厚积”，即道义在手，君民同心，此亦为士卒力量之源泉也。参见“恶战者，兵之王器”。

恶战者，兵之王器　战国时孙膑关于制胜法宝的论断。《孙膑兵法·篡卒》：“德行者，兵之厚积也；信者，兵（之）明赏也；恶战者，兵之王器也。”王器，王者之器，亦即无所不胜之武器。恶战，厌恶战争。孙膑以“恶战”为“兵之王器”，表明其视“道义”为至高。认为若迫不得已而战之，必道义在手，上下同心。

恒胜有五　战国时孙膑关于用兵必胜的五项判断。《孙膑兵法·篡卒》：“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孙膑之“五胜”与“五不胜”，要点在于：将军是否有独立指挥权；是否明白战争的制胜规律；将吏是否和谐、协调，相互配合；是否已得军心、民心；是否能调用各种手段，包括善用间谍，以充分察知敌情及相关的战争环境。孙膑的“恒胜有五”，较之孙武的“知胜有五”，有大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开拓与发展，更为深刻、全面地反映了战争的制胜规律。与吴起的“先和而造大事”等思想，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战国时孙膑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战争观。《孙膑兵法·月战》：“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认为战争的主体是人，因此在战争中，各种条件的相互撞击、整合，最后必然归结为“人”的胜利。

阵·势·变·权　战国时孙膑关于用兵作战的四项重要原则与方法。《孙膑兵法·势备》：“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阵，基本的作战队形，由阵而成势；势，由作战阵势所形成的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趋向，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变，改变常规；自身之变可以惑敌，适应敌情变化亦须为变；权，为适应于变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认为若阵、势、变、权进行有效的组合，必能破强敌，取猛将。

五气　战国时孙膑以气治军的五项措施。《孙膑兵法·延气》：“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气，表现为军队的精神状态，认为指挥者当依不同时机，采取不同措施。士卒刚集合整编时，要激发士气；迁徙行军时，要保持锐气；兵临边境，接近敌人时，要激励士气；确定交战之日后，务必使士卒有果断奋死的志气；即将与敌交战，则要使士卒有持续作战的精神准备。“五气”施之于不同的时机，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而能有效保持士气旺盛，以争取胜利。

将义　战国时期兵家关于为将者素质的基本要求。语见《孙膑兵法·将义》：“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故义者，兵之首也。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故仁者，兵之腹也。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将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则令不行，令不行则军不，军不则无名；故信者，兵之足也。将者不可以不智胜……”此篇在初次整理时作为《孙膑兵法》的下编，其后，原整理者未明确认定为孙膑之书。其中提出义、仁、德、信、智等要求，明确作为为将之必备素质。孙武曾以“智、信、仁、勇、严”为将之五德，此处所论大致相同。

将二十败　战国时兵家所总结的关于为将者素质的二十种致命弱点。语见《孙膑兵法》下编《将败》：“将败：一曰不能而自能。二曰骄。三曰贪于位。四曰贪于财。（中缺“五曰”）六曰轻。七曰迟。八曰寡勇。九曰勇而弱。十曰寡信。（中缺十一曰、十二曰、十三曰）十四曰寡决。十五曰缓。十六曰怠。（中缺十七曰）十八曰贼。十九曰自私。廿曰自乱。多败者多失。”《孙膑兵法》下编整理者初定为孙膑之作，后以文中未见“孙子曰”“威王曰”等字样，人或有怀疑。依内容、文例及书体，仍当定为孙膑作品。“将败”之后又论“将失”三十余条，多系将之“可败”的具体失误。

积疏相为变　战国时孙膑关于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等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论断。语见《孙膑兵法》下编《积疏》。积疏，兵力的集中与分散；盈虚，实力的雄厚与薄弱；径行，走捷径或行大道；疾徐，行军的快慢；众寡，兵力的多少；佚劳，安逸与劳苦。孙膑认为，它们都是战争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一般而言：“积胜疏，盈胜虚，径胜行，疾胜徐，众胜寡，佚胜劳。”为促使矛盾向对立面转化，可故意纵其走向极端，“积故积之，疏故疏之，盈故盈之，虚故虚之，径故径之，行故行之，疾故疾之，徐故徐之，众故众之，寡故寡之，佚故佚之，劳故劳之。”物极必反，推向极端之后，即可转向它的反面，此即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径行相为变，疾徐相为变，众寡相为变，佚劳相为变。”在矛盾对立中，切忌采用僵硬的方略，“毋以积当积，毋以疏当疏，毋以盈当盈，毋以虚当虚，毋以疾当疾，毋以徐当徐，毋以众当众，毋以寡当寡，毋以佚当佚，毋以劳当劳”，只有“积疏相当，盈虚相当，径行相当，疾徐相当，众寡相当，佚劳相当”，方可使敌“积故可疏，盈故可虚，径故可行，疾故可徐，众故可寡，佚故可劳”。

以形相胜　战国时孙膑关于战争相胜之一般规律的见解。《孙膑兵法·奇正》：“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认为事物总会表现为一定的形态，而任何形态都有其利弊之处，避其利，袭其弊，即可从而胜之。战争之双方同样要表现为特定的形态，自然可因其形态之利弊而击败之。而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故能“见胜如见日月”（同上）。

以万物之胜胜万物　战国时孙膑关于万物相胜的思想观点。《孙膑兵法·奇正》：“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日月）是也。代兴代废，四时是也。有胜有不胜，五行是也。有生有死，万物是也。有能有不能，万生是也。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故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胜。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孙膑认为，天地之间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有生有死，有有余，有不足；万物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克制，无任何一物是不可以战胜的。圣人正是利用万物可以相胜的特点，去克制万物。所以，圣人的胜利永远不会穷尽。

见其所长，知其所短　战国时孙膑关于洞察敌军利弊的辩证法思想。《孙膑兵法·奇正》：“故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见胜如见日月。其错胜也，如以水胜火。”错，同措，错胜，犹言取胜。孙膑认为，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见到敌人长处就可察其短处，见到敌人的不足就可察知其有余。判断胜利就像见到日月一样明朗清晰，取得胜利就像以水攻火一样容易。长与短，有余与不足，都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明察这种辩证关系，才有可能做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无形而制形　战国时孙膑提出的军事方略之一。《孙膑兵法·奇正》：“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是以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发而为正，其未发者，奇也。奇发而不报，则胜矣。”孙膑认为，用有形来对付有形，是正兵，常规战法；用无形以制服有形，是奇兵，非常规的战法。通常用常规战法不足以取胜，所以，总要以奇异方式以出奇制胜。春秋时孙武已提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又曰：“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孙子兵法·虚实》）孙膑“无形而制形”的思想，正是对孙武“形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兵机　用兵之契机。《吴子·图国》：“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机，本指弩牙，牙动则矢发。《说文》解曰：“主发谓之机。”明人《投笔肤谈》曰：“兵机者，用兵之机括也。”均以弩机与箭括为喻。由于用兵形势瞬息万变，故家兵常有“兵机无常”语。《投笔肤谈·兵机》：“凡用兵之法，主客无常态，战守无常形，分合无常制，进退无常度，动静无常期，伸缩无常势。出没变化，敌不可测，此之谓兵机。”（同上）又曰：“惟无常，则运用之妙，存于心矣，故曰机。”（同上）唯其如是，故李靖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旧唐书》卷六十七），成为兵家战将信守的一条重要原则。由于兵机形成来源不同，《吴起兵法》中又有“气机”、“地机”、“事机”、“力机”之分。

以见占隐，以往察来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一般性判断方法。《吴子·图国》：“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见，同现，指显现于外表的现象。通过外在的表现，可以察知内心的思想；依据以往的作为，可以察知你的未来。魏文侯既然“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明明是备制甲兵，怎能说“不好军旅”。吴起的这一判断方法，已经上升到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高度。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战国时吴起的基本战略思想，也是关于政治与军事一般关系的基本要求。《吴子·图国》：“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内修文德”，是通过施行仁德，以取得民众的支持，取得民心，此为国内政治的基本要求。“外治武备”，即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力量，以抵御外国的欺凌。无“文德”，国内不稳，根基不牢；无“武备”，则无以应敌。只有政治、军事紧密结合，既富国，又强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不和　战国吴起提出的四项出兵原则。《吴子·图国》：“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四不和”表现了四个层次：国、军、阵、战；其核心在于民心与军心。国不和者，民心乖违；军不和者，将吏士卒心异；阵不和者，行列部伍不相协调；战不和者，坐起进退难以统一。有一不和且不可出战，况四不和乎？故“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同上）。

先和而造大事　战国时吴起针对“四不和”之情势而提出的先决条件。《吴子·图国》：“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造大事”，即出兵作战。凡用兵作战，必先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陈（阵），和于战，“和”者，思想一致、步调协同也。只有上下一心，官兵协同，方能取得战争之胜利。以“和”为前提，乃突出强调了战争的政治基础，摆正了政治与军事的基本关系。参见“四不和”。

四德　战国吴起关于君主安邦定国的四项基本要求。《吴子·图国》：“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认为古之圣人以道绥安天下，以义治理国家，以礼来动员庶众；以仁来抚安人民。此“四德”反映了道义民心的基本倾向。

有耻　战国吴起提出的治军思想。《吴子·图国》：“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认为羞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责之情，知耻方可励其奋进，激其斗志。

战胜易，守胜难　战国吴起所概括的战争规律之一。语见《吴子·图国》。“战胜”，指交兵接刃与人力战，此所谓“伐兵”者也，单纯依靠兵力之强大即可取胜，故“易”。“守胜”，既要固军深垒，又须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优势，故“难”。由此吴起又得出“五胜者祸”、“一胜者帝”的论断。参见“五胜”。

五胜　战国吴起提出的政治与军事之关系与效果的判断，《吴子·图国》：“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单纯靠“伐兵”，取胜容易；能推行德政，争取民心，从而固守住胜利则较困难。所以，天下战国诸侯纷争，须“五胜”方能克敌，则无异于自找祸端；须“四胜”而克敌，必然国力疲弊，须“三胜”而克敌，只可以一时称霸，能“二胜”而克敌，则可以称王，若“一胜”即成功，就可以成就帝业了。所以，欲通过多次兵胜而能取得天下者甚少，由穷兵黩武而亡国的居多。故“五胜”者，单纯依靠军事、依靠武力也；“一胜”者，能以仁德道义统率军事也。

五兵　战国时吴起对于用兵性质的五种概括。《吴子·图国》：“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义兵”以义服人；“强兵”以力服人；“刚兵”以刚忿而制人，“暴兵”以暴虐而欺凌他人；“逆兵”则上逆天道、下逆民心而兴师动众。

先戒为宝　战国时吴起关于安邦定国的战略原则。《吴子·料敌》：“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起对曰：‘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认为欲使国家长治久安，首先应对各方局势有一个清醒认识，及早做好戒备，“有备”方能“无患”。故“先戒”，乃为国之宝也。《司马法》曰“忘战必危”，亦有此意。

不卜而与之战者八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战术原则。语见《吴子·料敌》。吴起认为，判断敌情有八种情况可以不必占卜就果断出击。一、在风雪严寒中昼夜行军，剖冻冰而渡河，举步维艰者；二、在盛夏炎热中长途驱驰，不得休息，且饥且渴者；三、粮食告罄，军心散乱，百姓怨怒，将吏不能制止者；四、军资耗尽，薪柴寡少，阴雨连绵，无处可掠者；五、人单势孤，水土不服，人马疾疫，四邻无援者；六、道远日暮，士卒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者；七、将不持重，吏又轻薄，士卒不附，三军惊乱，师徒无援者；八、阵未成形，营扎未毕，行远涉险，半隐半出者。遇到如此之敌，当急击勿失。

不占而避之者六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战术原则。语见《吴子·料敌》。吴起认为，有六种情况不必占卜即当迅速避敌。一、土地广大，人民富足者；二、上爱其下，广施恩信者；三、信赏必罚，行动及时者；四、论功居列，选贤任能者；五、军队众多，装备精良者；六、有邻国帮助，大国支援者。遇此六者，当不必犹豫，尽快避敌。

可见而进，知难而退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战术原则。语见《吴子·料敌》。“见可”，是指“有不卜而与之战者”；“知难”，是指“有不占而避之者”。认为明智的将帅善于判断敌情，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参见“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不占而避之者六”。

观敌之外，以知其内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认识方法，通过观察敌人的外部表现，借以判知敌人的内部虚实。《吴子·料敌》：“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起对曰：‘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认为敌人行动散漫而无所顾虑，必无他谋略；旌旗烦乱，人马四处张望，必无严明军纪；此为愚将之敌，故可以一击十，使敌仓皇无措。敌人内外未和，战备未修，即“匈匈”兴兵，可以半击倍。吴起这一认知方法的要旨，在于透过现象观敌本质。

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把握战争时机的战术原则。《吴子·料敌》：“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起对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审敌虚实”即准确察知敌情；“趋其危”，即击其空虚危殆之处。只有首先“审敌虚实”，而后方能“避实击虚”。这一原则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以治为胜　战国时吴起关于军队素质的论断。《吴子·治兵》：“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乎？’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就是强化军队素质，平时有礼，战时有威，前进时锐不可挡，后退时敌不可追。或进或退，都有节制；或左或右，皆能应麾。即使被敌人阻断，也可自行成阵；即使被冲散，仍可成行。军队能有如此之素质，自可同安危，共患难，“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所向披靡。

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用兵法则。《吴子·治兵》：“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必死”，决心奋死以战；“幸生”，心存侥幸求生。吴起认为，凡能抱着必死决心上战场，就有可能生还；凡是心存侥幸，怯战贪生，反而往往会战死。因此，凡是善于带兵的将帅，都会义无反顾，将部队置于极度危险境地，如坐漏船之中，如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如此，方可与敌交战，由死而生。这一论断，正是对孙武“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思想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战国时吴起关于果断把握战机的论断。《吴子·治兵》：“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犹，猴类动物，亦称“犹猢”，卬鼻长尾，似猴而足短，性多疑，闻有声则预登木，上下不一，故谓“不决”曰“犹豫”。狐，即狐狸，亦多疑，故以“多疑”称“狐疑”。认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失，故须当机立断。若犹豫、狐疑，当战不战，必失其利；当走不走，必受其灾。

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见“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治军原则。《吴子·治兵》：“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士卒在战斗中常常死于他所达不到的技能，或不熟悉的战阵，常常败于他所不方便作战的地方，所以未战之先，必教训戒敕，严格操练，方可应敌。春秋时孔子已提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战国时孟子言“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孟子·告子下》）。均大同此意，都强调了先教后战的原则。

总文武者军之将　战国时吴起对将才的总体要求。《吴子·论将》：“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认为只有文韬武略兼备者，方能为三军之将。文以附众，武以威敌，刚柔兼济，缺一不可。对于单纯以“勇”论将者，吴起尤为反感：“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同上）

五慎　战国时吴起对于为将者素质的五项具体要求。《吴子·论将》：“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五项要求，涵盖了从治军、临战，到战后教育的全过程。

四机　战国时吴起关于兵机形成的论断。《吴子·论将》：“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阵，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气、地、事、力四项要素均可形成兵机。三军之众，士气盛衰全在将帅一人，将勇则兵强，将怯则兵弱，气使然也。士气即为兵机。名山大塞，路狭道险，地形、地势之利，人事往来所为，以及车马舟楫之优势，均可形成兵机。机，契机，事物的枢要、关键；又指事物变化的迹象、征兆。凡用兵之要素，均可形成兵机，良将深明敌我，善察形势，故可随时随地把握战机。参见“兵机”。

威耳、威目、威心　战国时吴起关于古代军事指挥系统的论断。《吴子·论将》：“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鼙：小鼓。金：铜锣。铎：大铃。鼙、鼓、金、铎都是古代借助于声音指挥军队的工具；旌旗麾帜则是借助于颜色、形象指挥军队的工具。威，畏；士卒必须听从指挥，军队才有统一行动。“威心”，则在于保证“威耳”、“威目”的贯彻执行。

因形用权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策略原则。《吴子·论将》：“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认为临敌作战要先占知敌方将领姓名，审察其才智状况，然后因其具体形势与特点而采取相应的权变之法。“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同上）如此，则不必费多大气力就可成功。此亦为中国古代兵家战将常用方略。

相将　战国时吴起关于判断将才的论断。《吴子·论将》：“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见其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也。若其众喧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相，观察。认为对敌将才智优劣的观察判断，一要通过动态观察，选轻锐之兵前往挑衅，且佯为败北，观察敌将如何对待，通过“一坐一起”，即可察其军队素质。二是不求小得、不计小利者必为智将，不看大局、只贪小利者，必为愚将。智将不可敌，愚将虽众可获。

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战术思想。语见《吴子·应变》。吴起认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明智的将帅应善于运用地形、地势的便利与强大的敌人周旋。“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同上）平易之地利于众，险阻之地利于寡，故用众者必求进入平易之地，用寡者必借险阻以为势。

乐闻、乐战、乐死　战国时吴起提出的士气之境界。语见《吴子·励士》。魏武侯问吴起：严刑明赏就一定能够取胜吗？吴起回答：“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哉；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同上）吴起认为，只有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调动起士卒参战的积极性。“乐闻”号令，“乐战”疆场，“乐死”以效命，正是“士气”的最佳境界。

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战国时吴起关于士气的论断。《吴子·励士》：“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投命”者，拼死以抗争也。既已拼死，复何所惧？而“千夫”虽众，各有“怀生”之心，故皆有所惧。

以仁为本　《司马法》关于治国治军政治基础的根本性论断。《司马法·仁本第一》：“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仁，中国儒家学派所提倡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它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又推及于整个社会的人类之爱。应用于政治领域，则表现为德治、仁政。《司马法》本是《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儒家治国、治军的一项根本大法，而军事又是政治的手段与延伸，所以，作为三代，特别是西周治军的法典，《司马法》“以仁为本”，正反映了三代“以礼治军”的本质特征。东汉班固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指出“以仁为本”是《司马法》的根基所在。

杀人安人，以战止战　《司马法》提倡的战争观。《司马法·仁本第一》：“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认为杀人的目的在于“安人”，战争的目的在于“止战”，故其所杀，必为奸佞之人，所战，必为暴戾之君。由于“杀人安人”、“以战止战”明确表现了爱好和平、尊重道义的思想观念，故深为古代兵家推重。后人所称“知兵非好战”、“吊民伐罪”等，其思想渊源亦在于此。

不加丧，不因凶　《司马法》“以礼治军”作战原则的具体体现。《司马法·仁本第一》：“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认为兴兵征伐，不应在敌国举办丧事时，也不要趁敌国灾荒凶年时，为的是爱护敌国的民众。冬夏两季不兴兵，为的是爱护两国的百姓。

好战必亡　《司马法》提出的慎战、备战的军事思想。《司马法·仁本第一》：“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认为国家虽然强大，如果好战，必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如果忘战，必定倾危。明代刘寅曰：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亡其国家。（《武经七书直解》）

战道不违时　《司马法》中以爱民为准则的作战原则。《司马法·仁本第一》：“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认为既以仁为本，爱护百姓就是根本原则。为了不伤害百姓，作战不能违背农时，不能在百姓疾疫流行时兴兵征伐，反映出对民众的关爱。

六德　《司马法》中关于古代作战的六项道德准则。即礼、仁、信、义、勇、智。《司马法·仁本第一》：“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逐奔，追击逃跑的敌人。纵绥，放开缰绳任车马奔驰。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依《司马法》规定，古时作战，追袭徒步的敌人，一般不超过百步之远，追袭敌之车骑，纵绥不超过九十里，以此表示礼让。不穷追已经没有作战能力的敌人，哀怜受伤及患病的人，以此表示仁爱。等敌人战阵形成时再击鼓进攻，以此表示诚实守信。争大义而不计小利，以此表明道义。对于已经降服的敌人能舍之不杀，以此表明勇敢。战争知始而始，当终而终，以此表示明智。“六德”的规定，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兵家以仁为本、以礼治军的本质特征。

国容、军容　《司马法》中关于朝廷礼仪和军队礼仪差别的规定。《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又曰：“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认为朝廷的礼仪法度不能应用于军队，军队的礼仪法度也不能用于朝廷。如果把军队的礼仪法度用于朝廷，那么百姓的礼让风气就会废弛。如果将朝廷的礼仪用于军队，那么军队的尚武精神就会被削弱。朝廷的礼仪与军队的法度，各有所适应。依朝廷礼仪：“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即为“国容”。军中礼仪：“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不上趋，危事不齿。”即为“军容”。

以礼为固，以仁为胜　中国古代“以礼治军”的指导思想之一。《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逐奔，追击溃逃的敌人。纵绥，放纵缰绳任车马追袭车骑之敌。依据以礼治军的原则，追击徒步败退的敌人不宜太远，不远，就不易受骗上当；追击敌人败退的车骑，不过于逼近，就难以陷入敌人的圈套。

兵不杂则不利　《司马法》中提出的战术原则。《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兵，兵器；杂，指长短相间，轻重皆备。兵器如果不配合使用，就不能发挥最好的效用。长兵器可以用来掩护，短兵器则用以抵近搏击。兵器太长不便拼杀，太短又打不到敌人；太轻可以锐利疾速，但容易发生变乱；太重则不锋利，也就难以为用。只有长短、轻重相互配合，各展其长，才能有效地遏制敌人。

以舒为主　中国上古三代通行的军事原则。《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舒，徐缓。徐缓地推进是古时方阵战术的进攻特点。周武王伐纣时，“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史记·周本纪》）。前进六、七步，刺杀四、五次，就要整理一下队形，以保持军旅行动的舒缓整齐。舒缓可以保持士卒的体力充沛，整齐可以保持整体的战斗力，即使两军交兵，步兵也不要急走，战车也不可以奔驰。追击敌人时不跨越队列，所以能保持队形不乱。军旅的稳固就在于不打乱行列的秩序，不用尽人马的力量，行军的快慢都不能违背军队的训诫。此皆为以礼治军时代的基本要求。

五虑　《司马法》中关于战前准备的五件事情。《司马法·定爵第三》：“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虑。”顺天，顺应天时的变化，所谓“阴阳寒暑以时制之”也。阜财，使财物丰盛也。在战场上“因粮于敌”即可“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怿众，勉励士卒，顺应众意。所谓“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利地，坚守险隘之地，以使地利在我也。右兵，重视兵器也。长短兵器相互配合，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应。

迭战则久，皆战则强　《司马法》中提出的战术思想。《司马法·定爵第三》：“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兵器要长短配合，长兵器掩护短兵器，短兵器补救长兵器，若使长短兵器轮番出战（迭战），亦可以轮流休整，故可以持久；若全军一齐出战，则势力强大。

战参　《司马法》中提出的战术原则。《司马法·定爵第三》：“称众，因地，因敌令阵；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是谓战参。”参，合。认为称量我军兵众，依顺地之广狭，因敌人的虚实强弱而确定我军战阵；可攻则攻，可守则守，进退有节，攻守自如。前后有序而不乱，车徒相因而不绝。这都是临战之时所应综合考虑的事情。一项失策即可失全局，故必参合而虑之。

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　《司马法》中提出的治国、治军原则。《司马法·定爵第三》：“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居国见好，在军见方，刃上见信。”“居国”以对民众，故当恩惠广施，以立信于民。“在军”面对士卒，故必宽厚容人，又要严明军纪，以保持军威。“刃上”面对敌人，故必果断、敏锐、明察。治国、治军与临敌，三种不同对象，故须三种方式方法以对应。

以力久，以气胜　《司马法》中关于军队实力与精神状态之关系的论断。《司马法·严位第四》：“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战争的基础在实力，而制胜的关键则在气势。力，指人力、物力、财力等物质基础，是战争借以进行的实体所在；气指士卒的精神状态，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若精神状态不佳，物质力量亦难以调动。

胜心、畏心　《司马法》中关于军队精神状态的判断。《司马法·严位第四》：“人有胜心，惟敌之视；人有畏心，惟畏之视。两心交定，两利若一。两为之职，惟权视之。”两军交战，我方士卒如果一心追求胜利，只须判定敌之虚实即可为胜。如果人人都有畏惧之心，就要看其畏惧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畏惧将军甚于畏惧敌人，就会力行将令而取胜。如果畏惧敌人胜于畏惧将军，则会望敌而败。

以重行轻则战　《司马法》中提出的战术原则。《司马法·严位第四》：“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轻、重二字概念甚为宽泛，一般当指军事实力，类似于《孙子兵法》中的“虚实”。以轻对轻，容易产生危险；以重对重，则易于无功。

击其微静，避其强静　《司马法》中提出的战术原则。《司马法·严位第四》：“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自古之政也。”微静，指敌军稍显安静的自然状态，此乃无强行戒备之征兆；强静，乃强行戒备之状态，若“严阵以待”。前者无备，不虞，故可击；后者严行戒备，故当避之。或曰：微静，兵力微弱而安静；强静，兵力强盛而镇静。此解不如前者为优。“疲劳”则倦怠无力，故可击；“闲窕”则强劲有力，故不可击。“大惧”则失去精神支柱，故可击；“小惧”虽似惧而实自谨也，定有细致戒备，故当避之。此皆为有备、无备、虞或不虞之别也。

众寡以观其变　《司马法》中关于敌情判断的诸项原则。《司马法·用众第五》：“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大凡战场对垒，往往以我之动态，能引发敌之动态，而在动态中，方能准确判断敌情。我方或用众，或用寡，去试探敌人，以观察敌方的变化；或一进、一退，以观察敌人阵势是否稳固；或以危迫之势进逼敌人，以观察敌人是否恐惧；或按兵不动，以观察敌军是否懈怠；或出兵佯动，以观察敌人是否疑惑；或出兵奇袭，以看敌方治乱究竟如何。

先神先鬼，先稽我智　战国时尉缭关于决定战争胜败之根本因素的论断。《尉缭子·天官》：“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天官，宋本或作“天时”，金施子美、明刘寅、茅元仪均作“天官”。施子美曰：“天官者，七曜星历也。”（《施氏七书讲义》）指天文星象的总称。古人常把天文星象的变化与人间的吉凶祸福相联系，出兵前总要先观察星象、占卜时日以预测吉凶。黄帝主以“刑、德”制敌，认为出兵前求神问鬼，不如先求自己的才智。虽称之曰“天官”，实则尽在人事而已。此语与篇首所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都突出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刑以伐之，德以守之　战国时尉缭提出的战争观。《尉缭子·天官》：“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刑”为人事中之武备，“德”为人事中之道义，认为二者相合，自可无敌于天下。

三相称　战国时尉缭提出的建军思想。《尉缭子·兵谈》：“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硗，坚硬而贫瘠的土地。认为建立城邑，要先衡量土地的肥沃与贫瘠。城邑的兴建要与土地面积的大小相适应，城邑的大小要和人口的多少相适应。人口的多少要与粮食的产量相适应。三者比例协调，相互适应，对内可以固守城邑，对外可以战胜敌人。

若秘于地，若邃于天　战国时尉缭提出的形兵思想。《尉缭子·兵谈》：“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开之。大不窕，小不恢。”秘，藏匿；邃，深远。金施子美曰：“天下之至难穷者，莫如天地。用兵而有难穷之变，则如天地焉。天不可俄而度，地不可俄而测；治兵者若秘于地，亦以其不可测也；若邃于天，亦其不可度也。秘于地者，以其密也；邃于天者，以其幽也。《法》尝曰：‘无穷如天地’；又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取其幽密而不可穷也。惟其不可穷，是兵由无而生也。”（《施氏七书讲义》）善于治兵的人就像大地一样深藏不露，像天空一样高远深邃。兵起于无形却蕴藏着巨大能量。兵力一旦展开，在辽阔处作战不至于兵力薄弱，留下间隙；在狭隘处作战不至于困屈危厄。

兵胜于朝廷　战国时尉缭以综合国力为战争基础的战略思想。《尉缭子·兵谈》：“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认为土地广阔又能充分开发利用，国家就会富足；人口众多又能治理有方，国家就会安定。“国富”则物质雄厚；“国治”则民心齐一。这就为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与道义保障。所以，富足而安定的国家，不用出动军队，不必炫耀武力，自然就可以威服天下。通过朝廷的政治与经济措施，就已经决定了战争的必然性胜利，故可能不必再诉诸战场的交锋。

主胜、将胜　战国时尉缭关于政治胜利与军事胜利之相互关系的判断。《尉缭子·兵谈》：“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阵）而胜者，将胜也。”“不暴甲而胜”，指尚未进入战场对垒，就已取得了胜利，即通过政治与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上下同心，国富兵强，无须出兵而敌国自服，亦即“不战而屈人之兵”。

三悖　战国时尉缭关于为将者应切忌的三大弱点。《尉缭子·兵谈》：“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明刘寅曰：“心狂，是不能谋也；耳聋，是不能听也；目盲，是不能视也。心不能谋，耳不能听，目不能视，是三悖也。用之率人，亦难矣。”（《武经七书直解》）“三悖”之论，实质上是更在于将领的性格与精神缺陷，即认为其狂妄自大、刚愎自用，虽有耳目，亦为虚设。

明赏于前，决罚于后　战国时尉缭关于以制度治军的原则。《尉缭子·制谈》：“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以制度治军，编之以什伍，令之以金鼓，然“民非乐死而恶生”，必使号令明，法制审，方能行之。故又曰：“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今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同上）尉缭所言之术，就是“制必先定”，且“明赏于前，决罚于后”。

用天下之用为用　战国时尉缭用天下之财以为天下之用的激励机制。《尉缭子·制谈》：“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天下之财物本为民所生，天下之强力本为民有，因其所有而用之，故赏永不乏，力永不竭。而此制一反贵族不耕而食、王室世袭军功的旧制，故可大大激励兵民之活力。其论与商鞅农战之法一脉相承。

道胜、威胜、力胜　战国时尉缭提出的克敌制胜的三种途径。《尉缭子·战威》：“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知此所以三胜者，毕矣。”讲究武事，预料敌情，使敌人未战而先失斗志，军心涣散；这样，即使表面上军形完整，其军队也不能与我作战。此为“以道胜”。审定法制，严明赏罚，改良武器装备，使人人都具有必战决心，使敌方闻声而服，此为“威战”。

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战国时尉缭“以气为战”的军事思想。《尉缭子·战威》：“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明刘寅曰：“气实者，静也，治也，饱也，佚也；气夺者，饥也，劳也，乱也，喧哗也。”（《武经七书直解》）将帅所赖以作战的是士卒，士卒所赖以作战的是士气。士气充盈就敢于战斗，士气丧失就会败逃。故“以气为战”是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手段。金施子美曰：“孙子有‘治气’之说，吴子有‘气机’之言，《司马法》有‘气欲闲’之论。盖气者，三军所恃以动也。”（《施氏七书讲义》）

先料敌而后动　战国时尉缭提出的战略思想。《尉缭子·战威》：“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庙胜”，即庙算胜敌；“受命”，即君主选将授命；“逾垠”，即越境而战，将能否自专；“深沟高垒”，即欲固守；“举阵加刑”，即“兴师”必以“问罪”。（依施子美之解）此五项，未战之先，先分析敌我之情，预测敌人强弱虚实之所在而后用兵，就可以以实击虚，夺人之气，进而战胜敌人。

本战之道　战国时尉缭关于激励士卒的根本方法。《尉缭子·战威》：“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生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小旋踵，此本战之道也。”什伍，军队的编制；卒伯，军中上下级关系。尉缭认为，要抓住战道的根本，首先在于“率身”以励士，通过民生之厚，爵列之显，使士卒“乡里相劝，死生相救”，从而使一军的士卒像亲人一样，上下级关系像朋友一样。军队宿营即如堵墙一样坚固，进攻像疾风暴雨一样猛烈，战车有进无止，士卒一往无前。如此，才抓住了战道胜利的根本。

勤劳之师，将必先己　战国时尉缭关于为将者必身先士卒的思想。《尉缭子·战威》：“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张盖，在车上加支遮暑避雨的伞盖；重衣，加双重衣服。尉缭认为，勤劳的军队，将帅必身先士卒，为全军表率：天气炎热时不张伞盖，寒冷时不另加衣服，道路险阻，必下马步行。军井凿成，让士卒饮后自己再饮；饭熟，士卒都有饭吃自己再吃。营垒筑成，先安顿士卒而后休息。事必身体力行，与士卒同甘共苦。这样，即使军队长期作战，也必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而不致困乏疲惫。“将必先己”或作“将不先己”，言遇到利害，将帅不先考虑自己。

将帅者心也　战国时尉缭关于为将者决策地位的论断。《尉缭子·攻权》：“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将不心制，卒不节动，虽胜，幸胜也，非攻权也。”在战场上，将帅处于决策与指挥的核心地位，其决心直接影响全军上下，将帅之于士卒，如同人体之心与其肢体。《说苑·指武》亦曰：“将者，士之心也；士者，将之枝体也。”心志果断，肢体必然行动有力；心存疑惑，肢体行动必然杂乱。只有将帅与士卒像心与支体一样有效配合，才能保证战争胜利。若将帅与士卒各行其是，即使取得胜利，亦为侥幸也。

诛暴乱，禁不义　战国时尉缭关于战争道义性的论断。《尉缭子·武议》：“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认为：凡用兵，不可攻打无过错的国家，不可杀戮无罪的百姓。杀害他人的父兄，掠夺他人的财货，奴役他人的妻妾子女，这些都是强盗的行为。战争的目的应当是平定暴乱，禁止不义。尉缭的这一观点，上承《司马法》“杀人安人”，“以战止战”，是中国古代关于战争之道义性的重要论断之一。

兵不血刃而天下亲　战国时尉缭吊民伐罪的战争观。《尉缭子·武议》：“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尉缭认为，用兵的目的，在于诛杀暴乱，禁止不义之行，所以，兵行之处，农民不离开他们的土地，商人不离开他们的店铺，官吏不离开他们的官府。由于用兵的目的只在于惩罚暴君一人，所以，不必经过流血战争就可以使天下人归心。《司马法》曰：“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皆所以吊民伐罪也。故战国末荀子总结曰：“是以尧伐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荀子·议兵》）其含义都相近。

胜兵似水　战国时尉缭关于胜兵的比喻。《尉缭子·武议》：“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尉缭认为，胜利的军队像水一样。水是天下最柔弱之物，然而水流所冲击，山陵也会崩塌。原因就在于，水性专一而持久。中国古代哲人多有以水喻兵者。老子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老子·七十八章》）水之能专注入微，无可取代。孙武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三者所喻，各具特色。

兵者凶器，争者逆德　战国时尉缭关于战争观的论述。《尉缭子·武议》：“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尉缭认为：兵器乃凶险之器，争夺是违逆道德的行为；而将官则是冒着必死之险去实施这一逆德行为的执行者，实迫不得已而用之。尉缭这一反对战争的思想倾向，与古代先哲之论一脉相承。《司马法》首唱“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认为只有在“正不获意”的情况下，方言权变与战争。其“战争”的目的在于“止战”，“杀人”的目的在于“安人”，故其战乃不得已而为之。《老子》亦曰：“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弗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三十一章》，依帛书本）《老子》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认为在大道通行的时代，不会有战争。后世儒家孔、孟，均明确反对战争；专讲战争规律的兵家，亦皆以“道义”居首，以为“好战”者未必知兵，“知兵”者绝不好战。

太上神化，其次因物　战国时尉缭关于“止欲禁邪”的治国观。《尉缭子·治本》：“今说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饮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军渴。’臣谓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认为如贪欲无度，百里宽的大海，不够一个贪婪的人喝水；若节制有方，三尺深的泉水，足够三军将士解渴。可见，贪欲产生于没有节制，邪念产生于没有禁令。所以最高明的君主，能够依顺自然之神妙而化行天下；其次者，则能因任自然之物，以为百姓之用；其下者，亦无夺民时，取于民有制，使百姓能依顺天时而自然生存。

凡兵之道，莫过乎一　《六韬》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六韬·文韬·兵道》：“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幾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明刘寅解曰：“一者，诚实而专一也。惟其诚实而专一，故能独往、独来，犹言独出、独入，谓无敌也。”（《武经七书直解》）作为基本的指导原则，“一”的内涵是：军队上下一心，官兵一致，犹如一个整体。从而做到：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唯其“统一”，故能不失时机，故能形成气势。这样的军队就可以独往独来，所向无敌。由于“一”的境界接近于“道”，故能用兵如神。

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六韬》中战略设想的最高境界。《六韬·武韬·发启》：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这一思想，与《孙子兵法》的“全胜”论、“先胜”论，及“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具有同样的性质。明刘寅曰：“全胜不在战斗，在胜于无形；大兵无欲伤残，在完吾士众。能胜于无形而兵无伤残，是其智与鬼神通，所以重言微哉，微哉，而叹其妙也。”（《武经七书直解》）是对其的继承与发挥。

大智不智，大谋不谋　《六韬》中对为将帅者所提出的要求。《六韬·武韬·发启》：“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认为“大智”、“大谋”者，实为天理之常。如道义、民心，得之者得天下，失之者失天下，此乃人所共知，无所谓谋与不谋。“不谋”者，人不见其谋。而斤斤思虑于小智、小谋者，则往往见大而不识，或知大而不取。

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六韬》中提出的策略思想。《六韬·武韬·发启》：“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认为鸷鸟将要展开袭击的时候，必先低飞敛翅；猛兽将要搏击的时候，必先贴耳伏地；圣人将要采取行动时，必先示人以愚昧的样子。一则隐匿其形，以麻痹对方；二则以退为进，将更为有力。

天时，地利，人和　战国时出现的关于战争制胜因素的基本观念。孙膑、尉缭、孟轲等皆有相关言论，以孟子论述最为详备。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公孙丑下》）天时，顺天应时，适时而动；地利，占据有利地形、地势；人和，人心所向，军队内部上下一心。三者都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兼得自然最好，如不可兼得，则以“人和”为本。约与孟轲同时，孙膑亦曰：“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孙膑兵法·月战》）尉缭亦多次申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尉缭子》之《天官》《武议》等篇）《孙子兵法》《始计》列举庙算“五事”，“道”居其首，“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也体现了“人和”思想。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战争法则。语见《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在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后，紧接着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得道”即占有道义，占有“人和”，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反之，人民就会叛离。故孟子又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可见，道义在战争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

春秋无义战　战国时孟子对于春秋时期战争性质所作的评判。《孟子·尽心下》：“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认为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所谓征，是指上伐下，地位相等的国家（敌国）之间是不能够相互征伐的。对于战争之“义”与“不义”，在孟子之先已有人提及，如墨子《非攻》就以“义”为准则而制止战争。而径称“义战”者，则自孟子始。孟子之“义”，其实质在于合乎当时的政治秩序，诸侯有罪，只有天子有权征讨他，是谓“上伐下也”，这就是当时社会“义”之所在。而春秋时的征伐，尽是诸侯之间的征战而已。诸侯之间也有“彼善此者”，如齐桓公南至昭陵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史记·管晏列传》）；但这并不是上对下的征伐，是诸侯之间的争霸，也是基于“周礼”的道义标准。

变诈之兵　春秋战国之后兴起的一种战争策略。三代时期，中国军队与战争的主导原则是“仁义为本”，“以礼治军”，其时战争的典型代表是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其战争规则集结为“《军礼司马法》”。即《汉书·艺文志》所言：“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其后，“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变诈之兵的兴起，大致以春秋早期为始，如郑庄公的诸多战例。后，逐渐演变为当时战争的主流形态。儒家孟轲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正反映了当时的基本情况。参见“春秋无义战”。

以战去战　战国时商鞅用语。用战争制止战争。《商君书·画策》：“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鞅提倡和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但他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战争才是正义的。

壹赏，壹刑，壹教　战国时商鞅富国强兵的思想方略，《商君书·赏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认为赏、刑的标准完全统一，利禄官爵专出于战功，故可使民一于功战。这一方略的实施，是秦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重要保障之一。

战法必本于政　战国时商鞅关于军事必须以政治为基础的思想观点。《商君书·战法》：“凡战法必本于政，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商鞅认为，良好的政治基础是战胜敌国的根本保障。而商鞅之“政”，又是通过制定并实施法制而实现的，在严刑峻法的约束下，通过强制力使民众的思想统一为君王的意志，即“以上为意”，从而形成以法制为根本约束力的政治统治。

兵起而程敌　战国时商鞅提出的战略思想。《商君书·战法》：“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程，犹量也。”（见郑玄注《礼记·儒行》）“程敌”，即“量敌”。起兵前应分析对比敌我双方的战争条件：如果政治基础不如对方，则不要与之战；粮食供给不如对方，则不能打持久战；敌军众多则不要在敌境作战；如果这些方面敌方都不如我，即可立即发兵进击，不必再犹豫。用兵的重大戒律在于谨慎，既明晰敌情，又察知自身，就可以预先判知胜负。这一思想颇近于《孙子兵法》“庙算”中之“五事七计”。

狭路相逢勇者胜　战国时期名将赵奢提出的兵家名言。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秦发兵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赵惠文王召赵奢问阏与是否可救，奢答：“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道远险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后方支援，如死地作战，然敌我双方都是如此，唯死战得生，故“勇者”可胜。

非攻　战国初墨家学派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一，明确表现了墨子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基本观点。《墨子·非攻上》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认为攻国之不义远甚于杀人越货。墨子一生倡导“兼爱”，要求人们互爱互利。为制止战争，墨子竭力奔走，或以道义止之，或以利害说之，或以守御之术对抗之，先后阻止了齐之侵鲁、鲁阳文君攻郑、楚之攻宋等战争。

仁人之兵　战国时荀子于《议兵》中提出的兵学观点。也是儒家兵学的基本观点。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在“仁”，迫不得已而用兵，必兴“仁人之兵”，以成“王者之志”；“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孙卿子曰：“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耶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耶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仁人之兵的本质在于禁暴除害，非为争利而战，故其“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悦）喜”。尧、舜、禹、汤皆以仁人之兵行于天下，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荀子倡导的“仁人之兵”，体现了战争活动的根本规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

以桀诈尧　战国时荀子对于“兵以诈立”思想观点的批判。《荀子·议兵》：“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桀是暴君的代表，尧是仁君的典范。荀子以及儒家学派的基本观点是行仁义之兵，兴王者之师，既以“仁义”“民心”为根基，是不需要行诈的。而诸侯暴君为私利而兴兵，无人民之拥戴，故需以欺诈为手段达其目的。以暴君诈暴君，犹巧拙有幸，以暴君诈仁君，则不可能得逞。

凡在大王，将率末事　战国时荀子对于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所作的判断。《荀子·议兵》：“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荀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在于政治上是否清明，政治清明则国势强盛，强盛则能战胜。故曰，“凡在大王”。“凡”者，总也，全局也，全局在于为政立国，故在大王；将率之战场争斗，必以立国为政作基础，故曰：“将率末事。”

以静制动　战国末赵将李牧守御北部边塞时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以静制动”策略是针对匈奴长于流动作战的特点而制定的，匈奴以游牧为主，善骑射，性彪悍，动则奔袭，故不易制服。然攻城夺隘则非其长。李牧扬长避短，以静制动，通过谨守关隘来达到制敌的目的。

柔能制刚，弱能制强　《黄石公三略》关于柔弱胜刚强的论断。《三略·上略》：“《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弱胜刚强，大致为古代贤哲之共识，老子已明确提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对于柔弱何以能胜刚强，老子又从发展的角度作了描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老子大致叙说了自然界之对立面发展转化的一般规律，而《三略》则更强调了社会政治的一面：柔者，多有德于人，故为人所助；刚者，多贼害于人，故为怨者所攻。金施子美曰：“柔则不争，不争而人服其德，足以感之也，所以为德；若夫刚则易犯，故为贼焉。弱则能下人，故为人所助；强则敌者众，故为怨所攻。”（《施氏七书讲义》）然柔、刚、弱、强四者各有所长，故《三略》又曰：“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复引《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故《三略》柔刚之说与《老子》之说或略有差异。

敌动伺之，敌近备之　《黄石公三略》提出的策略与战术原则。《三略·上略》：“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纲罗之。”认为敌人有所动作时，要注意侦察其动向；敌人接近时，要严加戒备；敌人势力强盛，就摆出卑下的姿态纵其骄傲；敌人安逸休整时，设法让他走动；敌人势盛时，则待其自行衰竭；敌人逞暴时，就以仁慈安抚其众；敌人暴虐无道时，则以德义感召其众；敌人内部团结时，要设法携持一方以离间。顺应人心而举事，必能挫败敌人；因敌人虚实之势而出击，必能击破其众；散布假情报以迷惑其众，四下张网招延贤士，以致其用。

将礼　《黄石公三略》中关于为将者应身先士卒的思想。《三略·上略》：“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认为军井未凿成时，将不求先饮；营帐未搭好时，将不说疲劳；军灶未烧好饭时，将不说饥饿。冬天不穿裘衣，夏天不打扇子，雨天不张伞盖，这就叫将帅之礼。《三略》还进一步提出了“蓄恩”之说：“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同上）将帅平时积蓄恩惠，就会争取到千万人的拥护。将军与士卒同甘苦，是军心上下一致的关键所在。

将者国之命　《黄石公三略》关于将帅地位的论断。《三略·上略》提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对于将的重要作用，《三略》中论述甚多：“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败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士卒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显示出《三略》中，视将为国之命脉，因而既对将提出全面、严格的要求，又付与了承担国家安危的重任。

因其解击之　西汉初张良提出的一种谋略思想。解，通“懈”，怠懈。语见《史记·留侯世家》。秦末，张良从沛公刘邦西入武关：“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畔（叛），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贾竖：是对商人的鄙称。啖：指利诱，引诱。当时张良向沛公献计，大张疑兵，重贿秦将。待秦将欲联合沛公军同袭咸阳时，其思想怠懈，必然无心于战，而于此时突然袭击，乃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大行不顾细谨　一种把握大局的处事原则。大行：大的作为。细谨：小的谨慎。语见《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认为干大事不必顾及细小的礼节，讲大礼节无须躲避小的责备。战国时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实际上也早已表述了这一思想。

顺德者昌，逆德者亡　一种关于征战立国之根本规律的思想论断。指战争必须以道义、民心为根基。《汉书·高帝纪》：刘邦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王’，‘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项羽放杀义帝，大逆无道。而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并传檄诏告天下，共击楚之杀义帝者。刘邦由此占据了全面的道义。

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关于占有战争道义的大方略。首先将敌方的残暴不义彻底揭露，才能将敌人置于死地。语见《汉书·高帝纪》。详“顺德者昌，逆德者亡”。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汉高祖刘邦对战略家张良筹划决策的称誉。语见《汉书·高帝纪》。刘邦置酒雒阳南宫，面对群臣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即张良。运筹，运用筹码计算敌我数量及优劣得失。帷幄，帐幕。通过在帐幕之中谋画运算，即可决定千里之外的战场胜负。这一思想与孙武的“庙算”一脉相承。

先声而后实　指利用固有之兵势，先以声威加于敌，敌可从风而服。系韩信师事败军之将李左车的策略。所谓“不战而下燕城”。韩信虏魏王，禽（擒）夏说，又一举而下井陉，欲东下燕、齐。李左车建议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史记·淮阴侯列传》）此亦为扬长避短之策。

兵之胜败，本之于政　西汉刘安用语。语出《淮南子·兵略训》。意为政治是军事之本，正义战争必胜。作者继承《孙子兵法》，并从民本观出发，认为：“兵之所以强者，民也”，“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政治的功能，“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还明确主张“善为政者积其德”，“德积而民可用”（同上），并在《本经训》中指出：“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作者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废不义而复有德”，因此，“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

贵谋贱战　西汉赵充国提出的用兵理念。也是对孙子“上兵伐谋”思想的应用与发展。《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他曾上书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又提出：“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贵，重视；贱，轻视。认为重谋略取胜，是一切明智将帅的共识。

兵以计为本　西汉赵充国用兵的基本理念。详“贵谋贱战”。

延揽英雄，务悦民心　东汉邓禹的政治与军事思想。系向光武帝刘秀进献之策略。邓禹曰：“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提出以复兴汉室为目标，积极延揽贤俊之士，争取民心的战略方针，成为日后刘秀中兴汉室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刘秀能够以德服人，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古之兴者，在德薄厚　东汉邓禹关于战争胜负之根本规律的见解。语见《后汉书·邓禹列传》：“方今海内淆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这是一项关于政治统帅军事的根本性论断。邓禹认为自古天下有德者居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以明君之兴，必有厚德，而不以地盘实力的大小所决定。与先秦时孟子的“以德行仁者亡，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以及西汉董公所言“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其理一也。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东汉班超关于必亲自实践，方能取得成果的思想观念。语见班超出使鄯善国对匈奴使者所采取的一次果敢行动。班超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后汉书·班超传》）不进入虎穴，不可能得到虎子，意谓着不亲身实践，不可能取得成果。后此语成为强调实践作用的一句名言。

因其无备，卒然击之　曹操谋士郭嘉的军事策略，系官渡之战后曹操远征乌桓时提出。“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操纳其计。尽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此为《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系他在平定南方叛乱时采取参军马谡提出的基本战争策略。蜀建兴三年（225）春，蜀军兵分三路南下，首先击斩雍闽、高定部。南王孟获收拢其余部继续为乱。五月间，诸葛亮渡过泸水（今川滇交界处雅砻江口以下金沙江），跟踪追击。亮知孟获素为当地夷汉人民所服，故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七擒孟获，又七纵之。《汉晋春秋》云：“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终使其诚心归降”（参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

以计代战一当万　西晋时军中对杜预“兵贵伐谋”的赞誉。太康元年（280），杜预陈兵于江陵，遣诸将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皆如预策焉”。复遣将“泛舟夜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以夺贼心”，复发伏兵，直至敌将帐下，虏将而还。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代战一当万。”（见《晋书·杜预传》）言“伐谋”之效万倍于“伐兵”。反映了杜预对战争计谋的重视。

譬如破竹　迎刃而解　西晋时杜预关于进兵充分运用威势的形象表述。西晋伐吴，王濬、杜预挥兵顺江千里而下，“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杜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果然“所过城邑，莫不束手”（《晋书·杜预传》）。今言“势如破竹”，即源于此。《孙子兵法》曰：“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此其意也。

兵以义动　唐太宗李世民所注重实施的道义原则与战争方略。李渊初起兵，遇小敌即欲班师太原，世民提出：“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又曰：“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旧唐书·太宗本纪》）认为只有坚持高举道义之旗，方能取得胜利。

兵贵神速　唐初李靖提出的军事战略原则。语见《旧唐书·李靖传》。唐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上陈灭萧铣十策，九月，兵士集结于夔州。时江水秋涨，三峡路险，诸将或欲待水退。李靖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萧铣果然认定李靖此时不能进兵，故不设备。李靖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兵夷陵，迅至江陵，萧铣降。是对《孙子兵法》“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之说的继承和发展。

先正后奇　唐初李靖关于奇正的见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正兵、奇兵，是兵家论战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而奇正之说又千变万化，无一定之规。李靖认为，用兵的方略必是先以正兵对敌，而后以奇兵制胜。故曰“先正而后奇”。又以先举仁义，后用权谲，故又以义兵为正，权谲为奇。《司马法》已有：“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此亦“先仁义而后权谲”。先、后以时序论；仁义、权谲以性质论。李靖又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同上）此又以前进与后退论之。说法虽异，其实质却有内在相通之处。参见“奇正”。

善用兵者，奇正在人　唐初李靖关于用兵之奇正变化的见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李靖曾曰：兵先出为正，后出为奇；又曰前进为正，后退为奇，义举为正，权变为奇。然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且有多种偶然因素作用其间，故善用兵者，必随时捕捉战机，调整部署，先后、进退皆随机而举，故正兵可变为奇，奇兵可变为正。或如唐太宗所言：“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为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同上）故李靖又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同上）可见，奇正之变，绝无定式，随机而动，全在于人。唯奇正、变通之天衣无缝，故三军之士视之若神。李靖并认为古今能以奇正、分合为变者，“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同上）参见“奇正”。

去大患不顾小义　兵家常用之取大舍小的策略。唐初，太宗派唐俭使突厥，欲以说服颉利可汗归顺；复派李靖率大军迎之。正当唐俭说颉利意动之时，李靖竟乘颉利懈怠之机，纵兵击之，大败突厥而唐俭亦被杀。人或以唐俭为“死间”。对此，李靖表白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患而不顾小义也。人谓俭为死间，非臣之心。”（《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战国时儒家孟子已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李靖所说实际上是对孟子观点的具体阐发。

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　唐初李靖对于攻守关系所作的论断。《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李靖曰）“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敌不可胜，我且暂守；敌露败隙，我则攻之。此攻守之说完全立足于敌方的状态。故李靖又曰：“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亦二其官。”（同上）攻、守的目标均在于胜敌。守不忘攻，敌有隙即起而攻之，故曰“攻是守之机”。攻不忘守，敌未起隙即拒守之，故曰“守是攻之策”。大凡实战之过程，应是守中有攻，攻中有守。只有攻防结合，才能达到最佳的作战效果。

兵法三等　唐初李靖对古代兵法高下的评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李靖曰）“臣尝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微至深，《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李靖认为，古代兵法的高下可分为三等：第一等明道，能够实现“神武不杀”境界。第二等知天地，能够尽占天时与地利。第三等懂将法，善于任人、利器。唐太宗由是理解为：“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同上）并且认为：“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李靖进而归结道：“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材，缮完自固，安能尔乎？”（同上）李靖的兵法三等，正反映了用兵的三层境界。

用仁义，使机权　唐杜牧对《孙子兵法》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注孙子序》：“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用仁义”是对孙子“五事”之首“道”的诠释，是对战争政治基础的把握，也是对战争行为中诸多道义行为的倡导。认为：“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如此，始可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杜牧注》）“使机权”，是指建立在“用仁义”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二者相辅相成，互有制约，不可偏缺。

盘中走丸　唐杜牧对于以《孙子兵法》指导战争行为的形象比喻。语见《注孙子序》：“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尽可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杜牧将《孙子兵法》所阐释的普遍战争规律喻为“盘”，将每一次具体作战行为喻为“丸”；“丸”在盘中走，其轨迹或横、或斜、或圆、或直，只能取决于当时的具体用力情况，不可以尽知。就像每一次作战都有其时、其地的特定形势一样，故应临机决断，计于临时。然而其必可知者，是“丸”无论如何运动，也遛不出“盘”外。即不论战争具体形态如何，总不能跳出《孙子兵法》所揭示战争的普遍规律。

险而易之，易而险之　北宋许洞关于尽占地利的论断。《虎钤经·地利》：“善用地者则不然，险而易之，易而险之也。夫居险用险必内溃，居易用易必内蹶。当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谓险而易之？曰：简以夷其政，要以节其动，用以缓其约，不以疏慢为失也。何谓易而险之？曰：进止戒严，内外无怠，用其谨惧，不以暴急为务也。如是者，乃险易之用也。”许洞之见，乃是以人统地，以地为我所用，而非全然依赖于地形也。地形险易殊甚，亦是相对而言，“当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同上）不以险地为险，不以易地为易，逆其道而行之，“险而易之，易而险之”，其中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用兵之术，知变为大　北宋许洞《虎钤经》中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虎钤经·三才应变》：“《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故用兵之术，知变为大。”强调为将帅者应能够“以变合于事”，如《孙子兵法》所言：“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又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见《九地》、《虚实》）

凡兵上义　北宋苏洵对用兵之“义利”关系的论断。《权书·心术》：“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认为用兵应将道义摆在首位，即使有利可图，但如果与道义相违背，也不可以行动。

为将之道　当先治心　北宋苏洵对为将者素质提出的基本要求。《权书·心术》：“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认为领兵将领首先应练就过硬的心理素质，做到不因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影响心智，影响决策。如此，方能虑事杂于利害，趋利避害，可以待敌。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南宋岳飞在长期作战生涯中所总结的用兵心得。岳飞隶宗泽后，屡有战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阵图，阵法，是在总结一般战争规律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常规战法，在具体作战中，往往难以应付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这就需要为将帅者，既要领悟兵法之常，领悟兵法之精髓，又不拘泥于具体的战阵形式。也是对《孙子兵法》“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不拘古法而胜　明太祖朱元璋用兵所持的战略原则。语见《明太祖实录》：“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当矢石，观战陈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亦何暇论古法耶？”认为两军作战，开合奇正的变化犹如风云变幻，只在顷刻之间。只有洞悉其变幻规律来驾驭战争，方为掌握制胜的要领。若单纯拘泥于一种战阵形势，不能适应战场变化，必定倾覆。

将之胜不若主之胜　明初谋士刘基提出的战略观点。语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尝与刘基论兵，基曰：“臣得侍左右，每观庙算，初谓未必皆然，及至摧锋破敌，动若神明，由是知任将在陛下。将之胜不若主之胜也。”认为将之胜乃局部一技之胜，主之胜乃全局战略之胜。

天道后举者胜　明刘基提出的战略观点。龙江之战前夕，陈友谅举巨舰数百，顺流东下，气势甚张，诸将或议退，或议降，唯刘基力主设伏诱敌。《明史·刘基传》：“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后举者”，指洞察全局之形势。朱元璋采纳刘基之策，在应天西南至大胜港设伏，大破陈友谅。

兵莫大于握其枢　用兵必先掌握关键所在。语见《投笔肤谈》。“夫兵莫大于握其枢。兵之枢，名义而已。我执其名，而加敌以恶名；我仗其义，而加敌以不义；则三军之出，烈烈炎炎，上洞于天，下彻于泉，中横乎四表。旌之所麾，士气奋而敌威摧矣。”《本谋》以为用兵第一要义在于“师出有名”。师之名，就是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