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曹操（155—220）　东汉末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无神论者。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早年曾做过洛阳北部尉、顿丘令和济南相。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公。汉建安二十一年（216）称魏王。其子曹丕代汉称帝，追赠魏武帝。政治上“揽申商之法术”，明赏罚，主张“诛不避权贵”，“用法峻急，有犯必戮”。行耕战，“重〔禁〕豪强兼并之法”。多次颁布“抑兼并令”，限制和削弱豪强地主的割据势力，力促中原统一。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主张“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广开言路，知人善用，并在实践中重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博览群书，尤好兵法，著《兵书接要》，整理并注释《孙子》十三篇。认为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兵无常势，盈缩随敌”（《孙子·虚实》注），因此要“因敌变化”，采取灵活战术，具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性不信天命之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认为“天”不过是四时、昼夜、风雨等自然现象而已，无目的、无意识。因此人们应当“因阴阳四时之制”而行，具有反天命思想。还主张“禁妖祥之言”（《孙子·九地》注），“除奸邪鬼神之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毁坏祠庙，禁断淫祀，反对迷信鬼神。善诗歌，其诗气势磅礴，豪迈悲凉，为建安文学的倡导者之一。曾作兵书十余万言（今佚）。有《曹操集》。

桓范（？—249）　汉末三国时政治家、思想家。字元则，沛郡（治今安徽濉溪西北）人。世为名门望族。汉献帝建安（196—220）末期，入丞相府。三国魏文帝黄初时，为羽林左监。后历任中领将军尚书、征虏将军、东中郎将、兖州刺史、大司农等。曾摘抄《汉书》所记各种杂事，以己意斟酌评点，撰成《世要论》一书。该书是一部政治哲学论著，又称《政要论》、《桓范新书》、《桓公世论》。凡十二卷。原书已散佚，《群书治要》辑有十四篇，《全三国文》列为一卷。所存篇目有《为君难》、《臣不易》、《政务》、《详刑》、《兵要》、《简骑》、《辨能》、《尊嫡》、《谏诤》、《决壅》、《赞象》、《铭诔》等。内容主要参以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实例，论述了君臣、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修身、治国之道，取儒法两家之长，提出“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和“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的思想主张。另有《桓范集》，已佚。

刘廙（180—221）　汉末三国时学者。字恭嗣，南阳安众（今湖北邓州西北）人。曹操辟其为丞相掾属，转任五官将文学。后又得到魏文帝曹丕器重。魏国初建时，为黄门侍郎。魏文帝即王位，为侍中。所著《政论》一书，是一部政治哲学论著，所存篇目有《备政》、《正名》、《慎爱》、《审爱》、《欲失》、《疑贤》、《任臣》、《下视》等。主张“以武平乱，以德治世”。强调“明君必须良佐而后致治，非良佐能独治也，必须善法有以用之”的政治思想，又对现实政治中的积弊表现出多方面的悲观情绪。

荀彧（163—212）　三国魏名士。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少有才名，初从袁绍，后附曹操。历官奋武司马、侍中守尚书令、光禄大夫参丞相军事。曹操“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三国志·魏书·荀彧传》）。积极推行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推贤进士，其“前后所举者”，皆“命世大才”，“卿相勋佐”，名重于时。

徐幹（171—218）　汉魏之际哲学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伟长。北海（郡治今山东潍坊西南）人。官至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中郎将文学。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名实关系上。认为“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中论·考伪》）。先有实，后有名，实是名的基础，名是对实的反映。指出“名有同而实异者”和“名有异而实同者”（《谴支》）两种情况，认为“名实之不相当也，其所从来尚（久）矣”（《审大臣》）。批评汉末真伪相冒、名实乖离的“乱德之道”。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开汉魏之际名理之学的先河。但又说“不闻为闻，不显为显”，认为无名实际上是最大的名，表现出其名实观有向玄学无名发展的倾向。主张分职设官，察举取士，循名责实。认为“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氏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智行》）。把才智的多寡作为品评人物的标准，表现出重才智、轻德行的用人观点，说“故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矣。如愆过多，才智少，作乱有余而立功不足”（同上）。为魏晋时期才性之辩做了准备。还反对当时流行的训诂章句之学，认为“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治学》）。主张“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同上）。对魏晋重义理、鄙章句的治学方法有较大影响。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徐伟长集》。

仲长统（180—220）　东汉末思想家、哲学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西北）人。少好学。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州之间。官至尚书郎，曾参丞相曹操军事。哲学上主张“人事为本，天道为末”，认为“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惟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见《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对自然意义上的天道则主张加以了解利用，“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同上）。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簋簠，惰者釜之，勤者钟之。时及不为，而尚得食也哉”（《齐民要术序》引）。并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批判以谶纬神学为主的“天命”说，指出：“故自审已善而不复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济者，其次也；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还抨击一些鬼神迷信、吉凶禁忌等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命定论，把“天命”解释为“角力”、“角智”的结果。将朝代的兴亡更迭看作是从乱世到治世再到乱世的循环往复，是“天道常然之大数”（《后汉书·仲长统传》）。在认识论上重视人的“智”与“能”，主张言与行、名与实的统一和是非的客观性。抨击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指出：“知言而不能行谓之疾，此疾虽有天医奚能治也”，“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能正是北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意林》）。在政治上反对外戚宦官专权，抨击君主的独裁，主张任用“通治乱之大体者”和“知稼穑之艰难者”为辅佐官吏，实行德政教化。后对封建专制政治本身发生怀疑，产生悲观主义，认为“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以及今日，名都定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后汉书·仲长统传》）。对现实愤慨叹息，而思“隐世”与“入仙”，要逍遥一世之上，“永保性命之期”（同上）。著作有《昌言》，大多已佚。仅《理乱》、《损益》等篇存于《后汉书》本传中。《群书治要》、《意林》等书，也存有断文。清马国翰、严可均都存辑本。

诸葛亮（181—234）　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早年孤贫，随叔父诸葛玄投奔荆州刘表，迁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躬耕陇亩”（《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为刘备三顾草庐所请，充任刘备军师。蜀汉政权确立，任丞相，长期主持军政庶务。后又辅助幼主刘禅，用兵西南，六出祁山，联吴伐魏。后病死于渭水前线。一生以“成霸业，兴汉室”为政治目标。对汉室败落痛心疾首，对董卓、曹操怀无君之心深恶痛绝。主张确立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便宜十六策·治乱》），“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便宜十六策·君臣》）。强调治理国家须顺天意，“万物之事，非天不生”（《便宜十六策·治国》）。认为继承皇纲，兴复汉室，才为正统。主张儒法并举、德刑兼施治理蜀汉，“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答法正书》）。并主张以法治军，“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论斩马谡》）。根据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的思想，提倡“以身作则”，说“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便宜十六策·教令》）。强调赏罚公平。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前出师表》）。提倡“举贤”，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进用贤良、退去贪懦”。还强调“为官择人”，“循名责实”。提出对臣下进行“察疑”、“考黜”。推行“以农富国”、“兵农合一”的耕地政策。尤好兵法，著《兵法》一书。指出“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提出“出其不意”，“奇正相生”，“避实击虚”等战略战术（《便宜十六策·治军》）。著有《出师表》、《隆中对》、《便宜十六策》等，著作编为《诸葛忠武侯文集》。

刘劭　三国魏文学家。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约与东海缪袭（186—245）同时。汉建安年间为太子舍人、秘书郎。后仕曹魏，历官尚书郎、陈留太守、骑都尉、散骑常侍。曾受诏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作《皇览》一书。又与庾嶷、苟洗等定律令，作《新律》，著《律略论》。景初年间曾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善于鉴察人物。重视发挥人的才能，著《人物志》，集中探讨了选拔人才的标准原则问题。依照人的才能不同，把人分为“三材”及“十二流品（类型）”（《人物志·流业》）。认为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九征》），人的外表可以表现人的精神，主张从人的“形质”观察人的才能和性情。在才性关系上，认为“人物之本，出于情性”，即以情性为本，决定人的才能，人的情性器量，又以“中和最贵”，“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同上）。对于人物的评论由具体到抽象，对开启魏晋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有一定影响。又认为圣人以中庸为其德。以道家“无名”解释儒家“中庸”，表现出儒道合流的倾向。在对人物的评论中涉及名实与谈辩等逻辑问题。提出“观其至质，以知其名”（《效难》），“辩有理胜有辞胜”（《材理》）。并对正面说理，善喻明理，论难反驳，论辩才能与气质才性之关系等问题作了讨论。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认为“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宜”，“材能既殊，任政亦异”（同上），主张“量能授官”，用其所长。在其鉴察人物中用的骨、气、形、神等概念，后来成为重要的美学范畴。著作除《人物志》外，其余《法论》、《乐论》等，均佚，残存辑文后收入《全三国文》。

何晏（190—249）　三国魏玄学家。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汉大将军何进之孙，七岁随母在魏武宫中，操纳晏母，晏即同时被收养。少时明慧若神，深为操所宠爱。“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三国志·魏书·曹爽传》附《何晏传》注引），人称“傅粉何郎”。曹爽秉政，作为心腹，累官侍中尚书，典选举。《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引《辂别传》说何晏“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后为司马懿所杀。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遂开一代风气。好老庄玄胜之谈，为“贵无”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认为“无”或“道”是天地万物的最后根据和阴阳万物赖以化生成形的始基：“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而成”（《列子·天瑞》注引《道论》）；“无”或“道”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并认为“无”或“道”是人得以“成德”的依据，具有“无爵而贵”的功能，提出：“无也者，无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还提出“无”或者“道”是“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列子·天瑞篇》注引《道论》）。由此认为“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列子·仲尼》注引《无名论》）。并认为“无名”、“无誉”的“无”或“道”可使天下事物相从而不违。主张“圣人无情”，何劭《王弼传》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注引）。此论已佚，但从王弼驳辞中可知，晏认为圣人无累于物，不应与外物接触，而要以“无为”为体，反映在当时“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问题上，则表现为重“自然”而轻“名教”。认为道德名教源于“无”或“道”，出于自然。反对执著于道德之名或人为的道德规范，强调遵循自然无为的原则：“体无作制，顺时立政”，“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景福殿赋》）。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德者无为，犹北辰不移，而众星共之”（《论语集解·为政》注）。曾以老释儒，作《论语集解》。其《论语集解》就“《鲁论》集季长等七家，又采《古论》孔注，又自下己意”（皇侃《论语义疏》），开义说风气，变汉代《春秋》中心为魏晋《论语》、《周易》中心。好品题人物，并好服寒食散。著作除《论语集解》外，其余《道德论》、《无名论》、《无为论》等残篇，散见于《列子注》、《世说新语》中。

何平叔　即“何晏”。

曹植（192—232）　三国魏文学家。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之子。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早年以才学为曹操所宠，欲立为太子。丕称帝后，备受猜忌；及曹叡继位，仍不能施展怀抱，遂郁闷而终。擅长五言诗及抒情小赋，情感真切，词采华茂，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美学思想上，以直抒胸臆，表现强烈的感情为美，体现了汉末儒学衰颓、个性比较解放时期的审美情趣。又说：“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与杨德祖书》）认为人们的审美能力和趣味存在差别，甚至存在与一般人的美丑认识相违异、以丑为美的情况。重视文学艺术批评，认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同上），须有高度的文艺修养、擅长于文艺创作者，方可从事批评。政治上主张“事君贵于兴国”、“仁君不能蓄无用之臣”（《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反对神仙不死说，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原有集，已散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

陆凯（198—269）　三国吴名将。字敬风，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吴国丞相陆逊族子。曾官永兴、诸暨长吏，儋耳（今海南儋州）太守、巴丘督、武昌右部督等，官至左丞相。针对孙皓迁都武昌一类的时政弊端，多上书直言，指出：“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主张“息大功，损百役，务宽荡，忽苛政”。著作有《吴先贤传》、《太玄经注》、《陆凯集》。

荀（约204—274）　魏晋之际学者。字景倩。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历任魏散骑侍郎、侍中、骑都尉、司空等职。入晋，官至太尉。曾受诏与羊祜、庾峻等删定礼仪，撰定《晋礼》。后又受诏定乐，未竟而卒。著作有表、议等，散见于《通典》、《晋书》。

山涛（205－283）　魏晋之际玄学家、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孤贫，好《老》、《庄》。王衍称涛“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世说新语·赏誉》）。后依附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郎、大将军从事中郎、相国左长史等官。入晋，任大鸿胪，出为冀州刺史，入任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后拜司徒。位至三公，历官显要。每选用人物，新作评论，世称“山公启事”。原有集十卷，已佚。《全晋文》辑有“启事”五十余则。另有《表》、《疏》等载《晋书·山涛传》。

山巨源　即“山涛”。

李丰（约206—253）　三国魏名士。字安国。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历官黄门郎、骑都尉、永宁太仆、侍中尚书仆射、中书令。后与张辑、夏侯玄等谋诛司马师，事泄被杀。少有显名，主才性各异说。以善于识别人物著称于世。魏明帝即位，问吴人“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答称“闻有李安国者是”（《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引）。

管辂（209—256）　三国魏术士。字公明。平原（今属山东平原西南）人。初为清河太守华表文学掾，后冀州刺史裴徽辟为文学从事，迁治中别驾、少府丞。自称“未能上引圣人之道”，“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尤善卜筮、射覆、仰观、风角、占相之道，世人遂以辂比京房，誉为“一代之奇”。

荀粲（约209—238）　三国魏玄学家。字奉倩。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曹魏谋士荀彧之子。与傅嘏、夏侯玄友善。不贵功名，尚谈玄远，善于论难。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老庄，认为儒家“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秕糠”（《世说新语·文学》注）。对《易传·系辞》所说“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表示异议，提出“言不尽意论”，认为“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晋阳秋》）。认为“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夏侯玄（209—254）　三国魏玄学家。字太初。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少知名，时称“四聪”之一。历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中护军、大鸿胪、太常等官，累居显职。因与中书令李丰等谋诛司马师，事泄被杀。善清谈，何晏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玄）是也”（《三国志·魏书·何晏传》注引《魏氏春秋》）。正始年间与何晏、王弼等倡导玄学，开一时风气。认为“道”或“无”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张湛《列子·仲尼注》引）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认为“自然”高于“名教”，“君亲上下出于自然”，非由名教。原有集三卷，已佚。今仅存《乐毅论》、《时事议》、《皇胤赋》等，载《艺文类聚》及《三国志》中。

傅嘏（209—255）　三国魏文学家。字兰硕。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历任魏司空掾、尚书郎、黄门侍郎等官。因讥弹何晏，免官。后为司马懿从事中郎，任河南尹，迁升尚书仆射。善言名理，尤好论才性。主“才性同”说。其论“原本精微，鲜能及之”（《世说新语·文学》及注）。善于论难，曾著有《难刘劭考课法论》，主张“法应时务”，“循名考实”，广尽人才。原有集二卷，已佚。今存《黄初颂》、《征吴对》等文，载《艺文类聚》及《三国志》中。

荀融　三国魏学者。字伯雅。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约与王弼同时。官至洛阳令，参大将军军事。与王弼、钟会俱知名，并与弼、会论《易》、《老》。曾难王弼《大衍义》，其难文不传，从王弼答文中所知，荀融主张圣人应“以情从理”，与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之论略同。

阮籍（210—263）　三国魏玄学家、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一生经历两次“禅代之局”。曾任从事中郎、东平相、步兵校尉等职，故世称“阮步兵”。博览群籍，尤好《老》、《庄》，纵酒谈玄，蔑视礼法，与嵇康齐名。“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不满司马氏政治集团，但态度谨慎。自然观上，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一切皆以“自然”为本，“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指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的产物，“人生天地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还认为自然界和万物的关系和谐一致，“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同上）。以“道”为自然，为世界宇宙之本原，说：“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通易论》）否定在自然之外有精神性的主宰，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但又同意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同上）。政治思想上，折中“自然”与“名教”。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指斥一些维护名教的“士君子”为造音乱声，作色诡形的伪君子，他们“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同上）。幻想一种无君无臣的社会，“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同上）。又主张“定尊卑之制”，“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通易论》），认为“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乐论》），并不真正主张废弃“名教”。认为完善的人格应是“超世绝群”，“遗俗独往”，无是非善恶之分，这样就可以“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大人先生传》），故主张一种“不以人物为事”的消极避世的人生观，主张“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其诗隐晦、渊放，长于五言，有《咏怀》八十二首。长于音乐，善弹琴，作《乐论》，认为清淡平和之乐是宇宙和谐的体现，“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圣人作乐是“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乐论》）。反对“淫声”、“奇音”，认为其能致人“纵欲奢侈”，败坏风俗。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阮步兵集》。

阮嗣宗　即“阮籍”。

傅玄（217—278）　魏晋之际哲学家。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性刚劲亮直。历官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封鹑觚男。司马炎为晋王，以玄为散骑常侍，后任御史中丞，迁太仆，转司隶校尉。少时孤贫，专心诵学，后虽显贵，但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收录成集，名为《傅子》。哲学上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天地著信而四时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傅子·义信》），而规律是“时至自生，非德之力”（《附录》），人的“德行”不能代替自然规律的作用。在人性上认为，“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物理论》）。“夫贪荣重利，常人之性也”（《戒言》），人性可以通过“礼义之教”去改变和造就，否认有天赋道德。“家足食，为子则孝……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晋书·傅玄传》），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社会矛盾中的经济内容对道德伦理的作用。政治上主张“计人置官”，“分人授事”，“听言审本”，“观事核实”。反对虚无放诞之论，对当时的玄学空谈进行了批评，认为“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晋书·傅玄传》）。强调以儒学为本，“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同上）。今存《傅子》为后人所辑，其中文义较全者仅十数篇。

杨泉　魏晋之际哲学家，无神论者。字德渊。梁国（治今河南商丘市南）人。一生隐居著书，终身不仕。对天文、地理、历法、物候、农学、医学等均有研究。哲学上主元气论。提出“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的命题（《物理论》），认为宇宙万物统一于“水”或“气”。但对宇宙由气还是由水构成，未加详释。他不同意浑天说与盖天说，认为二者都有缺点，因而提出“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同上），又说：“气发而生，精华上浮，宛转随流，名之曰天河，一曰云汉，众星出焉”（同上），气又有清浊之分，“石，气之核也”，“游浊为土”，水也是一种气，只是比土之气更为轻疏。由此提出“气积自然”，认为天地万物乃“阴阳之产物”，是“气陶化而播流。物受气而含生”（同上），具有鲜明的朴素唯物论倾向。在形神问题上，继承了桓谭、王充的形神关系学说，主张神灭论。认为“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也，灭也”（同上）。形死神灭，犹“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同上）。尖锐地批评贵无论思潮是“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同上）。反对当时士族专政，提出“审官择人”，提出“人主以政御人，政宽则奸易禁，政急则奸难绝”的思想（同上）。有《物理论》、《太玄注》等，均佚。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辑有《物理论》一卷，清严可均《全三国文》、马总《意林》等辑有部分佚文。

裴徽　三国魏玄学家。字文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仕至吏部郎、冀州刺史。才理清明，能释玄虚。常与何晏、王弼等共说《老》、《庄》及《易》，“每论《易》及老庄之道，未尝不注精于严、瞿之徒也”（《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主张“贵无”，认为“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同上）。时傅嘏与荀粲玄谈，每致共语，争论不休，徽遂“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深得时誉（《世说新语·文学》及注）。

刘颂（？—约301）　魏晋时学者，字子雅，广陵（今江苏扬州）人。魏文帝时，辟为相府掾，入晋，历官中书侍郎、黄门郎、议郎、廷尉、京兆太守、吏部尚书、光禄大夫等。曾作《除淮南相在郡上疏》，主张封建诸侯，认为“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针对“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的情况，作《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提出“善用法者，忍违情不厌听之断，轻重虽不允人心，经于凡览，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指出“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主张“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还作有《上疏请复肉刑》。著作有《刘颂集》。

阮咸　西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字仲容。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阮籍之侄。晋武帝时，曾任散骑侍郎，后出补始平太守。崇尚老庄，纵酒放荡，不拘礼法，“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晋书·阮籍传》）。曾与诸阮聚饮，以大盆盛酒，时有群猪来饮，他便与猪共饮。著作仅存《律议》残篇和《拟天问》佚文，载《艺文类聚》中。

刘伶（约221—300）　西晋玄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伯伦。沛国（治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曾任魏建威将军。泰始初对策，强调无为而治，被黜免。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刘伶传》）。有客来访，正值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宇为裈衣，诸君自不当入我中，又何恶乎？”（《世说新语·任诞》注引）蔑视礼法，放浪形骸，性尤嗜酒，主张“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晋书·刘伶传》）。有《酒德颂》，载《晋书》等书中。

钟会（225—264）　三国魏玄学家。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历官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司隶校尉，进为司徒。综典朝政，为司马昭心腹之任。曾构陷嵇康，遭世所讥。灭蜀后谋叛，为乱兵所杀。会“博学明识”、“精练名理”，对《老》、《易》均有所及。尝论《易》无互体，并注《老子》。提出体用问题，并与王弼相对立。认为有是体，无是用，“‘有’‘无’相资，俱不可废”；“‘体’‘用’相借，咸不可无”（《道德真经取善记》引钟会《老子注》）。又撰有才性《四本论》，主“才性合”说，认为“才”与“性”不能分离。主张“圣人”无喜怒哀乐。有《道论》、《老子注》、《周易无互体论》等，均佚。《道藏》中辑有《老子注》部分佚文。明人辑有《钟司徒集》。

嵇康（225—264或224—263）　三国魏哲学家、文学家。与阮籍、山涛、向秀等作“竹林之游”，世称“竹林七贤”。原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后迁至谯国铚（今安徽濉溪西南），改姓嵇，字叔夜。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与曹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阮籍齐名。因刚肠疾恶，不堪流俗，“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十疑》），“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不满司马氏集团执政。在太学活动中抨击时政，后遭钟会构陷，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为司马昭所杀。将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在自然观上，主张元气自然论，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太师箴》），认为宇宙间充满了浩浩无边的元气，人和万物都是由天地间阴阳二气的结合和作用而衍生的。在心物关系上，主张“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声无哀乐论》），肯定声音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自然之物”。并认为声音和人的思想感情是不相关的，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否认二者之间的任何联系，混淆了作为自然状态的声音和作为意识形态的音乐之间的界限。善辩论，精名理，在名实关系上主张“因事与名，物有所号”（《声无哀乐论》），认为名是事物的标志，同一事物因为地域、风俗殊异而有不同的名号，名称是据事物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强调“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反对“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声无哀乐论》）。并反对“以周孔为关键”、“立六经以为准”的思想方法，强调只有摆脱“六经”的束缚，才能认识真实事物。在形神关系问题上，反对形神相离，主张“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形神相亲，表里俱济”，认为形神相须才能维持人的生命。在政治伦理思想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认为“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不满儒家繁琐礼教，以为“六经”束缚人性，“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认为这样便可“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声无哀乐论》），“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答向子期难养生论》），达到一种无矛盾、无斗争的和谐社会。主张养生，“少私寡欲”，常修养性服食之道，就能祛病延年。反对寿夭命定论，但又相信有长生不死的神仙和住宅有吉凶。其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其诗长于四言，风格清俊，托喻幽远。精通乐理，善鼓琴，曾作《琴赋》，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琴赋》），并以弹《广陵散》而著称于时。有《嵇康集》。后人辑本以鲁迅校《嵇康集》最为详备。

嵇叔夜　即“嵇康”。

嵇中散　即“嵇康”。

王弼（226—249）　三国魏玄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者之一。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汉末著名士族王粲的侄孙。少年即有盛名，好论儒道，通辩能言，曾与何晏、钟会讨论“圣人”有无喜怒哀乐问题，与荀融讨论《周易》大衍义等。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誉，何晏叹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遂以弼补台郎。弼善谈玄理，而事功亦非所长。正始十年（249）因事免官，后病故，死时年仅二十四岁。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开玄风，竞事清谈。对《老子》哲学中的“先天地生”的“道”和“有生于无”作了玄学解释。提出“万物皆由道而生”（《老子注·三十四章》），而“道者，无之称也”（邢昺《论语疏》卷七引《论语释疑》），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最高本体——“道”或“无”。指出“无形无名，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并指出“道”或“无”是无法用名、称去把握的，“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老子指略》），说明名称概念总是就事物某一部分特征来反映事物的。把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引向以无为体，强调“贵无”而“贱有”，“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注·四十章》）。因此“天地虽广，以无为心”（《老子注·三十八章》）。但又强调“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周易·系辞上》韩康伯注引《大衍义》）；作为万物之宗的“无”，不能独立自明，必须通过“有”，才能从天地万物的存在上去明了“无”是万物之宗。并从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关系来论证“以无为本”。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的命题，“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并进一步强调，“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把“言”、“象”看做“得意”的障碍。其命题对后人力求通过具体物象以体会深奥意趣的美学思想及“意象”范畴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在“名教”与“自然”关系上，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反对把名教规范和自然本性对立起来。认为即使孔子也不能去自然之性，“遇之不能无乐，表之不能无哀”（《论语释疑》）。并认为只要符合“自然”、“无为”的原则，设官分职，那么“名教”则是完全必要的，以调和“自然”与“名教”。曾与傅嘏讨论孔老异同，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所不足”（《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认为孔子比老子高明，他口讲名教，实是“体无”。并提出圣人“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老子注·二十三章》）。以援老入儒，融合儒道。反对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认为圣人也有五情，“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圣人与众人的区别仅在于“应物而无累于物”（同上）。政治上则主张“治众者至寡”（《周易略例·明录》），“执一统众之道”（《论语释疑》），以维护君主、圣人的绝对统治地位。并提出一套防止邪恶的“举本息末”方法，认为“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在乎不尚，不在善听”（《老子指略》）。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弼集校释》，首次汇集了王弼全部著作，并加以校释。

王辅嗣　即“王弼”。

向秀（约227—272）　魏晋之际玄学家、文学家。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与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刘伶、阮咸并称“竹林七贤”。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后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为避祸计，不得已而出仕。官至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向秀传》）。好老庄之学，据《晋书·向秀传》，他曾作《庄子隐解》，于旧注外为解义，“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目前一般均认为向秀注本已佚，佚文散见于《世说新语》、《列子注》、《文选注》、《经典释文》等著作中。在自然观上提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的主张，认为“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吾之所化，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列子·天瑞注》引）否认有一“生生者”作为万物的主宰，认为万物是自生的。但同时又认为“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同上），最终承认有一个“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即自然：“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表现了其思想仍未摆脱“贵无论”的影响。作《难养生论》一文，认为“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这些都是“自然之理”，“但当节之以礼耳”。主张顺应“自然之理”，反对用压抑性情的办法求长生。在当时具有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倾向，反映了他“以儒道为一”的政治态度。主张“君臣上下”，皆出于“天理自然”，不可因“逍遥”而违反“名教”。擅诗赋。曾著《思旧赋》以吊嵇康、吕安，载《文选》和《晋书》本传中。另有《周易注》，已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存有部分佚文。

向子期　即“向秀”。

庾峻（？—273）　魏晋之际学者。字山甫。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魏时举为博士，迁秘书丞，拜侍御史。入晋，迁司空长史，转秘书监、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谏议大夫。潜心儒籍。不满时俗放荡，主张“设官分职”，“量能授爵”，“名实双修”（《晋书·庾峻传》），反对浮华趋竞之风。原有集二卷，已佚。今存《上疏请易风俗兴礼让》、《祖德颂》，分载《晋书·庾峻传》与《艺文类聚》中。

袁准　魏晋间学者。字孝尼，陈郡扶乐（今河南太康）人。晋泰始年间任给事中。曾作《袁子正书》，该书是一部政治哲学论著，设有《礼政》、《经国》、《设官》、《政略》、《论兵》、《王子主失》、《厚德》、《用贤》、《悦近》、《贵公》、《治乱》、《损益》、《世治》、《刑法》、《人主》、《致贤》、《明赏罚》等篇目，从礼法关系、德刑关系、公私关系、君臣关系、官民关系等多个方面提出并发挥其政治观点和主张。提出治国应以仁义、礼制、法令、刑罚为大体，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仁义与刑法“两通而无偏重”，主张“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还提出“礼与法，首尾叶；文与武，本末也”、“礼正而后法明，文用而后武法”、“礼法得，则民无私虑”等观点，还反对虚设官位，主张省官富民等等。对当时政治弊端也有所批评。著作还有《易传》、《周官传》、《诗传》等。

张邈（？—约291）　魏晋间学者，字辽叔，一作叔辽。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三国魏时任辽东太守。入晋后为官晋武、晋惠二朝。与嵇康多有论难。曾作《自然好学论》，嵇康为反驳他而作《难自然好学论》，均收入清严可均辑《全晋文》中。在《自然好学论》中，他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惧欲之情是不教而能，自然所有；而且“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触意，八情必发”。同时，人的“昼坐夜寐，明作暗息”也是“天道之常”。人们总是“事以未来，而情以本应”；“即使六艺粉华，名利杂诡，计而复学，亦无损于有自然之好也”。此论体现出反名教、尚自然的思想意味。又作《宅无吉凶摄生论》，认为“寿夭之不可求也，甚于贵贱”，“性命自然，不可求矣”，并指出“善执生者，见性命之所宜，知福祸之所来，故求之实而防之”，又说“专气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性情之所宜，而合于养生之正度，求之于怀抱之内而得之矣”，均反映出其崇尚自然的人生理念。

成公绥（231—273）　西晋文学家。字子安。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人。博览经传，后征为博士。仕至秘书郎、秘书丞、中书郎。善辞赋，解音律。曾与贾充等参定法律。著有《天地赋》，描写天地的形成与变化。认为“天地至神，难以一言定称……气而言之，则曰阴阳”。但在天地形成之前有一个“道虚而玄清”的“自然之初”的阶段，然后经过“太素”的纷淆混杂，才开始“有物而混成”，反映出“贵无论”倾向。还著有《钱神论》，残篇今存《太平御览》。原有集十卷，已佚。明人辑有《成公子安集》。

刘智（？—约289）　西晋学者。字子房。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仕魏，为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为颍川太守，入为秘书监；仕晋，迁侍中、尚书、太常等。把天象与人事相比附，认为人事“皆应天地之象”（《论天》），日为“君尊之象”，月为“臣卑之道”，“五星象五常，托四时，成五事”（同上）。在天体论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有《论天》、《丧服释疑论》等。

张华（232—300）　西晋文学家、博物学家。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人。出身庶族。初未知名，著《鹪鹩赋》自寄。阮籍誉为“王佐之才”，由是声名始著。仕魏任著作郎、中书郎等。入晋，为黄门侍郎、中书令、太子少傅、司空等。后与裴同被赵王司马伦所害。工于诗赋，博物洽闻，“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晋书·张华传》），名高一世。原有集十卷，已佚。有《博物志》。明人集有《张司空集》。

王戎（234—305）　西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豫州刺史，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官至司徒、尚书令。善清谈，不务政事。史称其善鉴识，尝品评山涛、王衍、裴等，深得时誉。贪吝好利，广有庄园，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恒若不足”（《晋书·王戎传》）。为世人所鄙。

乐广（？—304）　西晋玄学家。字彦辅。南阳淯阳（今河南南阳南）人。历官元城令、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侍中、河南尹、吏部尚书仆射、尚书令等。时人称“乐令”。善清言，“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晋书·乐广传》）。与王衍俱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同上）。时王澄、胡毋辅之等贵游子弟，谓得大道之行，甚至以脱衣裸体为放达。广深患之，乃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认为“自然”不能脱离“名教”，故常“清己中立，任诚保素”（《晋书·乐广传》）。

司马彪（？—约306）　西晋经学家、史学家。字绍统。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为晋朝皇族。曾任秘书丞、散骑侍郎等职。著有《庄子注》、《九州春秋》等。所著《续汉书》八十卷，论次东汉史事，纪、志、传均备。纪、传部分已佚，仅存八志三十卷，北宋以后配合范晔《后汉书》（范书只有纪、传）刊行。

裴楷（240—299）　西晋名士。字叔则。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初辟相国掾，迁尚书郎。与张华、王戎并掌机要，复加光禄大夫。博览群籍，尤精《易》、《老》。少与王戎齐名。善品评人物，对乐广、夏侯玄、钟会、傅嘏等当时名士均有鉴评，著称于世。原有文集二卷，已佚。

鲁褒　西晋隐士、无神论者。字元道。南阳（今属河南）人。好学多问，以贫素自立，一生未仕。《晋书·鲁褒传》：“元康（291—299）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盖疾时者共传其文。”认为在当时的社会里，成败、安危、贵贱等“皆在乎钱，天何与焉？”（《钱神论》）针对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提出“死生无命，富贵在钱”，“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具有无神论倾向。对当时“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金钱），皆无已已”（同上），一心追求金钱的贪婪本性作了揭露，指出一时有钱，可以“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钱，即使“才如颜子，容如子张”，也一事无成。所著《钱神论》收入清严可均辑《全晋文》中。

潘尼（250—311）　西晋文学家。字正叔。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潘岳之侄。自少有才，与潘岳俱以文章知名。世称两潘。初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后拜太子舍人，历黄门侍郎、侍中、秘书监、中书令，永嘉中迁太常卿。曾作《安身论》，议论人的安身立德之道。倡言“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以此反对品德上的自私和多欲，并认为“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他还指出：“安也者，安乎道者也。进也者，进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而且将此上升到保国家治万物的层面：“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进德而不能处富贵，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最终以此勉励当时学者“治其内而不饰其外，求诸己而不假诸人”，通过以道德自律，“忠肃以奉上，受敬以事亲”。同时“可以御一体，可以牧万民，可以处富贵，可以居贱贫，经盛衰而不改”，造就出君子的高尚品德，则足可以安身立命。著作辑为《潘太常集》。

鲁胜　西晋逻辑学家。字叔时，代郡（治今山西蔚县东北）人。少有才操，为佐著作郎，元康二年（292）迁建康令。精研历法，著《正天论》。后“称疾去官”，隐居山林，虽有举荐而终不肯复仕。在先秦名辩学逐渐衰微的情况下，著《墨辩注》，集《形名》二篇，自谓对名辩学起了“兴微继绝”的作用。其思想以先秦名家为宗，尤重形名。认为概念能够辨别同异，表述是非，故“别同异，明是非”为“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主张“正名”说。分析先秦名辩学发展的渊源和师承，认为名学始于孔子“正名”，墨子“作辩经以立其名”，“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概括分析了先秦名家的主要命题。认为“坚白之辩”是因为“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无厚之辩”是因为“名必有分，明分莫如有无”；“两可”之论是因为“是有不是，可有不可”；“辨同异”是因为“同而有异，异而有同”，“辨同辨异”是因为“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其著作大部分已佚。今仅存《墨辩注叙》，载《晋书》中。

郭象（252—312）　西晋玄学家。字子玄。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东）人。少有才理，好《老》、《庄》，善清谈。经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熏灼内外”，辟司徒掾，历任黄门侍郎、豫州牧长史、太傅主簿等官职。长于议论，“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世说新语·赏誉下》）。“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晋书·向秀传》说他在向秀《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述而广之”，作《庄子注》。以注《庄》的形式阐发“独化于玄冥之境”（《齐物论注》）观点。认为“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由此提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同上）等一系列命题。认为万物乃“块然而自生”（《齐物论注》），反对以“无”或“道”为宇宙本体和万物本源的学说。但又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各自独立、互不相关，“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大宗师注》），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独生而无所资借”（《知北游注》），“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齐物论注》），最终又否认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和原因，甚至排斥任何因果联系，“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万物虽异，至于生不由知，则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冥）也”（《齐物论注》）。并由此主张“自足其性”，“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同上）。把“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看作是一种神秘而不可抗拒的“命”的安排：“天之所生者，独化也”，“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大宗师注》）。结果导致神秘主义的“独化论”，“突然自生，则不由我，我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违”（《则阳注》）。在“名教”和“自然”关系上，则认为“名教”和“自然”并无矛盾，“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主张“名教”即是“自然”，“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认为“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不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既肯定儒家的名教之治，又倡导道家的无为自然，合儒道为一，以此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著作除《庄子注》完整保存外，另有《论语体略》、《老子注》、《致命由己论》等，均佚。仅部分佚文散见于皇侃《论语义疏》及《道藏》中。

郭子玄　即“郭象”。

王衍（256—311）　西晋玄学家。字夷甫。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北）人。历任太子舍人、尚书郎、黄门侍郎、尚书令、太尉等官。崇尚老庄，为玄学贵无论的倡导者之一。甚重何晏、王弼“以无为本”论，屡次攻难裴的“崇有”之论。因他累居显职，选举登朝，皆以衍为首；名士达人，多为所亲昵，矜高浮诞遂成风俗。后为石勒所杀。将死，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王衍传》）

庾敳（262—311）　西晋玄学家。字子嵩。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初为陈留相，后升吏部郎，参太傅司马越军事，转军咨祭酒。与王敦、胡毋辅之、王澄俱为王衍雅重，时称“四友”（《晋书·胡毋辅之传》）。口谈虚浮，不理政务。自谓是老庄之徒，常袖手静默，“未尝以事婴心”。认为“宇宙微细”，人生短暂，存亡均齐，荣辱同贯，追求所谓“飘飖玄旷”，“与自然并体”（《晋书·庾敳传》）的精神境界，反映出逃避现实、消极出世的思想倾向。著作仅存《意赋》、《幽人箴》，分别载于《晋书·庾敳传》与《艺文类聚》中。

王敦（266—324）　东晋名士。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北）人。历任驸马都尉、散骑常侍、侍中、中书监、扬州刺史、尚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善清谈。与王澄、庾敳、胡毋辅之，俱为王衍所昵，号为“四友”（见《晋书·胡毋辅之传》）。东晋永昌元年（322）以清君侧诛刘隗为名，率兵入石头城，挟制晋帝，遂拜丞相、江州牧，后还武昌。明帝立，敦自为扬州牧。原有集十卷，已佚。今存《辞荆州牧疏》、《上书言王导》、《上书罪刘隗》等文，载《晋书·王敦传》中。

裴（267—300）　西晋哲学家。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出身士族。曾任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尚书左仆射等职。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自少知名，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若武库五兵纵横”。雅望素隆，深得时誉。曾与司空张华反对惠帝后贾氏乱政，并回绝赵王司马伦多次求官，遭伦忌恨，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著《崇有论》以反对何晏、王弼的“贵无”学说。注重现实存有事物，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说：“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在有无关系上，提出“始生者，自生也”，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反对在万有之上寻找世界的本体。指出“无”只是“有”消失的状态：“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针对贵无论在万有之外寻找事物变化根源的观点，提出“化感错综，理迹之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认为万物的变化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探求事物规律的基础和根据，“理”本身必须以“有”为体。还认为事物虽是“自生”，但每个事物都是万物整体的一部分，要依靠别的东西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夫品而各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因此“济有者皆有也”，不是“无”济“有”。从维护封建名教出发，他对当时名士所倡导的崇尚虚无之风进行了抨击。认为“贵无论”者“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结果形成“立言籍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的风气，对治理社会和维护名教带来很大危害，必将导致“遗制”、“忘礼”，破坏封建等级贵贱的秩序。主张“无为”应当是君主“选贤举善”，“居任得人”（见《群书治要》卷二十九引《晋书·百官志》），以“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同时要“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其“无为而治”的观点和“始生者自生”的观点对后来的郭象有较大影响。著作除《崇有论》得以保存外，《贵无论》、《辩才论》等均佚，残文散见于《晋书》等书中。

欧阳建（约269—300）　西晋哲学家。字坚石。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人。豪强大族石崇之甥。历官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有才华，甚得时誉。擅名北州，时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见《晋书·石苞传》）。因参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被赵王司马伦所杀。时年三十余。在当时“言意之辩”中，作《言尽意论》，探讨了名实、言意关系，驳斥了流为风尚的“言不尽意”论，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认为世界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们对事物的“言”、“称”而转移，“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并认为“言”、“称”对客观事物的存在不起任何作用，“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还认为客观事物没有固定的自然名称：“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但同时又认为客观事物虽然无待于言，但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语言、概念是不可缺少的，“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信”。人们对于客观的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不通过“名”和“言”便无法分辨和表达；“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鉴识至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充分肯定了语言、概念在人们认识中的作用。并强调“言”是能够精确地“辨其实”、“宣其志”的。还把“物”、“实”和“名”的关系，解释为形与影的关系：“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认为“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语言、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而是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最后认为名与实“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在理论上批驳了“言不尽意”论。著作仅存《言尽意论》一文，载《艺文类聚》。

胡毋辅之（约269—约318）　西晋玄学家。字彦国。奉高（治今山东泰安市东）人。历任繁昌令、尚书郎、司徒左长史、建武将军、乐安太守。后东海王越引为从事中郎，复补振威将军、陈留太守。永嘉之乱，避难江左，元帝以为安东将军咨议祭酒，迁扬武将军、湘州刺史。少擅高名，为兖州“八伯”之一，世称“达伯”。又与王澄、王敦、庾敳等号为“四友”。自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脱帽，赤胸裸体，不视郡事。崇尚虚无，口谈浮虚，“如锯木屑，霏霏不绝”，时尚玄谈者誉之“诚为后进领袖”（《晋书·胡母辅之传》）。

阮修（270—311）　西晋玄学家，无鬼论者。字宣子。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官鸿胪丞，转太傅行参军、太子洗马。好《老》、《易》，善清言。不信鬼神，认为人死后不能为鬼。尝言“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晋书·阮籍传》）伐社树，人止之，他驳斥说：“若社而为树，伐树则社移；树而为社，伐树则社亡矣。”（同上）原有集二卷，已佚。今存《大鹏赋》、《上巳诗》分载于《晋书》和《初学记》中。

王澄（约272—316）　西晋名士。字平子。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北）人。历任成都王颖从事中郎、东海王越司空长史、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等职。少历显位，不务政事，以虚浮为业。素为王衍所重，常与王敦、谢鲲、庾敳、胡毋辅之等亲昵戏游，“酣宴纵诞，穷欢极娱”，终日以放任为达，甚至脱衣裸体，嗜酒荒放。

郭璞（276—324）　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多才，东晋初为著作佐郎，后王敦任为记室参军。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相传能禳灾转祸，通致无方，被道教奉为水府仙伯。道教谓其尸解仙去。有《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游仙诗》等。原有集数十万言，已佚。今传《郭弘农集》，系明人辑本。

王导（276—339）　东晋名士。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北）人。历任安东司马、司徒、大司马等。元帝为琅邪王时，导知天下已乱，因此劝他广收贤俊，潜有兴复中原之志。及元帝继位，以导为丞相。后受遗诏辅明帝，又受明帝遗诏辅成帝。事历三朝，出将入相，朝野号称“仲父”。尝上疏主张设庠序，明五教，以移华伪之俗，息浮虚之竞，“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晋书·王导传》）。善清谈，《世说新语·文学》说“（导）带麈尾语殷（浩）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谈，遂达三更。“倡三理”，“王丞相（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同上）原有集十一卷，已佚。今存《请建立国史疏》、《上书请修学校》、《议复肉刑》、《遗王含书》等。

鲍敬言（约278—342）　东晋思想家、无神论者。据葛洪《抱朴子·诘鲍》篇，鲍“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主张无君论，“天生烝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彼苍天果无事也”。否定了天有意志并可以主宰一切的有神论思想，认为苍天是不参与人事的，驳斥君权神授说。提出“天地之位，二气范物”的命题，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阴阳二气化生的，因此“各任之自然”，无尊卑贵贱之序。认为君臣之制起源于“强者凌弱”，“智者诈愚”，“任力违真”的结果。对统治者“聚敛以夺民财”，“严刑以为坑阱”，“肆酷恣欲”，“屠割群生”等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只要有“人君”，祸害就无可避免。认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也”，提出“以无名为贵”。幻想一种“无君无臣”，“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的社会，并设想社会无战争酷刑和礼法名教，“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由此人也纯真朴实：“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含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华，其行不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痛苦和摆脱痛苦的愿望。有《无君论》，残文今存《抱朴子·诘鲍》中。

谢鲲（280—322一说，281—324）　两晋之际玄学家。字幼舆。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知名，任达不拘，东海王越曾辟为掾，转参军。后避乱江东，王敦引为长史，出为豫章太守。好《老》、《易》，自谓是老庄之徒，常“居身于可否之间”（《晋书·谢鲲传》），不屑政事。原有集六卷，已佚。

阮瞻（281—310）　西晋名士，无鬼论者。字千里。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仕至东海王越记室参军、太子舍人。性清虚寡欲，读书不甚研求而能默识其要。《晋书·阮籍传》载，司徒王戎曾问瞻：“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遂成一时名言，因辟之为掾，时称“三语掾”。不信鬼神，著《无鬼论》，人莫能难，并自谓“此理足可以辩正幽明”（同上）。名重一时。有集二卷，已佚。今存《上巳会赋》，载《艺文类聚》。

张韩　西晋玄学家。生平事迹不详。据《艺文类聚》卷十七载，张韩著有《不用舌论》一文。认为语言不能表达义理，因此“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进而主张“不用舌论”。说：“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认为无舌不能说话，遂以心意相通；有舌可以说话，就更必须不说话而以心意相通了。“普天地之与人物，亦何屑于有言哉？”（同上）明显反映出“言不尽意”的思想倾向。

张湛　东晋玄学家。字处度。高平（郡治在山东巨野南）人。东晋孝武帝时，曾任中书侍郎、光禄勋。崇老庄，解玄理。精通养生，《晋书·范宁传》曾记他劝范宁减损思虑，内视养生。哲学上继承了王弼“以无为本”的思想，也吸收了郭象一些“崇有论”的观点。认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列子注·序》），以论证“万有”以“无”为本。提出“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恶无好，无彼无此，则以无为心者也”（《列子·仲尼篇注》）。在生死问题上，认为“气散形朽”，人的生命作为个体，不能长久存在，承认现实世界的生成变化是一个“形气转续，代谢无间”的过程，具有无神论倾向。但又把这种气化论思想纳入其“生化之本，归之于无物”（《列子·周穆王篇注》）的“贵无”论中。由“生死气化”而主张一种“肆情纵欲”、及时行乐的腐朽人生观。认为“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列子·杨朱篇注》）。“故当生之所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同上）反映出东晋门阀士族的腐败颓废。但反对《列子·杨朱》篇中“过逸”之言，强调“唯弃礼乐之失，不弃礼乐之用，礼乐故不可弃”（《列子·仲尼篇注》）。认为任自然之性与顺名教之礼可以兼顾，“尊卑长短，名当其分”（《列子·天瑞篇注》），“俯仰同俗，升降随物”（《列子·黄帝篇注》）。著作除《列子注》现存外，另外《养生要集》、《延年秘录》等，均佚。

卫玠（286—312）　西晋名士。字叔宝。安邑（今山西夏西北）人。曾为太傅西阁祭酒，后官太子洗马，世称“卫洗马”。好言玄理，尤善《易》、《老》，王澄推服备至，曾叹息绝倒，时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晋书·卫玠传》）。后避乱至王敦所，敦与之谈论，咨嗟不已，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世说新语·赏誉下》）。

干宝（286？—336？）　东晋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少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以才气见称。晋元帝召其为著作郎，领修国史。后历任山阴令、始安太守、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等。博通经史，又性好阴阳术数，长于《周易》、《周礼》、《春秋》之学，所著《晋纪》，自晋宣帝迄于晋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其易学宗象数派京房、夏侯胜之传，反对以庄老玄学解释《周易》，也反对王弼的太极学说。其所著《搜神记》原书已散佚，今存本为后人辑录，是我国魏晋志怪小说代表作。书中多述神仙鬼怪，但保存了不少古代优美的传说和民间故事。著述还有《周易宗涂》、《周易爻义》、《周易注》、《周官注》、《七庙议》、《春秋左氏义外传》、《春秋序论》等。

庾亮（289—340）　东晋文学家。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历官中书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中书监、中书令。善清谈，好《老》、《庄》，“时人咸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晋书·庾亮传》）。王敦谓亮“贤于裴远矣”（同上）。亮虽好老、庄，却志在儒术，尤重礼义，认为“礼义之固”可与“金城汤池”相比，主张“弘敷礼乐，敦明庠序”（《武昌开置学官教》）。原有集二十一卷，已佚。今存《释奠祭孔子文》、《武昌开置学官教》、《让中书监表》等，散见于《艺文类聚》、《通典》、《文选》中。

阮裕（约297—359）　东晋名士。字思旷。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阮籍族弟。弱冠辟太宰掾，并为王敦主簿。后出为溧阳令，王舒抚军长史、临海太守，皆任时不久，自谓“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晋书·阮裕传》）。裕论难甚精，对“才性之辨”亦有所预，曾与谢万讨论才性同异。其论以傅嘏为长，曾构辞数百言论才性同，“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同上）。但此论已佚。

庾翼（305—345）　东晋学者。字稚恭。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初为陶侃太尉府参军，迁南蛮校尉、南郡太守，授都督江、荆等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雅有大志，常以统一中原为己任。时杜乂、殷浩并才名冠世，而翼轻之，尝谓“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晋书·庾亮传》附庾翼传）。认为高谈老庄之道，空说终日，无济于事，只是助长浮华，因此主张“济一时之务，须一时之胜，何必德均古人”（见《晋书·殷浩传》）。原有集二十二卷，已佚。今存《北伐上疏》、《贻殷浩书》等，载《全晋文》中。

孙盛（约306—378）　东晋学者、史学家、无神论者。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历官佐著作郎、浏阳令、长沙太守、秘书监加给事中。博学多闻，善言名理，与殷浩擅名一时。哲学上不同意“贵无”说，也不赞同“崇有”说。反对崇尚老庄，认为老庄之道“矜其一方”，“远救世之宜”，不知“圣人”需“乘时”而动，“迹浪于所因”。由此得出结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见《广弘明集》卷五）又认为《老子》之学，“往往矛盾”（同上），“后之谈者虽曲为其义，辩而释之，莫不艰屯于杀圣，困踬于忘亲也”（《老子疑问反讯》），具有鲜明的反玄学倾向。认为孔圣优于老聃。反对生死轮回、灵魂不死、善恶报应等宗教迷信，认为“天地陶铸，善恶兼有，各禀自然”（同上），人死后“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与罗君章书》），驳斥了佛教的“神不灭”思想，对东晋南北朝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晋书·孙盛传》）。其著作大都佚失，《全晋文》保存有部分佚文。

王濛（309—347）　东晋名士。字仲祖，小字阿奴。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历官司徒掾、长山令、中书郎，转司徒左长史。能言玄理，善隶书，美姿容，与沛国刘惔齐名，时称风流者皆举濛、惔为宗。原有集五卷，已佚。

殷浩（？—356）　东晋玄学家。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官至建武将军、扬州刺史、中军将军，世称“殷中军”。曾统五州军等北伐中原，败绩，被贬为庶人。善玄言，与叔文融俱好《易》、《老》，名重当时。认为天地万物，可以“寄见之一形”，“一形兼未形之形”（《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易象论》），与三国魏王弼“一多”、“众寡”之义略同。又精于才性四本，据说其论“若汤池铁城”，“崤函之固”（同上），但此论已佚。王导称“正始之音，正当尔耳”（同上），为当时清谈者所宗。原有集四卷，已佚。仅存《易象论》残篇，载《世说新语·文学》注中。

孙绰（314—371）　东晋文学家。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历任佐著作郎、征西将军参军、太学博士、永嘉太守等职。入朝为散骑常侍、廷尉卿。少慕老庄之道，崇尚玄虚，常以“席芳草，镜清流”为志（《兰亭诗序》），追求“投刃皆虚”，“世事都捐”，“同体自然”的虚无境界，反映了玄学贵无论思想。常与沙门往来，屡称誉佛家诸僧，著《道贤论》，以天竺七僧匹竹林七贤。主张儒、释、道为一，谓“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盛称佛乃“无为无不为也”（《喻道论》）。原有集二十五卷，已佚。明人辑有《孙廷尉集》。

谢安（320—385）　东晋政治家。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好音律，善清言，朝廷屡召不就，与当时名士王羲之、许询、沙门支遁等优游山水。年四十余始出仕，历任吏部尚书、司徒等职，位至宰相。曾指挥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建立奇勋，进拜太保。原有集十卷，已佚。今存《简文帝谥议》、《遗王坦之书》、《与支遁书》等。

许询　东晋名士。字玄度。高阳（今属河北）人。约与王修（334—357）同时而略早。“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续晋阳秋》）与谢安、孙绰、王羲之及沙门名僧支道林等皆以文义冠世，善玄理，曾与支道林等人共集会稽王司马昱处讲佛理，“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biàn变）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世说新语·文学》为东晋一时名流，“于时士人皆钦慕仰爱之”（《世说新语·言语》笺疏引《晋中兴士人书》）。

王坦之（330—375）　东晋名士。字文度。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晋咸安年间，为抚军将军，后迁参军，从事中郎，散骑常侍。晋宁康年间，与谢安共辅幼主，迁中书令，领丹阳尹，并任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时人谓“江东独步王文度”（《晋书·王坦之传》）。又与沙门竺法师“共论幽明报应”（同上）。尊崇孔子，作文多以孔子言行为据，主张调和儒道，说：“群方所资而莫知谁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同上）又言“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同上）。著《废庄论》，认为庄子一书乃是“无感之作，义偏而用寡”（《废庄论》）。“其言诡谲，其义恢诞”（同上）。并指出“庄生作而风俗颓”，“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同上）。反对当时不敦儒教，强调“人君之道以孝敬为本，临御四海以委任为贵”（《晋书·王坦之传》）。提出“敬修至德”，“申先帝尧舜之风”（同上）。认为“公道体于自然”，强调礼教同于自然，“夫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信，诚存而邪忘，利损而竞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同上）。反对君主强为，提出“恭顺无为，则盛德日新，亲杖贤能，则政道邕睦”（同上）。所著《废庄论》存于《晋书》。

戴逵（约330—395）　东晋雕塑家、画家、无神论者。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西南）人。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工书能琴兼治各种巧艺。终身不仕。他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说，著《释疑论》，与当时名僧慧远等反复辩论。主张“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育”，性有长短，气有精粗，因此表现出寿夭、贤愚之别，“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继承了汉代王充的偶然论思想，对生死等现象作了无神论的解释，认为“善恶福祸，或有一见，斯自遇与事会，非冥司之真验也”（《答周处士难释疑论》）。故人的生死、善恶、贤愚等均“非积行所致”，驳斥了佛教有神论。认为佛教“积善积恶之谈，盖是劝教之言耳”（《与远法师书》）。并以“烛火喻形神”的神灭思想反对佛教神不灭思想，指出：“火凭薪以传焰，人资气以享年；苟薪气之有歇，何年焰之恒延？”（《流火赋》）又深恶元康之际虚无放荡之风，著《放达为非道论》，认为“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晋书·隐逸传》）。把元康名士的放达斥为“乱德”、“乱道”之行。另有《竹林七贤论》，已佚，《全晋文》辑有部分佚文。

李充　东晋思想家、经学家。字弘度。江夏县（今湖南罗山西）人。初辟任丞相王导掾吏，后转记室参军。又历任参军、县令、大著作郎、中书侍郎等。自幼好刑名之学，尝著《学箴》，认同老庄的思想，以为“道德丧而仁义彰，仁义彰而名利作，礼教之弊，直在兹也”，老庄是“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主张将老庄思想引入教化之中，“化之以绝圣弃智，镇之以无名之朴”，“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和“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另注有《尚书》及论著《周易旨》、《释庄论》等。严可均辑《全晋文》录其佚文。

韩伯（332—380）　东晋哲学家。字康伯。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曾官中书郎、散骑常侍、豫章太守、侍中、丹阳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哲学上继承了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论学说，认为“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周易系辞注》），“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而“万物由之以化”。同时也吸收郭象“独化”论学说，认为“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大（太）虚”（同上）。反映了东晋时期玄学家企图折中“崇有”与“贵无”的思想倾向。有《周易系辞注》，收入《十三经注疏》。

韩康伯　即“韩伯”。

谢玄（343—388）　东晋政治家。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侄。历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与谢安筹谋淝水之战，并亲率精锐八千涉渡淝水，与苻坚决战，以智勇胜敌，名震江左。玄“神理明俊”，善微言。著作仅存疏折数篇，载《晋书·谢安传》中。

何承天（370—447）　南朝宋无神论思想家、天文学家。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幼年从学于当时的著名学者徐广。东晋时，先后任参军、浏阳令、宛陵令。入宋，曾为衡阳内史，故被称“何衡阳”。晚年任著作佐郎，官至御史中丞。博通经史，长于历算、音律。曾参与制定“元嘉历”，所创调日法，为唐宋历法家采用。反对佛学鬼神迷信，曾与宗炳、颜延之辩论，批驳佛教世界“空无”论、灵魂不灭说和轮回说。认为佛教讲“空无”是虚伪的，他们虽然口头上讲“空无”，但却欲念未除，害怕“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实际上并没有将一切看成是“空无”的。提出“形神相资”，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体独立存在。“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答宗居士书》）指出人有是非之辨、仁义之性，为万物之灵，不可能变为别的生物。指出“至于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达性论》）又以自然界的现象说明“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报应问》），证明轮回报应说没有根据。但又认为“三后在天，言精灵之升遐”，使其思想出现矛盾。出于批驳佛教轮回报应说的需要，还提出科学的验证标准：“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于璇玑；将申幽冥之信，宜取符于见事”（《报应问》）。所著《答宗居士书》、《达性论》、《答颜光禄》、《重答颜光禄》等收入《弘明集》，《报应问》收入《广弘明集》。明张溥编有《何衡阳集》。

罗含　东晋学者。字君章。桂阳耒阳（今湖南耒阳）人。官宜都太守，后迁侍中，转廷尉、长沙相。时人誉称为“湘中琳琅”、“江左之秀”（《晋书·罗含传》）。主张“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更生论》）。视神为可以脱离肉体独立存在。其所谓“更生”，即认为事物及其变化过程乃是在泯然不觉中回复旧有的形体（“与运泯复”），“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途；贤愚寿夭，还复其物”，因此“今生之生，为即昔生”（同上），并主张佛教所宣扬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之说。有《更生论》等。

顾欢　南朝宋、齐道教思想家。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市西南）人。曾从雷次宗研究“玄儒诸义”。好黄老之学，通解阴阳书。曾向齐高帝进《治纲》一卷。齐永明元年（483）征为太学博士，不就。曾因佛道二教互相诋毁，作《夷夏论》，认为：“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南史·顾欢传》），调和道佛二教。但又以夷夏之界黜佛，“舍华效夷，义将安取？”（《南齐书·顾欢传》）另有《三名论》。

袁粲（420—477）　南朝宋人。字景倩。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为宋司徒。齐高帝时，因谋反被杀。传假托道人通公作文驳顾欢《夷夏论》。认为“孔、老、释迦”“其道必异。孔老教俗为本，释氏出世为宗”（见《南史·顾欢传》）。推崇佛教，认为信道教者“白首还缁，而未能无死”，而信佛教者则“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同上）。

崔浩（381—450）　北魏政治家。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太宗初拜博士祭酒，累官至司徒。工书，长天文历算，制定五寅元历。支持寇谦之“清整道教”，荐寇于北魏太武帝，策动帝亲受法箓，助道抑佛。

张融（444—497）　南朝学者。字思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为齐司徒兼右长史。主张佛道“通源”，“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门论》）。晚年“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史·张融传》），主张儒、佛、道三教一致。明人辑有《张长史集》。

范缜（约450—约510）　南朝齐梁时哲学家，无神论者。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少孤贫，事母孝谨。”青年时拜当时著名学者刘为师，博通经书，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仕齐，任宁蛮主簿、尚书殿中郎。仕梁，任尚书左丞、中书郎等职。综合并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与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初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盛称无佛”。并对社会富贵贫贱的现象作偶然论的解释：人生好像同一棵树上的花朵，有些花瓣飘落到粪坑中、厕所里，有些花瓣被吹到厅堂，落在席子上、坐垫上，完全是自然现象和偶然的遭遇，“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后退而论其理，著《神灭论》。“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见《梁书》、《南史》）并以不能“卖官取论”而拒绝劝诱。天监六年（507）梁武帝发动王公朝贵六十四人围攻《神灭论》，无以折其锋锐。在辩论中范缜主张“穷理”，反对“穷辩”，认为“穷理”是根据事实提出“精据”，作出“雅决”；“穷辩”是根据经典古义、怪异传说来作辩解。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观点，“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神灭论》）。认为形与神“名殊而体一”，“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神灭论》），表现出要求从“殊名”中把握统一的思想。又以“刃利”为喻，论证了“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的道理。克服了过去唯物主义者视精神为特殊物质的缺陷，有力地批驳了佛教神不灭论和佛教福善祸淫因果报应说。还揭露佛教的危害，说：“浮屠害政，桑门蠹俗”；佛教流行，使“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神灭论》），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其“神灭论”思想对后来无神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著作大多散失，现存《神灭论》及《答曹舍人》，收入《弘明集》中。

曹思文　南朝士人，活动于齐梁两朝。齐永泰时为国子助教，梁武帝时任尚书论功郎。笃信佛教，参与围攻范缜《神灭论》。提出形神非“相即”，是“合而为用”，“生则合而为用，死则形留而神逝”（《难神灭论》），并以秦穆公神游天堂的神话传说加以说明。又说孔子重祭祀，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按照神灭论，人死神灭，则“迎何所迎”，“送何所送”？如此，“迎来而乐，斯假欣于孔貌；送往而哀，又虚泪于丘体”，将使孔子祭礼变成“欺伪满于方寸，虚假盈于庙堂”，认为此非孔子之教，孔子之祭礼说明神不灭，人死后仍然有知。但承认自己“情用浅匮，惧不能征折诡经”（同上），驳不倒神灭论。著作有《孝经注》一卷，已佚。《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收入《弘明集》卷九。

萧子良（460—494）　南朝齐贵族，齐武帝次子。字云英。兰陵（治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宋昇明三年（479）为会稽太守，封闻喜公。武帝时，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后为正位司徒。于其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笃信、提倡佛学，常于邸园召集众僧，赋食行水，躬亲其事，并招名僧讲论佛法。非难范缜《神灭论》，强调因果报应论，并使人以官禄劝范缜改变观点。主张儒佛并尊，力图调和二教，说：“真俗之教，其致一耳。”（《与孔中丞书》）认为孔教与佛教并不矛盾，如“修礼让、习谦恭，奉仁义、敦孝弟，课之以博施，广之以泛爱”，则不会“惭于鬼神”（同上）。认为佛学有助教化和修仁义，“夫人仁之行，非残害加其美，廉洁之操，不籍贪窃成其德。如此，则三归五戒，岂得一念而可舍？十善八正，宁瞥想之可遗？”（同上）还提倡佛道调和论。曾著佛书《三宝记》、《净住子》、《宣明验》、《杂义记》，大多散失，今仅存《梧桐赋》等二十余篇，明人辑有《南齐竟陵王集》。

樊逊（？—约565）　北齐无神论者。字孝谦。河东北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官至员外散骑侍郎。以儒家为宗，评斥佛道。认为道教典籍“玉简金书，神经秘录”皆为“凭虚之说”，“成道”、“得仙”，均为捕风捉影之谈，并肯定王充对道教神仙方术的批判。指出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烧劫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置世界于微尘”，也是“理本虚无”。著作已散佚。仅在《北齐书·樊逊传》中存有其《举秀才对策》，另《全北齐文》辑有他的一些遗文。

刘峻（462—521）　南朝梁文学家。字孝标。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人。本名法武。曾任典校秘书，户曹参军。后讲学东阳紫岩山，从学者甚众。著《辨命论》，主张万物自然而生，无鬼神主宰。“夫道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将自然理解为自然之命，认为死生、贵贱、治乱、贫富、祸福皆由天定，圣哲、鬼神对此毫无影响。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说，指出“为善一，为恶均，而祸福异其流，废兴殊其迹”。主张“居正体道，乐天知命”。曾注《世说新语》，著作遗篇明人编为《刘户曹集》。

刘孝标　即“刘峻”。

萧衍（464—549）　即“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字叔达。南兰陵（治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曾任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乘齐内乱之机，夺帝位。公元502—549年在位。知识广博，技艺齐全，“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南史·梁武帝纪》），笃信佛教。认为老子、周公、孔子均为如来弟子，“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为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敕舍道事佛》）。但亦主张融合儒、道，尤其在政治方法和伦理思想上更是不离儒家传统。“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在撰写佛教著述的同时也有大量关于儒、道的著作如《孔子正义》、《老子讲疏》等。其所尊佛教亦多赋予儒家内容，“笃孝治之义”（见《弘明集》）。强调孝子对死去的先人祭祀的重要，与佛教所主张出家修行成佛之宗旨不合，具有儒化的佛教特点。著作已多佚。今存者主要保留在《弘明集》、《广弘明集》及《全梁文》中。

王融（467—493）　南朝齐文学家。字元长。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北）人。曾任中书郎、宁朔将军。有文才，作诗重声律，与谢朓、沈约等创“永明体”。笃信佛教，以官禄劝范缜改变《神灭论》观点。崇佛经，认为其“信可以糟滓五书，糠秕百氏，升罩聃周，筲竽尼旦”（《谢竟陵王示法制启》）。著作大多散失，遗篇明人辑为《王宁朔集》。

萧琛（478—529）　南朝齐、梁兰陵（治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字彦瑜。仕梁，任平西长史、江夏太守、侍中、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信佛，参与围攻其内兄范缜的《神灭论》。认为范缜指斥佛教“蠹俗伤化，费货损役”之说为“惑者为之，非佛之龙也”（《难神灭论》）。提出佛教的本意在“好生恶杀，修善务施”。主张“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后法以利我”（同上）。有《汉书文府》、《齐梁拾遗》等，现均散失。

杜弼（491—559）　北魏、北齐间中山曲阳（今属河北）人。字辅玄。以军功起家，历任北魏御史、东魏卫尉卿，北齐骠骑将、卫尉卿、胶州刺史等官职。好名理，熟谙老庄，兼通佛理。东魏时曾升狮子座说法，对答众名僧问难，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尝与邢劭论辩形神关系。认为：“无情之卉，尚得还生，含灵之物，何妨再造？”坚持人死精神在。为反驳邢劭的“烛火之喻”，提出“神不系于形”的观点，认为“光去此烛，得燃彼烛，神去此形，亦托彼形”（《北齐书·杜弼传》）。又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认为：“惟《道》、《德》二经，阐明幽极，旨冥动寂，用周凡圣。论行也清净柔弱，语迹也成功致治。实众流之江海，乃群艺之本根。”所注还有《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等。

邢劭（496—？）　一作“邢邵”。北朝文学家，无神论者。字子才。河间鄚（今河北任丘北）人。仕北魏、北齐两朝。北齐时曾居太常卿、中书监、摄国子监祭酒三职，授特进。博学能文，先与温子昇齐名，时称“温邢”，后与魏收并称“邢魏”。常与人辩论形神关系问题。与杜弼的辩论“往复再三”，但详情已无从考知。仅“扈从东山”的一次辩论，保存在《北齐书》、《北史》的《杜弼传》中，《文苑英华》和《全北齐文》题为《与邢邵议生灭论》，遂留传于世。认为“人死还生，恐为蛇画足”，“死之言澌，精神尽也”，“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坚持形谢神灭的观点。著述大部佚失，明人辑有《邢特进集》。

朱世卿　南朝陈学者，无神论者。自称“寓滋先生”。曾作《法性自然论》，当时释真观作《因缘无性论》加以驳难，由之可以断定二人同时。早年“非惟外学通敏，亦是内信渊明”，曾“心重大乘，口诵《般若》”，而后来“忽著自然之论，便成（兴）有性之执”，所以是出于佛而反佛，最终走向无神论的学者，其思想集中在《法性自然论》一文中。该文援引孔子、墨子、鹖冠子等百家之说，取道家自然之义，以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盛辨自然”，以反对“高陈报应”。指出“夫万法万性，皆自然之理也”，认为人的性命、善恶、贫富、贵贱、生死、智愚、穷达等，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之数”，并非有对之加以“造为”的因果报应的决定者存在。他的无神论思想的观点和论证方式与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有相通之处。《法性自然论》收入《广弘明集》和严可均辑《全陈书》。

颜之推（531—约590）　北齐文学家、语言学家。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北）人。仕梁，曾任散骑侍郎，仕齐，任黄门侍郎、平原太守等职。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自叹一生“三为亡国之人”（《观我生赋》）。曾与陆法言等撰《切韵》。著有《颜氏家训》七卷二十篇，以传统道德观念及古今事例，劝其子弟守道崇德，志学修业。提出“农商工贾厮役奴隶……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勉学》）。批评玄学清谈尽管“妙得入神”，但总不能“济世成俗”（同上）。对魏晋玄学家祖述玄宗，弃“周孔之业”持反对态度。反对当时华而不实的学风和过重辞藻的倾向，说“《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闻一言辄酬数百（言），责其指归，或无要会”（同上）。主张文以内容为本，文辞应为表达内容服务。批评当时士族不学无术，骄奢淫逸。崇信佛学，说：“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九流百氏皆同此论，岂独释典为虚妄乎？”（《归心》）并认为释家“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符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主张以“五戒”纯化民俗，维护封建伦理及封建统治。还记叙了当时社会世态风俗人情及历史人物轶闻轶事。另有佛书《冤魂志》、《诫杀训》，唐道世的《法苑珠林》有辑录。

甄鸾　北朝北周学者。曾任北周司隶大夫。曾造天和历。周武帝天和四年（569）曾在御前详度佛道二教深浅、真伪。次年上《笑道论》三卷，斥责道教的“方术以升仙为神，因而诳惑”，“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导民，民多诡惑”（见《辩惑篇》），被周武帝在殿庭前焚毁。后人将《笑道论》收入《广弘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