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开始追求意义,你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在人生旅途中间你会有深刻的满足感。
·如果你希望对自己父亲的感情和对路人的感情是一样的,那么,结果的实际是你对父亲的冷淡和路人的冷淡是一样的。
·政治化的儒家,即使人民的行为完全不犯法,领导也不安心,还希望人民的态度好;态度好领导还不安心,还希望人民的信仰纯正;信仰很纯正领导仍旧不安心,希望人民做的梦都是正确的。
【杜】我已经讲了《大学》文本上的一些问题,还讲了《大学》的思维方式,儒家的为己之学,儒家视域中人的特点,我先到这里,现在开放,请大家提问题。
【李长宇】我有一个文本方面的问题,《大学》从“所谓诚其意者”开始按顺序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那为什么之前没有说格物、致知的问题?朱熹补撰了一个,我们觉得朱熹补撰了还插在经里怪怪的。但是按照逻辑顺序来说又是合理的。
【杜】我先说一点方法论上的问题。比如研究物理,一个物理问题出现了,我们先要问这个问题怎么出现的;另外再问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关系;最后我们还要问这个问题本身是什么。当然,我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问题在历史进程中是怎么出现的,还要了解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个提出来的文本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你刚刚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它涉及版本考据的问题。朱熹在念《大学》时,发现《大学》有其内在逻辑,和你刚才发现的一样,中间有个该解的部分没解。朱熹把经和传分开来了,经在前面已经把大的框架弄出来,传在后面应该有解释但却没有,解释“诚意”的章句很多,而解释“格物”的甚少。所以,朱熹根据自己的冥思苦想加了一段。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特别是严格的学术发展史上,这是特例。一般的,譬如注解《圣经》、《古兰经》、《塔木德》或者佛经,文本本身都是神圣的,是神的启示,绝对不敢随意添加,只是尽量去了解。朱熹这位老先生好像了解不透,加一句减一句。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我做这个工作,那是要被学术界认为是傲慢无礼的。但当时最好的一批学者却对朱熹的行为形成了共识——他们认为应该这样,只有如此才能念得懂,不然不通。通常,解释要受两种考验,一是逻辑性是否谨严,对文本的阅读是否精到;二是当时的学术界是否承认。朱熹在这两方面都过关,所以他的解释不仅没有受到严厉的批评,反而建立起新的共识。你们自己想一想,朱熹这样做是否合情合理?王阳明尊重古本,否认朱熹的解释。到底王阳明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还是朱熹的说法更有说服力?这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
【徐舒】关于“明明德”,我的理解是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是对“德”的描述,第一个“明”作为动词是“弘扬”的意思。做这样冒昧的理解之后我有点奇怪,因为“德”本身已经包含了“明”在里面,如果拿“明”再去修饰“德”是否重复?
【杜】我曾邀请美国最有权威的学者如狄百瑞(1)、倪德卫(2)、约翰·诺伯洛克(3)等,在纽约州北边的山庄会读《大学》,关于“明明德”三个字我们讨论了一两个小时,你们看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角度来了解?
【李长宇】《大学》里“德”出现过很多次,我们能不能先定义一下“德”的范围?既然有“明德”就肯定有“暗德”,为什么有的德是“明的”而有的德是“不明的”?
【杜】不。定义思考并不一定可行,我等下告诉你为什么。此外,有些字比如“诚”是不可能有负面的我s意思的,中文与英文都如此。譬如说英文的sincere们把它翻译成“真诚的”,我们可以说 “This guy is a sincere thief”(一个真诚的贼)么?他对偷东西很,真诚,能这样讲么?“他是个非常诚实的暴力者”,他对暴力很诚实,可以这么说么?所以,“德”是内在价值,本身就是“明”的,“德”就是“明德”。我们可以从“克明峻德”之类推出“暗德”么?当然不可能,不过你这个问题提的还是很有意思的。
【栾梦娜】首先,“德”需不需要我们给它下个明确的定义,这点我很怀疑。古文中很多字在每个地方意思都不太一样;其次,前面的“明”应该是“彰显”的意思,而后面的“明德”不一定被明了,不一定真正的明。比如说,一个通俗浅显的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它并没有被真正地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而圣人要做的是令“明德”真正的再明,更高的明。
【杜】定义的意思就是把对象的范围确定下来。对于《大学》甚至其他儒家经典,这条路很难走。所以很多学者批评儒家模糊性很强,没有逻辑思维。黑格尔就说儒家的言论都是道德说教,不可质疑,不可反驳,只是些教条。我想再谈谈前面已经提到的观点——“有丰富内容的模糊性”。有一些概念,其内涵非常丰富,要去慢慢品味其中的奥妙,使它能够展现出来。如果用定义的方式来理解概念,就把它们限制住了。“德”、“仁”都是这样一类概念。如果定义了“德”,定义了“仁”,那“仁”和“德”就从活的人生智慧变成了僵化的死物,变成了界域清楚、意涵稳定的静态结构。《庄子》里有一个关于“混沌”的故事(4)。混沌本来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很模糊的、没有分解的但却圆满自得的活物。混沌没有窍,就是没有眼睛、鼻子、嘴,所以朋友好意为它开窍,让它能够向外通。于是朋友每天就帮它开一个窍,到了第七天开了七窍,混沌就死了。庄子的比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大智若愚?为什么在《庄子》里“无知”就是真正的“知”?因为它具有丰富内容的模糊性。有时不要用简单的分析把它定死,尽管逻辑思维清清楚楚,但却未必能推出智慧。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5)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提到,人类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叫digital,是数字思维方式,譬如线性,从一到二,从二到三,有条不紊,如果从一到三,马上就要问二是什么。另外一种叫人类学的思维方式。譬如用人类学的思维方式来了解浙大,我第一次来就对浙大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仅仅是认识浙大而已;我来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跟浙大的领导、教授、学生有了接触,才取得了解浙大文化的基本条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有很多模糊的地方是不能确定的。
【盛夏】我也是关于“明明德”的问题,结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觉得第二个“明”和“新”有联系。朱熹所讲的“格物”是在不断认识外面事物的过程中,每天会有不同的体悟。所以 “明”的不确定就是在于它可能在每天都有新的认识。第一个“明”,比较强调一种方法,提倡大家都要去把德弘扬光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注重格物等。
【杜】很接近我的观点,但是你讲格物和方法,使我有一点迟疑。
【黄啸】“德”当然是好的东西,但存在是否合时的问题。比如孝顺父亲是明德,可如果父亲犯法,那么孝和义二者必须选其一,也就是说,存在选哪个德的问题。我认为“明德”是符合当时形势的德。“明明德”就是要挑选出符合当时形势的德,然后把它彰显出来。
【杜】你前面说“明明德,在亲民”,然后下面一句呢?
【黄啸】“在止于至善”,但是界定很模糊,善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定位自己,怎么去找到“止”?
【杜】假如我们的社会非常糟,就如屈原所碰到的问题——“众人皆醉我独醒”,或者社会的贪污腐化对我的人格发展有极大的害处,那么,《大学》里知止的“止”还有没有价值?修身还有没有价值?王阳明说:“不患妨功,惟患夺志。”(6)如果外界压力非常大,终日忙于生存,根本没有时间修身,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必须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求生存,能够活下去就是尊严。怕什么?只怕你的志向因环境太坏而丧失,也就是说你的主体性没有了,顺着外境游荡和飘忽。所以“止”的观念跟一个人有没有定向很有关系,要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处于什么身份位置。如果说我的认同就是成功,那我将来要做律师、做企业管理来获得成功。这是一种止,但是这种止绝对是有问题的,因为受外在的影响可能会不成功。如果我追求人生的意义,成功不成功当然也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在《大学》的语境里,追求意义即使不成功,人生还是有意义的。很多企业家非常成功,他们成功之后开始追求意义。但如果一开始就完全不考虑意义,成功之后再去寻找是非常麻烦的。现在就开始追求意义,你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在人生旅途中你会有深刻的满足感。现在只追求成功,对人生意义完全不闻不问,只是顺着大潮流,你会成功,甚至可能非常成功,但你人生旅途的中间是空虚的。意义的问题与自我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非考虑不可。这种考虑和你的职业、你将来的发展都紧密相关,不要把它当做一种与己无关的虚无缥缈的哲学。成功不成功,有很多外在的条件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意义的问题是内在的追求,是为自身内在的生命集聚多一点的资源,你绝对可以做到,任何人都不能够剥夺。当然,最好是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又非常成功,这对自己对社会都是好的。
我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决定,只要决定去做就必然能做到?我举一个例子,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的选择和你的获得是不是完全统一?我认为一定,如果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做基督徒靠信心得救,走路德的那条路,我决定要做,就能做到。我要做一个佛教徒,我一决定我要做佛教徒,我就能做到。我要在道德理性上更上一层楼,只要我付诸实施我就能够做到。因为这是内在价值,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在古罗马,就是把基督徒丢到老虎前让它吞食,面对如此恐惧,他们还站起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这就是自己的决定。也有人如克尔凯郭尔(7)讲,我不是基督徒,我只是在永恒的过程中努力成为一个基督徒。但这中间必有决定的志向,只要决定你就必然得到。所以,你们自己都要想一想看有哪一种东西你要就一定得到,这种东西就是你的人格发展的必要条件。你可以永远不想这个问题,但你不想就失去了充分体现学做人的机会。希腊哲学家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反思生命的意义,这个生命是没有价值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worthless)。所以要反思“你要决定做什么”,也就是反思方向是什么。
“开明德”是内在的价值,德的本身就是明的,但这不并表示自身的充分发展。所以刚才有同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观点非常到位。向下推可以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部都有仁,但孔子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8)我怎么敢说我是一个仁人?颜回是孔子最好的学生,也只能“三月不违仁”。仁有最低要求和最高体现。任何一个人只要决定做人,就有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9),但这只是潜存之德的偶然显现。人具有的内在德性必然是明的,但是如果不努力,不尽量去琢磨,不慢慢地修养,就会丧失明德。
决定与得到之间的桥梁是实践。如果我的“得”是“明德”,我就要去“明明德”。如果我的“得”是信仰基督,我就要变成基督徒。只要我对儒家有兴趣,想做善人、君子,就会把做善人、君子的潜力变成现实。但如果不能持之以恒,只做了三天的君子就不做了,不就完了?所以,要慢慢地潜移默化。实践就是建立在这基础上的。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0)放心不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放心”,而是把放出去的心收回来。牛羊走了,你可以找回来。心走了,却没收回来,这怎么能行?放心就要立志。陆象山非常强调孟子“先立乎其大者”(11)的教言,一定要立志,立志就是内在的我一定要做什么。我可以成为律师、企业家,但这些都有不可控制的外在因素。我可以追求成功,我也可以追求人生意义,在深刻的意义上必然有得。只要我还在追求,就“有所止”。
“止于至善”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至善,但应该向善努力。止于至善,不是说马上能达到至善,而是要向这个目标勇猛精进地追求。方向定了,要能够坚持,能够有定,定以后能够安,安以后能够虑,虑以后能够得。譬如说,我现在要做第一流的思想家。这是我的志愿,方向已定。假如你鼓励我希望我向这一目标迈进,我会觉得受到鼓舞,这样就能够定,而后心里能够静,然后可以深深地考虑,将来就能够得。德本身是明的,但它可能是微明,不是大明,要慢慢地发展它。得到的“得”和道德的“德”意思是相同的。所谓“得”就是把德内化了,即德性伦理。
【唐晓婧】我对佛学以及它的哲理非常感兴趣,但我现在既没有剃度也没有吃素,我这样算不算是一个教民或准教民?
【杜】毫无疑问你不是比丘尼(12),你可能是居士(13),也可能不是。我的思路与你不同。譬如我花很多时间研究《圣经》,参加很多读经班,还有很多类似的经验。我常说我是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和神学家讨论哲理,使我对儒家传统里一些没有发展出来的潜力有了新的认识。我为什么谈儒家的宗教性或儒家的精神性?多多少少是受了基督教的启发。但我不是基督徒。同样,你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佛理,你不一定是佛教徒,甚至不一定是居士,这些并没有关系。如果你要做佛教徒,你是要人家说你是佛教徒,还是你决定要做佛教徒,你就已经是一个佛教徒?
中国台湾有个非常有名的比丘尼,叫做证严(14),她的影响现在波及大陆。她带领慈济功德会(15)直接参与大陆的赈灾,她在台湾动员很多人捐献器官如肾、脊髓给大陆患者。很多人都说,证严就是中国的特蕾莎(16)。证严年轻时想做比丘尼,但当时在台湾女性是不能够自己出家做比丘尼的,一定要有个男性师傅带她。她到处找师傅,但没有一个师傅愿意接受她,因为她看起来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如果收了她,将来是一个累赘。只有印顺(17)大师慧眼识人,收了她,教导她。现在台湾三位最有影响力的佛教领袖,一位是佛光山的星云(18),一位是法鼓山的圣严(19),再有就是慈济功德会的证严。论影响力,慈济功德会比前面两位还大。作为女性,证严要做佛门子弟,人家不让她做,她还做成了!这一点很重要!
【唐晓婧】《大学》里有一句话:“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我觉得在通常的儒家理念中,国君是国民道德的典范,引领人民的风气。这里好像颠倒过来,国君反而要跟着人民一起走。是不是这句话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不适用于当地民风败坏的情形?
【杜】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句话到底说国君是道德典范,他如果好了大家都好;还是说人民对国君有一定的启发,或者可以有很大的压力,使得君能够像君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多人批判这和三纲一样是封建余毒,事实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很有现实意义。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现实上的父,和体现父道最高理想的父是有差距的。我是一个父亲,我希望能够成为像理想父亲一样的父亲。我是一个孩子,我希望能够做到像理想孩子一样的孩子。
《中庸》里有一段孔子的话,“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孔子说,君子的道有四项,我自己连其中的一项也没能做到:作为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做到的,我没能做到;作为一个臣民应该对君王做到的,我没能做到;作为一个弟弟应该对哥哥做到的,我没能做到;作为一个朋友应该先做到的,我没能做到。也就是说,我实际上能做到的和我希望能做到的之间存在距离。当时没有这样的提法,现在可以进一步说,作为一个丈夫应该对妻子做到的,我没能做到。有人认为这是孔子的自谦之语,我想不是。做人牵涉到和他人的关系,不管如何努力处理这些关系,都不可能没有遗憾。所以熊十力说“为学不易,做人实难”,真正要成为仁人、君子,难得很!
王阳明说,不管你是尧舜禹,还是汤文武,这些所谓的圣王都不是现实当中圆满无缺的圣人。这与“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并无矛盾。如果用定义的方式、逻辑的方式,显然无法掌握这一思路。每一个人都有仁爱的仁,所以每一个人都能成圣成贤。这是本体论上的确定,即真正是什么东西。王阳明讲“满街都是圣人”。他对一个学生说,你就是圣人,学生说我不敢当。王阳明说什么不敢当,你要推也推不掉了,除非你不是人,是人就有做圣人的可能。但是,再努力,再发展,像孔子自己这样,“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我达不到。所以说,最低的要求和最高的体现都是仁,但是过程不同。“每一个人都是圣人”,这是本体论的陈述,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但真正成为圣人却非常困难。如同佛教所说的,每一个佛教徒里边都有佛性,但要真正成为充分体现佛性的佛,有生之年则绝对无法做到。这是存有论的角度。
回到你提的那个问题,应该如何理解?“民可载舟,也可覆舟”(2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1),天以人民的意旨来显现自身。在此基础上才出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不要认为民是无知的,把民作为移风易俗的对象。民本身也可以体现明德。有的时候,一个农人,一个工人,其明德远远比政治领袖高明。儒家的民本思想非常全面,“惟民所止”是儒家基本的思想。民本,不是今天意义下的民主,它没有诸如选举之类的西方民主制度,但它能不能和西方的价值配合?当然能!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22)如果君把臣当做犬马,那臣就把他当做路人,如果君对大家施暴——变成暴君,人民就起来革命。在中国传统里什么叫做革命?这与孟子的政治思想相关,“革命”就是革除天命。必须得到天命才能做君,像桀纣已经成为暴君,天命就要变,人民要革掉君的天命。革命是一种暴力,但这种暴力是被允许的。有人问孟子,商代末期,暴君出现,文王、武王出来革命,这不是弑君吗?儒家讲忠,臣怎么能把君杀死?孟子回应道“未闻弑君也。”我没有听说有弑君的,这怎么解释?“诛一独夫而已”(23),纣那样胡闹已成为独夫了。所谓“君君臣臣”,君要像个君的样子,纣已经完全不是君,只是一个独夫、民贼。他向人民施暴,人民就把他杀掉。他们只是杀了一个独夫,没有弑君。所以正名的思想、革命的思想都非常重要。
【苏晓波】关于信仰佛教的问题,我刚才想了两个场景,一种人天天礼佛,上寺庙参拜,但他总是对佛有一些要求,会祈求平安或者是利益。另一种人从来不去礼佛,但心中有一些佛教的教义,并不时地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他们谁算是佛教徒?
【杜】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从佛教的立场来看,当然第二种人是真正的佛教徒,第一种人只是可能利用佛教求得回报。譬如我要考试了,我才去礼佛,希望分数高一点。我虔诚地用花果来敬佛,临时抱佛脚,本身也体现了虔诚,从佛教的立场讲就是价值。这在意大利的天主教与中国的民间宗教中实例很多。但是,真正的礼佛是通过自身修证来完成的,后者价值显然更高。这种不靠任何外力的自修自证在禅宗走到了极端。禅宗可以“呵佛骂祖”。真正的佛门子弟以“证空”为终极关怀乃至唯一的关怀,你见到一个大师来你就把他杀死,你见到父母亲来就把他杀死,这样才能达到打破一切执着的限制。所谓“杀”的意思,就是把念头彻底切断。从这个角度讲,内在的精神世界是核心,没有内在的精神世界,只是想利用佛教使自己得到利益,这是不可取的。当然礼赞佛教,捐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好事,也有其价值,但因为把它工具化了,其价值也就减煞了。另外一种真诚的人,即使在物质方面没有什么,但通过生命世界的内部转化与佛教的基本精神相契合,则价值更高。一个是内发的、内在的,一个是外来的、外在的。形式和内容都很重要。但是如果要选择,当然是内在价值要更高明。
【陈舒波】在您看来,中国有没有一种真正的宗教信仰?或者说,儒家是一种宗教信仰吗?
【颜晓蓉】您有一本书叫《儒教》(24),在很多中国人的概念里,儒家并没有宗教性,但您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并且收录在“世界宗教入门丛书”(25)里?
【杜】如果说儒家是精神文明,大家都会同意。西方所谓的宗教,当然也是精神文明。宗教和哲学的分别是西方文明的特色。我们常提的两希文明——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前者是哲学,后者是宗教。讲哲学,可以不涉及宗教的问题,如西方哲学史对耶稣基督、路德可以不谈。讲宗教,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可以不谈,如笛卡尔。而在西方之外,埃及、印度、佛教,乃至中国儒家和道家的传统,宗教和哲学并不绝然二分。很多人说佛教既非宗教又非哲学,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儒家也可这么讲。“教”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宗教,日本翻译的西方概念;另一种是教化,教化和一般的宗教不同。日本人用的儒教和中国人用的儒家是一样的。儒教文化圈,就是我们讲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另外,《儒教》这本单行本是我为Our Religions(《我们的精神文明》)所写的一章,“儒教”不是我取的名字,而是译者的选择,我大概会用“儒家”。
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可以反应提问者对宗教的理解,但并不能充分反映儒家的特色是否是宗教。如果说儒家不是宗教,我可以肯定提问者对宗教的定义是一神教的定义,也就是来自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定义。如果说儒家是宗教,说明提问者对宗教的定义很宽泛。
【孙帅】按照儒家正名、革命的思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君不君”的话,那么“臣不臣”就可以在儒家找到合法性依据?
【杜】“革命”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紧密联系。革命就是革除天命。革天命涉及合法性的问题,不是只要领导者的政策有错误我们便革命。前面讲过,如果君做得不好,他看不起我们,我们就不那么地尊重他了。但如果像桀和纣一样,使国家遭受巨大灾难,那我们当然要革命。
【高梦沉】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大学》讲“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后面又说“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我对 “正心”不太理解。第二,要想达到“仁”,是不是人本身应该存在两种意识,自己和自己对话,在这种不断的冲突中来提升自己的境界?
【周琳】对于“正心”,我也有一些疑问。似乎“正心”就不应该有愤怒,不应该有恐惧,不应该有偏好,“正心”是不是在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的出世态度?
【杜】“正心”不是无分别心,后者是佛教的重要观念。儒家讲“仁”,讲差等的爱。没有差等,就没有礼。没有差等,就不能具体实践仁的价值。仁是逐渐向外推的。如果完全没有差等,那就成为墨子的兼爱了。为什么要批评兼爱甚至类似兼爱的博爱?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强求对自己父亲的感情和对路人父亲的感情是一样的,结果实际的行为是你对父亲的冷淡和路人的冷淡是一样的。用水位的高低来理解,如果同情心的水位要高,水就流得远;同情心的低,水就流得近。低和高,都可以,但是最好从低向高提升。如果要求每一个人必须符合抽象的理念,就犯了王夫之所谓“立理以限事”(26)的错误——用一套理念把实际事物限制了。
【陶阳】我想了解一下朱熹当时究竟是从哪一方面考虑,把《大学》和《孟子》、《论语》这样长篇的东西放在一个起跑线上,作为“四书”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读过几遍《大学》,但感觉还是比较肤浅,没有抓住精神核心所在。
【杜】《大学》是《礼记》的一章,《中庸》也是。《大学》和《中庸》,尤其是《中庸》,在朱熹将其单独抽出之前就已经受到重视了。《中庸》最早好像是佛教学者把它当做单本的。《大学》逐渐也从《礼记》中剥离出来,成为学者们的讨论对象。朱熹把它们和《论语》、《孟子》收在一起形了成“四书”,希望以“四书”取代“五经”。他对“五经”有一些很坦率的批评。《尚书》佶屈聱牙,《易经》是占卜之书,《春秋》繁琐,《礼记》篇幅浩大,年轻人怎么可能从头到尾念完呢?其实,《大学》虽然篇幅短小,却不容易读,特别是有多处引用了《尚书》和《诗经》的话,不容易有确解。
【王茜】《大学》的宗旨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完善?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最完善的境界吗?
【杜】有人说“止于至善”是很高的境界。止于至善,才能修齐治平。也有人认为,达到至善后我就不必修身了,可是只停留在修身我就永远达不到至善。这种推理是错误的。前面谈到,仁是最低的要求,也是最高的体现。所谓明明德,德本明了,但是尚需再明。再明的明德,就得放心。孟子说,人有四端,其中最关键的是恻隐之心。如果不求放心,恻隐之情会越来越淡薄。所以,要把同情心从内到外、推己及人,使其放诸四海,否则它就会干涸了。
【兰田】我认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讲知识和价值评价的关系。从儒家的观点来看,正确的价值评价基于知识的积累。但另一方面,知识本身也会限制人的认识。儒家怎么解决知识越多对人的限制也越多这个问题?
【杜】朱熹讲,《大学》是一个整体的理解。大学是什么?大学配合小学。小学是培养儿童的基本礼貌,教他出入应对、洒水扫地、学做家务,让他学会问问题。他问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一个问题,慢慢使小孩渐渐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大学是成人之教,大人之学。大学使人的心胸扩大,陶冶其人格成为大丈夫。这里需要注意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扩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到底是知识先在,还是道德先在?如果没有知识,能够在道德的选择上正确无误么?如果扩展知识,是不是就一定可以促进道德的发展?
【赵舒婷】“慎独”里面提到“欲”,如果一个人不是人性本善就必然有“欲”,之所以要“慎”肯定是有另外一股相反的力量作用于己。“慎独”的“慎”和“不自欺”的关系,我还没有很理解。
【杜】慎独,你们的理解基本上还是独处,自己一个人,没有其他人在。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涛(27)教授曾写过关于慎独的文章。慎独应该是独处还是独体?独体,就是心灵中最深刻、最内在的东西。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什么意思?虽然最内在的必然会体现在外面,但你最内在的认同也许没有人知道,不过你心知肚明,像十只手指,人家看不到,你绝对知道,这是你内在的声音。
仁,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指两个人,“从二”因此有“相人偶”的解释。“相人偶”就是“仁”的象形字(28),一个人,一个二。对这种解释我总觉得不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29)我想要我就得到了。仁应该是内在价值、内在理性,不应该只是外在的,“相人偶”的说法似乎不能体现这种内在价值。离武汉三四个小时车程远有个地方叫郭店,出土了一大批以前没有的文字材料。这些文字材料有数万字,据考古学家鉴定,至少应是孟子时代的文献。这批楚简中所有的“仁”字都这样写(板书:身心)(30)。这能不能说相人偶?不可能。这就是内在,自己的内心。所以,宋明儒学的心性之学、身心之学与先秦儒学不能说没有关系,我认为是一脉相承的。南朝时期的沈约(31)曾认为有四篇文章与子思子有关系——《中庸》、《坊记》、《缁衣》和《表记》;我也曾说过《中庸》属于子思子的传统——即使不是子思子亲自写的,以前有很多争议,现在相信的学者大有人。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子思子的声音以及孔子第一代学生如颜回、子夏、曾子的声音了。《大学》是不是曾子所做,还有争议,从朱子以来八百多年,大家都认为是曾子所做。此外,郭店竹简中有一篇文章叫《五行篇》。《五行篇》中的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而是“仁义礼智圣”,显然即是由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发展而出。在《五行篇》出土之前,很多学者都搞错了,不知道五行居然是“仁义礼智圣”或“仁义礼智信”,而非“金木水火土”。有的学者将金木水火土与儒家的思想来配,木代表仁,火代表义之类,结果越配越糟。这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张燕飞】如果“明明德”的“明德”是适应当时情况的一种道德,那么儒家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故事,但这里,道德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您怎么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杜】“父为子隐,子为父隐”(32)本是《论语》里的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在新加坡讨论儒家伦理,新加坡当时的副总理吴庆瑞(33)提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假如儿子是警察,父亲开车超速,儿子把他抓到了,要不要给他开罚单?按儒家伦理,警察不应给他罚款单,因为他是自己的父亲,但这不符合新加坡的法律。同理,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把这一事实隐瞒了当然不合法。“隐”字的内涵非常丰富,有隐瞒的“隐”,有隐痛的“隐”,还有一种内在的不安之情与不忍之情。目前我们的解释为“隐瞒”。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呢?父亲的确是犯了罪,但不是杀人。父亲犯杀人的大罪,在《孟子》里有一例,就是舜的父亲杀了人。这是对儒家“亲亲为大”(34)的挑战。舜以皋陶为士,皋陶是他的司法部长。父亲杀了人,司法部长又是自己任命的,怎么办?从司法的角度一定要抓住父亲,但从舜的角度怎么办?中国和日本不同,在日本举报父亲是可以的,但养父就不行了;在中国,父子之情是不能断的。孟子的解决方式是,舜为了他父亲,放弃王位,带父亲逃走。一个非抓他不可,一个为了父亲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这是儒家传统里的悲剧。希腊的悲剧很不同,比如俄狄浦斯(35)恋母杀父的故事。你越了解你自己,越要做好人,越要奋发图强,越要对世界有责任,你的命运就越糟。俄狄浦斯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的母亲,结果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不知道那个男人是他的父亲,结果把他杀了。希腊的悲剧是描绘没办法逃避的命运,因为人完全无知,对命运的折磨束手无策。一般人说中国没有悲剧,确实,没有希腊那种悲剧,但我刚刚提到的《孟子》中舜的父亲杀人的故事,就是儒家传统的悲剧——忠和孝之间的矛盾。之于忠孝的选择,儒家的立场很明确,但不易理解。一般而言,孝比忠更切身,因而更重要。当然,也有移孝作忠的观点,忠臣出自孝子,孝子才能做忠臣。但是,宋明理学家有这样一个观念,假如只有一粒药丸,君需要,父亲也需要,吃了才能活命,儒家的选择是什么?给父亲!如果在文革时代,可以提这样的问题:父亲吃了这药丸才能活下去,毛泽东吃了这药丸才能活下去,给谁?给父亲!这才是孝道!如果孝道不能维持,包括忠在内的很多其他的价值就无法建立。
回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孔子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就像新加坡一样,宣扬我们都是守法的,直道而行。比如说,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去报官,结果把他的父亲抓起来治罪了。孔子的反应不是说这个举措不对,而是认为这与他的正直理念不符。这简直灭绝亲情、毫无人性!如果他杀了人,我前面讲到了孟子的解决之道。他偷了羊,儿子的解决办法很多,把这羊送回去,自己付钱,甚至善意批评父亲,这都可以。类比吴庆瑞的问题,父亲超速警察儿子开罚单,也有很多处理的方法,儿子可以为他出钱,可以说“父亲你这样开车太危险,也使我们担心”,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因为有父子之情在,罚单必须开但不能把父亲当路人对待。孔子在这种语境下才说,这不是直道而行,是荒谬的,才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是说家庭内部相互隐瞒可以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这根本就是人之常情。如果我们现在碰到一个人犯了罪,但并不严重,我们可以通过协调的方式解决。如果是杀人等重罪,那就另当别论。诸如“三鹿”奶粉事件的出现,犯罪之人绝对要绳之以法!置婴儿生命健康于不顾,十个奥运会为我们创造的良好形象,一个毒奶粉事件就全部摧毁了。所以,我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体现了儒家关于人际分寸的问题。
【李煦】朱熹在注《大学》中提到“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还有一句,“《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里的“极”应该如何理解?
【杜】现在通常把“无所不用其极”作为一种极端思想,但这不是《大学》的原本意思,这种理解与儒家的“中和”思想不同。儒家讲“择善固执”,这是坚强的表现,但在很多地方固执是非常糟糕的,“意、必、固、我”(36)都是孔子要化解的心病。但是“择善”时就要“固执”,所谓“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把所有的内在资源、力量都调动起来为善。能如此,则是道德的勇士。曾子说过:“士不可不弘毅。”(37)为什么“不可不弘毅”?因为“任重而道远”。为什么“任重而道远”?士的责任就是要推行“仁”,整个一生的努力都是在推行仁。行仁是个重担,不仅为己,还为使人性发挥光芒。这个责任是很重的。路为什么会远?“死而后已”,所以路是非常远的。任重道远的弘毅也就是儒家智仁勇中的道德之勇。有了道德之勇,可以“杀身成仁”,可以“舍生取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38)杀身成仁的意思就是说你所要体证的、你所尊重的仁义的理念远远要比你的生命更重要。文天祥就体现了此种精神。
【黄旭聪】《大学》以及其他儒家经典经常提到“君子”。君子,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品德高尚的人,是儒家人格发展的一个目标。与君子相对的是小人,在第四章里“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小人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到了第七章“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小人就变成了可以为非作歹的奸诈之辈。这两种小人有区别还是可以统一?儒家是不是有一种精英意识?
【徐舒】“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中的“人”,是指身边随便一个人还是人的整体?如果是一种整体意识,大家都把“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否定掉,是否会在社会上产生一种从众心理,最后导致平民暴政?
【赵锐】从庶人到天子,是否都有责任去平天下?如果有,这两种人有什么区别呢?《大学》在论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把它们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但并没有提出一种强有力的操作方法,让人感觉比较模糊。怎样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傅辉】《大学》第一、第十一章很多章句都是从人民的角度出发,这样是不是对“治国平天下”的理解有点局限性?
【程远】儒家虽然文本很好,但是往往在发展过程中容易被政治化,是不是在于它总是告诉人诚意,但是诚的是外在的标准,而不是自己真正内心的流露?
【李长宇】《大学》提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孔子也说他最欣赏的是礼乐教化。按照这种观点,君主管理国家就应该先管理这些。但孟子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9)他的意见是先发展生产力然后才能王,那么发展生产力和道德教化到底谁先谁后呢?
【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0)是为人基本的态度。我觉得很有趣,你们好几位发言的都是为领导,为精英说话,认为群众不负责任。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和在哈佛一年级学生的研讨会上讨论的关注点刚好相反,人们对精英都持怀疑态度。一位很有名的自由主义者阿克顿(41)说过一句话,权力是会腐化的,或者权力是倾向于腐化,绝对权威必定绝对腐化。地方发生黑煤窑事件,就是官商勾结,只为自己利益。这个时候提到民,必须体现为爱民,把自己当做父母官。爱民的思想要建构在把人民的生活照顾好的基础之上。人民生活不安排好,道德说教是完全不符合儒家传统的。《论语》讲得非常清楚,先要安民,其次富民,然后才能教。如果先教,道德说教难免会政治化。
儒家思想被政治化,绝对比法家更残忍。为什么?我前面已提到,现在还需强调,法家是严格的依法控制,触犯律令,绝对绳之以法;不违法令,可以随便做任何事情。政治化的儒家,即使民的行为完全不犯法,领导也不安心,还希望民的态度好;态度好领导还不安心,还希望民的信仰纯正;信仰很纯正领导仍旧不安心,希望民做的梦都是正确的,不能够有歪的思想,也就是说,最好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下意识层,也是符合领导所要求的。
根据儒家的思路,孟子所提倡的是:从“不忍”到“忍”的过程才是推已及人的仁道。每一个人在内心里面都有同情感,同情感就是不忍之情。如果你的父母受苦受难,或者你的子女受苦受难,你不忍,甘愿自己承受,也不愿他们受苦受难。不忍之情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慢慢地,你的朋友受苦受难你也感觉到不忍,你的同事受苦受难你也感觉到不忍,然后再往外推,路人甚至敌人,都可以慢慢推出去体验不忍之情。从不忍到忍,就是仁的扩展。仁爱充分体现了不忍之情,但这有阶段层次的分别。仁是差等的爱,而非兼爱。先要从亲人做起,从家庭向外推,这是非常现实的。然而,革命精神则是从忍到不忍。鲁迅讲得很清楚,狠打落水狗,落水狗起来后还会咬你。所以要狠打敌人,不能不忍,一定要忍。进一步,如果革命路线不同,革命事业受到阻扰,你必须大公无私、义无反顾。你认识的人也要能够残忍对待。几十年的同事,你要忍;再逼近,至亲好友要忍,父母亲要忍,妻子要忍,子女也要忍。这种忍可以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全部破坏掉。如果忍到这个层次,你对任何人都可以六亲不认。因为要体现革命精神,对自己也很残忍。如果这种精神被扭曲被异化,社会的共识、价值、诚信、温暖都会遭到破坏。
从中国传统来看,真正的斗争不是儒法斗争,法家只是一个学派,在中国没有很大的发展;而是政治化的儒家,和以道德意识转化政治的儒家的斗争。从汉代就开始,儒家崩溃以后,政府就把政治化的儒家作为治国的手段,比法家更利害。政治化的儒家,披着法家的外衣,在社会上泛滥成灾。一个人基本价值的崩溃不少是从最高、最纯净的动机开始的。……这个灾难离现在并不遥远,在你们这一代才开始转变,但是真正的转变非常困难。
中国的庶人,即一般老百姓,也都有“天下”的概念,不要以为只有读书人才具备。有一位学者赵汀阳(42)写了一本书——《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因为受儒家影响,中华民族在很早的时候就普遍具有了“天下”的观念。如果在北京坐出租车,你会发现司机就是民间的思想家,能说会道,纵论天下大事。跟他们一谈,就看能出民众的天下情怀。他们有很多顺口溜,譬如说北京不是首都而是“首堵”,车子都走不动了。(笑)在民间,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始终对家国天下的大事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晚明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体现出这样的民族情感和天下情怀。
与日本文明不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有三个概念是分开的——公、私和官。在日本,官就是公。在西方,政治是公,经济是私。中国的知识人则认为,如果朝廷不为天下负责任,变成一个私利集团,官就变成了私。公天下的公义就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认同百姓的命运。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非常敏锐,只有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体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态度,你才有资格做领导。前面说过,越有钱有势,能够掌握资源的,就越应该有责任感。皇帝掌握的权力最大,资源最多,因而皇帝的责任感应该最强。他们做好事,大家都受惠。他们不做好事,大家都倒霉。贪官污吏很可怕。有时领导者自身是清廉的,但他身边的至亲好友乃至仆人都腐化了,他也无法脱身。也许要有高薪养廉的政策,才能逐渐培养法治的传统,才能有清廉的政府官员,诸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做法。清廉的政府官员是社会走向法治的必需。
【注释】
(1)约翰·诺伯洛克(John Knob lock),美国汉学家,曾翻译多种中国先秦哲学经典,如《荀子》、《论语》等。
(2)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2-),美国汉学家,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宋明理学有深入研究,认为中国儒家内蕴有自由主义的传统,此观点曾引起广泛讨论。
(3)倪德卫(David Nivison,1923-)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他擅用分析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过王阳明、章学诚等。此外,还是上古史系年专家,对西周系年有深入研究。
(4)《庄子·应帝王》载:“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5)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代表作有《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后者奠定了性别的文化决定论。
(6)语出《王阳明全集·文录一》。
(7)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认为哲学研究的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个人的“存在”,哲学的起点是个人,终点是上帝,人生的道路也就是天路历程,故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之父。
(8)语出《论语·述而》。
(9)语自《论语·颜渊》。
(10)语出《孟子·告子上》。
(11)语出《孟子·告子上》。
(12)比丘尼,指受过具足戒的女性僧侣,俗称尼姑。
(13)居士,此处指非出家的学佛人士。
(14)证严法师(1937-),1963年皈依印顺长老为师,秉持师命“为佛教,为众生”,1966年创立慈济功德会,渐次开展慈善活动。其对弟子的教诲编为《静思语》。
(15)慈济功德会,台湾佛教慈善团体,1966年由证严法师创立,致力于医疗、教育、文化及各地赈灾、环保、社区志工等慈善活动,被誉为“台湾的良心”。
(16)特蕾莎修女,(1910-1997),著名天主教慈善工作家,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奉献给解除贫困,于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17)印顺法师(1906-2005),为太虚大师门徒,毕生推行人间佛教,著作等身,被誉为“玄奘以来第一人”。1963年因机缘为一位女子开示,遂才有后来的证严法师。
(18)星云法师(1927-),临济正宗第四十八代传人,1967年创佛光山,提倡人间佛教。
(19)圣严法师(1931-2009),禅宗曹洞宗第五十代传人、临济宗第五十七代传人。1989年创法鼓山,提倡人间佛教。
(20)原文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语出《荀子·王制》。
(21)语出《尚书.太誓》。
(22)语出《孟子·离娄下》。
(23)原文为: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语出《孟子·梁惠王下》。
(24)《儒教》,杜维明英文作品,最初是《我们的精神文明》一书之一章,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于1993年初版。该文论及儒家精神在历史中的开展,简要地勾勒出儒家的形象。
(25)世界宗教入门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共分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七本。
(26)原文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大意是:应当从事实出发,从中探究道理,不应先划出道理的框框,用来限制对事实的认识和研究。语出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下士文伯论日人》。
(27)梁涛(1965-),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学思想史、经学思想史、出土简帛等。其关于“慎独”的观点见《郭店竹简与“君子慎独”》、《朱熹对慎独的“误读”及其在经学诠释中的意义》等文。
(28)“仁”的象形字,篆文的三种写法:
(29)语出《论语·述而》。
(30)“仁”字在郭店楚简中的四种写法:
(31)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晋书》、《宋书》等。
(32)原文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语出《论语·子路》。
(33)吴庆瑞(1918—2010),“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曾在新加坡内阁中担任多项要职,包括在1959年出任财政部长、1965年至1967年间任内政兼国防部长、1968年至1984年间任副总理。
(34)原文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大意是:仁爱就是人,将爱父母亲放在第一位。语出《中庸》。
(35)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国王拉伊奥斯和王后约卡斯塔的儿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
(36)《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不臆测,不绝对,不固执,不自我。
(37)语出《论语·述而》。
(38)语出文天祥。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收尸时,在其衣带中发现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39)大意是:让七十岁的人穿上好衣服,吃上肉,使老百姓不挨冻受饿,能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称王的,自古以来就没有啊。语出《孟子·梁惠王上》。
(40)大意是:尊敬我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里的长辈;爱护我家里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语出《孟子·梁惠王上》。
(41)阿克顿(Lord Acton)(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出自阿克顿著作《自由与权力》(1887年),亦为阿克顿最广为人知的格言。
(42)赵汀阳(1961-),当代中国哲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早期主要进行元哲学的思考,后转向政治理论,曾提出“天下体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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