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

《坛经》考之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

去年十月我过日本横滨，会见铃木大拙先生，他说及日本有新发现的北宋本《六祖坛经》。后来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铃木先生寄赠的京都堀川兴圣寺藏的《六祖坛经》的影印本一部。此本为昭和八年(民国二十二年，1933)安宅弥吉所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附有铃木大拙先生的“解说”一小册。

兴圣寺本为翻刻宋本，已改原来每半页七行之摺帖式为每全页二十一行之方册本。但原本之款式完全保存，不过合并三个半页为一全页而已。每行二十二字。全书分二卷，上卷六门，下卷五门，共十一门。

末页有兴圣寺僧了然墨笔两行跋，第一跋云:

庆长四年(1599)五月上中旬初拜诵此经伺南宗奥义了次为新学加朱点而已了然志之

第二跋云:

庆长八年(1603)三月朔日至八日一遍拜读之次加和点了记者同前

铃木先生说，庆长四年到今年(去年)，已有三百三十四年了。

此本前面有手抄《〈六祖坛经〉序》，看其笔迹，似是了然所补抄。序文二十七行半，不分段，首行云:

依真小师邕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

而序末题云:

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右奉议郎权通判蕲州军州事晁子健记。

细分析之，这里本是两篇序，了然误合为一。

第一篇为惠昕序，共一百六十一字:

原夫真如佛性，本在人心。心正则诸境难侵，心邪则众尘易染。能止心念，众恶自亡。众恶既亡，诸善皆备。诸善要备，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间，一切无碍。见性之人，虽处人伦，其心自在，无所惑乱矣。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云。

第二篇是晁子健的后记，共二百八十二字:

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荆南，于族叔公祖位见七世祖文元公所观写本《六祖坛经》，其后题云:“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以至点句标题，手泽具存。公历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引年七十，累章求解禁职，以太子少保致仕，享年八十四。道德文章具载国史。冠岁过道士刘惟一，访以生死之事。刘曰:“人常不死。”公骇之。刘曰:“形死性不死。”公始寤其说。自是留意禅观，老而愈笃。公生平所学，三教俱通。文集外，著《昭德编》三卷、《法藏碎金》十卷、《道院集》十五卷、《耄智余书》三卷，皆明理性。晚年尚看《坛经》孜孜如此。子健来佐蕲春郡，遇太守高公世叟，笃信好佛，一日语及先文元公所观《坛经》，欣然曰:“此乃六祖传衣之地，是经安可阙乎?”乃用其句读，镂版刊行，以广其传。《坛经》曰:“后人得遇《坛经》，如亲承吾教。若看《坛经》，必当见性。”咸愿众生，同证此道。

据此两序，可知此本的底本是惠昕所改定的两卷十一门的本子。惠昕自记改定此书的年月为“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铃木先生推想此“丁卯”应是宋太祖乾德五年(西历967)，但他不能证实此说。按蕤宾为五月;二十三日辛亥，则此月朔为己丑。我检查陈垣的《廿史朔闰表》，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有五月己丑朔，故可断定惠昕改定二卷十一门是乾德丁卯的事(967)。此本的祖本是十世纪的写本，距离那敦煌写本应该不很远了。

晁子健序中所说“七世祖文元公”，即是晁公武(字子止)《郡斋读书志》自序中“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的文元公，即是晁迥，是北宋前期的大文学家，他死后谥“文元”，《宋史》(卷三○五)有传。《宋史》所记与晁子健所述略同(《耄智余书》，《宋史》耄作耆)。《宋史》所记也有可供此本考证的。本传说:

天圣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楼。……

子宗悫为知制诰，侍从，同预宴。

据毕沅《续通鉴》卷三十八，晁宗悫知制诰是在天圣九年(1031)正月;太清楼赐宴在同年闰十月。据此可知他八十一岁正是昊圣九年。此本的原写本有晁迥自题“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的话，题字之年(1031)和惠昕改订之年(967)相隔只有六十四年，也可以说是十世纪的写本。

我们现在可以称此本的原刻本为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蕲州刻本;刻本所据的写本为北宋天圣九年(1031)晁迥八十一岁时第十六次看过的十世纪写本;而其祖本为北宋乾德五年(967)惠昕改订为两卷十一门的写本。

这个惠昕改订为两卷十一门的本子，是晁迥看过又题过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绍兴二十三年。最可注意的是，在此本刻印的前两年——绍兴二十一年(1151)——晁迥的另一个七世孙，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写成他的《郡斋读书志》的自序。在《郡斋读书志》的衢州本的卷十六，有这样的记载:

《六祖坛经》三卷(王先谦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昕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复有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五十四，转录此条如下:

《六祖坛经》三卷

晁氏曰，唐僧慧眇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后有序。

《通考》之惠眇是惠昕之讹，周希后是周希复之讹。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十六门”两项，可证衢州本《读书志》所记不误。依此看来，在蕲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门本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在社会上流通了。《读书志》成于绍兴二十一年以前，所以晁子没有看见他的从堂弟兄刻印的他的七世祖文元公句读题记的两卷十一门的惠昕真本。

晁公武的记载使我们知道一件重要事实，就间:在1031年到1151年，在这一百二十年之间，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坛经》，已被人改换过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门了。

那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我们没有见过，不能下确定的推论。但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本子也许是北宋至和三年(1056)契嵩和尚的改本。契嵩的《镡津文集》里有郎侍郎的《六祖法宝记叙》，——此序当然是契嵩自己作的——说契嵩得了一部“曹溪古本”，用来校改俗本《坛经》，勒成三卷。契嵩的“曹溪古本”，我在前几年已证明即是《曹溪大师别传》。他所用的“俗本”也许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门本，他改定之后，仍用惠昕之名。幸有晁迥句读本保存到十二世纪中叶，被晁子健刻出来，流传到日本，保留到如今，使我们知道惠昕的原本是只有十一门分两卷的。

《坛经》的普通传本都是契嵩以后又经后人增改过的。现今只有两个本子是契嵩以前的古本:

一、敦煌的不分卷写本。

二、北宋初年惠昕改订二卷十一门本。

这个惠昕真本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

我在《坛经考》里，曾指出敦煌本慧能临终的“悬记”被契嵩用《曹溪大师别传》的悬记来改换了。今检此惠昕本的临终悬记，与敦煌本还相同。今抄此本的悬记，而校注敦煌本异文如下:

法海上座问曰:(敦煌本作“上座法海向前言:”)

“和尚(敦煌本作‘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直至今日，抄录流行，名《法宝坛经记》，汝等守护，度诸众生，但依此说，是真正法。”(此段话，凡三十七字，敦煌本无。)师言:“法海向前(敦煌无此六字;此处重提法海，可见添插的痕迹。敦煌本在下文悬记之前，有‘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八字)。吾灭度后二十年间，邪法撩乱，惑我正宗(敦煌本‘年间’作‘余年’，‘正宗’作‘宗旨’)，有一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于佛法(敦煌本作‘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此下敦煌本有‘正’字)法，弘于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以上十二字，敦煌本无)，衣不合传。”

此条悬记，明指神会独力攻击北宗，竖立南宗宗旨的故事(看《荷泽大师神会传》，页二五三—二五七，又页二七六—二八二)。此本添“弘于河洛，此教大行”，原意更明显了。契嵩不知道此段重要历史，妄依《曹溪大师别传》，改作如下的悬记: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依明藏本，今本又都删去此条悬记了。)

此惠昕本还保存那明指神会的悬记，可证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是未经契嵩妄改的古本。

试再举一个证据。敦煌本法海问:

此顿教法传受，从上以来，至今几代?

六祖答词，列举七佛以来四十代传法世系。今将敦煌本、惠昕此本及明藏本的传法世系表示如下: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诸祖与惠昕本全同，所不同者只有两点:

一、敦煌本的舍那婆斯(31)，此本作婆舍斯多。

二、敦煌本僧伽罗叉(33)与婆须蜜多(34)，此本两人的次第互倒。证以宗密所记，敦煌本是误倒的。此本不误。

此可证此本尚未经契嵩的改窜。(廿八祖的改定，已见于《景德传灯录》。我当时主张今本《传灯录》的廿八祖次第与名字，可能都是后人用契嵩来追改道原?《传灯录》无北宗传本，故此问题不易有定论?山西赵城出现的“金藏”《宝林传》的二十八祖已与《传灯录》相同了。很可能的，晚唐时代已有人改订二十八祖了。适之——四九、二、五夜)契嵩作《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及《传法正宗定祖图》，于嘉祐六年(1061)进上;次年(1062)，奉仁宗旨，收入藏经内。他的重要改定，是

一、改旧世系的第三十三人婆须蜜多为第七祖。

二、删去旧世系的第三十二人优波掘多，因为他知道优波掘多即是前面的第十二代优婆掬多。

三、删去旧世系的第三十四人僧伽罗叉，因为僧伽罗叉(即僧伽罗刹)的年代太分明了，不容易接上菩提达摩。契嵩自称根据僧祐的《出三藏记》所收的萨婆多部世系，而僧祐所记僧伽罗叉在第二十九，而弗若蜜多(契嵩的不若蜜多)在第四十九。所以他不能不删去僧伽罗叉了。(僧伽罗叉的年代，我曾考定为西历纪元二世纪的人;看《胡适文存》三集，页四一二以下。)

四、他删去了师子下面的四个人，改定为三人:

婆舍斯多(此是依惠昕本改的)

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记》的弗若蜜多)

般若多罗(此即《出三藏记》的不若多罗)

五、敦煌本与惠昕本皆无弥遮迦一人，而中唐宗密所传世系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传世系，或有末田地而无弥遮迦，或有弥迦而无末田地，不是契嵩添入的。

我从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为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干的事。今见惠昕本已这样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祐《出三藏记》的萨婆多部世系表里，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优婆掬多之上，正当旧表之商那和修。故惠昕本已改为婆舍斯多。此名不见于唐人所传各表中，亦不见于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昕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这更可证我上文说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门本。

惠昕本虽已改换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余各祖都与敦煌本相同，这又可见此本之近古了。

但用此本与敦煌本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惠昕已有很大的改动，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临终的悬记，已可见惠昕增添了许多字句。惠昕自序说:

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

可见他不满意于古本。但他不曾说明他如何改动。看了“西本文繁”一句话，好像他的改定是删繁为简。试比较敦煌本与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后来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还不很多，不过两千字罢了，今试表《坛经》各本的字数，作一个比较:

一、敦煌本12000字(实只有11500字)(括号内文字为胡适晚年的补充的校注，下同。——编者)

二、惠昕本14000字(实有15200字，多出3700字左右)

三、明藏本21000字

这可见惠昕加了不过二千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九千字了。这个比较表虽是约略的计算，已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

我们试取一段，用这三本的文字作一个对勘表:

我们看这种对勘，可知惠昕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宝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们不见敦煌古本与惠昕本，这种后世增改的痕迹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昕改动的地方，大致都是这样“添枝添叶”的增加。但他也有删节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换原本各部分的次第的地方。

惠昕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删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偈，敦煌本有两首，惠昕本删并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临终时，诵“先代五祖传衣会法颂”，自达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颂，又续作二颂，共八颂，都是很恶劣的偈颂。惠昕只存达摩一颂，惠能一颂，共删去了六颂。这些地方，虽然都是改变古本面目，在文字技术上却是一进步。

他改变原本各部分的次第，是在惠能说法的部分。他论坐禅两段之后的各部分，此本与敦煌本的次第不同，比较如下:

这种改动，大概是因为惠昕添入了“传香”一大段，故移“忏悔”一段到前面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传香，次忏悔，次发愿，次传无相戒，次说自性三身佛。这个顺序确是稍胜于原来的次第。后来各本都依惠昕改本。此又能可证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昕的改本。

最后，我们要指出惠昕本与敦煌本跋尾的异同。敦煌本跋尾云: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如付山法，须德(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经以为衣(依)承，于今不绝。

惠昕本跋尾云:

洎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递代相传付嘱。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中现也。

两本的传授如下表:

我们看了这两个不同的跋尾，可以作怎么样的解释呢?我想，我们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这个祖本的最古部分大概成于神会和尚未死之前。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开始攻击神秀门下的大师，宣传慧能的“顿宗”教义，竖立“南宗”宗旨，是在慧能死(713)后二十余年内的事。此经内有此事的预言，故其制作至早当在开元(713—741)晚年，或天宝(742—755)初年。我们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神会在东京(洛阳)最活动的时代(神会在东京当天宝四年至十二年，745—753)，约在西历745年。此经大概是神会做的(详考见《荷泽大师神会传》，页二八二—二九○)，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又说此本由法海传给同学道际，道际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这就是说，当此祖本传写时，悟真还活着。法海与道际为同学，为慧能下一代;悟真为第二代。慧能死在713年，神会死在760年。神会活了九十三岁，他尽可以和他的师侄悟真同时，——假定真有法海、道际、悟真三个和尚的话。敦煌本所记此本的传授不过两代三人，可见此本的祖本传写时还在神会的时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昕本所记传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还有一个圆会;悟真之上两个传人与敦煌本不同;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维的碑铭，又提到“元和十一年(816)诏追谥曰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这些事实都不是《坛经》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维作《能禅师碑铭》(《全唐文》卷三二七)是神会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虽未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犹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证此碑作在神会被御史卢奕弹劾，或已被贬逐的时候(天宝十三年，754)，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只说“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其实并无此碑——而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这是一证。王维碑内提起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慧能和他辩论，而《坛经》敦煌本不提此事:这是二证。碑文中说“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这是三证。但惠昕改本却不但用了王维的碑文，并且提到刘禹锡的碑文了，元和追谥已在慧能死后一百零几年，所以旧本里的两代三个《坛经》传人是不够的了。所以惠昕改了这个传经世系，从两代三人改为五代五人，可以够一百零几年了。我们可以推断惠昕所见的原本，其跋尾的传经人也只是法海、道际、悟真三个，悟真一名还可以保存他当时增改的痕迹。

总之，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

二十三、四、五夜改定稿

据《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