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

敦煌石室所藏写本，约有一万卷子，往往割裂残破，成为两三万残卷，三十余年来，分散各地:斯坦因氏取去的，现藏伦敦英国博物院;伯希和氏取去的，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清末学部运回北京的八九千件，现藏国立北平图书馆。此三组为最大宗，余则散在私家。私家所藏，李盛铎氏所收为最多，去年卖到日本去了。

这几大组的敦煌写本，巴黎的目录最先出，但很简略，伦敦的目录开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北平的目录，胡鸣盛先生主编，近年才编完，虽然没有印行;另有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了。

湖南许国霖先生是胡鸣盛先生的助手，他曾用他的余暇，编成两部关于敦煌写本的书:一部是《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一部是《敦煌杂录》。

《敦煌写经题记》共收四百多条，是一组最有趣味又最有历史价值的材料。伯希和先生曾对我说，他在敦煌挑选这些写本，曾定出几个标准:第一挑有外国文字的卷子，第二挑释藏以外的材料，第三平常佛经只挑那些有题记可供考订的卷子。北平所藏，是伯希和挑剩的卷子，居然还有四百多条题记可录，这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喜事。将来若有人能将巴黎、伦敦以及私家所藏的敦煌卷子的题记全部记录下来，成为一部《敦煌写本题记全集》，一定有不少的重要材料或问题，可以供史家研究。

就许君抄录的《题记》看来，这里面已有许多很值得注意材料。第一，写经的年代可考的有四十三卷，最早的是北魏的太安四年(458)七月三日，最晚的是宋太平兴国二年(977)闰六月五日，中间相距五百十九年。(此限于“写经”的题记。《敦煌杂录》中有“至道元年(995)僧道猷往西天取经牒”，年代更晚了。)第二，有些题记可以使我们知道当初写经的情形。有些经是和尚自己写的，有些是学童(学仕郎)写作习字课的，有些是施主出钱雇人写的。一部《大般涅槃经》(潛十五)的题记说清信女令狐阿咒出资财为亡夫敬写《大般涅槃经》一部，三十吊;《法华经》一部，十吊，《大方广经》一部，三吊;《药师经》一部，一吊。这是很有趣的经济史料，不但表现宗教风气而已。又如六部《佛说阎罗王授记劝修七斋功德经》的题记，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形:一部是比丘道真自己受持的(咸七五)，一部是一个患病的比丘尼发心敬写供写的(宇四五)，一部是一个“八十老人手书流传”的(列二六)。三部是同一个人为“阿娘马氏”追福，在“五七”“六七”“收七”三个斋期写的(冈四四)。这都是有趣味的宗教社会史料。第三，有些题记使我们知道当时写经的校勘工作。写经本是宗教的工作，是应该十分郑重的。如《四分律删补随机羯摩》题记云:

午年五月八日金光明寺利济初夏之内，为本寺座主金耀写此［羯摩］一卷，莫不研精尽思，庶流教而用之也。至六月三日毕而复记焉。(辰四六)

这最可以表现写经人的宗教精神。所以我们时时看见“勘了”、“一校竟”，“校定无错”的题记。还有二校或三校的，如一部《金光明经》(有九十)记“校二遍”，如一部《无量寿宗要经》(剑四二)题著三次校勘者的名字。写经重在校勘无误，而敦煌写经所以有无数错误，大概都由于不大识字的学童小和尚的依样涂鸦，或者由于不识字的女施主雇的商业化的写经人的潦草塞责，校勘工作是不会用到这两类的写经上去的。

许国霖先生的《敦煌杂录》是继续蒋斧、罗振玉(1866—1940)、罗福保、刘复、羽田亨诸先生的工作，专抄敦煌石室所藏佛教《大藏》以外的文件。蒋氏之书最早(宣统三年)，三十年来，这类佛经以外的敦煌文件陆续出现，最大的一批是刘复先生从巴黎抄回来的《敦煌掇琐》。但这些都是国外的敦煌文件。北平所藏的经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达先生抄出的几件长卷之外，差不多全没有发表。所以外间的学者只知道北平所藏尽是佛经，而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绝可宝贵的非教典的史料!

许国霖先生抄的这些文件，大约可以分为几类:第一是“藏外”的佛教文学，如变文、佛曲、劝善文、净土赞之类。第二是一些训诂及训蒙的残卷，如《礼记音义》、《论语音义》、《太公家教》之类。第三是一些俗世应酬文字的范式，如祭文程式之类。第四是许多民间经济往来的文契，如借麦种牒、雇作儿契、典儿契、卖地契之类。第五是杂件，如藏经点勘账，如姓氏录之类。

第一类的佛教通俗文学，近年来早已得著学者的注意。许君所辑之中，最重要的是几卷“变文”，虽不如巴黎所藏《维摩变文》和我所藏《降魔变文》的完整，但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当时的“变文”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所以是很可宝贝的。这里面的“佛曲”，如《辞娘赞》，如《涅槃赞》，如《散花乐》，如《归去来》，都属于同一种体制，使我们明白当时的佛曲是用一种极简单的流行曲调，来编佛教的俗曲。试举《辞娘赞》为例:

好住娘，娘娘努力守空房，好住娘。

这是民间的流行曲调。下面是用这曲调编的佛曲:

如欲入世修道去，好住娘

兄弟努力好看娘，好住娘

儿欲入山坐禅去，好住娘

回头顶礼五台山，好住娘

五台山上松柏树，好住娘

正见松柏共天连，好住娘

这种曲子往往是陋劣不通的;但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当时“俗讲”的和尚本来大都是没有学问没有文学天才的，他们全靠借这种人能唱的曲调来引动一般听众。《五更调》等，与此同理。

第二与第三类，残缺讹误太厉害了，没有多大用处。

第四类之中，有许多有趣味的经济史料。此中“借麦种牒”最多，可以推知当时僧寺佃农的经济状况。最详细又最动人的是《卢贝跛蹄雇作儿契》。我们读这文契，不能不回想到汉朝王褒的《僮约》。我们从前总想王褒的《僮约》是一篇游戏文字。现在读了这篇雇作儿契，我们才知道唐朝的雇工生活还是一种牛马式的奴隶生活。王褒在一千年前写的僮奴生活，虽是诙谐的作品，离实际的生活并不算很远的。

条件之中，我且抄两首写书手的怨诗作此序的结束。

一个写书人说:

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乾。

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

又一个写书人说:

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

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这是两个“人”的叹声。可怜我们在一千年后的同情心，已不能救济他们的口渴和贫穷了。

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