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帛書與西漢《老子》傳本

序論—帛書與西漢《老子》傳本

十餘年前，余根據出土帛書及相關材料，撰成《論帛書本老子》一稿，以帛書本《老子》校今本《老子》，討論今本《老子》衍文、奪文、錯字、誤解及句讀有誤等問題^[1]，闡論帛書本《老子》之價值，頗爲時賢所徵引^[2]。

邇來重讀帛書，發現除有助於校讀今本《老子》外，對於西漢《老子》傳本之差異、漢以後各傳本之淵源以及傳本間之異同關係等，亦頗能提供諸多資訊，對於瞭解《老子》一書早期的流傳、影響及錯綜複雜的關係，頗有助益。因不揣譾陋，賡續舊業，撰成此文，就正海内外賢達。

《老子》傳本大致上有兩個系統，即河上公本及王輔嗣本；朱謙之曰：“《老子道德經》舊本，流傳最廣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種。河上本近民間系統，文句簡古，其流派爲景龍碑本、遂州碑本及敦煌本，多古字，亦雜俗俚。王本屬文人系統，文筆曉暢，其流派爲蘇轍、陸希聲、吴澄諸本，多善屬文，而參錯己見，與古《老子》相遠。”^[3]朱説甚是。河上公即河上丈人，相傳爲戰國末年之隱士^[4]；然，班固《漢志》未曾著録其《章句》，學者認爲成書當在東漢中期以後及王輔嗣以前之期間^[5]，則河上本時代不能太早。至於王輔嗣，則三國時代魏人，時代在河上《章句》之後，所據底本相對而言就更晚了。今《老子》尚有嚴遵《指歸》本及《想爾注》本；嚴遵乃西漢末年人^[6]，只可惜《指歸》已半殘，且真僞頗有不同説法^[7]；至於想爾本，學者考訂爲東漢末年道士張道陵所爲^[8]；然則，嚴遵本及想爾本所據《老子》底本，時代亦不會太早，蓋可斷言矣。

因此，欲瞭解西漢早期《老子》傳本的情形，除根據西漢早期或戰國時代古籍加以窺測之外，恐怕難有他法。然而，這些古籍經過多年的流傳，傳鈔過程中是否有訛誤，或者後人是否根據流傳本《老子》回改古籍内的《老子》引文；似此種種情形，也頗難推斷。因此，根據西漢早期或戰國古籍以窺探早期《老子》傳本的情形，也並不十分可靠。帛書甲、乙本《老子》的出土，正好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由於帛書時代甚早，其文字雖然與後來傳本有差異，然而，卻頗能與先秦諸子所引者相合；今試舉四例以論證之。如第四章有一句：

久不盈。

此句河上本作“或不盈”，王弼本同，蓋同一系統也。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老子指歸》曰：“……冲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是嚴遵本亦作“或不盈”。從時代先後來考察，嚴本蓋“或不盈”之祖本，而河上本及王本即源自此本。

然而，《文子·微明》用《老子》文曰：“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淮南子·道應》引《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所見有不同。滿、盈，義同；作“盈”當是故書。久，二書所見皆作“又”，此與上一系統最大不同處，當爲别一系統。比《文子》及《淮南子》時代更早的《墨子》，所見《老子》卻作“有弗盈”^[9]，與上述兩系統又不相同。

帛書甲、乙本此文皆作“有弗盈”，與《墨子》所據者相同。竊疑戰國時代此文本作“有弗盈”，其後“有”易作“又”，乃譌作“久”，卒成今本耳。至於“有”易作“或”，時代亦不會太早。諸本之中，惟帛書本與《墨子》所見者合。

又如第十章曰：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河上本及王輔嗣本皆無“如”字，作“能嬰兒”。然河上《章句》曰：

“能如嬰兒……。”可知河上本原來作“能如嬰兒”；無“如”字者，乃後人所删。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引王輔嗣本正文作“能如嬰兒乎”，可知王本原來亦有“如”字；今王本無“如”字，情形與河上本相同。再檢傅本，正文亦作“能如嬰兒”。據此可知，河上本及王本兩系統此文無例外皆作“能如嬰兒”，往後各本皆如此。《淮南子·道應》引本文作“能如嬰兒乎”，可知西漢古本已有此“如”字，河上本及王本皆有來歷。

帛書甲、乙本作“能嬰兒乎”，無“如”字，與《淮南子》所據者及東漢以後各本獨異。考《莊子·庚桑楚》載老子語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兒子乎？”此當是老子最初言語之狀態，而爲莊子所載，正無“如”字；是知帛書本甚有來歷，與《莊子》所據者同一源流耳。

東漢以後，惟想爾本系統無“如”字，至爲可貴。

又如第十七章曰：

太上，不知有之。

河上、想爾及王弼諸本“不知”皆作“下知”；比諸本更早的《文子》及《淮南子》二書，它們在《自然》及《主術》二篇中分别引用了《老子》此文，字亦作“下知”；可見從西漢以降，此文咸作“下知”。

帛書甲、乙本此文作“下知”。帛書時代在《文子》及《淮南子》之前，當是另有所依據。《韓非子·難三》引《老子》，字亦作“下智”；帛書與《韓非子》相合，淵源有自。

自元初吴澄改作“不知”以後，注疏者相沿相襲，甚矣不可從。

又如第二章曰：

萬物作而不辭。

河上公本“不辭”與此本合，想爾本、王弼本及傅奕本“不辭”作“不爲始”，兩系統頗爲參差。

考《吕氏春秋·貴公》曰：“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審分》曰：“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吕覽》云云，蓋出自《老子》此章。《吕覽》既云“所由始”、“所自始”，可知《吕覽》所見《老子》此文作“始”，不作“辭”明矣。惟一要考慮的是，《吕覽》所據《老子》此文“始”上是否有“爲”字。高亨認爲古本此處一作“不辭”，一作“不始”；作“不爲始”者，“爲”字後人所妄加^[10]。竊疑高説可從，蓋《吕覽》訓説此文時，一作“所由始”，一作“所自始”；若原文有“爲”字，則不煩《吕覽》添“由”、“自”以解説之矣。據此，可知《吕覽》所據《老子》正文當作“不始”。

檢帛書甲、乙本，正作“弗始”，與《吕氏春秋》所據者合。

以上所論，不過就帛書與《墨子》、《莊子》、《韓非子》及《吕氏春秋》相合之處，各舉一例以爲説。帛書雖然鈔寫於西漢初年，實際上是淵源自先秦，與諸子所據者頗有相合，那麽，它的出土，正好填補了西漢早期傳本的空白，不也是很恰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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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漢書·藝文志》著録，西漢訓説《老子》有鄰氏、傅氏、徐氏及劉向四家，就中鄰氏最古，劉向《説》最爲晚出。四家之中，其所據底本文字上是否有差異？有何差異？與當時傳本及後來各本有何關係？這些問題，都因爲四家皆亡而無法明考了。不過，從西漢古籍徵引《老子》來觀察，又根據帛書與西漢古籍引文來觀察，西漢時代的《老子》在文字上已頗有歧異了。

兹舉二例以言之。第五章曰：

多言數窮。

“多言”二字，《文子·道原》引作“多聞”，《淮南子·道應》引作“多言”；顯然的，二書所見傳本有歧異，引文才有如此之不同。嚴遵《指歸》曰：“天地不言……言出則患入。”嚴本正文作“多言”，與《淮南子》所據者相合。想爾本作“多聞”，《注》曰：“多知浮華，不知守道全身，壽盡輒窮。”可知想爾本與《文子》所據者同源。自王輔嗣以下，作“多言”者多，存“多聞”者少；後之學者亦多從“多言”，以“多聞”爲非。

實際上，這完全是西漢傳本的歧異。帛書二本皆作“多聞”，與《文子》所見者合，可知西漢此文有兩個系統：一個是時代很早的“多聞”，帛書及《文子》所據者即此系統；一個是時代亦不晚的“多言”，《淮南子》所見者即此系統。二説咸可通，不必相非。

又如第十三章曰：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若可寄天下。

“託天下”、“寄天下”二句，《文子·上仁》引《老子》作“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寄”句在前，“託”句在後。《淮南子·道應》引作“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託”句在前，“寄”句在後；據二書觀之，則西漢古本此文已有參差矣。

考《莊子·在宥》曰：“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在宥》乃外篇，時代不能太早，蓋在戰國末期；然則，戰國末期《老子》此文有一本“託”句在前、“寄”句在後，也就是後來《文子》所依據的那一個本子了。然則，《淮南子》所據者呢？是否有所依據呢？翻開帛書甲、乙本，二本皆“託”在前、“寄”在後，帛書所據者時代甚早，甚至可直追戰國末年；然則，《淮南子》所據者恐與帛書有關係，時代也應該很早才是。

大概在戰國末期，此文已有歧異，而且一直相沿到西漢初葉，所以，才有不同的兩個傳本系統；後來者皆依違於此二系統，學者或是前非後，或非前是後^[11]，蓋不明其原委有以致之。

根據上文所討論的，可知西漢時代《老子》傳本已頗有歧異；帛書的出土，使我們更清楚這種歧異，也使我們對漢初《老子》傳本的不同面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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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帛書本的出土，也使我們認識到在已可考見的不同傳本中，又多出另一種新的傳本；换句話説，帛書本豐富了現有的西漢傳本，使西漢傳本更顯多樣化。

這樣的情形甚爲多見，這裏僅舉二例來討論。比如第九章曰：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名遂、身退”三句六字，西漢時就存在着差異：

（一）作“名成、功遂、身退”者——《文子·上德》引，其後想爾本及邢州本即從此而來。

（二）作“功成、名遂、身退”者——《淮南子·道應》引，河上公本即其緒；《後漢書·梁冀傳》、《李固傳》及《崔駰傳》之注所引者亦即此本，唐以後古注、類書所據者亦多爲此本。

據此，可知西漢《老子》古本此文不出上述兩個系統，一個被《文子》保存下來，一個爲《淮南子》所徵引。實際上，漢以後此文尚有三個不同傳本：

（三）作“成名、功遂、身退”者——傅本，牟子《理惑論》所據另一本即如此作。

（四）作“功遂、身退”者——《漢書·疏廣傳》引，《理惑論》所據者皆此本。

（五）作“功成、身退”者——王弼本。這三個傳本的時代性都相當晚，無法和前兩個傳本相頡頏。在帛書本出土之前，有些學者認爲前兩個傳本的三句式最古舊，爲《老子》原來的面貌^[12]。

然而，翻開出土的帛書，我們發現情形並不如此；帛書甲、乙本作“功遂、身退”，在西漢初期兩個三句式的傳本中，又多出一個二句式的傳本；而後來的《漢書·疏廣傳》及《理惑論》，所依據的就是這個傳本；甚至於《論語·子罕》、《泰伯》的皇《疏》，所依據的也是此本。因此，自帛書出土之後，我們才知道，漢初此文就已經有三個不同的傳本；其中，以《文子》及《淮南子》所據的三句式，與帛書的二句式相差最遠。學者們以三句式爲古舊的説法，看來必須修正了。

又如第九章曰：

持而盈之。

《文子·微明》及《淮南子·道應》引“持”字同；《後漢書·折象傳》、《申屠剛傳》及《蔡邕傳》之注，所據者亦作“持”；據此，可知漢初此文即作“持”，以後各注疏家及各傳本亦皆如此，一律作“持”。“持盈”乃古成語，《國語·越語下》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吴語》曰：“用能援持盈以没。”《詩·鳧鷖·序》曰：“能持盈守成。”皆其比。老子據古成語爲説，蓋甚有可能。比《文子》及《淮南子》時代更早的《管子·白心》，用《老子》語亦作“持而盈之”；可知作“持”字甚有來歷矣。又《黄帝素問》注引《老子》亦曰：“持而盛之。”

然而，宋代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曰：“嚴君平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根據陳碧虚所看到的，嚴遵本此文作“殖”，與歷來傳本作“持”者不同。殖，即蕃殖之義，故陳碧虚謂“積其財寶”；蕃殖，字亦作“蕃植”，《淮南子·俶真》曰：“萬物蕃殖。”《主術》曰：“五榖蕃植。”即其義，是其明證。因此，至少在西漢末年，此文當有另一傳本作“殖而盈之”，與《管子》、《文子》及《淮南子》等所見者不相同；在字義的解釋方面，也頗有差别。在帛書出土之前，這個説法最多只能上推至西漢末期，就時代的先後來説，當然比前一説法晚了幾百年。

今天，當我們打開帛書《老子》，竟然發現甲、乙兩個本子完全作“植”；换句話説，嚴遵本原來甚有來歷，它竟是遥承自漢初的帛書系統。有了這個認識之後，我們才知道，“持”字並不能“專美”於前，早在西漢初年，已經有“植”（“殖”）字本，和“持”字本並存於當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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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初期《老子》傳本既然有多種不同的系統，那麽，東漢以後許多傳本在文字上的歧異，許多時候都和西漢不同傳本有關係。然而，在帛書出土之前，東漢以後傳本有時找不到“源頭”，變成“無頭公案”，學者時而斥其爲“妄改”，冤枉了這些傳本。似此情形，很值得提出來討論。

兹舉三例以言之。第一章曰：

常有，欲觀其徼。

“觀其徼”各本皆同，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訊》、《後漢書·西域傳·注》及《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亦如此。然，河上公《注》曰：“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河上公將“徼”解釋爲“歸趣”；歸趣，即歸終、歸宿之義，與諸家解“徼”義不同。河上公解“徼”爲“歸趣”，則正文“徼”上疑當有“所”字，否則義甚難通，河上公《注》中“所”字蓋即自正文而來。想爾索洞玄書本作“觀所曒”，曒、徼古通；有“所”字，其來歷不可輕視。然河上公《注》時代並不甚早，學者亦未曾注意河上公此處之注文。

今檢帛書甲、乙本，“觀其徼”皆作“觀其所噭”，正有“所”字，可知河上公本及索洞玄書本淵源甚古，與其他傳本不同。帛書本的出土，正好爲河上公本及索洞本提供了“活源頭”。

王弼《注》曰：“徼，歸終也……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王輔嗣解“徼”爲“歸終”，義與河上公合；蓋王氏去漢不遠，猶能維持古義，只可惜王本恐已缺“所”字耳。學者們斥帛書本爲“衍文”^[13]，蓋未能明考也。

又如第三章曰：

使知者不敢爲，則无不治。

諸本“不敢爲”皆同，“爲”下亦並有“也，爲無爲”四字。嚴遵《指歸》曰：“無爵禄以勸之，而孝慈自起；無刑罰以禁之，而姦邪自止。反真復素，歸於元始，世主無爲，天人交巿；翺翔自然，物物而治也。”揣摩《指歸》所言，嚴本正文蓋亦作“使知者不敢爲也，爲无爲，則无不治”，與各傳本合。惟想爾本及索洞本皆作“使知者不敢不爲，則无不治”，“敢”下有“不”字，無“爲無爲”三字。

首先討論“爲无爲”三字；到底應該從諸本有此三字呢？還是應該從想爾本及索洞本無此三字呢？馬敍倫根據王弼《注》“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語意暗昧，又因此句下王弼無注文，推斷王弼本正文無“爲无爲”三字，“乃注文而誤入經文者也”^[14]。蔣錫昌卻認爲“爲无爲”一句，乃總結上文“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三事而言，亦爲本章要意之所在，不可以缺，所以，認爲馬氏“昧於《老子》”。其後，學者或從馬，或從蔣，皆僅就章内文章議論，未能提出確實的證據。

至於“不敢爲”，朱謙之曾經根據羅振玉影印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校敦煌本，校出該本正文作“不敢不爲”，並且考出遂州碑本、成玄英《疏》本亦並作“不敢不爲”^[15]；朱説若可信的話，則繼想爾本及索洞本之後，此文作“使知者不敢不爲”者，尚有敦煌本、遂州碑本及成《疏》本矣。然，此三本時代皆甚晚，想爾本及索洞本時代亦不能太早，故贊同朱説者幾乎不見其人；高亨、許抗生及周次吉等人，皆不同意朱氏之説法。

今檢帛書本，作“使夫知者不敢弗爲，則无不治”，弗、不古通；可知想爾本及索洞本甚有來歷。“不敢不爲”，當讀作“不敢、不爲”，朱謙之謂“不敢”、“不爲”與前文“無知”、“無欲”對舉，又謂“常使一般人民無知、無欲；常使少數知者不敢、不爲，如是則清静自化，而无不治”，其説甚是。學者作“不敢不爲”一氣讀，以爲此舉“與老子的‘无爲’這一根本思想衝突”^[16]，卒有此誤會耳。

竊疑此文本作“使知者不敢、不爲”；其後，學者讀作“使知者不敢不爲”，誤會其説法與老子思想矛盾，乃於其下增“爲无爲”，作“使知者不敢不爲，爲‘无爲’”，藉以化解思想上之矛盾耳。東漢以後，學者們又删作“使知者不敢爲，爲‘无爲’”；其實，既已不敢爲矣，又何必多一句“所爲的是‘无爲’”呢？“爲无爲”三字之累贅，於此可見矣。河上本、王輔嗣本皆如此作，可知其去古已遠。魏、晉以後各傳本，皆不出此系統，蓋多歧亡羊，不足爲異也。

今賴帛書出土，得知想爾本及索洞本淵源有自，不可輕非。想爾本系統中，次解本作“不敢不爲也，爲无爲，則无不治”，龍興觀本作“不敢爲，則无不治”；前者已有“爲无爲”，後者少一“不”字，無“爲无爲”三字；皆與想爾本系統有參差，蓋已受其他傳本漬染矣。

又如第十六章曰：

致虚極，守静篤。

此文古有二讀；一將“虚極”、“静篤”讀作合成詞，河上公《注》曰：“……五内清静，至於虚極。守清静，行篤厚。”即此讀法也；一將“極”、“篤”分開，謂致虚静至於至極之境地，守清静至於篤實之境地，嚴遵《指歸》曰：“空虚爲常，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舍屈伸，正得中道。”想爾《注》曰：“彊欲令虚詐爲真，甚極，不如守静自篤也。”王弼《注》曰：“言至虚之極也，守静之真也。”^[17]皆從此讀法。後之學者，皆不出此二讀。

帛書甲本“篤”作“表”，乙本作“督”。竊疑此當從乙本作“督”，《六書故》曰：“人身督脈……當身之中，衣縫當背之中……亦謂之督。”字通作裻，《國語·晉語一》曰：“衣之偏裻之衣。”韋《解》曰：“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老子蓋謂守静而不倚左右，乃最適中之道也。與《莊子·養生主》“緣督以爲經”之“督”同義，即至正、至中也。此謂致虚、守静，乃得道者至高、至中之境地也。帛書甲本作“表”，蓋與“裻”形近而譌。

嚴遵《指歸》曰：“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舍屈伸，正得中道。”篤，無“中”、“中道”之義，嚴遵不當解下句作“正得中道”。竊謂嚴本正文“篤”亦本作“督”，與帛書乙本相同，故《指歸》以“中道”解之。今本作“篤”者，蓋後人據他本改之也。今賴帛書，得以考見嚴本之淵源也。

河上、嚴遵及想爾三家，乃《老子》傳本中時代較早者，漬染改易之餘，亦能保存古本舊貌。然而，正惟這些古本與後來多數之傳本不同，西漢古本之情況又無從得知，所以，對於這些少數傳本文字上的“歧異”，學者們或不加措意，或不敢輕言，以致於珠沙不分。帛書的出土，使我們對河上、嚴遵及想爾三家，乃至於傅本、范本及其他晚出之傳本，可以從新有個“源頭追踪”的審察，讓我們瞭解三家及晚出的傳本，有時也保存了一些很早的材料，值得我們加以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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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期，帛書《老子》出土，震驚學界。甲本字體在篆、隸之間，不避高祖諱，鈔寫年代約在高祖年間；乙本以隸書鈔寫，避高祖諱而不避惠帝諱，鈔寫年代蓋在惠帝與吕后之間；晚近所見之全本《老子》，以此次出土者爲最古。一九七六年，筆者乃以唐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本爲底本，參照各本，比勘帛書，寫成《新校》一稿，分篇發表^[18]，以就正海内外學者。

二十年來，研究帛書，或據帛書校訂《老子》，爲數頗多。筆者興趣所在，時多披覽。就此時此地所能見者，有下列諸作：

1．嚴靈峯：《馬王堆帛書老子試探》（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

2．嚴靈峯：《無求備齋老子讀記》（在《無求備齋諸子讀記》中，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3．任繼愈：《老子新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張松如：《老子説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5．劉殿爵：《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初探》（香港《明報月刊》，明報月刊出版社，1982．8）

6．張舜徽：《老子疏證》（在《周秦道論發微》中，北京中華書局，1982）

7．許抗生：《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8．周次吉：《老子考述》（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

9．盧育三：《老子釋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0．羅尚賢：《老子通解》（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11．李水海：《老子道德經楚語考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

12．培真：《道德經探玄》（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90）

13．王垶：《老子新編校釋》（瀋陽遼寧書社，1990）

14．黄釗：《帛書老子校注析》（台北學生書局，1991）

15．古棣、周英：《老子校詁》（在《老子通》内，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16．楊丙安等：《老子新詮》（在《老學新探》内，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7．高明：《帛書老子新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上述近二十種著作，或利用帛書校釋今本，或對帛書作直接之整理，都是帛書出土以後相關之新作。本書皆就其需要，斟酌採入^[19]。

《老子》傳本之多，恐爲子書中之佼佼者。筆者十餘年前，曾繼羅振玉、唐文播等人之後，對敦煌本略作整理，並撰成《敦煌老子寫本考異》及《敦煌老子寫卷探微》二文^[20]。本書旨在校勘，亦側重於早期傳本之流通及影響，辨别其異同，考鏡其源流；對各種不同傳本作通盤性分類及歸納，非本書重點所在。島邦男撰有《老子校正》^[21]一書，將《老子》傳本歸爲下列系統：

1．嚴遵本。

2．想爾本。有索洞玄書、次解本、龍興觀碑、道藏李榮等諸本。

3．王弼本。有釋文王本、道藏王本、武英殿本、浙江書局本等諸本。

4．古本。有道藏傅奕及范應元本。

5．河上本。有治要本、意林本、廣明碑、景福碑、道藏本等諸本。

6．玄宗本。有開元二十六碑、開元二十七碑及道藏本諸本。

對於《老子》傳本之歸類，頗見系統。本書所言各傳本，基本上即以此爲根據。

筆者據帛書校訂《老子》，爲時甚早。二十年來，諸書紛出，衆説並呈，甚有可觀。今據上引材料，重新改寫，彙爲一編。昔日重點在校訂經文，此次兼及考鏡傳本源流；昔日逐句詳校，此次則頗有删汰。至於諸家説法與拙見相合者，雖時代在鄙説之後，亦多爲删省以避重複。舊説新見，滙爲一篇，言本書之校勘及傳遞情形者，當以此書爲便矣。

1996年秋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注释】

[1]詳見拙著《竹簡帛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17。此書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及學海出版社（1994）曾分别翻印。

[2]例如周次吉著《老子考述》，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王垶著《老子新編校釋》，瀋陽：遼瀋書社，1990；古棣、周英合著《老子通》，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楊丙安等著《老學新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皆徵引拙説。

[3]見朱著《老子校釋》，台北：世界書局，1961，《序文》頁1。

[4]《史記·樂毅列傳》載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爲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數傳至樂臣公，樂臣公再傳蓋公，蓋公爲曹相國師。據此，則河上丈人蓋戰國末年人。

[5]王卡曰：“章句之體，西漢已有，但東漢後期尤爲盛行。河上公《老子章句》在文體上正反映當時學風。……因此，《河上章句》之作，於理應在王弼之前。……總之，《河上公章句》應成書於西漢之後，魏晉之前，大約在東漢中後期。王明先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考》推測《章句》約爲後漢桓帝或靈帝時黄老學者僞託戰國時河上丈人所作，其説大體可信。”見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卷首《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3。

[6]見《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嚴遵《道德指歸》於東漢以後甚爲流行，且頗獲佳評，《三國志·蜀志·秦宓傳》載秦宓語曰：“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又載李權語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該書受後人之推崇，於此可見。

[7]可參見拙文《論嚴遵及其道德指歸》，在拙著《老子論集》内，台北：世界書局，1984，頁143—172。

[8]饒宗頤曰：“考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老子有《想余注》二卷。下云：‘不詳何人，一云張魯；或云，劉表。’列於劉遺民《玄譜》之下，似陸氏未見其書。……疑‘爾’字或書作‘尔’，遂誤爲‘余’也。至於撰人，陸氏謂一云‘張魯’，與《注訣》稱‘係師’同；而玄宗杜光庭則云張道陵，當是陵之説而魯述之；或魯所作而託始於陵，要爲天師道一家之學。”見饒著《老子想爾注校牋》之《解題》内，香港，自印本，1956，頁4。

[9]《太平御覽》卷三二二引《墨子》曰：“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

[10]高亨撰有《老子正詁》，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頁3。

[11]比如蔣錫昌據陳碧虚引文認爲“託”句在前，“寄”句在後，“以復王弼古本之真”；朱謙之謂當“以敦煌本爲優，當據校改”；盧育三謂諸本先“寄”後“託”者，乃隨王本“誤倒”；諸説有參差。

[12]比如嚴可均、羅振玉、蔣錫昌及朱謙之等人，都比較傾向於三句式，周次吉《老子考述》即作三句式，頁67。

[13]如王垶曰：“甲、乙本末句均衍‘所’字。”見王著《老子新編校釋》，頁38。

[14]此馬敍倫語；見馬著《老子校詁》，香港：太平書局，1973，頁37。

[15]成《疏》曰：“而言不敢不爲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爲，故繼以不敢也。”可知成本作“不敢不爲”也。

[16]此許抗生語；見許著《帛書老子注釋與研究》，杭州：人民出版社，1982，頁69。

[17]王弼《注》原作“言致虚，物之極篤；守静，物之真正也”，今從樓宇烈校。見樓校釋《王弼集校釋》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37—38。

[18]此稿發表於《大陸雜誌》，自第五十四卷第四期起連載，間斷發表，至第五十九卷第四期止（1977．4—1979．10）。

[19]其他相關著作，如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初版）、王淮《老子探義》（台北：商務印書館，1977）、鄭成海《老子河上公注疏證》（台北：華正書局，1978）、沙少海、徐子宏《老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張玉春、金國泰《老子注譯》（四川巴蜀書社，1991）、徐仁甫《老子辨正》，在《諸子辨正》中，（四川成都出版社，1993）及楊潤根《老子新解》（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等書，亦斟爲參考。

[20]見拙作《老子論集》，台北：世界書局，1984。

[21]東京汲古書院出版，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