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国民特性

塑造民族认同　锻造国民特性——从中西比较角度看严复的翻译文化思想

□刘军平

引言

虽然翻译形式多样，但在任何历史时期它都是塑造民族及民族认同最强有力的工具。尽管有关翻译学、民族形成和民族认同方面的文献资料翔实宏富，学者们却很少系统地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¹⁾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展迅猛、影响巨大，而翻译在增强民族意识、改造国民性等方面的事实从未在理论上得到系统梳理。涉及翻译和民族认同的交叉研究，也很少有人问津。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很难从卷帙浩繁的翻译史中归纳出有关翻译与民族认同的材料;另一方面，由于该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规范性的描述成为类似于越境的冒险。

一般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如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宗教信仰，以及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翻译只不过是社会的附属产品。笔者认为，除了塑造社会和群体意识之外，翻译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危难重重，积重难返，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剧变，而翻译在这一时期的作用非常直接而明显。笔者将以严复的翻译活动为例，展开讨论。

一、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

在讨论有关翻译与民族认同的渊源之前，有必要对“民族”和“认同”的定义作一简单概览。如果要令人满意地回答什么是“民族认同”，我们必须先涉及一些更基础的问题:何谓民族?何谓民族—国家?何谓认同?哲人伊拉斯谟认为，定义是“危险的”，黑格尔说定义是“武断的”，维特根斯坦则认为定义是“不可能的”，然而，界定却是任何学术讨论必要之前提。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提出，关于民族的形成有三种观念:原生论、永存论和现代论。一般认为，原生论者把国家视作“实体化”和“自然化”的产物，拥有“实体”和“有机性”，由于内在的生物制约和存在于“时间之外”的非历史的沉积性，这两个术语含有消极的内涵。早期民族原生论的观点集中在“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上。对德国人赫尔德而言，“民族”之所以是“民族的”，是因为天命如此。在稍后的世俗版本中，民族渐渐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看成是与自然世界中有机体相类似的物质，因此，同样遵循兴、盛、衰、亡的规律。永存论的看法是，民族在经历变迁、融合之后，与其他的民族产生认同，组成新的团体。根据这种观点，民族不与特定历史阶段相联，只要条件适宜，可以出现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于是，我们在早期相关著作中发现，从古埃及人到中国人，再到现代法国人和俄罗斯人，新型民族不断涌现。现代论者认为:(1)民族的产生是近代的事情;(2)民族主义也是近代才出现的;(3)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现代化的产物和现代性的条件。在以上三个论点中，其中第三个论点最重要，因为它不仅仅纯粹考虑到民族产生的时间性，而且还考虑到社会结构、现代性等社会学因素。⁽²⁾简言之，“一个民族是一个历史和文化共同体，它有完整的领土、经济、大众教育系统和共同的法律权利”(Smith，2004:183)。⁽³⁾根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民族的形成包括集体自我界定、塑造神话、保存记忆、传播公共文化、制定法律和遵从习俗。

新近民族主义理论倾向于强调现代性民族的各种矛盾。许多理论家认为，新旧民族的区别在于，新兴民族具有许多两面性:现代民族既好斗又讲人道，既有扩张性又作茧自缚，既富于理性又爱国。罗伯特·扬(Robert J.C.Young)、齐泽克(Slavoj Zizek)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都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扬认为，现代民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杂合体”(impossible hybrid)，一种文化的自我分裂;阿多诺辩证地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称为“撕裂的两半”(torn halves);齐泽克聚焦民族“含混而矛盾的本质”(ambiguous and contradictory nature)。由于任何现代民族都消解了个体与家庭、氏族或民族之间传统的亲缘、血缘和乡土的关系，它再也无法体现纯粹的象征关系。肯尼约梯(Deniz Kaniyoti，1998)在描述民族转变过程中的双重特性时，有过深刻的评论:

“民族话语能够引起大多数人赞同的一个特点是其两面性。民族话语既表现为一个现代性的计划，融合和改造了传统情感，使塑造新的认同，同时又表现为重新肯定权威文化价值观，这种使人能够相信的文化价值观则来自于假定的集体过去的历史。因此，它打开了一个非常捉摸不定的、意义含混的语义场，在民族国家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个语义场可以被重新激活、重新阐释、重新创造。语义场的意义不是特定的，有关是“谁”和是“什么”界定了民族等政治因素相互争斗，影响了民族团结和主权权益相关的概念，也影响了能够反映民族计划的各种属性关系。”⁽⁴⁾经历变革的阵痛，现代民族的双重性与翻译的双重特质产生了耦合。陈德鸿认为中国的翻译活动预示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翻译在预示中国现代性到来时扮演关键角色，‘现代性’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概念，有人甚至把它想象成空间概念，置身其中的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是不同形式的假定。就中国而言，可将它视作一个在不平等的跨文化对话和互动中不断变化发展的民族。它始于19世纪中期，在外来‘他者’一系列的争夺、牵制中继续发展，时至如今，仍未结束。”⁽⁵⁾欧洲中心主义观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一样，产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之后。很明显，此观点延续了黑格尔、M.韦伯、亚当·斯密以及约翰·穆勒的偏见:他们坚持认为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在父权君主制统治之下，如同铁板一块，既缺乏活力，又处于边缘性，其民族认同感是想象性的。西方模式认为，直到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它才具备了形成民族及民族认同的可能。

如果将史密斯及其他学者有关民族的定义应用于中国的情形，我们就发现其界定值得商榷。第一，中华民族的同一性相对单一，它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而不是现代民族;第二，若民族是现代性的产物，中国在过去两百年曾经历过现代化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上述民族的界定中，语言与文化的作用，尤其是翻译所扮演的角色，却不幸被忽视。我们不得不追问:在构建一种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培育国民性以及宣传民族理念方面，翻译活动起什么作用?

限于篇幅，笔者讨论的重心是阐述民族作为现代性的产物的观点，以及民族与翻译的相互关联。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在中国初次接触西方世界以后到20世纪早期，翻译对民族认同的形成起到的作用和翻译在塑造“中国性”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在深入探讨翻译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之前，让我们再看看“认同”这个术语的含义。

对于爱利克·埃里克森(Eric H Erikson)而言，“认同”本身就意义含混。这一术语可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等。埃里克森认为，个人的认同在生命周期中逐渐形成。认同意味着持续的自我同一性，以及持续与他人共享某种本质性的角色。由于“认同危机”的广泛使用，此术语传播很快。在埃里克森的理论中，第一次关键的危机出现在成年初期，人们在这一时期需要在职业、婚配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作出选择。“认同危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1)个人解决认同危机的方式对以后的心理发展有重大影响，否则个人成长将受阻碍;(2)个人认同是文化的反映，因为文化在任何特定时期都能体现各种认同方式;(3)认同不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界定，而且它表现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可用于指任何实体、个体或集体。⁽⁶⁾一个民族的认同一般受疆界限制，而民族的疆界往往和一些客观条件相一致，如共同的语言、相同的伦理。实际情况是，在早期阶段，各民族与其他民族竞相角逐，用武力与邻国争得主权的一席之地，造成了民族认同的不稳定性。

自古以来，中国恰如其名所示，是个“中央帝国”，雄居世界历史的舞台中心。它的权力、尊严和身份未曾受到挑战。尽管中国作为强大的“集体自我”的概念未曾被人质疑过，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确实发生过认同危机。鸦片战争后，国家四分五裂，列强的威胁使中国蒙受羞辱，“中央帝国”被日薄西山地边缘化。中华帝国能追赶上现代化的快车吗?

如果我们说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和“国家”的差异何在?在韦伯看来，国家和民族虽然相互关联，却属不同范畴。“国家”的特点是:它由官僚机构、关心政治的人民大众、军队和民间团体所组成。“民族”则涉及作家、教师、艺术家之类的文化团体，它们是民族文化和观念的特殊载体，韦伯把自己归为后者。这就意味着个体到群体的发展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民族文化。因此，权力的威望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民族的观念，并且“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体现在与“民族性”和“文化”相关的人文价值中。在韦伯眼里，“民族”概念更复杂、更难以定义:

韦伯在本质上把民族看成政治概念，尽管它不等同于国家概念，却只能联系国家概念进行界定。一个民族是一个情感的群体，只有在属于它自己的国家里才能找到它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因此，它总要努力创建自己的国家。同时，它也是一个主观现象，因为民族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够存在:要么人们相信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或以较易懂的话来说，要么人们对某一群体具有归属感，这一群体在独立自治的国家中，能够表达他们的需求和找到他们的表达方式。民族的存在说明:一群人面对他人表现出特别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并不全是主观的，它也植根于客观因素之中，如共同的种族、语言、宗教、习俗或政治经历，其中任何因素都可能促进民族情感。⁽⁷⁾

在所有关于民族认同的客观因素中，韦伯认为种族最不重要，而拥有共同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他把语言的群体性视作国家的根本基础，甚至称民族为“语言和文学的共同体”。这类想法与费希特和赫尔德相似。韦伯认为，语言的群体性——也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如瑞士、加拿大等国家。仅凭客观因素国家不会出现，但客观因素使民族的凝聚力成为可能。按照韦伯的观点，20世纪初的中国很难说是一个形成了共同体的民族。⁽⁸⁾由此可见，一个群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特殊环境下，以特定的方式，可以拥有民族的特质。由此，韦伯的民族概念有三种不同的要素。首先，民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具有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将一类人群与其他人区分开;其次，某个共同因素被认为是价值之源、能形成一致对外的凝聚意识;再次，这种凝聚力在自治的政治机构中得以表现，并且能与群体共存，或至少有建立此机构的要求。随着文学、文化的流行，语言在民族情感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即使人们讲同一种语言，但其他的因素可能会起更显著的作用，如爱尔兰与英国语言相同，宗教信仰却不同。同理，即使语言不同，人们也能形成一个民族(国家)，如瑞士人、法裔加拿大人、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等。很明显，除了缺少共同语言之外，这些国家的人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习俗、相同的社会结构、类似的思维方式、共同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有共同的民族精神。韦伯认为，民族认同感是支撑现代国家的主要因素之一，它保留于文化和民族认同之中。

在20世纪早期，中国有民族认同吗?或者什么可以使中国形成较为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哪一种因素起最重要的作用?翻译有它的作用吗?

二、民族危亡中作为预言家的译者

是什么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在旧的世界格局不断变化中，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就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而言，中华天朝大国要在现代世界之林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困难重重。尽管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辉煌的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经历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国人踏上了追寻民族认同的极不平坦的征途。面临这些瞬息万变的局势，应该理性地看到，译者通过翻译，传播异域语言思想及文化，在保持民族认同和铸造国民特性方面确实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从文化交流的动机来看，人们渴望与外界联系，跳出封闭的自我，认识“他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确定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因此，人最初追寻的是自我的外化，通过话语和翻译显现原始意图。无疑，翻译是沟通自我与他者的主要桥梁。近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初次交流以来，首先是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试图叩开中国的大门宣讲福音，最后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澳门。上述活动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基督教与世界其他文化相互交流过程中的有机部分。利玛窦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科学、技术、道德观和宗教观、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经院哲学，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利玛窦唤醒了国人的迷梦:中国并不再是世界之中心。但是为了不伤害中国人的面子，利玛窦改制了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方位，使中国在地图上不致成为一个边缘民族。如果在利玛窦之后这种文化接触能够持续下去，中国将会是另一种情形。不幸的是，利玛窦去世后，中国在康熙朝的“礼仪之争”的嚷嚷声中，关闭了对外交流的大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礼仪之争’是一场由上帝等术语的翻译引发的大波澜，其后面有着中西文化分歧的背景。”⁽⁹⁾中西文化早期接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耶稣会会士如何用中文翻译“上帝”之名(还有尊孔和祭祖):中文翻译是用“天”(Heaven)、上帝(Lord on High)，还是“天主”(Lord of Heaven)?礼仪之争的实质就是翻译之争。这也说明，玫瑰易“名”之后，馨香不再。

中国在上世纪初帝国列强入侵后其民族身份认同在不断地变化:从封建王朝变为半殖民地，从走向共和到军阀混战，中国在帝国列强争夺的夹缝中求生存。笔者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在中国的救亡图存，以及日后的崛起方面起了关键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翻译在一系列复杂的变革中改变了中国文化、塑造了国民性，其影响超越了本土疆域。严复(1854—1921)就是这样一位通过翻译推动这一系列变革的巨擘。

利玛窦去世之后的三个世纪，严复诞生了。他见证了中华民族的饱受战乱和分裂的疾苦，“天降大任于斯人”，严复注定要担负起民族救亡图存的使命。和普罗米修斯一样，严复为了让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炮火中醒来，从西方偷来火种，使祖国免于危亡，他始终怀抱着爱国主义的梦想。在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中国越来越屈服于外来列强的武力之下，甚至濒临灭亡。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把这种遭遇描述为“西方冲击”和“中国反应”。此隐喻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当历史的画卷渐渐展开之时，严复拿起笔，把翻译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大量欧洲作家的作品，介绍了先进的西方思想，其中包括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观点。一时洛阳纸贵，家喻户晓。尽管严复的时代还未经历现代性的洗礼，他却把握住了西方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群体思想的精髓。“对于从属文化，翻译带来的变化总伴随关于自我和民族的新概念和新范式的输入。那些开始从口头或文学的古老传统向现代时空过渡的文化，尤其如此。20世纪初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就要灭亡了，中国翻译家中有不少人积极引入外国文献以建构民族文化。他们通过译介大量西方小说和哲学著作探索现代化进程”。⁽¹⁰⁾当现代性进程在摆脱旧传统后，急速向前推进，严复阐释了西方自由思想的许多最有价值的观点，如孟德斯鸠的“权力平等”思想和穆勒的“思想自由”等观念。这些通过翻译带来的崭新思想极大地开阔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活跃了其思想。

在洗汰旧观念、传播新思想中，严复持续地将自己与现代西方思想联系起来。虽然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阴云密布，“自强图存”的格言始终激励严复翻译赫胥黎的作品并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这一思想对激励中华民族的觉醒起到关键的作用。当时的中国蒙昧落后、积贫积弱。从1895年到1898年，严复写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救亡的文章，如《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策论》等，以启蒙警示国人。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从事翻译活动。事实上，他的翻译和作品极大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鲁迅和毛泽东都受到他的很大影响。严复的翻译和启蒙思想始终激励着这一代人，“启蒙”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性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的译作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早期爱国运动和改革活动。中国出现了严复这样预言家式的翻译家实属国人之幸。歌德在论及路德版《圣经》的翻译作用时曾说:

这就是我们为何要尊重译者:在精神的交往中，他努力充当中介，并把它作为使命来促进交流。无论你对译文的质量有什么不满，但翻译是世界交往中最重要、最高尚的事业之一。《可兰经》上说:“上帝赋予每个民族一位使用其语言的预言家。”每一位译者就是自己民族的预言家。⁽¹¹⁾

作为一位启蒙者，严复既是翻译家，又是预言家，他深切关注西方的治国方略，供国人借鉴，以期使之强大起来。对于严复而言，李鸿章创办江南造船厂、创建京师同文馆固然有益于强国富民，但严复在英国的经历却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建立物质设施的短处，在一个没有产生过深刻思想变革的社会里，中国意欲转向现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头等大事是通过翻译介绍西方启蒙思想，“保国”重于“保教”。很明显，在认同传统与救亡之间，严复最初的想法是宁可放弃传统。稍后，在《万言书》中，他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国家不存，‘道’将不存，民族将无法延续。”⁽¹²⁾

严复试图利用翻译培养民族主义情感，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民族主义情结是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显现。在严复眼里，民族是民族主义者和精英分子的现代建构。由于中华民族积重难返，处于生死危亡关头，士大夫有责任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强大的使命。因此，他从事翻译的目的和“保国”的目的密切相关。“据严复所见，西方思想是解释东、西方在价值观、体制、思想观念等方面根本差异的主要因素，文化的全部内容必须经得起一个标准的考验:它有利于民族—国家得以保存并且强大吗?”⁽¹³⁾严复进行翻译最直接的目的即是为此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严复对所译之书选择十分审慎。哲学家贺麟仔细分析了严复的翻译动机，并总结出四点，可谓切中肯綮:

1.严复选择原书之卓识。他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人人只知道西洋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但严复认为西方富强在于思想，中国最需要的也是思想。这是他的远见卓识。

2.严氏选择原书，是认定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都含有极深远的用意。

3.严氏所选择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书，他都涉猎过。不然，他作的按语，必不能旁征博引，解说详明，且有时加以纠正或批评了。

4.严氏所选择的书，他均能熟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在他的翻译中，其牵强附会之处姑且不论，但至少无数典忘祖之弊。⁽¹⁴⁾

由上述可知，严复译书不但要实现他的理想，完成其历史使命，而且还反映出中国对民族认同的追求，阐发中西思想的异同。从这种意义出发，与其说严复是位翻译家，不如说是个思想家。20世纪早期，中国动荡不安，国人最紧迫的需要就是救亡图存、重建国家。严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将自然权利、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和社会进化论等民主思想译介过来，为的是了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的精髓所在。在译文或文章的评注中，他宣扬立法、司法、行政之间三权制衡——它恰恰体现了现代国家的特征。严复指出，中国自古没有“国”，只有“天下”的观念，他在《法意》的评注中就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之为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其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之与俱亡，而民人奴婢之易主耳，乌有所谓长寸者乎!”⁽¹⁵⁾

在翻译《法意》的过程中，严复宣传现代西方民主形式，将其视为救水火之中的中国的良药。他认为领土、主权和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三要素。汉语中“天下”一词不能与现代国家等同。重建现代中国，必须按西方模式建立中国的政治体系。他于1904年翻译的《社会通诠》既介绍了西方政治发展历史，又探索了现代西方国家形式的演变。严复除按常例撰写评注外，还增添了原著没有的许多内容。他甚至将一些重要思想加以改变或引申，使译文符合他心目中的国家概念。严复希望通过这些阐述，可以使“重建国家”的梦想理性化。汉语“国”(nation)或“国家”(state)在他笔下出现的次数在不断增多。根据一项统计，“国”在他翻译的《社会通诠》中出现769次，“国家”出现165次。但原著中英文“state”，“nation”和“country”分别出现291次，25次和79次，合计395次，远比严译少(王宪民，2003:222)。严格来讲，说这个译本不是翻译，一点也不为夸张，它只是严复传递重建中华民族的一种意图。尽管他在译文中用到了“天下”，但效果并不理想。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严复有关民族认同的复杂性。一方面，他热情地拥抱西方民主思想和现代国家概念，而另一方面，作为炎黄子孙的严复把自己与儒家思想的“大同”、“天下”观联系在一起。所谓“大同”，对于严复来说就是一种使命感，弘扬传统的责任心，所谓“天下”，就是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令人感到吊诡的是，严复既是时代的先行者，同时又对传统文化一往情深。由此，我们发现严复难以调和的双重性:一方面，为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他要利用西方思想唤醒沉睡的巨人，在民族之林中寻找中华民族之方位。另一方面，中国的积弱落后严重损伤了国人的民族自尊，特别是中国文人的骄傲。无疑，他们患有依恋母国的俄狄普斯情结。严复既怀抱现代性有关自由的价值观，又有继道统的使命感，这一切使他无法摆脱两难的困境。

在严复提出自己的翻译标准时，这样的两难又出现了。《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简洁地陈述了他的翻译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在过去一百年里成为中国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但争议也很大，因为批评他的人认为，严复的翻译实践与他的翻译原则并不一致。他很大程度上牺牲了“信”，保留了“雅”。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用桐城学派的古文去实现其译文的“雅”。很多人都认为，严复使用文言文，而不用白话文，这种做法与自己追求现代性的目标不太协调，因为异化(而不是归化)才有助于新汉语和新的民族认同的形成。例如，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重印严复八部译著时，中国著名文人瞿秋白在致鲁迅的一封信中对严复进行了批评: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达雅，文必夏商周。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印书馆还翻印了“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何故!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¹⁶⁾

鲁迅很推崇严复，但他并不赞同严复的翻译方法，因为鲁迅认为异化翻译法在介绍新的表达法和新句法方面更有用。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白话文在当时尚未成熟。即使当时已有白话文，严复也不会使用，因为他的读者是民族精英，而不是一般的普通读者。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由这些社会精英所控制，严复希望他们能够肩负起重振民族雄风的大任。还是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我们可以发现严复对传统语言文化的依赖:“《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雅尔。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¹⁷⁾严复在翻译中运用文言风格并不是偶然现象，其深层动机是，通过保留文言汉语来保留汉语文化，保留汉语文化的终极目的是保留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他与桐城派的深厚渊源，即是一例。史华兹一语中的地指出:“和唐宋古文运动一样，文风崇尚周代先哲。这样读者读到的是准确与丰富、简洁与深刻、清晰与雅致融为一体的译文。虽然桐城派的大部分人的思想缺乏原创性，但严复完全相信:这样的文风能满足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是他所提出的优秀的译文的标准。”⁽¹⁸⁾毫无疑问，严复坚持将原文译成先秦文雅风格，从而保持与民族一本性的认同。他在翻译中模仿司马迁或韩愈的文风，并不是为了遣词造句的缘故，而是试图反映汉民族最强的时代精神风貌。通过保留汉语语言和文化的特征，严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身份。

文化认同依赖于语言、种族特征、国民性、性别和社会认同等因素。也就是说，文化认同考虑的并不是个性，相反，它重视的是集体认同。“那种极力形成新的民族认同的中心论的翻译，很可能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机制具有颠覆作用。它不断地评价着本国文化和外来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随着不断变化的评价结果推动翻译的发展。”⁽¹⁹⁾然而，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有一个关联的单位，就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要形式是沟通特殊和普遍的谈判。“‘民族—国家’中的连字符意味着文化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即种族和人为的方式之间的联系。民族是个无形态的东西，它需要国家赋予其统一的形态。这样，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在单一主权之下可以相互协调……现在，文化成为民族—国家的基础，民族—国家超越了民族文化。”⁽²⁰⁾

对严复而言，他的自我认同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自我认同。严复之所以是严复，就在于他的翻译所发挥的作用。严复译介外国作品也好，改写也罢，都是在为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精髓而努力。

三、在翻译中改写“想象共同体”

在社会建构学派看来，民族是精英阶层“文化行为”的产物。没有文化行为，就没有精英叙述。民族是社会—政治建构，甚至是文化精英杜撰和制造出来的，他们设计象征符号、神话、仪式和历史，以满足现代大众的需求。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民族是社会工程师的建构物或创造物，民族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人民在此基础上寄托情感。

关于民族认同研究的主流学者认为，尤其是在结构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看来，大家一致倾向性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把“认同”看成是一个理论对象。在结构派看来，民族认同是一种受各种外部社会条件决定，且具有解释力的变量所孕育。在社会建构学派看来，民族认同是由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各种机构、个体和话语建构的。在安德森看来，伴随着民族共同体这一强大概念诞生的是“印刷共同体”的出现。在其中，“巴别塔”(Tower of Babel)展现了语言的差异性和彼此的不可理解。⁽²¹⁾问题的重点在于，人们如何有意识地体验特定民族的语言共同体。因此，“民族认同”作为话语对象，实际上是在众多话语和表述形态的语言沟通中形成的。⁽²²⁾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沟通活动、调停行为当然参与了“想象共同体”的建构:

如果说民族认同并非是固定不变或先天就存在，这是一种非常坦诚的说法。也就意味着认同是可以操纵的，尤为明显的是，被国家和国家机构所操纵。于是，人们以不假思索的方式把自己想象是“某国国民”……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民族认同极大地依赖人们在不同语境、不同时代做出的主张。但认同过程本身不仅仅依赖他们的主张，而关键在于这种主张是否能被“其他民族”接受、证实或拒绝。⁽²³⁾

这些“主张”牵涉到语言活动，尤其是翻译，它形成了与民族认同有关的构成特征。“想象的”一词可以用不同方式解读，但始终贯彻其中的核心范畴是语言——印刷语言。这显而易见地表现在传播“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²⁴⁾过程中“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推动力，尤其是从16世纪开始至今，随着书籍、报纸的印刷和阅读大众的崛起，也崛起了“想象的共同体”。⁽²⁵⁾在中国，大众媒体通过把北京方言定为官话，在此之上成为“印刷语言”，而予以推广，同时也赋予其尊贵的地位。20世纪早期，借助诸如办报、翻译之类的文化活动，印刷共同体促成了主权共同体的形成。通过这种文化建构，人们开始认同自己的文化和民族。“通过一系列文学手段以及印刷资本主义，阅读大众想象自己成为社会学共同体中一员，作家可以用某种特定的‘印刷语言’叙述这一共同体”。⁽²⁶⁾把民族看成是一种被建构或被叙述的文本的观点，最近在西方颇为流行。文化学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民族的文化建构是一种社会的、语境的结果。用时间来描述政治实体在文化认同上有强大的象征和情感作用，象征权力起着杜撰民族的角色。后殖民学者赛义德(Edward Said)关注的是文本本身作为表征的特殊性。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提出的“情境意识”(situational consciousness)或民族叙事的观点，证明了个人的经验与集体本身的叙事密切相关。要之，社会建构派的主要观点如下:

(1)坚持民族主义创造并继续创造着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民族主义)的假定;

(2)相信国家是现代性的新近产物，这一信念与现代论同调;

(3)认为民族是社会精英有意建造的社会建构和文化产物;

(4)民族主义者利用各种文化媒介和社会仪式“发明”或“想象”了民族，将它呈现给大众;

(5)只有在现代条件下，这种“发明”和“想象”才有可能;

(6)在全球化的时代，伴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民族时代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²⁷⁾

第三、四两点即民族是新近的发现，现代性是文化精英的杜撰，值得注意。为什么严复要为中国文化精英而翻译?严复是如何向精英们再现他所“创造”的民族?他翻译的政治语言及思想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黑格尔曾说，“暮色既晦，夜鹰展翅”。黄昏时分，万物半明半晦，昏暗中显现一线光明，这光明恰如翻译意义的阐释。智慧之鹰也只有在黄昏才现身，幸运的是，它曾盘旋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上空。如前所述，严复诞生在中国现代性的形成期，和西方信使赫尔墨斯一样，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希望，极大影响了中国的民族认同。作为西方思想的改写者，他用不太忠实的文言文来翻译、宣传自己的主张。我们越来越能理解严复采用文言文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他需要依赖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士大夫来传递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主要由于技术上的困难。

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承认:“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译笔，取便发挥，实非正法。”⁽²⁸⁾依笔者之见，思想家们原著的深度难以迻译，这一难题译者必须面对，另一棘手之事是，要改写一整套与中土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术语也决非易事。如他所言:“新理踵出，名目繁多，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我罪我知，是在明哲”。⁽²⁹⁾众所周知，严复的巨大贡献在于将一大批术语转译成中文，在此过程中他还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例如，“计学”(economy)、“理学”(philosophy)、“群学”(sociology)、名学(logic)等，他不得不依靠想象进行再创造。另外，在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严译《群己权界论》)第三章，有这样一句:“In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 individuality，each person becomesmore valuable to him，and is，therefore，capable of being more valuable to others.”忠实的翻译当是:“个性越发展，每个人对他自己来说就变得越有价值，因而对他人来说能够变得更有价值。”对照严译:“故特操异撰者，兼成己成物之功，明德新民，胥由于此。吾之有以善吾生，与人之所以得吾生而益善者，必不以同流而合污，而以独行而特立也。”有些字句原著中没有，有些地方原意被曲解，严复的“改写”显而易见。首先，将individuality译为“操异撰者”生僻少见，含“不守成规者”之意;其次，将“becomesmore valuable to him”译为“成己成物”，意谓“完善自我，完善他物”，此处的改写极似《易经》中的句子“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第三，“明德新民”的含义在原文中根本找不到出处。原文英文25个单词竟然被严复改写成57个汉字，译文中多处添加、塞进含有中国文化意蕴的词。原文中穆勒的“个体”是基于人的自由选择基础之上，强调自我尊重、自我发展，如穆勒所言:“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人的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³⁰⁾而严复的重心放在培养个体意识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社群主义颇相似。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严复的改写有意识地服务于塑造国人的认同感。一方面，严复的改写运用了儒家话语，以获得文化精英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觉察到他的认同转变的心路历程:从早期的极端反传统，到认识到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到最终完全回归中国文化传统。毫无疑问，对于严复来说，翻译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它可以构建意义、思想和术语体系，这些对保留中国的一本性至关重要。尽管世界的改变不可逆转，中国文化的精髓必须保留。变革中的连续性和连贯性应当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得以保存。没有记忆，也就没有认同。没有认同，就没有民族(国家)。⁽³¹⁾在严复看来，对过去的确认是创建民族—国家的关键，集体认同只有通过保留过去的记忆才能形成。正因如此，严复在汉语中创造了许多原著里没有的东西。

根据史华兹的观点，严复1903年所译《群己权界论》就是对翻译进行操纵最后的例证。他原本将标题译作“论自由”，但他最后坚持译成较为拗口的“群己权界论”。其实，这不过是他翻译第四章标题的简称(“Of the Limits of the Authority ofSocietyOver Individual”)。他这样改是为了强调个体自由的界限与东西方概念的差异。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严复的译文(以及附加的评注)，就可以了解严复的真实意图。整部译作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释义，它生动地体现了严复利用穆勒的思想表达自己观点。大量译例证明了严复把穆勒思想套在斯宾塞身上的事实。斯宾塞的名字用来支持严复对“自由”一词的界定，只要有自由的内容，斯宾塞——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内容立刻挤了进来。对于严复来说，自由是社会效率的工具，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最终途径。很明显，穆勒将“种族”泛指“人类”，而严复却指中国人，穆勒意指个体、社会和国家关系之处，严复的诠释却聚焦于国家，国家被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翻译《群己权界论》，严复为我们提供了创造、想象和改写最显著的个案。虽然原著基本论点没有改变，但具体细节多有篡改。其《译例言》足以证明严复扭曲穆勒的观点，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中国读者很难从他的译文中分辨出穆勒、斯宾塞自由观的不同之处。若穆勒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严复的自由是提升“国人品质和智力”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一切为了国家的利益。⁽³²⁾最重要的是，严复并非为翻译而翻译，他是要把一切纳入民族—国家的名义之下。为了国家利益，他可以改变原文、挪用概念，甚至改写定义、修改措辞和内容。

严复的改写(翻译)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行为。⁽³³⁾民族主义运用了先在的、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资源进行改写，尽管使用时有选择，通常也较大地进行了改造。死语言可以复生，传统可以再造，原始的纯朴也可以回归。但是，民族主义的激情这种文化上的创造、想象性的一面不能让人错误地认为，民族主义是偶然的、人为的，是意识形态的发明。⁽³⁴⁾现代国家是一种发明或建构的观点，意味着民族主义者或其他精英分子为了塑造或改造民族认同而创造民族文化产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大多由文化精英们操纵，而他们身上具有的显著特征就是尊崇儒家伦理。严复既是精英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更是一位翻译家，通过使用文言文和儒家“天下”、“大同”等概念，他发现、证实、挪用了中国过去的伦理思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他改写了原著的某些内容。⁽³⁵⁾

严复的情形并非孤立的案例。无独有偶，在芬兰，兰罗特(E lias L9nnrot)从19世纪民间传说翻译整理而成的史诗《卡勒瓦纳》(Kalevala)被视作芬兰的民族史诗，也是芬兰语文学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卡勒瓦纳》促进了民族觉醒，激励着芬兰人最终于1917年摆脱了俄国统治，赢得民族独立。《卡勒瓦纳》的民谣代表着芬兰最古老的文学，也是芬兰的黄金时代。芬兰人从该史诗中看到了他们的过去，看到了有历史记录的祖国形象。从民族史的角度看，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挖掘过去，再现历史的每一“层级”，并由此追溯民族的原始起点:从起点、兴盛到衰亡，再到现代意义上的再生和复兴。文化认同用外语或古语，都可以通过转译构建。有趣的是，在19世纪下半叶，更多的人通过译文而非原文阅读被认为是民族史诗的《卡勒瓦纳》。对大多数芬兰人而言，这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意义的“神话”，芬兰文字学家兼译者兰罗特从被人遗忘的古代口头文学传统中恢复了这个神话，它抒情优美，庄严华丽，改变了无数芬兰人的心灵，最终使芬兰语成为民族语言，唤醒了芬兰人的民族意识。与严复一样，兰罗特改变、创造或改写了一些诗句以缔造了民族史诗、塑造了民族认同。谈到挪用，我们则需把目光投向英格兰。“研究伊丽莎白时期的翻译就是研究文艺复兴如何传入英国。⁽³⁶⁾这个民族曾经一度认识到文化上不如欧洲大陆，急切地希望在文学、航运和开采金矿等方面超过对方。译者的工作是一种爱国行为。像航海者和商人一样，译者也可以为本国做些贡献:翻译家相信，如同英国水手发现了新的领地一样，外国书籍对英国的命运也十分重要。怀着征服的热情，译者将不同的语言译成了母语。”⁽³⁷⁾当时英国在文化上居于劣势，把翻译作为动力发展民族意识、建立持久的认同理所当然。在现代语境进程中，这种经历频见于西欧，从前曾是殖民地的亚非民族国家也一再成功地运用这一模式。为了政治目的，本土知识分子重新发现、证实、挪用民间文化，唤起大众投身政治活动，以塑造族群意识。还有另一例是，18世纪晚期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发起的“盖尔文化复兴”，收集许多代代相传的爱尔兰民间故事。她整理出版的库霍伦(Cuchulain)传奇与其说是原创作品，不如说是一部译著。在重振爱尔兰民族认同方面，“盖尔文化复兴”作用显著。严复与上述几个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译者或编著者从口头传统中寻求资源，而严复却以书写传统重振文化，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有古有今，书面文化资源丰富。

语言有助于塑造民族认同的来源可追溯到法国、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盛行时期。“浪漫主义之父”卢梭和赫尔德是其先驱。卢梭认为:“语言使民族得以彼此区分，一人若不开口说话，你就无法知道他来自何方。出于实用的需要，每个人都要学习自己祖国的语言。”⁽³⁸⁾赫尔德认为，发明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人类的心智能形成概念、自由地表达概念所代表的意义。总而言之，卢梭和赫尔德把语言视为必要条件，是人类文化和社会行为的自然生命血脉。⁽³⁹⁾赫尔德极为重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概念。对于他而言，一个人失去爱国精神，也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身边的整个世界，而每个人的自我完善都是民族性的。但因气候、教育、对外交往、传统和遗传迥异，尤其是语言、气质、性格的不同，民族又彼此有别，各自不同。每个民族都有自身完善的标准，用一种标准鉴别其他的民族，是没有可比性的。因此，每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一无二，各自的认同特点也不同。赫尔德认为翻译是最本质的一项语言活动，译者的任务就是解释，最好的译者同时兼任哲人、语言学家和诗人。⁽⁴⁰⁾简言之，赫尔德是想启发人们以语言和翻译手段，重构民族认同的主要资源。

四、结语

语言翻译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是一种把话语的现实强加于他人的途径。因此，翻译是权力与话语的对话过程，也是双向交流的过程。它既涉及译者对翻译文本的操纵，也涉及目的语读者的参与和接受。权力和翻译交流的过程相互关联，翻译一旦被赋予权力，它既可树立权威，又可颠覆合法性权威。“许多前殖民地的人们发现自己拥有了权力，他们参与建构新的民族—国家，越过边界与其他新独立的民族沟通谈判。”⁽⁴¹⁾从这个意义上看，翻译在塑造民族认同，跨越民族疆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严复在塑造中华民族特性及国民性方面做出的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