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世界的《墨辩》研究

英语世界的《墨辩》研究⁽⁴²⁾

□董红涛　丁四新

一、《墨辩》之英译、介绍与研究概况

《墨子》全书原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其中第四十篇至第四十五篇，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学者多合而称之曰《墨辩》。近人栾调甫在《墨子要略》一文按语中对“墨辩”与“墨经”二名略加辨析，以为《墨辩》之名起于晋人鲁胜，原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⁴³⁾本文所称《墨辩》，包括了《大取》、《小取》二篇。

近三十年来，《墨子》及墨学研究成为先秦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墨辩》六篇也成为英语世界墨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在葛瑞汉(A.C.Graham)之前，《墨辩》六篇没有做过英译。葛瑞汉首次对《墨经》六篇进行了重组，整合后的译文分属于“释经残篇”(The Fragments of Expounding theCanons)、“经和经说”(The Canons and Explanations)、“名与实”(Names and Objects)名下。⁽⁴⁴⁾后来，艾乔恩(Ian Johnston)又首次完整地翻译了《大取》、《小取》二篇。⁽⁴⁵⁾据悉，最近王安国(Jeffrey Riegle)教授第一次完整地英译了《墨子》五十三篇文章，即将出版。

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传播的迅猛发展，英语世界介绍“墨经”(Mohist Canons)的网络词条信息较多，其中最为详细、最有价值者见于“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该词条由方克涛(ChrisFraser)撰写，于2005年9月13日首次发布，2009年5月4日又作了最近一次修订。在内容上，修订后的“墨经”词条主要包括如下七个部分:(1)背景与概况;(2)文本;(3)伦理学;(4)语言哲学;(5)认识论;(6)同与异;(7)论证与逻辑。此外，在该词条中还附有三个补充文件，依次分别为:(1)名词发音指南;(2)文本历史与哲学问题;(3)《经下》第七十三条及《经说下》相应释文。⁽⁴⁶⁾

除了对《墨辩》加以翻译和介绍，汉学家们也对其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80年代，葛瑞汉就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将西方汉学的《墨辩》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葛氏在史料的掌握、文献的运用、语言的考证和思想的分析上，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力。根据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所辑《葛瑞汉论著目录》⁽⁴⁷⁾，葛氏研究《墨辩》及后期墨家的论文主要有《〈墨子·小取〉篇的逻辑》(1964年)、《由〈墨子·大取〉篇重构后期墨家关于伦理学、逻辑学之论述》(1972年)、《后期墨家论辩中“必”与“先”的概念》(1975年)、《〈墨经〉的结构》(1978年)、《利己的正当性:杨朱学派、后期墨家与庄子》(1985年)，专著主要有《后期墨家的逻辑学、伦理学与科学》(1978年)、《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1989年)二书。⁽⁴⁸⁾特就所举二专著来说，前者乃西方研究《墨经》的主要著作，也是西方迄今唯一一部研究《墨经》的重要著作，诚如方克涛在“墨经”词条的补充文件“文本历史与哲学问题”中所言，葛瑞汉此著将《墨经》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对《墨经》文本的结构、语法和术语做了至今为止最为系统、详尽的分析，相较前人而言运用了更为严格的文献学方法，尽管他对文本所作的一些订正以及解释的某些方面值得商榷，但他的版本仍不失为现今最好的版本”。后者则是其晚年的代表作，其中包括《从墨子到后期墨学:以功利理性为基础重新确立的道德性》、《后期墨家对理性的辩护》等内容。葛氏的这些论著，成为西方汉学界研究后期墨家与《墨辩》的基础，而学者亦征引频繁。简而言之，葛瑞汉以《墨经》为其墨学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墨家有早期、后期之分，《墨辩》六篇乃后期墨家的作品，后期墨家以“理性”为其思想的基调。继葛瑞汉之后，英语世界还有一些相关研究著作值得注意，例如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s)、陈汉生(Chad Hansen)、何莫邪(Christopher Harbsmeier)等学者的相关论著，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⁴⁹⁾

近十年以来，在孙诒让、谭戒甫、葛瑞汉、陈汉生等海内外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英语世界《墨经》的研究者们分别从总体建构、具体观念以及个别篇章、语段的分析和诠释等三个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将《墨辩》及后期墨家之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与发展阶段。

二、《墨经》的重构与“内涵语境”研究

金格倪(Jane M.Geaney)在《对葛瑞汉重构〈墨经〉的批判》一文中，对葛瑞汉重建《墨经》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和商榷。⁽⁵⁰⁾《墨经》通常被认为最接近中国古代的逻辑，而葛瑞汉对这一难以理解的文本的重构，被认为是西方唯一已经发表的对中国逻辑最为重要的研究。葛瑞汉认为，《墨经》中也包含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萌芽，但是由于文本保存不当，命中注定中国的科学技术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汉学家们以葛瑞汉对《墨经》的重构为基础，来理解新墨家(即后期墨家)的逻辑和科学，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的论辩方法和技术术语。按照葛瑞汉的观点，如果《墨经》中的条目出现在上下文中，那就必须确立组织原则。在金格倪看来，葛瑞汉选择用以重构文本的组织原则值得怀疑。⁽⁵¹⁾他在文中指出，葛瑞汉对《墨经》的重构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葛氏将两个明显类似的部分视为完全不同的学科;二是他将《墨经》建构为相对应的两半，这二者之间存在着间隙。

葛瑞汉重构《墨经》的至关重要的论点是，墨家将世界划分为永恒必要的领域(eternally necessary realm)和短暂不必要的领域(transient，non-necessary realm)。他主张，在永恒领域中，知识是必要的;而在转瞬即逝的领域中，只有知识的程序才是一贯的，并且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引发认识论的问题。这种对必要的、非时间的领域与不必要的、暂存的领域的区分，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似乎并没有根据。金格倪认为，葛瑞汉重构《墨经》的清晰性并不足以让人信服，以至能证明他关于墨家创造了这样一种世界观的理论推测是正确的。如果墨者没有提出认识论的问题，这可能不是因为他相信知识是必要的(如同葛瑞汉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如此极端的领域区分，以至对它们的关系可能提出怀疑主义的问题。⁽⁵²⁾

总体而言，葛瑞汉对《墨经》的重构在结构和内容上都可能会受到质疑。葛瑞汉的翻译与解释取决于他将《墨经》划分为不同主题的方式。葛瑞汉本人似乎承认，在整个论证程序中有迂回的成分。他对《墨经》作出了短暂的与永恒的两方面的论点的区分，这与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不相协调，其所立说的基础乃是经过订正的文本所显示出的脆弱联系。尽管他将其描述为“名”、“实”和“名与实”之间的空白，这种区分一经仔细考察，便站不住脚，很难使人相信他对《墨经》次序的解释。金格倪进而提出，葛瑞汉对《墨经》的重构最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导致更多的混乱，而不仅是停滞不前。⁽⁵³⁾金氏在仔细考察之后，认为葛瑞汉用以解释《墨辩》的框架之结构和内容都存在问题，因而对《墨经》是代表中国早期逻辑研究之佐证的主张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并期待出现一个更为可靠的解释框架。尽管如此，葛氏对《墨经》所作的极为大胆的重构和极具开创性的尝试仍然值得加以肯定。

后期墨家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大部分涉及的是非模态语境(non-modal contexts)，但也有对某些模态名词和推理的研究，宗德生(Desheng Zong)在《墨家著作中的内涵语境研究》一文中，尝试阐明墨家逻辑研究中少为人注意的全面彻底和富于创见的“内涵语境”(intensional contexts)。⁽⁵⁴⁾所谓“内涵语境”，指的是有“知”(knowing)、“以为”(believing)、“意”(thinking of)等内涵名词出现的语境。宗氏此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墨家有关四个认识论术语——具体包括知、以为、意、爱(loving)——之讨论的要点，还有涉及这些名词的推理;第二部分用现代哲学逻辑的眼光对第一部分展示的材料作出了初步评价;第三部分详细讨论了把这些思想归于墨家的文本方面的和非文本方面的证据;第四部分尝试回答如下问题，即墨家是否具备足够复杂的语义学工具(semantic apparatus)，以处理牵涉到认识论术语的初步模态推理(modal inferences)?⁽⁵⁵⁾

宗氏认为，主张《墨经》的作者们有充分发展的语义学工具来处理内涵逻辑，这有点言之过分;不过若以为他们关于内涵推理(intensional inferences)的讨论以一些无原则的直觉(unprincipled intuitions)为基础，则也是错误的。他提出，墨家发展出的语义学工具足以处理他们所研究的大量外延逻辑问题(extensional-logic issues)。⁽⁵⁶⁾认识论是墨家的首要哲学议题之一，他们对认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关于我们所知(或所不知)之问题易犯的错误，他们也提出了具有深刻见解的评论。尽管关于知识的理论并不能等同于逻辑，不过从墨家这一哲学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极富创见的认识论体系与其逻辑研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⁵⁷⁾因此，对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与逻辑推理方面的理论贡献，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辩”与“类”之辨析

钟泽云(Chaehyun Chong)在《后期墨家“辩”的概念》一文中，对前贤将后期墨家的“辩”划归为推理方法(art of inference)或划归为描述方法(art of description)的尝试提出挑战。⁽⁵⁸⁾他主张，后期墨家的“辩”既具有推理的方面，也具有描述的方面，“类”(classification，kinds)的论说在上述解释中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强调其中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解释都无法把握后期墨家之“辩”这一概念的实质。⁽⁵⁹⁾

钟泽云将以前学界对后期墨家之“辩”的解释划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墨家的“辩”指的是一种推理，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辩”指的是描述。主张前一种观点的学者以谭戒甫和成中英(Chung-ying Cheng)为代表，他们都认为，后期墨家对“辩”的研究是关于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形式(valid inference forms)。谭戒甫运用后期墨家“辩”的方法对《墨经》中的逻辑正确的推理形式进行了重构。成中英也主张，后期墨家对“辩”的研究追求的是推理的普遍正确和有效，他没有将墨家关于严格应用“辩”的方法的警告视为相反例证，而是认为这些警告表明了后期墨家存在逻辑上正确的推理形式之概念。

陈汉生、葛瑞汉则从字面意义理解了这些警告，他们二人均认为，后期墨家的“辩”与逻辑上正确的推理形式没有关系。陈汉生的观点较为激进，他主张“辩”是一种描述而非推理，所以很自然地推断出后期墨家“辩”的学说与任何推理形式都无关。葛瑞汉的观点则更为温和，他主张后期墨家有两种“辩”:一种是证明(demonstration)，另一种是描述。不过，葛瑞汉认为，后期墨家即便是在证明学说中也不关注逻辑上有效的论证形式。在钟泽云以“类”为基础的解释中，墨家的“辩”既具有推理的方面，也具有描述的方面，其原因在于，后期墨家认为描述或辨别的活动(activity of describing or discriminating)等同于作出推理(making inferences)或给出理由(giving reasons)的活动。“类”的概念无论是在描述中，还是在推理中都起着重要作用。⁽⁶⁰⁾

卢思睿(Thierry Lucas)的《后期墨家的逻辑、类、类别和种类》一文进一步考察了墨家“类”的观念。⁽⁶¹⁾卢氏此文从一个最为明显的问题开始:如何理解“虽盗人，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这一推理或类似的推理对墨家伦理学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也是他们的逻辑极为关注的对象。传统的三段论之路径无法证明这一推理的正确性，因而有必要调和逻辑与墨家的方法。作者的提议是，运用一些技术手段对墨家的推理所设定的诸问题(例如上文给出的问题)加以回答。⁽⁶²⁾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考虑重复谓项(duplicating predicates)，即区分动词“杀”的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的“杀”(称为“杀1”)运用于盗，第二种意义的“杀”(称为“杀2”)则运用于人，这样的话，前面的句子就可理解为“盗人是人，但杀1盗非杀2人”，也就不会产生形式化(formalization)或解释方面的问题。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其原因有二:首先，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看，这样无法鲜明地表达杀盗和杀人的词语所具有的“惊人”同一性;从形式上说，杀1和杀2是两个并没有共同之处的谓项。其次，如此处理还忽略了墨家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类”的观念，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更好地与墨家的思想相协调一致。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案是重复宾语。

卢氏认为，墨家所讨论的宇宙由不同种类(different sorts)的物体构成，“种类”非常接近于“类”这一观念的某些方面。按照这一观点，同样的事物可能被复制成两个或更多不相交的种类，因而同样的宾语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盗贼或者一个人。这意味着在此我们考虑两种事物:第一种是盗人的种类，或更一般地说是冒犯道德的人;第二种是人的种类，或为了例子概括起见，称为活的生物的种类。因而一般说来，同样的事物就可以在两个或更多不同的种类中加以考虑。在墨家的宇宙观念中，物体是由一个有序对(ordered pair)所组成，盗人的类别与人的类别完全不相交。⁽⁶³⁾

卢氏主张，“类”的观念在墨家的逻辑中起着重要作用，“类”既不能等同于“类别”(classes)，也不能等同于“种类”(sorts)，而是一种结合了这两个概念特征的观念。作者认为，墨家的逻辑远非形式化的(formalized)，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种类谓词的逻辑(logic of sortal predicates)，这种特性描述使得我们将墨家的逻辑定位于公孙龙的逻辑与传统逻辑之间。⁽⁶⁴⁾卢氏所提出的种类逻辑提供了一种共同背景，能让人们解释诸如潜存于公孙龙、墨子背后的逻辑。

艾乔恩的《〈公孙龙子〉:翻译及对其与后期墨家著作关系的分析》一文后半部分探讨了《公孙龙子》与后期墨家著作即《墨辩》六篇之间的关系。⁽⁶⁵⁾作者认为，后期墨家和公孙龙都在探讨同样的问题，只是后者采取了直接辩论的形式。不过，由于文本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困惑，西方学者并未给予《墨辩》六篇以应有的关注。该文简要讨论了《墨辩》与《公孙龙子》之间的关系，并依次考察了《公孙龙子》的每一章，以期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⁶⁶⁾作者提出，后期墨家的著作所涉及问题的范围远比《公孙龙子》要广泛，很多问题在《公孙龙子》中并没有对应的部分。在《公孙龙子》与《墨辩》共有的话题上，存在观点一致的地方，这具体包括名实(name/entity)关系的性质与重要性，“正名”(correction of names)规划的基本立场，以及与命名相关的类等诸方面;也存在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如白马问题和《坚白论》中提出的实体/属性(substance/attribute)关系问题之诸方面，在物与指的关系问题上，二者采取的立场也略有不同。关于二者出现的时间先后问题，作者赞同伍非百的观点，认为目前尚无法加以确定;他还强调指出，《墨辩》至少部分地对公孙龙的一些论点做出了回应，尤其是当这些论点关涉到墨家主要学说的时候。⁽⁶⁷⁾艾氏此文在参考近来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公孙龙子》六篇全新而完整的翻译(《迹府》篇的翻译见该文“附录”)为《公孙龙子》之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基础，同时亦为《公孙龙子》与《墨辩》之比较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与视角。

四、对《大取》、《小取》篇及《经下》第六十七条、《经说下》相关释文的分析与诠释

在《大取与小取:对〈墨子·大取〉与〈小取〉篇的翻译与分析》一文中⁽⁶⁸⁾，艾乔恩认为，尽管葛瑞汉在《墨子》研究方面的成就突出，但他的观点太富于个人特色(idiosyncratic)。⁽⁶⁹⁾他在文中指出，葛瑞汉利用《大取》篇的一小部分和《小取》篇创造出一个混合文本(hybrid text)，并取名为《名与实》(Names and Objects)，而把《大取》篇余下的大部分归入《释经》(Expounding the Canons)名下，这恐怕是不恰当的。尽管葛瑞汉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但他所作的许多文本订正与中国注释者的订正相抵牾，而支撑这种重新整理的证据也并不令人信服，尤其是在汉学研究中并没有与其相呼应的人。⁽⁷⁰⁾

关于《大取》篇，艾氏认为，除非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材料，否则就无法解决其中的主要文本问题。不过，该篇确实提供了一些重要论证的框架，或至少是框架的本质部分。该篇主要关涉伦理学，尤其是有关兼爱(universal love)和爱、利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的对语言和本体论(ontology)的论述，这些零碎的论述反映出后期墨家试图为以外在世界真实知识为基础的命名(naming)活动确立一个客观的基础，也为由同异的客观标准所决定的分类(classification)确立一个稳固的基础。此外，该篇中还有一些简短和不完整的话语涉及天志(will of heaven)、认识(knowing)与概念化(conceptualizing)之间的区分，意图(intention)与结果(outcome)之间可能的差异，这些都被艾氏归为“文本游牧族”(textual nomads)，艾氏认为对其只能进行初步尝试性的分析。相较之下，《小取》篇的条理更为清晰，该篇清楚地论述了“辩”的性质与方法，继而举例支持墨家在兼爱、宿命论、语言和本体论等诸方面的立场。⁽⁷¹⁾当然，《大取》与《小取》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思考和回答。

方克涛在《〈墨子〉再批注:就〈墨子·经下〉第六十七条及〈经说下〉之相关释文回应梅约翰》一文中⁽⁷²⁾，对《墨子·经下》第六十七条及《经说下》的相关释文作出了新的诠释⁽⁷³⁾，从文法与哲学两方面阐明了二者的含义，同时还评价了葛瑞汉、陈汉生，特别是梅约翰(John Makeham)等人的诠释。⁽⁷⁴⁾方氏将《经说下》相关释文第二句“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中的动词解读为推定动词而非陈述动词。据此，他认为，在墨家有关“辩”的学说(theory of disputation)中，无法确定由两种事物组合而成的“兼”(fusion)是否属于指涉其中任何一个事物之词项的外延。墨家的主张似乎受到这样一种隐含态度的影响:尽管由两种事物组合而成的“兼”可被视为单一的对象，但它在根本上仍然是不同种类对象的总和。因而，《经下》第六十七条、《经说下》的相关释文隐含了对墨家的“兼”这一概念的限制，同时也凸显出墨家有关“辩”的学说在概念上的缺漏(gap)。⁽⁷⁵⁾

总之，《墨辩》对于汉学家们而言既是一个让他们充满兴趣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注释】

(1)参见:Bhabha，Homi Ed.:Nation and Narr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Bhabha，Homi:The Location of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霍米·巴巴主编的《民族与叙事》探索了后现代文化表征的矛盾性，其关注的重心是跨民族的叙事和话语的影响。巴巴的《文化的定位》审视的是后殖民文化权威合法性的置换、殖民压力下西方“教化”的边缘性，以及性别、种族、阶级、性、语言与心理情感等诸多领域。毋庸置疑，其研究对本文论题具有深刻的启迪。在写作此文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开始关注翻译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如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在其近著《翻译地带:一种新的比较文学》中，提到“翻译的跨民族主义”(translational transnationalism)(见The Translation Zone: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87)。另外，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翻译之窘:走向差异的伦理》也曾简要论及严复的翻译，视其为一种现代性的努力(见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Routledge，1998，pp.178-183)。爱尔兰翻译理论家克罗宁(M ichael Cronin)最近也把翻译研究的焦点转向了爱尔兰民族认同与翻译的关联(2006)。

(2)参见:TheAntiquity ofN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p.183.

(3)The Antiquity ofN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p.183.

(4)转引自:Rey Chow:Ethics after Idealism:Theory-Culture-Ethnicity-Reading，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p.70.

(5)参见:Leo Tak-hungChan:Twentieth-CenturyChinese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p.14.

(6)参见:Erikson，Eric:The Problem ofEgo Identity，Maurice R.Stein et al.Ed.，Identity and Anxiety，Glencoe:Free Press，1960，p.30.

(7)参见:Beetham，David:Max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5，p.122.

(8)Beetham，David: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5，p.122.

(9)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3页。

(10)参见:Venuti，Lawrence:TheScandalsofTranslation:Towardsan Ethics ofDifferen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178-179.

(11)参见: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London:Routlege，1992，p.25.

(12)参见: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West，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7.

(13)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51.

(14)转引自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9～150页。

(15)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48～949页。

(16)参见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5页。

(17)参见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5页。

(18)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64，p.93.

(19)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84.

(20)Eagleton，Terry:The Idea ofCulture，Malden and Oxford:BlackwellPublishing，2000，p.58.

(21)详见欧阳桢的《透明的眼睛: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之再思》(Eoyang，Chen Eugene:The Transparent Eye: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University ofHawaii Press，1993)。“巴别塔”的象征性、多义性与翻译的关系，翻译学者们早已耳熟能详。这一神话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前巴别塔时期”，所有人使用同一语言;“巴别塔时期”，人类语言混乱，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后巴别塔时期”以多语为特征，它通过翻译，相互沟通得以实现。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作家都对这一神话进行了思考。

(22)参见:Anderson，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p.129.

(23)参见:Hester，Stephen，andW illiam Housley，Ed.:Language，Intera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Studies in the SocialOrganization ofNational Identity in Talk-In-Interaction，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3.

(24)“文化资本”是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巴桑(Jean-Claude Passeron)在《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1973)一书中使用的术语。后来，布迪厄进一步区分了三种资本:(1)经济资本指对经济资源、现金、资产的控制;(2)社会资本指基于集团成员、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影响的支持，包括体制下的相互承认的网络关系;(3)文化资本特指知识、技能和教育的各种形式。它也指关于自身的信息知识、文化传统、语言能力、行为和态度。笔者认为，翻译是文化精英们制造的产品，它影响了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社会的变革。

(25)哈贝马斯和安德森都论及对报纸、书籍(当然包括翻译)等印刷物的消费及其对“公共领域”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印刷语言缔造了民族主义。阅读公众开始范围很小，“印刷”与资本主义联姻后，阅读者日多，它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20世纪早期随着翻译作品的涌入、报纸的出现，中国尤其如此。

(26)参见:TheAntiquity ofN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p.92.

(27)Smith，D.Anthony:Nation in History: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about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BrandeisUniversity，and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52.

(28)参见罗新璋主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6页。

(29)罗新璋主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6页。

(30)参见:M ill，John Stuart:On Libert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University Press，2003，p.122.

(31)记忆和民族认同相互纠缠，我们可以说没有记忆，也就没有认同。现代民族经常面临记忆和遗忘的双重局面，或者说遗忘是为了记忆:过去的叙述控制了民族的未来走向。对某些国家而言，血统与乡土等天然关系的维系，使人们丧失了对民族王朝更迭的永久记忆。但集体记忆是萦绕不散的。“犹太大流散”(Jewish Diaspora)的经历见证了建立于记忆基础之上的文化蕴含和整合。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甩掉传统意味着迈向现代性，但是遗忘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是重视传统的国度。因此，我们在严复身上看到，他一方面热情地将西方“他者”介绍给国人，另一方面对传统保持急切的认同。“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同年《新青年》创刊，它以摧毁儒家传统、抹掉过去的记忆为目的。在其后期，严复强烈反对“五四”运动的使命:对过去记忆的遗忘。

(32)参见: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West，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33-134.

(33)20世纪早期，中国的事例说明翻译是一种爱国行为，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精神。严复之后，许多译者致力于翻译东欧国家和俄国作品，反映受压迫者的声音。鲁迅、茅盾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34)参见:Gellner，Ernest:Nation and Nationalism，Oxford:Blackwell，1983，pp.55-56.

(35)“天下”概念在中国具有宇宙观、文化观和哲学观的内涵，它不但具有历史的时、空意义，而且还具有形而上的道德建构蕴含。其意义演变体现了民族建构和宇宙构想，更重要的是自我指涉。随着古来的中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它解构了所有国人居住在共同的和谐世界的空间。“天下”概念一终结，民族—国家就进入了中国人的意识。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中心、周边皆是蛮夷的传统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蛮夷语言不足以达意，只有转变(被翻译)才成为清晰的文言，才可用于交流。我们必须注意到严复翻译的矛盾性:一方面，他竭尽全力塑造中国的民族—国家概念;另一方面，他对传统的“天下”概念难以割舍，并尽力保留在记忆中。关于“天下”的详论，请参阅刘军平:《“天下”宇宙观的衍变及其哲学意蕴》，《文史哲》2004年第6期。

(36)伊丽莎白时代与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的统治时期紧密相连，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翻译的伟大时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译者从欧洲各国译入作品，尤其是古代作品。由于翻译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对比鲜明，因此意义重大。16世纪早期，英国的翻译作品数量远落后于欧洲。例如1852年，色诺芬(Xenophon)、斯维都尼亚(Suetonius)、萨卢斯特(Sallust)和凯撒(Caesar)均已翻译成法语，英语译文却出现较晚。这一时期见证了英国文学的发展繁荣，期间，欧洲各语种翻译作品大量涌入。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威廉·廷代尔(W illiam Tyndale)、玛格丽特·泰勒(MargaretTyler)和乔治·查普曼(GeorgeChapman)均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代表。

(37)Eoyang，Chen Eugene:“Borrowed Plumage”:PolemicalEssayson Translation，Amsterdam and New York:Rodopi，2003，p.137.

(38)参见:Rousseau，Jean-Jacques，and Johann Gottfried Herder: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p.5.

(39)赫尔德是最早提出语言决定思维的人。两个世纪之后，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中心论点即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赫尔德关注的重心是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关系，认为它们创造了“民族”。这类文化传统包括民间传说、舞蹈、音乐和艺术等。这一点启发了格林兄弟(W ilhelm Grimm)编写德国民间故事。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倾向于把翻译视为伪书写(pseudo diction)。例如，亚历山大·伯蒲(A lexander Pope)译荷马而名声大噪，但他由此而受到批评，攻击他的人说他的译文不像古希腊作品，倒更像伯蒲的作品。柯勒律治(Coleridge)提到伯蒲翻译时，评价就不高。但近年来一批学者视译者为作者和评论者，这种观点认为:“这意味着翻译融合了创造性写作和文学性批评的双重特征。由此，译者与作者和评论者一样，还应对文本的质量负责。假如我们认真倾听读者——尽管他们很少被倾听——可以发现，最好的译者要想把作品译成功，应该博学通今，充满激情，细致认真，同时又要有同情心。译者要兼备评论与创作的天赋。”Piotr Kuhiwczak:The Troubled Identit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Translation Today:Trends and Perspectives，edited by，Gunilla A lderman and MargaretRogers，Clevedon and Buffalo:MultilingualMatters Ltd.，2003，pp.115-116.

(40)参见刘军平著:《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41)参见:Maria Tymoczko and Edwin Gentzler(eds.):Translation and Power，University ofMassachusetts Press，2002，p.Ⅺⅹ.

(42)这篇专题综述主要由董红涛译写，小部分文本由丁四新译出，全文由后者统稿。

(43)参见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118页。

(44)A.C.Graham:LaterMohist Logic，Ethicsand Scienc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8.

(45)Johnston，Ian:Choosing the Greater and Choosing the Lesser: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qu and Xiaoqu Chapters of the Mozi，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December 2000，Vol.27，No.4，pp.380-387.

(46)经文为:“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知。”释文为:“无南者，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智，则可尽不可尽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尽爱也，悖。人若不盈先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

(47)Bibliography of theW ritings of Angus C.Graham，in Chinese Texts and PhilosophicalContexts:EssaysDedicated to AngusC.Graham(LaSalle: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91)，edited byHenryRosemont，Jr.，pp.323-328.葛瑞汉的生平即见于该书《短序》，据此序可知目录亦由罗氏所辑。“Confucius2000”网所载相关资料信息(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 graham.htm)，即出自该书。

(48)A.C.Graham:Later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8，p.590;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China，La Salle:Open CourtPublishing Company，1989，p.502.

(49)包含《墨子》研究的著作如:Benjamin I.Schwarts:The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Chad Hansen: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Ann A rbor:University of M ichigan Press，1983;ChristopherHarbsmeier:Language and Logic，in Science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7，edited by J.Needham，1998.

(50)Jane M.Geaney:A Critique of A.C.Graham's Reconstruction of the“Neo-MohistCanons”，Journalof 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New Haven:January-March 1999，Vol.119，No.1，pp.1-11.

(51)Jane M.Geaney:A Critique of A.C.Graham's Reconstruction of the“Neo-MohistCanons”，Journalof 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New Haven:January-March 1999，Vol.119，No.1，p.1.

(52)Jane M.Geaney:A Critique of A.C.Graham's Reconstruction of the“Neo-MohistCanons”，Journalof 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New Haven:January-March 1999，Vol.119，No.1，p.1.

(53)Jane M.Geaney:A Critique of A.C.Graham's Reconstruction of the“Neo-MohistCanons”，Journalof 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New Haven:January-March 1999，Vol.119，No.1，pp.10-11.

(54)Desheng Zong:Studies of Intensional Contexts in Mohist W ritings，Philosophy East andWest，Honolulu:April2000，Vol.50，No.2，pp.208-228.

(55)Desheng Zong:Studies of Intensional Contexts in Mohist W ritings，Philosophy East andWest，Honolulu:April2000，Vol.50，No.2，p.208.

(56)Desheng Zong:Studies of Intensional Contexts in Mohist W ritings，Philosophy East and West，Honolulu:April 2000，Vol.50，No.2，p.220.

(57)Desheng Zong:Studies of Intensional Contexts in Mohist W ritings，Philosophy East andWest，Honolulu:April2000，Vol.50，No.2，p.224.

(58)Chaehyun Chong:The Neo-Mohist Conception of Bian(Disputation)，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March 1999，Vol.26，No.1，pp.1-19.

(59)Chaehyun Chong:The Neo-Mohist Conception of Bian(Disputation)，Journal ofChinesePhilosophy，March 1999，Vol.26，No.1，p.1.

(60)Chaehyun Chong:The Neo-Mohist Conception of Bian(Disputation)，Journal ofChinesePhilosophy，March 1999，Vol.26，No.1，pp.16-17.

(61)Thierry Lucas:Later Mohist Logic，Lei，Classes，and Sort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September 2005，Vol.32，No.3，pp.349-365.

(62)Thierry Lucas:Later Mohist Logic，Lei，Classes，and Sorts，Journal of ChinesePhilosophy，September 2005，Vol.32，No.3，pp.349-350.

(63)Thierry Lucas:Later Mohist Logic，Lei，Classes，and Sorts，Journal of ChinesePhilosophy，September 2005，Vol.32，No.3，pp.354-355.

(64)Thierry Lucas:Later Mohist Logic，Lei，Classes，and Sorts，Journal of ChinesePhilosophy，September 2005，Vol.32，No.3，pp.361-363.

(65)Ian Johnston:TheGongsun Longzi:A Translation and an Analysis of Its Relationship to Later MohistW riting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June 2004，Vol.31，No.2，pp.271-295.

(66)Ian Johnston:The Gongsun Longzi:A Translation and an Analysis of Its Relationship to Later MohistW riting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June 2004，Vol.31，No.2，p.271.

(67)Ian Johnston:The Gongsun Longzi:A Translation and an Analysis of Its Relationship to Later MohistW riting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June 2004，Vol.31，No.2，p.290.

(68)Ian Johnston:Choosing the Greater and Choosing the Lesser: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qu and Xiaoqu Chapters of the Mozi，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December 2000，Vol.27，No.4，pp.375-407.

(69)Ian Johnston:Choosing the Greater and Choosing the Lesser: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qu and Xiaoqu Chapters of the Mozi，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December 2000，Vol.27，No.4，p.399.

(70)Ian Johnston:Choosing the Greater and Choosing the Lesser: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qu and Xiaoqu Chapters of the Mozi，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December 2000，Vol.27，No.4，p.375.

(71)Ian Johnston:Choosing the Greater and Choosing the Lesser: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qu and Xiaoqu Chapters of the Mozi，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December 2000，Vol.27，No.4，p.399.

(72)Chris Fraser:MoreMohistMarginalia:A Reply toMakeham on LaterMohistCanon and Explanation B 67，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No.2，Annotation，Interpretation，orCreativeReconstruction?Guilin:GuangxiNormalUniversity Press，November 2007.pp.227-259.

(73)《经下》第六十七条经文曰:“不可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经说下》相应释文云:“或不非牛而非非牛也，可，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

(74)A.C.Graham: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1978;reprint，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3，pp.439-440;and Studies in Chinese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A lbany:SUNY，1990，p.200.Chad Hansen: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China，Ann A rbor:University ofM ichigan Press，1983，pp.153-155 and 190-191.John Makeham:MohistMarginalia:A New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Canon and Explanation B 67 in theNeo-MohistSumma，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9，1989:pp.167-175;and MohistMarginalia-Addenda and Corrigenda，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40，1990:pp.125-127.

(75)Chris Fraser:MoreMohistMarginalia:A Reply toMakeham on LaterMohistCanon and Exp lanation B 67，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No.2，Annotation，Interpretation，orCreativeReconstruction?Guilin:GuangxiNormalUniversity Press，November 2007，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