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化需要的哲学思考

民主中国化需要的哲学思考⁽¹⁾——兼评吴根友《在道义论与正义论之间》

□何卓恩

民主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大题目。这个题目至少包含三个子题:中国要不要民主;中国要什么样的民主;中国如何走向民主。

第一个子题，应该说已经基本解决了。随着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和民初两次帝制复辟丑剧的收场，民主已经成为中国各党派、各学派关于中国社会演进的基本共识。即使是专制独裁的蒋介石、顺昌逆亡的“四人帮”，也并不敢公然反对民主，而只好以反对“西方民主”的话语来实质性地抵制民主。“五四”以来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倡导传统文化不遗余力，与西化派论战不断，但也同样以民主政治为社会理想。孙中山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的制度正是这种大势之一。

然而，下面两个子题，纷争就出现了。中国要什么样的民主?国民党主张中西结合的五权宪法民主制;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自由派坚持走上西方议会民主制轨道;新儒家则要求将王道贯彻到民主之中。中国如何走向民主?国民党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路线;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民主作为过渡;自由派一面认为文化启蒙是政治民主的基础，一面坚信民主政治可以在庸众的社会起步;新儒家主张从恢复文化信心入手，从内圣开出外王来。其他林林总总的民主模式和民主道路还有不少。

实际上，表示要民主而又将民主进行特殊界定的情况，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近代革命取消了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民主成为世界潮流，但英、美认定自由主义民主才是真民主，德、意讲的是民族主义的民主，苏俄却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最高类型的民主。另外，各种文化背景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民主说法，如伊斯兰民主、东亚式民主等。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极端民族主义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合阵线击垮。苏东事变发生后，自由主义又取得了与社会主义世界冷战和竞争的暂时优势。于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被弗朗西斯·福山看成“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论，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拥护和批评的声浪此起彼伏，但认为自由主义民主亦只是民主众多类型之一的说法总体上仍然被接受。

在世界历史“终结”之际，中国历史却并没有“终结”。由于中国较早启动了自由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从而成功避过苏东崩溃的冲击波。这种“中国特色”主要在经济方面体现出来，而且在苏东事件后益发活力四射。然而，这种活力中又蕴含着危机。市场经济的原始形态中国传统并非绝对没有，但作为系统的经济体制却来自西方，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在基本维持苏式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引进的市场经济，就很难避免制衡市场效应的失灵。权钱交易问题便是其中突出者之一，而市场活力培植的自由个体，又提出了旧体制难以直接提供的人权诉求。如何有效堵住市场效应的漏洞，并且顺应时代需要满足民众人权欲求，成为重新思考重建民主制度的重要契机。

社会主义民主，按照传统的解释，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与民族主义的民主强调民族的整体性、自由主义的民主强调个人的权利不同，阶级的民主强调阶级性。落后国家工人阶级人数少，搞社会主义自然不能单纯讲无产阶级民主，而要讲“人民民主”。“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不同于法律概念的“公民”，“我们的人”才能叫人民。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工农阶级是人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呢?可以是人民，也可以不是人民，要视政治需要而定，处在灰色地带。这种革命斗争的体制模式，不能适应建设时代，尤其是市场经济建设时代的执政需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解决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实现，还有赖于民主制度的转换。有效堵住市场效应的漏洞，顺应时代需要满足民众人权欲求，应该说都在这种民主制度转换的功能范围之内。

中国民主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十二大以来中共中央的党纲都有正视，并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问题是这个“中国特色”究竟指向哪种民主模式。

所谓特色，是针对共性而言的。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针对的是当时犹存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或者说人们思想中存有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针对性改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强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类型之分，只是有其特点而已。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究竟针对“东方”还是“西方”?

根据前述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需要，显然也应该是主要针对“东方”或者说“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用邓小平的话说，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市场经济抓的是三个“有利于”(生产力、生活水平、综合国力)，民主政治的体制选择也应该抓几个“有利于”，如有利于“防腐倡廉”，有利于“公民权利”，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等。在这样的宗旨下，充分吸收全人类的智慧，尤其是近代以来奠定西方主要国家稳定发展基础的民主体制经验，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本义的。市场经济没有主义之分，它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同样，自由民主体制本身亦是工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以借其达成自己的目标。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人权”、“自由”、“法治”、“监督”等概念，已经引进我们的政治话语之中，足以说明这种工具的中性色彩。在这种意义上，西方自由民主确有其借鉴价值。

但中国民主体制的转型是否就等于“西化”呢?是否就应该达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而后止呢?

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弊端，马克思早已进行尖锐揭露;即使宣告历史“终结”的福山，也同时表达了对于这一制度的深远忧虑。他质疑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中公民所能获得的认可是否足以使他们“完全满足”?一个仅仅满足于普遍的、平等的认可的人，是否算得上一种完整的人?自由民主制度能否真的长治久安，是否会终有一天被其他社会形态所替代?其实在中国，即使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从早期提倡西方民主的梁启超、孙中山，到后来反省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儒家，也都看到了这种体制的缺陷。他们在主张学习引进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和设计弥补之道。其中徐复观等新儒家在吸收传统思想资源方面所做的理论思考，在当代思想界富有影响。

徐复观是20世纪华人世界第一个公开声明“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家。他在肯定自由民主是中国必由之路之同时，又特别指出，民主自由在中国生根需要中国历史文化的滋养。在论述中国民主选择时，他不用“取代”一词，而用“接通”，将中国圣贤的民本理想与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接通”起来。他说儒家思想是凝成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它既属伦理思想，亦属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的构造，可以归纳为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和礼治主义。“德治系基于人性的尊重，民本与民主，相去只隔一间，而礼治的礼，乃‘制定法’的根据，制定法的规范。此三者，皆以深入民主主义的堂奥”，所以需要把这种中国原有的民本精神“重新显豁疏导出来”，使这部分精神来支持民主政治，同时吸收西方的权利观念，将人民的主体性确立起来，致儒家思想与民主政体，内在地融合为一，既为往圣继绝学，又为万世开太平。徐复观认为，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和礼治主义，在价值上比之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所预设的价值要精纯得多，可以补正西方自由主义主要依赖外在权力和法律而“维系不牢”的缺陷，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²⁾

与其他新儒家相比，徐复观对政治课题关注是最多的，但他毕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的思路，基本在文化哲学的范畴之内。对文化传统的感情，多少影响到其民主中国化思路的论证。徐复观坚持，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失去与文化传统联系，自由民主的文化得不到深厚文化资源的滋养，民主自由就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这种文化自信，与其说来自自由民主对儒家思想的逻辑或事实依赖，不如说来自新儒家的文化信念。

中国民主体制的转型是否应该达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而后止，主要是个政治哲学问题，单纯文化哲学的论证尚不足以令人信服。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进入新世纪以前，中国内地政治哲学对此问题关注并不太多。20世纪80年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方向是西化色彩的民主理论，90年代前中期新权威主义比较引人关注，直到9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民族的日益崛起，才开始将一些哲学学者的视线引导到思考既要吸收西式民主又要超越西式民主的路径上来，陆续发表各种见解。最近吴根友教授出版的新著《在道义论与正义论之间》，可谓是这一新趋向的一个表征。

这部著作，是作者十多年来探索中国政治现代化和国际政治问题的众多论文的结集。文集共分四编。甲编主要讨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有关道义、法的形上学基础、权力转移的过程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及其新的人性基础等问题。乙编探讨儒家的“王道天下观”和各家贵和的思想及在当代世界秩序重建中的意义。丙编着重从现代民主政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自由”的分析开始，考察中国思想中“自由”一词的演变，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的可通约性，意在揭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可能思想基础。丁编立足比较政治哲学的视野，看中国政治哲学如何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简言之，本书讨论了道法、和平、古今、中外四大政治哲学范畴，道法、和平，是广义道义论内容的阐述;古今、中外，是道义论与正义论对接的可能与前景的讨论。这个框架布局，很清晰地显示了作者构思的规模和运思的匠心。

论著在中国民主转型的必要性、正义论民主的普世价值、正义论民主与中国道义论政治传统连接的思想基础、道义论对于丰富正义论民主的意义等方面，都有立足于政治哲学的阐述。

关于借鉴西方民主经验、弥补西方民主不足的问题，论著的讨论从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入手:“正义论”、“道义论”。作者根据列维·施特劳斯的观点，将政治哲学界定为追求关于政治活动的真理的学问，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哲学主题，各民族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作者通过多年对中西政治哲学的对比考察，发现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是政治权力运用的方法论、政治权力制约问题，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思考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政治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及政治活动的目的性。这两种类型的政治哲学各有得失，分别可以用“正义论”和“道义论”来描述。

用“正义论”描述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并不稀见，罗尔斯干脆将他重建西方民主理论的大著名之《正义论》。以“道义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却是吴著的贡献。作者认为带有政治哲学内涵的“道义”一词虽出于现代汉语，但内涵早已蕴含在传统政治思想中。这样概括使得民主中国化问题更清晰地集中到正义与道义比较研究的方向。

经过系列比较研究，吴著肯定了道义论与正义论本质相通的精神。作者发现，道义论中的确蕴含着足以接通现代民主法治体制的“人道主义、理性精神”⁽³⁾，因此，处于道义论主体的“仁学”与处于正义论核心的自由主义便具有了“对话的基础”⁽⁴⁾。论著就人道主义这一点做了具体说明:仁学与自由主义都比较重视人的价值，都从“人是目的”、“把人当人”的基本理念出发，却又从不同的侧面将这一理念具体化。仁学作为一种伦理型的政治学说，主要从伦理关怀的角度，发展了人的同情心;而自由主义则主要以一种社会政治学说的面貌，将同情心转化成权利论。但这种分别又不绝对，自由主义也有其伦理关怀，这种伦理关怀与政治关怀相配合，落实为“个体的自主与自律原则”;仁学也有其“弱势的权利观”体现在对仁政的要求中。所以，“作为东方古代的人道主义的儒家‘仁学’和作为西方近现代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都是‘人道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一种表现形式”。⁽⁵⁾

道义论与正义论本质相通的精神不仅在仁学和自由主义的比较分析中呈现出来，也在“民本”与“民主”的同向演变中展示出来。中国道义论传统中有悠久的民本思想传统，《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重民思想，在儒家政治哲学中得到充分的贯彻，其他诸家也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等命题相补充，历代相袭。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那里，更出现“公天下”、“贼帝王”的意识，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相距已经不远。民本思想与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民主理论，都肯定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角色，都是发展着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思想体系。民本思想在历史上虽然与君治思想并行不悖，“但从学理上看，与现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是相反的、敌对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想”，“将西方民主思想中的民治思想引进来，则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就可以发展出中国式的‘民主’思想”。⁽⁶⁾作者同情地了解了徐复观等思想家试图从民本导出民主的努力，认为这是值得探索、具有启发性的一个路径。

作者又从近代西方自由观念在中国古代传统中的意涵的角度，来说明道义论社会通向正义论社会的潜力。作者指出，中国思想传统中确有“自由”的思想观念，但在先秦时期不是以“自由”这个词来表达的，道家讲的“任真”与“任自然”，儒家讲的“为己之学”与“大丈夫”人格中都有自由的某些因子。《二十五史》中“自由”一词常有出现，既指一种与制度相抵触的个人任意，也指与制度相适应的主体能动性。然而，总体上说，自由的观念，在古代居于负面的意义要多于正面意义，“秩序的要求压倒了思想自由与生命力展示的要求”。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党派，“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压抑着中国人的思维，特别是政治家们的思维”⁽⁷⁾。不过，从梁启超等思想转型时期启蒙家对现代自由观的介绍方式看，对传统自由观念的积极方面进行发掘，仍然是充满潜力的。

这些分析都从政治哲学的立场，力图回答道义论和正义论结合的可能性问题。可能性论述的背后，是作者对中国民主转型课题的关心。作者认为:“当代中国人应当认真地总结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认真考察西方民主政治的经验，建设既具有现代性的普适性、又切合中国文化的民主政治模式，努力减少因制度安排的缺陷而造成的经济、政治与人的精神损耗，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与创造能力，为人类文明再次作出新的贡献。”⁽⁸⁾

什么是“既具有现代性的普适性、又切合中国文化的民主政治模式”?吴著用“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中国化”这两个相互勾连的概念来表达⁽⁹⁾。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中国化实际上是中国历史转型的二重必要性问题:政治的民主化是制度转型的必要性，民主的中国化是制度特色的必要性。这两重必要性以往常常由不同的学派所主张，而且往往形成对立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殷海光与徐复观的论战，多少带有这种意味。本书作者站在前贤的肩膀之上，兼容并包，综合创新，既考虑到现代性，又正视了民族性，体现了中国民主思想探索过程渐趋成熟的走向。在这一结合思考之后，作者进一步又将民主的中国特色与世界贡献结合起来思考，在当代世界“混合型的万民民主政治模型”的讨论中，探索中国化的民主政治对世界的可能贡献，这对于以往新儒家偏向于从中国思想自身去“体会”传统价值世界意义的角度，又有一层发展，也使得中国民主模式问题的讨论有了更加宏阔的视野。

该书虽是论文集，却贯通了一条精神主线，就是要打通中国道义论哲学与西方正义论哲学的任督二脉，使中国思想传统焕发新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该著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也为民主中国化问题的思考开辟了一种新的前景。

当然，思考中国民主转型的特色问题，相当浩繁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吴教授的论著也留下一些疑问有待进一步厘清。比如，中国民主走向正义论的转型，究竟主要是建基于一个思想的选择还是一个历史的选择?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瓶颈究竟何在、为何跨不过那最后的门槛?中国传统道义论如何具体落实到可操作的正义论体制之中?民主的“中国特色”如何避免事实上对“普世价值”的排拒，不流于狭隘民族主义窠臼?政治哲学固然追求的是“关于政治活动的真理的学问”而非“关于政治活动技术与技巧的系统学问”，但惟其“学问”能够向“技术与技巧”的严密性着力，这个学问才既可欲，又可行。

另一方面，作者所思考的“民主的中国化”，针对的中国语境，不仅仅是一个有着道义论哲学传统的中国，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平等追求，对民主又有更多一层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中国化”的民主，除了必须处理道义论与正义论的关系，还要处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方面，作者一则透过殷海光与冯契殊途同归的自由论述，论定“这两种看似水火不相容的理论，其实在价值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则提出“人民的民主”的说法。这两种阐释究竟关联如何，“人民的民主”与过去习而用之的“人民民主”差别何在，似乎也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杜威曾说，“民主需要随时更新”。民主这篇大文章需要在历史的自然演进中渐次塑成，关于民主如何“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的思考，也需要与时俱进，逐层深入。吴著也许没有完全解决我们所希望得到答案的一切难题(事实上任何一部著作亦不可能)，却以其深邃、富于拓展性的思想力，回应了时代所提出的重大政治哲学问题，将启发并激发着更多有志于此学术问题的同道进一步地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