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认为纸上得来终觉浅

第二节　陈亮与朱熹的论辩

陈亮、朱熹的论辩事实上不局限于“王霸义利”问题，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道”的问题

“道”是程朱理学最高的哲学范畴，朱熹指出，“道”超越于自然和社会之上，永恒存在，亘古不变，它是形而上的精神实体，决定着形而下的万物的生成和运动变化。陈亮也承认亘古贯今有“道”的存在，但认为“道”不是神秘的先验的精神本体，不能先于事物、超越事物而独存，它与事物、与人生日用不可分离:“阴阳之气，阖辟往来，间不容息。……此天地盈虚消息之理”。这个“天地盈虚消息之理”就是天地之道，它不过是阴阳二气的开合、散聚，因而“阳极必阴，阴极必阳，迭相为主而不可穷也”(《陈亮集·与徐彦才大谏》)。因此，“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陈亮集·勉强行道大有功》)。正因为“道”不是超自然的，所以天地之间，无物不是“道”，就像烈日当空，普照天下，使处处有光明一样，人开眼一看就能见到。“道”与事物不可分离，他所说的“道”，正是事物的基本属性以及事物运行变化的法则、规律。

朱熹认为，“道”作为先天的绝对存在，最初是人所不能预闻的，只有无私无欲的圣人才能真正体认它、把握它，使它在人类社会中显现，而天理在人类社会中也转化为“人道”。圣王之后的各代君主都有人欲，因而难以使天理在人间社会显明，“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陈亮集·又丙午秋书》附《寄陈同甫书·六》)这样，天理就不能转化为“人道”，而“人道”也自然偃息不存。“人道”不存只是天理在人类社会中被“作坏”“殄灭”，并非天理消亡。但天理的常存，并不等于“人道”的常在，“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颓然者常在乎下，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陈亮集·又丙午秋书》附《寄陈同甫·八》)。朱熹阐明了关于“人”与“道”的关系，人有赖于道，但道却不依赖于人，也就是说:道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存在，人能使它在社会中显现，也能使它昏暗不显，这一切取决于人是否有“人欲”。

陈亮则对这个观点力持异议，强调人与道不可分离，天、地、人三者构成宇宙的统一体，缺一不可;没有人存在，也就没有天地运行，道也就不存在了。陈亮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把“道”看做是贯穿于人伦日用中的法则，离开人事，必然无所谓社会中的“道”。可是陈亮把人的存在与否当作自然万物的“道”的存在前提，这不能不是一个理论思维上的失误。

陈亮强调离开人而“道”不存，目的在于说明三代圣王时代的“道”是“人道”，汉、唐时代的“道”也是“人道”。他说，如果“道”不行于汉唐之间，则中国这1500年的历史，岂不是“天地架漏过时”，“人心牵补度日?”(《爱日斋丛抄》卷二)世界岂不惶惶不可终日了吗?朱熹申论说，“道”虽不能在汉、唐时期体现为“人道”，但它却在那些具有“道心”的儒者身上体现出来，并由他们相继不绝地传下去。对于“道”的这种秘传不绝的说法，陈亮讥讽道:“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指那些独传“道”的人)独卓然而有见，无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陈亮集·又乙巳春书》)。他质问朱熹，“道”在天地之间，如“赫日当空”，怎么可以说是“举世皆盲”，只有几个儒者能开眼见到呢?他指出“道”也体现在那些有功业的英雄豪杰身上。

(二)关于“王霸”“义利”的问题

对于朱熹所持的“道”不行于汉唐，是因为汉祖唐宗有人欲的理论，陈亮予以反驳。他说，如果“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陈亮集·又甲辰秋书》)，万物何以繁衍不绝，“道”何以常存不息?他认为汉高祖、唐太宗的立国功业，可与天地并立，他们的“禁暴戢乱，爱人利物”，正是孟子讲的恻隐之心。至于二人的谋位，是为了推行“仁政”，出于“救民之心”，并非出于人欲、私意。

关于“霸道”，陈亮认为，“其道固本于王也”(《陈亮集·又丙辰秋书》)，同时王道中也夹杂着霸道，例如三代时期也时常有征伐和谋位之事:“禹、启始以天下为一家而自为之。有扈氏不以为是也，启大战而后胜之。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武庚挟管、蔡之隙，求复故业，诸尝与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违众议，举兵而后胜之。……使若三皇五帝相与共安于无事，则安得有是纷纷乎?”(《陈亮集·又乙巳春书之一》)这说明王道之治正是通过霸道而实现的，没有霸道，哪能凭空出现王道呢?朱熹称管仲有霸道之功而无王道之仁，陈亮认为，管仲助齐称霸，正是仁者之事，是王道的需要。陈亮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霸本于王，王霸并用。

从有关王霸的争论，引出“义利”问题。朱熹认为，王道推行仁政，这是“义”;霸道讲求功利，这是“利”。义与利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它们的冲突也是不可调和的。朱熹称颂王道，贬斥霸道，必然贵义贱利。陈亮则基于王、霸并用的理论，认为义要体现在利上，义利双行，缺一不可。他所谓的“利”，并不是毫无节制的一己之私利，而是“生民之利”。他说:“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所谓“六府”，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水、火、木、金、土、谷;所谓“四德”，是指元、亨、利、贞。他的意思是说，禹没有功业，怎能成天地万物?天不讲利，怎能有仁义礼智?后者说三代无利欲，那是被孔子美化了的，并非当时的实情。朱熹指责汉唐“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无一念不出于人欲”(《陈亮集·又丙午春书》附《寄陈同甫书·六》);陈亮则认为，汉高祖、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在斯民”，所以“自汉唐以来，虽圣人不作，而贤豪接踵于世……盖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际也，此岂可常之事哉?”(《陈亮集·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独名于汉唐》)他的结论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陈亮集·又丙午秋书》)

(三)关于“成人之道”的问题

王霸、义利之辩的最后落脚点，是做一个什么样人的问题，这是此次辩论的实质所在。朱熹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鄙意更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气力为汉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耳”(《陈亮集·又丙午秋书》附《寄陈同甫书·六》)，要人们以“醇儒之道自律”，即“独善其身”，做一个道德完善的君子儒。

陈亮则提出“志在天下”的为人标准，主张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认为这样的人能够“推倒一世”，“开拓万古”，大智大勇，“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陈亮集·又甲辰秋书》)。他对那些只会坐谈，不能实干的“腐儒”十分鄙夷，认为他们只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而无一人能自拔者”(《陈亮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与朱熹的争论不同于朱陆之争，后者是理学内部对“理”的看法及体验方式不同而引起的争辩;前者则是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功利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但始终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朱熹所倡导的贵义贱利的理论，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