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18世纪清代学术思想概况

本章及下一章叙述的是清康熙朝以后直至嘉庆年间的学术思想，大体相当于公元纪年的18世纪。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学术和思想呈现出较以往不同的特点。有些研究者称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为“汉学”，如江藩(1761—1830年)写了《国朝汉学师承记》，记录这一时期的学术和思想。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多数思想家和学者都尊行汉代的学术(主要是经学)。又因他们追求一种朴实无华的学风，有人称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为“朴学”。清代在乾(隆)嘉(庆)时期重训诂考据的研究，由于这些特点，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又被称为乾嘉学、考据学等。

在学术渊源上，乾嘉学者渊源于明末清初实学思潮而更加专门化、细致化。反封建专制的早期启蒙意识或有淡化，但由实证而求实理的实学意识则明显加强。他们推崇汉学，尤其是东汉古文经学。他们相信以经典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中蕴藏着攸关国计民生的实理，并相信，从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从训诂便可通达这实实在在的义理。在这个意义上，汉学属于经学。在方法上，他们搜集材料，罗列证据，无信不征，实事求是，精校勘，善考证。他们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讹误，研究典章制度，考证地理沿革，为保存和传承古代学术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学有实证色彩的治学方法对近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所谓汉学、朴学、考据学，作为一种流行百余年的学术思想潮流，是怎样产生的呢?

从社会方面看，清朝统治者用武力征服全国以后，实行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为学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软硬兼施的政策，使士人的思想不能逾越一定的范围。考据学既不触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又有较强的学术吸引力，符合清朝统治者的需要。

清朝社会逐渐安定，是从顺治末年开始的。康熙帝玄烨即位之后，利用汉人平定了三藩，统一台湾，在东北保卫了边疆，在西北平定噶尔丹，统一了全国。经济方面，结束了清初的圈地政策，推行“更名田”，实行“摊丁入亩”的税收制度，这些都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在封建经济结构的束缚下缓慢发展。清王朝在嘉庆以前的封建统治，基本上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

就文化政策而言，清朝统治者采用软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对汉族知识分子采用高压政策。顺、康二朝，迭兴大狱，通海案、科场案、奏销案，屡兴不断。康熙以后的文字狱，株连之广，处罚之重，都是历史上仅见的。如礼部侍郎查嗣廷用《大学》中“维民所止”四字作为科举试题，这本是很普通的事，但因有人上告，“维止”二字是“雍正”二字的去首，由此而引出文字狱:先将查氏革职下狱，查病死狱中后戮尸枭首，子坐死，家属流放，查氏家乡浙江省停止乡试、会试6年等一系列裁决。康熙以后的文字狱大案还有“庄廷《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等。据统计，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见于记载的达108起之多^[1]。

清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还表现在禁止结社讲学活动，发布禁书令等方面。仅乾隆三十九、四十年，就烧书24次，共1.38万余种。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知识分子只能埋头于与社会现实无关的故纸堆中，以保全身家性命。

在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清政府采用怀柔手段，提倡理学和科举，吸引知识分子进入仕途。通过开设“博学鸿辞科”以及进行大型的文化学术工程，以延揽知识分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项工程是康熙(1662—1722年)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乾隆(1736—1795年)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完成的两部巨著，加起来将近9万卷。清政府组织学者纂修《明史》，也属于此种性质。

清代学术和思想以“汉学”的形式产生，除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外，也有其学术自身发展的轨迹可寻。

宋明理学君临学术界，已有五六百年之久，明代以后，越来越走上僵化的道路，不断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评。特别是明清之际近百年之间，反理学的思潮已经成为学术潮流中的主流，所以，尽管清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也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理学作为一种学术和思想，已经走到它的尽头。同时，尽管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在对理学的批评中闪现出具有启蒙因素的新思想，但这些思想在清代始终得不到继续成长发育的土壤。黄宗羲具有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并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为孟德斯鸠式的政治哲学;颜元的经验主义也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为培根式的经验主义哲学。这与清朝统治者实行封建专制政策以及压制资本主义因素成长的政策密切相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清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在否定理学之后，只有回头看，把眼光转向遥远的古代。汉代的学术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他们企图因循汉儒的途径，从经学的研究中找到治世的真理和方法。当时丰富的图书典籍，大型“丛书”“类书”的编纂，发达的校书、刻书、编书业，可以为他们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治世良方提供足够的研究资料。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18世纪的思想界笼罩于沉闷的空气中。

清代的学术和思想，人们一般笼统地称作“汉学”，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著名经学史大师皮锡瑞从经学史的角度出发，将清代的学术和思想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汉宋兼采阶段”，“专门汉学阶段”，“西汉今文经学阶段”(见《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的时代)。这种划分，将清代270年的学术思想史全部纳入“汉学”体系，从形式上仿佛对学术发展的脉络作了明确的区分，但从思想史的角度观察，这样划分尚未体现思想发展的特点。清初的思想富于启蒙精神，它们和明末以来的反理学思潮融为一体;道光(1821—1850年)以后的“西汉今文经学”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倡言《春秋公羊》，结合现实国计民生，力阐“微言大义”，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密切相关，它融汇于近代思想潮流之中。在此，我们参考皮氏所说的“专门汉学阶段”的用法，对18世纪中国思想的状况，作为“专门汉学”阶段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