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上的张之洞

第三节　中体西用的出现和演化

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批以洋务见长的人物，其中较为有名的如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张之洞、邵作舟、沈寿康、孙家鼐、盛宣怀等。这些人的思想不一，信念各异，认识有深有浅，地位有高有低，但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都主张以西学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都具有“中体西用”的共识。

最早提出“中体”和“西用”关系的是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宗旨:“在今日又宜日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把体用关系界定为“原本”与“术用”的关系。洋务重臣张之洞对这种说法极为赏识，大力提倡，遂使这一学术词汇成为广为流传的大众语言。“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臣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中体西用”界定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对于当时的思想界来说，不可能要求他们超出“中体”这一本原性和基础性的范畴来接受西学。所谓中学，既包括以“伦常名教”“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道统，也包括以中国史志、政书、方舆、食货为代表的经世之学;所谓西学，当时主要是指数、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学的“格致”理论，以及制器作业的工艺技术，间或涉及到产生这些学问的制度文化。随着引进西方技术，由制造枪炮到设厂开矿，西学与中学的内在冲突也日益突出。于是，洋务派开始重新审视西学的范围，试图把工艺技术之外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也纳入“西用”，但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西学无非就是器用实物和“格致”之术，排斥形而上范围的西学。重视西学制度文化的代表是郭嵩焘、薛福成、马建中、郑观应等人，强调西学“格致”性质的代表是张之洞等人^[4]。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体西用”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

郭嵩焘像

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的公使。他在读书时，就与曾国藩、刘蓉等人结交，崇尚经世致用。道光时中进士，丁忧居家期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并入值南书房。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郭嵩焘提出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看法，即情、势、理。所谓“情”，是指考究外情。“通市二百馀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四国新档·英国档》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854页)他对当时战争与通商的关系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因而其“西用”观也高于他人。“顷数十年，汽轮车船夺天地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与为敌。而究其意之所极，贾市为利而已。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故可以情遣也。”(《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14页)他敏锐地看到了近代的中外关系不同于古代的夷夏关系:“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所谓“势”，是指中外形势。他实事求是地看到了中国在近代的弱势，称:“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瞽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郭嵩焘日记》(一)，第393页)所谓“理”，就是遵循常理和规则。他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当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所谓怕、诈、蛮、蠢，实际上是理性不足的表现。从郭嵩焘的外交观点来看，他的洋务思想，建立在对当时中外关系的整体把握上，较为全面也较为深刻。

1875年，中英因“马嘉理事件”签订《烟台条约》，郭嵩焘奉命赴英“道歉”。在未到英国之前，他与多数洋务人士一样，认为列强只是器用先进而文化落后，对中国文化充满自豪。刚到英国时他说:“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日记》(三)，第147页)经过一年左右的实地考察，他在同朋友的私下谈话中，观点则截然不同，对中国向来引以为豪的“道”产生了怀疑:“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日记》(三)，第548页)。在使英期间，郭嵩焘悉心考察英国政治，旁听下院辩论，对议会内阁制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今译为国会)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今译为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馀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他逐日详记使英见闻，著有《使西纪程》书稿，寄回中国，呈请总理衙门刊刻，希望以自己的见闻增进中国官场对西方的感知，结果被申斥毁版，严禁流行。由于被告密攻讦，他任期未满就提前回国。

在兴办洋务的“自强”方面，郭嵩焘也有超出他人的认识。他主张自强不能局限于军工，而应发展私营工商业。“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只有富民，才是国强的根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郭嵩焘诗文集》，第255页)“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0页)这些思想，明显反映出郭嵩焘的“西用”范围已经大大扩展，开始触及到了“中体”的某些弊端。但从总体来看，尚未对“中体西用”形成突破。

薛福成像

薛福成(1838—1894年)，江苏无锡人。1865年，他入曾国藩之幕，钻研“兵事、饷事、吏事、文事”，颇有成就。1874年，薛福成应诏陈言上书，对内政提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裕财用等“治平六策”;对洋务提出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船宜购、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等“海防密议十条”，引起较大反响。此后薛福成入李鸿章幕，著有《筹洋刍议》，对自己的洋务思想展开全面阐述。后出任宁绍台道，1889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著有《出使四国日记》。他的经历、思想，都与郭嵩焘类似。

马建忠像

马建忠(1845－1900年)，江苏丹徒人，他以语言学出名。“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马建忠传》)他出于自己的语言特长，不满意同文馆、制造局把翻译工作限于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类的做法，主张将“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的相关图书系统翻译，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各国之时政”;二是行政、治军、生财、交邻等“居官者考订之书”;三是“外洋学馆应读之书”(《拟设翻译书院议》)。1870年，他入李鸿章幕，帮办洋务。1876年，马建忠赴法学习国际公法，并先后兼任公使郭嵩焘、曾纪泽的翻译。他周游了欧洲诸国，考察中西异同，“历上书言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才”(《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马建忠传》)。通过对西方的实地了解和研究，马建忠认为，“西用”不仅仅是练兵制器，而且包含制度文化和观念内容。“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马建忠:《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1880年回国后，重归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1890年他又著《富民说》，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间工商业。他的《马氏文通》，至今是语言学界的经典之作。

郑观应像

郑观应(1842—1922年)，广东香山人。买办出身，随傅兰雅学习英语，后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1874年受聘为该公司总办，并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1883年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84年他退隐澳门，全力著述，以十年之力写出《盛世危言》。1891年，他又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随后再度任招商局帮办，又历任汉阳铁厂总办、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广州商务总会协理、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招商局董事等职。

《盛世危言》的主题是“富强救国”。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指出:列强侵略目的是以中国为“取材之地、牟利之场”，仅仅练兵造舰，制枪作械，不足以战胜西方列强，列强的根本利益在通商，军事是为商业利益服务的，因此，强国的根本在商不在兵。“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我之商一日不兴，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盛世危言·商战》，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引用皆同)。他的主张，类似于重商主义。“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弘，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商之义大矣哉!”(《盛世危言·商务二》)他认为，西人之商战有其取胜之道，而这正是中国值得效仿的:“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盛世危言·初刊自序》)。所以，商战要有政教相配套。

在政治方面，郑观应提出实行君主立宪。他认为:“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盛世危言·议院上》)建议以议会“揽庶政之纲领”。在体用关系上，郑观应把向来认为属于本体的政治问题纳入器用的范畴，看到了政治与实业的不可分割性。“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由此，他把“自强”和“立宪”连结为一个整体。“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盖宪法乃国家之基础，道德为学问之根柢，学校为人材之本源。”(《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对于道与器、体与用的关系，郑观应有较透彻的论述。他认为，道与器是不可分离的。“道非器则无以显其用，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所谓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盛世危言·道器》)“西用”和“西体”也是不可分离的。“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盛世危言·初刊自序》)既然“西体”与“西用”不可分离，如何使其用于“中体”?面对这一难题，郑观应小心翼翼地绕开“中体”的可变性问题，抽象肯定“中体”的不变性，以维护本土文化的优越心理。但他在“中体”和“西体”之间，插进一个“法”作为中介。“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变而道不可变者。惟愿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5](《盛世危言·道器》)学习西方的制度只是变法而并非变体。这样，西体以法的形式变成了中体之用。于是，他又回到了“中体西用”。“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但同此前的洋务派观念不同处在于，郑观应的“中体”，已经是抽象的精神支柱，而制度、文化、教育等，在亘古不变的道统支配下，一概成为“器用”。所有的西学，在“孔孟之常经”面前，都属于“用”，法度式的西学，不过是“大用”而已。他的这种体用解说，对后来思想界变通“中体西用”模式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使洋务思想和维新思想由此衔接起来。在“中体西用”思想内涵演变中，郑观应起了巨大作用。

《盛世危言》的影响较大，曾被礼部尚书孙家鼐推荐给光绪皇帝，又由光绪帝下诏颁诸大臣阅读。张之洞对其评价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盛世危言增补统编》序)。可以说，《盛世危言》是晚期洋务派的代表作，反映了洋务派在思想上与维新派逐渐趋近。

张之洞(1837—1909年)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79年授左春坊中允，因上书弹劾崇厚而成为清流派的首领。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在广东任上，他开始了自己的洋务生涯，开办了缫丝局、枪炮局、矿务局、制铁厂等。在湖广18年，开办了有10个工厂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还开办了湖北织布局、纺织局、缫丝局、制麻局、枪炮厂等，修筑了芦汉铁路。维新运动兴起时，他持支持态度并参加了强学会，但后来同康有为政见分歧而脱离维新。1898年，他著《劝学篇》进呈皇帝。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奏请推行新政。1904年，清廷批准张之洞的《奏定学堂章程》，改革学制。1909年去世。“中体西用”因张之洞的大力提倡而出名，他是洋务派后期的殿军人物。

张之洞像

1898年7月25日，清政府将《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和学政，令其广为刊布。《劝学篇》共24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张之洞的思想。该书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五知”。“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可见，张之洞的中西区分，与前期洋务派已经有了一些不同。所谓“西艺非要，西政为要”，采纳了以制度文化为西用的观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后来赞同变法，倡导新政。也正因为如此，他才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指责。例如，守旧派代表人物徐桐到庚子年间仍在指斥《劝学篇》“尽康说”，把张之洞归为康梁一派。这种归类，也正好说明后期洋务派与维新派的思想趋向一致。

张之洞试图调和中学和西学的冲突，批评新学和旧学各执一端的偏向。“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二)对于中学和西学的不同，他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祌禫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劝学篇·会通》，《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三)

在变法问题上，他不仅注意到“法”和“器”的关系，而且注意到“习”和“法”的关系，即文化、制度、器用三者依次递进。这样，他就把“中体”限定在伦理、纲常、名教方面，而把“西用”扩大到制度、法律、习俗方面。“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劝学篇·变法》，《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三)这种制度为器用之本、习俗为制度之本的思想，已经把中体西用的观点发挥到极致。

张之洞的一大功绩是办学兴教。“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一生办了众多的学堂。他倡导废科举，兴教育，“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中国教育开始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由于张之洞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并以清流领袖自命，他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尽管他的洋务思想已经比早期洋务派有较大进步，但却对变法中的浮躁激进不以为然。从他的一首诗《学术》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抵触反感心理。“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诗后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盫，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诗言心志，显然，他认为康有为的公羊今文学是邪说，龚自珍的文章为轻浮，王安石的变法属乱政。在这里，他又表现出一个卫道者的形象。除了反对公羊学以外，他还认为六朝骈体文缺乏根柢，魏碑书法隶楷杂糅，秦腔乱弹伤风败俗，一概斥责(《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二十八)。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守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