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中的文化词
一
汉语史以往的研究,学界有意无意地把词汇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两种。然而,随着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研究热潮的推动,对词汇的划分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黄金贵先生说:“现在很有必要按体现文化意义的强弱有无之状况,将词汇分为两部分:有不同程度文化意义者,为文化义词,即文化词语,弱而至无者,为通用词语,即通义词语。”[1] 这里所说的文化词只是一种狭隘的定义,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范围很广,包括饮食服饰、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建筑交通、风俗习惯、农业商业、天文地理、中外关系、动物植物等。
那么,什么是文化词呢?语言的词汇中有大量反映历史上各个时期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关的事物的词语,是为文化词。这些词蕴涵着社会文化意义,包括文化意义的引申义、联想义、比喻义、象征义等。文化词与社会变革、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是语言词汇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文化词和其他词汇一起组成了语言的底座,与语言紧密相随,在语言中也随处可见。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新事物的不断出现,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不断提高,记录并准确反映这些概念,描摹这些事物形状、特征的文化词就会不断涌现。我们认为,文化词具有以下特征:
名物性
《管子·九守》:“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由物生,物先名后,有其物必有其名。名物性是文化词的语义类属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另外一事物的根本的文化内容。名物就需要在文化层面上辨识物之名,揭示物之质。汉语词汇与名物的关系密切而广泛,或直接或间接,或隐或显。直接名物词,是指能直接反映传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词,包括称谓、职官、什物、地理、事为等,名与物之间是一种直接的显性关系,如名词、动词、形容词。间接名物词,是指不能直接反映文化的词,名与物之间是一种间接的隐性关系,这些词在一定的语法关系或语境中往往与一定的名物发生关系,从而具有名物义。因此,名物词远远超过一般理解的名词范围。
系统性
语言的词汇并不是一盘散沙,文化词亦是如此,处于一个语义场中的文化词的意义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王力先生说:“在口语里,同义词达到了意义完全相等的地步是不能持久的。”[2] 这是语言的普遍规律,亦是语言经济原则的规约。正因为如此,经由这种系统网络考释每个词语的意义、用法是系统研究方法在训诂领域的运用。这样的训诂成果就不会支离破碎、孤立片面。既能纵横联系,又能点面结合,既能跨越地域,又能沟通古今。
民族性
语言与民族的关系犹如文化与民族的关系一样,民族的文化自人类历史产生语言开始就保存在民族的词汇之中,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汇是文化最有效的表现形式之一。一种 语言里人人皆知的事物和情感,若不加以解释,在另一语言中就会成为捉摸不定的东西,因为各民族所处的地理、历史、政治和宗教环境完全不同。文化词的民族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总会存在一定的障碍。
时空性
时空性包括时代性和地域性两个方面,“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揭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词汇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正确训释词义的一个重要因素”[3] 。物质一诞生,时间与空间也会同时诞生。文化词像其他物质一样具有时空二重性。通过这种视角,我们能揭示该词兴废存亡的历史和推移变迁的轨迹。
文化词应该是专书词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能体现时代的特色,是建立发展新训诂学的又一途径。“古代文化词语的训释与研究,是对传统训诂学继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现代训诂的广阔天地。它将使语言研究中实现语言与文化相结合,语言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相结合,语言与多学科交叉,为文化史和社会科学诸学科研究服务,不再是纸上的宣言,渺茫的展望,而是活生生的现实。”[4] 文化词语的训释对于词汇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史文化词的考释是对词义进行定性的描述,弄清这些不乏时代烙印的词在古代的具体含义,可以使它们跨越地域,沟通古今,有利于语言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
二
《朱子语类》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师生问答语录的总汇,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以及个人治学等多个领域,由朱熹的门人记录整 理编辑而成。“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先生没,其书始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5] 本篇结合文献文化求义法和现代汉语方言调查,考释了《朱子语类》中的三个文化词:锢露、羊巴、主斧(柱斧)。词条按音序排列,后加按语说明。
锢露
(1)补,只是个里破,补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补。如圣人直是浑沦都换过了。如炉鞴相似,补底只是锢露,圣人却是浑沦铸过。(5-1846,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子语类》第一册1846页,后同。)
(2)“小补之”者,谓扶衰救弊,逐些补缉,如锢鉴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则须彻底重新铸造一番,非止补其罅漏而已。(5-1846)
按:“锢露”即是用熔化的金属堵塞金属等物品的漏洞。亦写作“锢漏”“锢路”“古路”“古露”等。《说文·金部》:“锢,铸塞也。”徐锴曰:“铸铜铁以塞隙也。”段玉裁注:“凡销铁以窒穿穴谓之锢。”“锢露”“锢路”等当是“锢漏”之语音之变体。《朱舜水集·安南供役纪事》:“至次月初三日,一时掩捕,如擒寇虏。闽音‘朱’与‘周’相近,误呼周相公。”[6] 据此,“漏”与“露”或“路”在有些方言中同音。我们在敦煌文书中还发现其他的形式变体,如P2032V《净土寺食物等品入破历》:“粟三斗,古路镬子,李员住买铜用”,又“粟二斗,沽酒古露釜子博士 用”,又“豆壹石,田盈子钴鏴镬子,炭价及手工用”。P3161《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壹硕铛壹口,内有雇路;陆斗铛壹口,内有列(裂)壹尺五寸;又三斗铛壹口,列(裂)至心。”P3234V《净土寺西仓司麦豆布绁粟油等破历》:“油贰斗,和上古路釜子用。”P3763《布绁褐麦粟入破历》:“粟四斗,买铜古路锅用。”“古路”“古露”“钴鏴”“雇路”皆为“锢露”的记音形式。“锢露”本为动宾词组,指用金属溶液堵住金属器具的漏洞。后用作名词,指金属制品上经过“锢露”后留下的“补丁”。现代还有遗风,如郭澄清《大刀记》第十七章:“当梁永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担着锢漏担儿外出盘乡,就经常路过这里。”
羊巴
(1)秦桧讲和时,岁币绢二万五千匹,银二万五千两。今岁绢减五千匹,银减五千两,此定数。每常往来人事礼数,皆用金银器盛脑子贵药物之类,所费不赀……彼来时,只是些羊巴匹段之类,甚微。(8-3201)
按:“羊巴”乃是用羊肉做成的一种巴状食品。巴,或作豝 ,是宋代的一种流行食品。在饮食市场上多有供应,如临安的云梦豝儿、鹿肉豝子、旋炙豝儿、筭条巴子、胡羊豝、兔豝等,汴京有脆筋巴子、獐巴等。巴的制法,多取猪羊肉加盐椒等调料拌研晒干或蒸熟而成。《事林广记·水晶豝》:“精羊肉,去皮、脂,薄批。以盐、椒、马芹(研)、好醋(澄去渣)略腌一时久,摊筲箕上,烈日曝干,即透明光洁。精猪肉亦可造。”又《筭子豝》:“精猪羊肉剁过,别入盐料及豆粉少许,拌研令烂,卷作小条,蕉叶托,蒸微熟,取出烘干。每数条用彩线束供。”元方回《续古今考》卷三十四:“紫阳方氏八珍之五曰捣珍,以牛羊麋鹿麕脊侧肉捶以柔之,此乃今杭人巴鲊铺所谓红羊巴也。今但用猪脊膂,内柔醢而风之腊干为上。”明高濓《遵生八笺·筭条巴子》:“猪肉精肥各另切作三寸长条,如筭子样。以砂糖、花椒末、缩砂末调和得所,拌 匀,晒干,蒸熟。”《说文·酉部》:“醢,肉酱也。”段玉裁注曰:“凡醢皆肉也。郑曰:‘作醢及臡者,必先膊干其肉。乃复莝之,集以梁曲及盐,渍以美酒……’”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释饮食》:“牛羊干脯曰干巴。巴即脯也。”从某种意义上说,巴是脯的变异,是在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今之腊肠似有其遗风,湖南、江西等地民间仍有此做法。先将猪肉洗净绞成肉末,拌盐、茴香、八角等作料后灌入肠状物风干,便于保存,食用方便。大概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关,原用牛羊麋鹿麕脊侧肉,富有柔性,传到南方改用猪肉。《事林广记》中有一种“千里豝”,是用鹿肉或羊肉加调料腌制而成的,可以久贮致远,故名。
主斧(柱斧)
(1)旧见升朝官以上,前导一物,用水晶为之,谓之“主斧”,今亦无之。(1-128)
(2)祖宗时,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头子,在轿前。至宣政间方罢之,今人遂不识此物,亦不闻其名矣。如祖宗时人画像有执柱斧者。(8-3067)
按:主斧是一种由水晶、玉或铜铁等制成的可供皇帝、人臣使用的有柄有穗的日常用具。亦作“柱斧”“拄斧”。从上例看来,“柱斧”是宋代朝官挂在坐轿上的一种饰物,这种习俗流行在朱熹说的“祖宗时”,即北宋,北宋末期悬挂“柱斧”的习俗业已消失。据此,《汉语大词典》“柱斧”解释作:“用水晶制的小斧。朝官所用。”并引例(2)为证。关于“柱斧”的形制,博学的朱熹也是囿于所知,并不全面。“柱斧”一词,宋代典籍中多见,如: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在宣和殿,亲札其姓名于小幅纸,缄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珰持之导驾于前。自内中出至小殿上,见学士始启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与唐人金瓯覆之何异?”朱彧《萍洲可谈》卷1:“政和间,有提举学事官上殿札子,论庶官或用玉斧,同于斧扆之义,乞革去。勘会得乃是人间所用柱 拂子,或名柱斧,以水晶或铜铁为之,制度无僭。”朱彧所记之事,《宋会要辑稿·职官》亦有记载:“九月五日,诏杨通除淮西提举学事指挥更不施行。以臣僚论,通学术肤浅,平易之字尚或不识。昨者陛辞札目,所论柱斧乞行禁约,乃以‘柱’为‘主’,且曰‘主为君道,斧象君德’。窃闻祖宗以来,京朝官以上许用柱斧执緌,各有仪礼,盖民社之寄既重,非此则无以示等威。况柱斧之制,率以水晶、银、铜为饰,即未尝有以斧形者。儒师领袖,不可冒居。故罢之”。由上述可知,制作“柱斧”的材料不仅是水晶,亦可以是玉石或银、铜、铁。《大词典》所释,偏信朱熹,有失全面。此其一。其二,使用者不仅是朝官,民间亦有使用。如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又有杨通者,任提举学事官,上殿札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僣紊名器。’遂行禁止,刊于续降敕中,亦可笑者。”龚明之《中吴纪闻·陸彦猷》卷5:“卫士怒孝闻唐突,以拄斧撞其颊,数齿俱落,凡直言者尽捽出之。”《大词典》又妄从朱熹,亦属失当。其三,值得注意的是,“柱斧”并不像是朱熹所说的“小斧头子”,柱斧就是民间日常所用的“柱拂子”。斧与拂同音,故“柱斧”极有可能是对“柱拂子”的另称。《大词典》解释“拂子”曰:“即拂尘,古代用以掸拭尘埃和驱赶蚊蝇的器具。”援引的首见例是五代和凝《山花子》词:“佯弄红丝蝇拂子,打檀郎。”从这条记载看,拂子当是带有便于手持的柄与驱赶蚊蝇之缨穗的器具,并非斧头形状。“红丝”即是垂缨。上引《宋会要》所云“柱斧执緌”的“緌”,亦指缨穗。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柱斧”的形制有柄有穗。《大词典》解释“柱斧”不确,并且漏收“主斧”和“拄斧”。龙文玲等《〈朱子语类>选注〉》把“柱斧”解释为“有木柄的小斧头”[7] ,非也。
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曾在《〈朱子语类〉口语词汇索引·序言》中 慨叹读《朱子语类》之难,认为关键就在于它是语体[8] ,而此书却是治哲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乃至文学史的人不能不关注的。此书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科技、生产、史实、民俗、观念、制度等),要分析和利用,首先要理解,要真正理解又不能不从扫除文字、词汇方面的障碍入手。据2007年10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透露,日本拟用20年完成《朱子语类》现代日语翻译,个中原因,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思想史专业的名誉教授沟口雄三解说,朱子学是近代东亚的知识分子必不可少的知识和道德,当年从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给予日本很大影响,是东亚的共同思想遗产。《朱子语类》涵盖了政治、历史、社会、法制以及科学和历史等方面,是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的必读书籍。现在日本人阅读汉语文章的能力在急速衰退,看前人写的文章极有可能看不懂,因此,将《朱子语类》翻译为现代日语很有必要。日本学者尚有这样的认识,作为中国学人,理应走在前列。
【注释】
[1]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54页。
[2]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566页。
[3]汪维辉:《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2006年,第2期。
[4]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6]朱之瑜,字楚玙,晚号舜水,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进步思想家、社会教育家、实学启蒙哲学家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在中日文化的交流进程中曾扮演过一个众口交誉的积极角色。《朱舜水集》是北京大学朱谦之根据中日现存的水户本、加贺本、享保本、稻叶本、马浮本、谈绮本的内容编排整理出来的,正文共22卷,后有附录五部分。
[7]龙文玲等:〈朱子语类>选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21页。
[8][日]盐见邦彦:《〈朱子语类〉口语词汇索引》,京都中文出版社,198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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