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作的缘起

一、本书写作的缘起

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休戚相关。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必要的空间、场所条件，离开具体的生态环境，人类就无法生存，遑论所谓的创造文明。而且，自然环境又直接制约着人类的发展。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前进步伐，都留有浓郁的环境烙印，自然环境某些要素的变化，甚者可直接导致人类文明的变迁（如河姆渡文化等）乃至毁灭（如两河流域文明等）。同时，人类文明对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人类日益增强的所谓“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作用下，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并朝着人类期望的方向或目标发展^[1]。但人类的某些不当举措（如过度地拓荒和片面地发展工业等），在一定程度上可破坏自然环境或加剧其恶化程度。

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文明的形态来划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采集狩猎阶段，人类顺应自然。②农业文明阶段，人类改变自然。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行为^[2]，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③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矛盾突出^[3]。然而，纵观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关系发展史，不难发现：自然环境并非像人类想象或期盼的那样，完全地按照人类的意愿或朝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生变化；并且，人类往往还要为自己非理性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自然常常以其特有的方式抵制人类的改造，甚至对欲壑难填的人类进行报复。对此，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4]因而，恩格斯反复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5]

恩格斯的论断，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警示。但是，这一警告长期不被世人关注，人们片面地满足并陶醉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及其带来的种种物质成果。于是，一方面，工业文明依旧突飞猛进，人们继续享受因其发展而带来的有限福祉；另一方面，工业文明难以挽回的环境后果也日益凸显：森林资源匮乏、土地荒漠化与水土流失严重、淡水资源日渐枯竭、生物多样性损失急剧、大气污染与臭氧层破坏空前、酸雨普降、废物垃圾成灾、温室效应和城市噪音污染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锐减^[6]。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不仅危及当下人类社会的生存，而且严重地掣肘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人类如何才能解决和排纾这些严重的问题和困难呢？

工业文明背景下环境问题的产生，大都由以发达的生产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所致。“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工业畸形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同时，技术是人类的“产儿”。环境问题的出现，根本还是因为人类。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解决人类不当行为导致的环境问题，首先要从社会的层面来解决，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固然必不可少，而环境意识的普及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除生产外，人类个体的日常生活也是诱发环境问题不可忽略的一端。人类环境意识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其生活、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环境的状况。因此，缓解或根治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思想层面的手段即普及环境意识不可或缺。事实上，西方社会在寻觅解决环境问题方案时，在采取其他诸多手段的同时，无不积极地从事于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的建设。在构建其生态伦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如美国的唐纳德·沃斯特、罗德里克·纳什、霍尔姆斯·罗尔斯通和法国的阿尔贝特·史怀泽（又译施韦策）等，又常常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中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足资西方学者汲取的思想资源，对建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大有裨益。

在西方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历史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环境史——遂应运而生。有学者因此认为，“从某种角度上说，环境史是时代的产儿。”^[7]与以往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自身情事相比，环境史重点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研究的视角、侧重点和具体内容的变化，学界因而把这一自196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的环境史^[8]看作“新史学”。1980年代之后，环境史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巨大的潮流，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已经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如200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0届历史科学国际大会”上，以“史学中的人类与自然：经济史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自然灾害及其后果、自然科学、历史与人类”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史，即为该次历史学国际盛会的三大主题之一。

笔者把环境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习领域，绝非“赶潮”使然，而是兴趣所致。早在1990年代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在对史学研究趋势尚不十分明悉的情况下，笔者就把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与灾害等属于后来知道的“环境史”问题，作为自己的研习方向或目标，并完成了题为《两汉地震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此后，笔者参加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玉德教授主持的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研究工作，完成了其中2章约15万字的内容。项目结束时，笔者在中国环境史研究方面积累了不少材料，也有较多的思考和想法，并试图择机再续“前缘”。2001年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001年5月24日的《光明日报》和《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上，笔者看到了孔子文化大学面向全国发布的“‘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项目申请指南”。该基金系由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独立设立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专项基金，其目的在于资助、支持儒学研究。此次公开发布的10余个研究项目中，即有一项题为“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课题。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笔者向项目发布单位提交了申请书，并于当年的7月获批立项。此后，笔者又以该项目申报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2005年），并先后得到资助。这样，这一问题的探讨就由“试一试”而变成“不得不”为之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