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状况的简述

二、研究状况的简述

“环境史”兴起于1960年代的美国，但中国学界关于历史时期环境的研究，仅从时间上而言，似乎并不比西方晚，但仍有不少缺憾，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最早一批研究环境史者，基本上来自历史地理学界，其研究主体多限于历史地理学者^[9]，环境史的研究不具备普遍性，环境史还没有得到历史地理学界以外的其他学者的关注。其二，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虽有很多的重叠，但所异也十分明显。根据有关阐述，环境史是从环境的角度对人类历史进行全景式的综合考察，主要探讨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10]。按照这一表述，愚以为今天所讲的环境史，主要可能是就环境史观而言的，即把环境纳入历史考察的视野；而历史地理所讲的环境史，重点是指环境变迁史，当然也包括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11]。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大概始于1980年代。近30年来，在国际环境史研究大潮^[12]和国内历史地理学界研究兴勃之势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环境史研究发展迅猛，不仅发表或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专门著作^[13]，而且还先后多次召开了专题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定数量的论文集^[14]，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颇有成为“显学”的态势。

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可分“内史”、“外史”两大方面^[15]。环境史“内史”的研究内容，主要为环境的“自然”史，即环境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属于由气候、生物、水等自然资源或环境要素构成的环境基本状况层面的分析、研究。“外史”则为研究环境与人类社会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外史”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一为技术、制度层面的分析研究，具体为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以环境变迁原因、环境保护举措和灾害为研究主要内容；二是理念层面的探讨，主要为人对自然的认识，即环境意识或生态意识方面的研究。自从有了人类干预，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的印记遍及环境的各个角落。因此，从环境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纯而又纯的环境“内史”似乎不再存在；如果有的话，也是相对而言的。所以，环境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外史的角度而论的。综观学界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截至目前，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环境要素变迁及其原因探讨等方面^[16]，而在生态意识、环境保护等内容方面，尚着力不够。

目前，学界有关生态意识的研究成果，著作方面涉猎的，主要有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王玉德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册）等等^[17]。论文方面，专论者主要有邹逸麟的《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胡同庆的《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赵珍的《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保护意识和措施》、王社教的《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邝龑子的《从〈诗经〉及唐前歌谣看民间的自然意识》^[18]等等。少见的研究成果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意识内容极不对等。

环境保护研究的成果，著作方面，除上列罗桂环、王玉德等著述外，主要还有罗桂环等《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研究》、李丙寅《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19]等著对历史时期的环保也多有论及。论文数量则相对较多，涉及先秦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态保护^[20]。但总的说来，环境保护的研究，并非学界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从该类成果在上列张国旺、钞晓鸿等综述文章中所占篇幅比例大小即可知其一二，尤其是从制度、法律层面研究历史环境保护的成果，目前更是不多见。

总之，就目前而论，史学界关于环境史的研究喜忧参半，一方面，新人新作迭出，研究阵容庞大，成果丰富，发展势头可喜；另一方面，问题也较明显，目前的环境史研究，就像一辆时髦的公交车，任何人都可随时涉足，不论是否具有相应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因此，表面热闹的环境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些许问题。典型者，愚以为有三：一是研究成果重复现象严重；二是研究成果质量不高者颇多，具有创见性的论著更是少见；三是一些研究领域无人涉足，尤其是传统生态意识和保护举措方面，更是罕人问津。

不过，与史学界对历史时期的环境意识研究不够相比，国内哲学界从环境伦理、生态哲学的角度，对传统社会诸如“天人合一”论等思想有较多的探讨^[21]。研究论文主要散见于诸如《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学术期刊上和相关论文集中^[22]。此外，还出版了不少的论著^[23]。2002年，《中国哲学史》杂志第2期刊发了杜维明的《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蒙培元的《孔子天人之学的生态意义》等文，在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此为契机，《中国哲学史》编辑部组织的主题为“儒学与生态”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夏在京举行。任继愈、汤一介、杜维明、蒙培元、张立文、余谋昌等一批学者出席了此次讨论会，对儒家生态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儒学网”^[24]和《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刊布了讨论会的部分内容，对加强和深化儒家生态意识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海外学界对东方生态智慧也高度关注。叔本华、史怀泽、赫胥黎、汤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认为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和解决当代环境危机必须从中国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如美国环境学家罗尔斯顿认为，吸取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部分地提高西方人的伦理水平，改变直到现在西方还存在的那种仅仅把动植物（“地球上的那些非人的邻居”）当作“拧在太空飞船地球上”的铆钉，而不是当作“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的错误观点^[25]；德国汉学家卜松山对中国哲学界关于儒家“天人合一”的普遍观点持赞同的态度，认为儒家“天人合一”论既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也是一个“在今日具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的思想。指出：“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或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事实表明，儒家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乃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如今由于西方模式的错误蔓延，人类有必要从现代向后现代思想转变。科技的进步威胁到人类和全球的生存。西方的现代化和短视的增长欲，隐藏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就像电脑病毒那样，也许正在游戏快要结束时才会出现，结果将毁掉全部的内存。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似乎可以弥补西方思想的局限，对于人类应付后现代社会的挑战，也许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价值和现实意义”^[26]；现代日本的环境哲学、环境思想大多以西方哲学或思想为基础而展开讨论的。近些年来，“非西方的思想在这里就没有意义吗”的呼声日高，一些日本学者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智慧，尝试性地从东亚自身传统思想中挖掘对于现代环境思想的意义，诞生了诸如梅原猛等之《东方思想的智慧》等著作。这些著述对儒家的“天人合一”与“普遍和谐”的生态智慧予以了相当的重视，认为儒教虽是自孔孟以来到朱子学、阳明学的各种流派间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但“天人合一”与“普遍和谐”则是各流派中“大致共通的基本思想”^[27]。另外，为深入探讨东方生态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哈佛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先后组织了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杜维明、成中英等出席了这些讨论会，组织者各以《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年）、《儒学与生态》（1998年）、《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年）为题，将讨论文稿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付梓面世，影响颇大。

上述从哲学或生态伦理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所作的研究，与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上述研究，多就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而展开的，特别是对“出世”之道家情有独钟，而对积极“入世”之儒家的生态意识关注得不够，而且对儒家的认识还存在严重的偏颇，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儒家甚至是典型的西方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由此使得专以儒家环境意识为研究对象者甚寥^[28]。另外，在有关儒家生态意识的具体研究中，则对儒家生态意识产生的原因、基础和前提等缺乏深入的探索，对儒家生态意识的论述也不够系统和全面；并且大多研究还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思想与实践相脱离，没有把系统揭橥儒家生态意识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这一主线和脉络串联起来。因此，忽视了儒家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和深远意义，进而不能对儒学在中国古代生态保护中的地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儒学内容的全面性、丰繁性，决定了对儒学的研究也必须是立体的。就“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这一问题而言，其发展趋势必然是既注重儒家生态学说的考察，又要把儒家生态学说与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保护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从而真切地反映儒家生态学说及其在中国环境保护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