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意义

三、本书的基本内容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意识”概念滥觞于1960年代，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但时至今日仍无一个统一的界定。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所谓的意识，是人的大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那么，环境意识应该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在其大脑中的反映，并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环境意识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环境意识虽然源于自然，但作为一种意识，一旦形成后，又反过来指导人类的实践，使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自觉地保护环境。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意识，通常包括环境认识观、环境价值观、环境伦理观、环境法制观、环境保护行为观和环境忧患意识等多个层面^[29]。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那么，传统社会的生态意识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状况具体怎样？为什么在古代中国环境问题不甚突出的情况下能够产生这一意识？生态意识在实践中对中国环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或哪些方面反映出来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要弄清环境意识的具体内容，同时也要理清中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具体变化，并把思想史（环境意识）研究和实践（环境保护）研究结合起来。然而，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思想流派众多且博大精深，凭笔者有限的精力和浅薄的学识，显然很难全面回答上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书选择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之生态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生态意识与历史时期的环境保护实践进行考察。

本书主要以儒家生态意识及其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为基本研究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本书无意于专从哲学方面，也无力专门于生态学方面，而是从哲学、生态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对儒家思想及其主要哲学范畴的生态学意义进行历史式的阐述，并将之与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保护实践联系起来。其二，本书中的儒家，并非仅限于儒者，同时也指儒家典籍；而儒者既包括如孟子、程朱等对儒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儒学大家，同时也包括一小部分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仕途的儒吏及其主要言论。其三，儒家生态意识对环境保护实践的影响，主要是从职官制度和法律层面而言的，且仅限于先秦、秦汉时期的案例。

除前言、余论、附录外，全书共八章：

第一章为儒家“天人合一”论研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极其丰富，本书具体研究的内容是儒家的生态意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儒家生态意识发生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因此，本章选取“人与自然”作为研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切入点。其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对象，对近些年来学界关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研究的述评；第二部分为儒家生态意识发生的哲学基础——“天人合一”论的具体研究，包括“天”论、“人”论和天人“合一”论，系统梳理了儒家“天人合一”论中“天”与“人”的属性、地位和职责，并从“万物一体”、“天人相参”和人的能动性等方面，对儒家天人“合一”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第二章为儒家生态意识发生的生态学基础的探讨。尽管传统文化中没有作为今天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但在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中，常常具有词源学意义的生态学——栖息地的逻辑^[30]。本章探讨的内容包括：儒家关于生物“类”的认识、生物“类”的划分及其生态保护意义；儒家关于生态系统内部生物生存环境——生境的认识，以及保护生境的主张；儒家关于生态系统内生物间关系的认识及其意义等等。

第三章为儒家合理利用、保护生态资源的主张，即规定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事物（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如儒家动植物资源保护主张中的“时禁”等。儒家此方面的主张十分丰富和具体，如从对象上分，即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等等；在具体主张内容方面，既包括禁之以“时”，又包括用之以“时”等等。限于篇幅，本部分主要以山林资源、动物资源为对象，对儒家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主张加以详尽的剖析。

第四章为《周易》“三驱”的考释。儒家思想、主张的基本概念或道德范畴（如“仁”等等）不仅具有社会伦理意义，而且还具有生态学的价值。这些概念或范畴在思想或观念上加强了人们的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在精神或信仰上对人的社会行为起着一定的约束或限制作用，其积极意义不容低估。鉴于学界对儒家如“仁”、“孝”等道德范畴的生态保护价值已有一定的考察，为避免重复研究，本书选取《周易·比》“王用三驱，失前禽”的记载及其历史变化为对象，对中国古代的“三驱”礼仪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对其中蕴含的生态保护价值予以了阐释。

第五章为战国秦汉时期的气候研究。以生态要素为对象，考察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是环境史研究常用的方法或手段，历史气候即为其不容回避的重点内容之一。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对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情状加以全面、系统的探讨，而是采取截面的方式，重点探讨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状况，试图藉此达到折射其间生态状况之一般的目的。

第六章是以秦汉时期为对象的政府行为与生态的考察，主要包括政区划分与生态，人口政策与生态，移民、屯垦政策与生态等内容。具体研究中，又着重以河套地区为例，分别以两汉河套地区行政区划与环境变迁、西汉屯垦与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的区域环境变迁为个案研究对象，以揭示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制约和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区域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之实。

第七、八章为先秦秦汉时期生态保护实践的个案研究。环境保护研究以制度层面为主，具体包括设置生态职官、制定生态法律、颁布生态保护诏令等等。其中第七章是以先秦、秦汉时期为对象的生态职官考述，共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以《周礼》为对象的先秦生态职官考述，第二部分为秦汉生态职官考述；第八章为秦汉时期生态法律的研究。秦汉生态法律颁布和付诸实施的原因是多重的，除儒家思想的影响等动因外，还与时人的呼吁等密不可分。因此，在具体探讨秦汉生态法律之前，第八章还对秦汉时期的生态思想进行了爬梳。

【注释】

[1]恩格斯曾以德国为例，对此进行了阐述：“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 1年版，第209页）。

[2]例如，人类有意选择种植某些或某种作物，排除其他植被的生长（如垦辟农田时的毁林、田间管理时的除去与作物一起生长的杂草等），以及为满足发展农业生产之需而广泛兴修水利工程等等。

[3]李亦园：《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孙振玉：《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 2页。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 1年版，第15 8页。

[6]王玉德：《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现存的十大问题——兼论建立生态文化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任秀芹：《儒家文化中的生态观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启示》，《昆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7]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8]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9]重要者如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所从事的研究，不少与环境史相关。虽然那时国内尚无现在所谓的“生态史”或“环境史”概念或明确的提法，但从其研究成果的内容、方法等要素来看，诸学者从事的研究显然就是后来“环境史”研究所强调的内容。对此，学界也多予明确的承认。如景爱通过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比较，认为早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后来的环境史研究基本一致。指出：历史地理学家是中国最早涉足环境史研究的人，他们为环境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当代著名的环境史研究开创者”（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王利华也著文强调，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王玉德进一步指出：“环境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延伸，或者说是从历史地理学走出来的新兴学科。在以往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学者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研究环境史，把环境史当作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王玉德：《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兼论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此后乃至今天，中国大陆环境史的研究主体，其学科背景和专业训练，也基本上以历史地理学界为主，不仅研究阵容庞大，而且研究范围广，内容丰富。从研究区域而言，重要者如谭其骧、邹逸麟关于黄河和黄淮地区生态的研究，史念海、朱士光关于黄土高原环境的研究，侯仁之的沙漠考古和北京地区的环境研究，石泉关于荆楚环境的研究，陈桥驿的浙江环境研究，韩茂莉的辽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以及诸多学者江南地区环境的研究等等。

[10]梅雪芹：《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1]另一方面，中西方环境史研究的重点，因历史久远程度不同，从时间段来看，各自研究的侧重也有所不同：西方环境史重点研究工业文明以来的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而以历史地理学研究为主的中国环境史，虽然也考察近现代以来的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但更以此前的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并且，由于历史时间的长短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连续性和详略程度的不同，还使得中外在环境史研究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中国学者主要借用丰富的文献，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进而探讨中国历史文化；西方学者除在近现代环境研究上有所贡献外，还在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面建树颇多，但从相关的介绍和评述看，其理论建设的历史远没有中国实证性研究的历史长远。

[12]在翻译、评介海外环境史研究成果，以及环境史研究基本理论探讨等方面，刘翠溶、李根蟠、侯文蕙、梅雪芹、王利华、包茂宏、高国荣、曾华壁等功不可没。其重要成果分别如《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论环境史研究的起源、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23卷，1996年6月）等，对推动中国环境史的繁荣，贡献不小。

[13]史学界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状况，王子今等人的有关论著有具体的述评。具体参见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钞晓鸿《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版）、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陈建明《探寻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视野——“对大地的影响：中国近期环境史”国际研讨会综述》（《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汪志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历史教学》2006年第11期）、陈新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另外，《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特辟“中国环境史研究”专题笔谈，发表了朱士光、王利华、邹逸麟、蓝勇、王先明、钞晓鸿等撰写的几篇笔谈（分别为《遵循“人地关系”理念，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几点认识》、《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文献与环境史研究》），其中也多少涉及一些环境史研究成果。尽管相关述评的列述各有侧重，所列成果或仅为某一阶段中国环境史研究既有论著的一部分，但将上述述评加以综合，我们说，它们基本囊括了有关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全部成果。

[14]以下有关中国环境史的研讨会值得关注：1993年12月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香港，会后出版有《积渐所致：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刘翠溶等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2002年1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主办的“环境史研究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04年1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地域研究企划交流中心主办的“对大地的影响：中国近期环境史”国际研讨会（日本京都）；2004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主办的 “西部历史环境与文明的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乌鲁木齐，会后出版了题为《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的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2005年8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天津，会后出版了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的论文集，王利华主编，三联书店2007年版）；2005年11月武汉大学主办的“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论会（武汉）；2006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主办的“清代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区域表现”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宁）；2006年1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主办的“环境史研究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会后出版了题为《自然与人为互动：环境史研究的视角》的论文集，刘翠溶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版）。

[15]这里的“内史”、“外史”概念，主要借之于科学史界。科学史研究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有“内史”、“外史”之分。按照江晓原的界定，“内史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如席泽宗等《中国天文学史》和陈遵妫的《中国天文学史》等即为此类著作；而“外史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江晓原的《天学真原》就是一部从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著作。具体参见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6]如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一文所列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包括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环境史的综合研究，以及理论、方法和今后研究的方向等三个方面，其中关于气候、海陆、植被、野生动物、水文，以及灾害、沙漠与沙漠化等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研究成果的列述，占全文篇幅的2／3以上。又如钞晓鸿文《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一文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概述，共分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自然灾害及疾病史，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以及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等八个部分，其中关于气候、动植物与沙漠化、灾害和疾病史等环境要素变迁成果的述评内容，亦超过全文篇幅之半。表明国内环境史研究以环境要素变迁的考察为多。

[17]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8]林甘泉：《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另见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朱诚如等：《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刘翠溶：《自然与人为互动：环境史研究的视角》，台湾“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版。

[19]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主要者如郭仁成的《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倪根金的《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李丙寅的《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刘华的《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张全明的《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杨昶的《明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等等。

[21]本书第一章第一部分内容，对此有专门的述评。

[22]论文集主要者如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何光沪等《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学现代性探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23]主要者有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文衡《易学与生态环境》（中国书店2003年版）、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蒋朝君《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24]http//www.confuchina.com/zhuanti/index.shengtai.ht m．

[2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科学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徐兰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室：《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6]（德）卜松山：《儒家传统的历史命运和后现代意义》（张国刚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另见季羡林等《东西文化议论集》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27]（日）龟山纯生：《东方思想在现代环境思想中的意义——以佛教思想为中心》（龚颖选译），《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

[28]杜维明又指出：在过去，由于时局动荡和政治运动不断，加之以迫于经济现代化等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儒学命运多舛，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对生态关怀的思想很难想象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认为现代化进程已经把儒家的世界观降低为一种有限的世俗人文主义，而这种作茧自缚的世俗人文主义是极不关心自然生态问题的。因此，从生态关注的角度来说，必须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必要”的“校正”。参见（美）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29]王民：《环境意识概念的产生与定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4期；杨莉等：《论环境意识的组成、结构与发展》，《中国环境科学》2001年第6期；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周志家：《环境意识研究：现状、困境与出路》，《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0]（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科学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徐兰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室：《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