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驱”考释

二、“三驱”考释

（一）“三驱教人战”——“三驱”的古军礼性质和“三驱”礼的形成

“三驱教人战”，为唐太宗李世民《校猎义成喜遇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臣》诗中的一句（《御选唐诗·五言古》），道出了“三驱”礼的军事训练性质；清初毛奇龄《仲氏易》卷6则直云“三驱”乃“古军礼”，进一步说明“三驱”是一与军事关系密切的古代礼仪。然而，有关文献记载又表明，古代军事与狩猎关系密切。因此，考察“三驱”性质，必须要对上古狩猎活动性质予以勾陈。另外，由从事的主体看，古代狩猎活动主要为两种：一般百姓分散的和小规模的狩猎、国君与贵族等集中的和大规模的田猎。前者是一种经济行为，称“狩猎经济”或“渔猎经济”。如《诗经·伐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即把狩猎看作一种必要的社会生产活动，其狩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捕猎手段多样化，射杀、围捕、猎犬的使用等等，无所不为^[11]。这类经济目的的狩猎活动，不是此处探讨的对象；此处所探究的是后者，即国家层面田猎的性质。

1．殷商时期的狩猎性质

较早记载国君、贵族狩猎活动的，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田猎是殷商大事，罗振玉关于卜辞的分类里，四种有关生产的卜辞中占第一位的便是卜田（卜田猎）^[12]。殷商国君、贵族的狩猎活动，十分普遍^[13]。

关于殷商国君、贵族狩猎的性质，学界颇有争议。一种观点以为是游逸、盘乐的性质，代表者如郭沫若、陈梦家等^[14]。如郭沫若通过对甲骨第4 7 5—7 5 1片所收征伐与畋游例子的统计与研究，指出：殷商“征伐与畋游之事每多不可分，多于行师之次从事畋猎或盘游”；甲骨卜辞表明，至少从帝乙开始，“殷王好田猎，屡有连日从事田游之事。……殷时之田猎已失去其生产价值，而纯为享乐之事矣。”认为《周书·无逸》所言祖甲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之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继自今’乃古人恒语——原文注，引者注）”等，“均针对殷王而言也”。不过，商王在军事征伐途中也兼行田猎，并以猎获物祭祀先祖^[15]。

另一种观点认为系军事的性质。如李学勤认为，商王狩猎，有的和周代田蒐相同，带有军事演习的性质^[16]。另有学者从卜辞中殷商狩猎的参与人员、组织形式、方法、技术、工具等方面，同其间战争加以比较，得出殷商田猎具有明显军事性质的结论^[17]。正因为殷商“田狩与战事有相通之处”，“带有练兵习武的性质”，有学者在研究先秦礼制时，就将其军礼和田狩礼同置一处，进行整体探讨^[18]。而殷商田猎的军事性质又分两个主要方面：一为军事讨伐征程中的田猎活动，如前引郭沫若即有此论^[19]；二是田猎的军事训练性质。董作宾曾说：“殷代士兵的教练，主要的方法就是打猎，以野兽为假想敌人，使弓矢戈矛，车马将士，一齐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因而也能对于野兽，多所擒获”^[20]。郭宝钧也指出，殷商“田猎须驾车马、合徒众、执兵戈、进与禽兽搏斗，故田猎……有治兵的重要意义隐于其间”^[21]。另外如孟世凯、杨升南、王慎行、陈炜湛等亦基本认为田猎是军事训练、演习的理想且具有实效的方式，商王田猎活动一定程度上是借田猎进行军事演习、训练军队，田猎具有“因田习兵”的性质，而且商代田猎往往也是战争的导火线^[22]。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复合、多重的性质。如黄然伟认为，殷王田猎有娱乐和祭祀祖先的双重目的和性质^[23]；杨升南则以为田猎在商代虽然是一种游乐活动，但更重要的是其军事演习、训练军队的目的与性质；孟世凯认为，从商代武丁时期的情况看，《白虎通》所谓的“为田除害”、“简集士众”基本上合于商代田猎的实际情况。但“大量的田猎卜辞说明商代田猎不是一种游逸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和军事行动，具有为农田除兽害和军事演习之性质。”^[24]更多研究者倾向于殷商狩猎具有多重的性质。如姚孝遂在驳正郭沫若、陈梦家等殷商田猎“纯粹属于盘乐的性质”时指出，殷商狩猎与军事、畜牧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不无密切的关系^[25]，具有多重、复合的目的和性质；寒峰则以为，狩猎对于商代，军事训练性质以外，不排除其贵族游乐与取得美食手段的性质^[26]。

综上而知，学界对于殷商田猎的性质分歧不少。但笔者以为，以其中之一的性质否定其他目的和性质的做法，有失于妥。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和研究表明，殷商狩猎的目的和动机是多重的，其性质也绝非单一。如孟世凯等据有关甲骨文资料统计，商代田猎明确有时间记载者共95条，其中一月8条、二月8条、三月5条、四月3条、五月7条、六月9条、七月1条、八月9条、九月12条、十月15条、十一月7条、十二月11条^[27]，一年12个月都有田猎活动，孔颖达疏《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引郑玄语亦云：“四时皆田，夏殷之礼”。这种殷商时期一年四季皆狩猎的记载说明，狩猎仍是那时的主要活动之一。而频繁的活动动力，笔者以为无疑出于生产、生活的经济需要，其狩猎因此具有显著的经济目的和性质，企图以其他的目的与性质否定狩猎的这一性质，不仅是不当的，恐怕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然，在殷商狩猎的多重性质中，军事性质无疑乃其中重要者之一。

狩猎的军事性质，还可从“狩”字的演变及其含义等方面得到说明与印证。“狩”，甲骨文作“獸（兽）”。《说文·犬部》：“獸，守备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兽》：“兽盖狩之初文也”，“从犬者，猎必以犬，此狩猎之所用”^[28]。可知，甲骨文中的“獸”即田猎。商王武丁时期，最为常见的辞例是称“獸”^[29]。后来，“獸”作“狩”。《说文·犬部》：“狩，犬田也。”徐灏注笺：“獸之言狩也，田猎所获，故其字从犬，谓猎犬也。”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獸即狩之初文，从单从犬，会意”^[30]。“狩”、“獸”相通，其义不变，均为“狩猎”意义。由于“獸”、“狩”长期通用，田猎为獸，后来就把猎取之物也称作“獸”^[31]。尽管后世对“狩”的释义纷纭^[32]，然对其“田猎”的基本意思认识则无甚分歧。杨向奎在解释《诗经·公刘》中“其军三单，度其隰原”时认为，“单为旗帜”；《公刘》“三单”，等于“三旗”。他又进一步指出：“古今军旅莫不有旗，……古代齐国三鼓，军旅有旗有鼓，故两军对峙曰，‘旗鼓相当’。金文中的‘戰’字从‘单’，战争军事也，原与旗帜有关”。而如“獸”字等也如此。“‘獸’字在甲骨文中像犬在单下，乃同于狩字。”^[33]另外，罗振玉在其《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中也强调：“卜辞中獸字从此（指从‘單’字——引者注）。獸即狩之本字。征战之战从單，盖与獸同意。”^[34]由此可见，无论杨向奎释“單”为旗，表示狩猎活动的“獸”乃犬在旗下，还是罗振玉认为“獸”与“征战之战”一样从“單”，都说明和印证了殷商时期的狩猎具有军事性质，其狩猎活动与军事行为有关。

狩猎的某些方式如“逐”等，也与军事行动相仿。有学者曾对商王武丁的辞例进行统计，发现狩猎方式除“獸”（狩）外，“逐”字也较常见^[35]。虽然《说文》“追”、“逐”转注，但在卜辞中，二者的区别十分严格^[36]：“追”用于人，“逐”用于兽。甲骨文“逐”字，“象豕在前而后有逐之者。亦别有从犬从兔与从鹿者，……逐字本专用于狩猎，见逐者乃禽兽而非人”^[37]。商代有关狩猎卜辞中，所“逐”者多为兕、鹿、麋、豕等动物，也印证了上述研究结论^[38]。

从狩猎工具方面而言，“逐”除了“用猎犬追逐”意外，有时也为猎者以田车逐兽^[39]，“（逐）象兽走圹而人追之”^[40]，“逐”是车猎，是乘车驱马之逐^[41]。商代不少卜辞记载了使用兵车田猎的情形^[42]，殷商所谓的“獸（狩）”，也主要是驱车而猎^[43]。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车本身就是首先用于狩猎的，之后才逐渐用于战争。“大规模的狩猎应当是它的（指战车——引者注）主要生产事业，这是车战产生的基础”^[44]。另一方面，“逐”又是围猎的一种具体形式和手段。围猎一般是三面包围，将野兽从其隐藏的森林中逐出，然后加以捕获^[45]。“逐”的规模和范围一般较大，参加人数较多，所获猎物的数量也多一些。常见的“逐鹿（麋）”一事，有时一次可获十头以上^[46]。由于这种狩猎活动与军事行动极其类似，因此，古代也以此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手段^[47]。总之，从狩猎的具体形式之一种——“逐”——的工具性质和围猎方式两方面看，殷商君王与贵族的狩猎，都与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

2．西周狩猎性质及“三驱”礼的形成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表明殷商与西周在制度、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继承、发展关系。狩猎性质方面也大概如此。

首先是“因”的方面。西周时期，狩猎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礼记·王制》就记载了天子狩猎“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的“三用”目的。西周狩猎和殷商时代的狩猎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如《周礼·大司马》的四时田猎记载，就与殷商狩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48]。在这种继承关系中，殷商狩猎的军事性质等也因此为西周所踵承。如具有军事检阅、演习和部署性质的西周“大蒐礼”^[49]，就是由商王征伐过程中的田猎活动继承而来^[50]。就像学界常因“汉承秦制”而把秦汉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一样，学界将商、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二者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具有渊源的关系。杨向奎认为，《易》为宗周之礼，但其来源甚古，“殷商已见端倪”；从战车配备、军队组织等情况看，尽管周代战车较为进步，而总的说来，“殷周相差无几”^[51]。就狩猎的军事训练性质而论，若说学界关于殷商狩猎的军事训练性质尚无明确、足够的文献支撑，或为学界推测之论，那么，西周狩猎的这一性质则有充分的文字记载，是毋庸置疑的。由《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蒐田”，中夏“教茇舍”、“苗田”，中秋“教治兵”、“狝田”，中冬“教大阅”、“狩田”的记载看，西周四季狩猎，都是服从于教民习战阵、修战法的军事训练目的，而且田猎活动都是在军事训练之后进行，目的就是为检查军事训练的效果如何。因此，西周狩猎的军事训练目的性很强。我们既可认为它是继承殷商狩猎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殷商狩猎的发展即“损益”的产物。

其次是“损益”的方面。西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阶段。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西周在变革过去、开启未来的作用方面，成就显著。分封、宗法、礼乐制度等影响中国历史文化或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之因子，无不滥觞于西周。对此，王国维特别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也。……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52]可见，西周对传统历史、社会的变革、开启之功，主要是通过礼乐等制度建设来实现的。西周是礼乐社会，礼乐制度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把此前尤其是殷商的一些习惯做法以礼乐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制度化、礼乐化。后世称作《周易》之《易》虽来源甚古，殷商已见端倪，但其发展却在宗周，并在西周成为“广义的礼”，“属周礼”，后世因此称之为《周易》。杨向奎认为，以《易》和《春秋》为代表的周礼“具体的典制、礼仪规范、干戚乐舞等则见于《三礼》中，即《周礼》、《仪礼》和《礼记》中”；“就《周礼》所载的典章制度言，不可能伪造，没人能够凭空撰出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著作。”^[53]因此，《周礼》所载内容，可作为研究西周历史的文献依据。

作为礼乐社会的西周，其社会生活不少活动或内容被礼乐化，并上升到制度层面，同时又留有宗法制的烙印。那么，殷商以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狩猎活动，无疑也会被礼乐化，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因此西周狩猎肯定有所谓的狩猎礼。而在狩猎的礼乐化和衍变过程中，由于军事征伐的需要、西周农业社会的特征和兵农合一的形势，殷商狩猎与军事的性质被传沿下来，而且高度统一，狩猎的军事性质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西周的狩猎礼，又较多地吸收了军事礼仪。《周礼·士师》：

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三曰禁，用诸田役。

郑玄注曰：“禁则军礼，曰无干车，无自后射，比其类也。”贾公彦疏云：

云“禁则军礼，曰无干车，无自后射，比其类也”者，《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驱，失前禽”。注云“王因天下显习兵于蒐狩焉，驱禽而射之，三发则已。发军礼失前禽者，谓禽在前来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惟其走者顺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杀，奔者不禁，背敌不杀，以仁恩养威之道。若然，此不自后射，亦谓不中之后不重射。前敌不破，则有追法。

由上述记载和注疏不难看出，西周用诸“田役”的狩猎礼仪，就是借鉴“军礼”的产物。关于西周狩猎的军事目的和性质，文献有较多的记载。《周礼·大宗伯》载大宗伯之职云：“大田之礼，简众也。”郑玄注：“古者，因田习兵，阅其车徒之数。”贾公彦疏云：

天子诸侯亲自四时田猎。简，阅也，谓阅其车徒之数也。云“古者，因田习兵”者，案《书》传云“战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阅之。阅之者，串之。”《大司马·田法》引《论语》“（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以证。因田猎为习兵之事，云阅其车徒者，田猎之时，有车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阅其车徒”也。

又，郑玄注《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之职复曰：

兵者，守国之备。孔子曰（《论语·子路》载——引者注）“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蒐狩而习之。凡师出曰治兵，入

曰振旅，皆习战也。四时各教民以其一焉，春习振旅，兵入收众，专于农。

由此二者可知，西周时期，寄“习兵”于“田猎”，“田猎”、“习兵”合一，称“蒐狩”礼；蒐狩礼之讲武、田猎合一的情况，从《周礼》大司马集军事、狩猎二任于一身的职事分工中，也得到一定反映。由于兵农合一，一年四季农闲时节，都要举行蒐狩礼，进行相应的军事训练，教民习战阵、修战法，然后通过狩猎，检验军训效果^[54]。在西周礼乐制度下，不同时节的蒐狩礼，其军事训练目的、内容和狩猎的名称也有所不同。如《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狩猎称“蒐田”；中夏“教茇舍”：“读书契，辨号名之用，……以辨军之夜事”，狩猎谓“苗田，如蒐之法”；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狩猎作“狝田，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阅”，狩猎号“狩田”。田事完毕，“兵入收众，专于农”。

总之，西周时期，殷商时代的狩猎性质被继承下来，且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许多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措施和制度，往往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55]，而其狩猎的教民习战阵、修战法性质，也被礼乐化，从而形成专门的蒐狩礼。在蒐狩礼形成的过程中，“教人战”的“三驱”于是应运而生。

3．春秋时期对蒐狩礼的继承与变化

西周末年，利用狩猎而教民习战的情况依旧存在，蒐狩礼得以继承。如卿士樊仲山父劝谏周宣王曰：“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国语·周语上》）。在仲山父等看来，利用农闲时节，借助狩猎进行军事训练，是国家“习民数者”的重要一环。春秋时期，仍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军事演习^[56]：

《左传》：隐公五年（前7 18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公曰：吾将略地焉。”

《公羊传》：桓公六年（前7 06年）八月，“大阅。大阅者何？简车徒也。”何休注：“大简阅兵车，使可任用而习之。”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晋国、楚国交战前，晋国“蒐于被庐”。

《左传》：文公十七年（前610年），“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 4 2年），子产曰：“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贯者，习也。郑玄注《仪礼·乡射礼》“《礼》，射不主皮”：“《尚书传》曰：战斗不可不习，故于蒐狩以闲之也。闲之者，贯之也；贯之者，习之也”；韦昭注《国语·鲁语下》“士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受事于朝”：“贯，习也”。所以杜预注《左传》“射御贯，则能获禽”亦云：“贯，习也。”

《穀梁传》：昭公八年（前5 34年）“秋，蒐于红，正也。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

以上《春秋》三传及其注疏所载6条材料，前后历时近2个世纪，各有2则材料分别涉及春秋早、中、晚不同阶段。对《左传》隐公五年文，杨宽以为所谓“讲事”，“讲”的就是军事^[57]，但系军事训练还是战争，并未明确；而之前李亚农则认为，“经略土地也可以叫做蒐”，将“蒐”解释为以武力威胁或经略土地。笔者以为，李说与本义相去不近。因为从“吾将略地”之语看，其中“蒐”等，都是利用农闲进行军事训练，说明“略地”是“讲事”目的，“略地”即战争乃未来之事，“讲事”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所以，隐公五年狩猎，仍为军事训练，而非武力威胁或经略土地。另外，李氏在谈到僖公二十七年晋国“蒐于被庐”时，又认为“蒐”是临战前的军事准备^[58]；而昭公八年“蒐于红”，则是一次“重大”、“严肃的军事演习”^[59]。因此，春秋蒐狩，具有集讲武、狩猎于一体的显著特征。这一特性，也可从其他文献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如《礼记·仲尼燕居》载孔子曰：“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娴，娴熟——引者注）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太平御览·资产部十一》引《韩诗内传》：“春曰畋，夏曰蒐，秋曰狝，冬曰狩。……夫田猎，因以讲道，习武简兵也”；《礼记·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郑玄注：“教于田猎，因田猎之礼，教民以战法也”。

蒐狩礼在春秋时期能够存行，离不开其时“兵农合一”制的基础和前提。据载，管仲齐国改革，“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兵农合一”。他在对全国居民按照轨、里、连、乡进行编制后，就曾通过“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的手段，达到“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战则同强，……莫之能御”（《国语·齐语》）的目的。另外，从《穀梁传》昭公八年（前5 34年）“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等记载看，西周时如“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等有关狩猎礼仪，也被春秋时期继承下来，并在一般狩猎中实行^[60]。但是：

第一，据《春秋》三传和《国语·齐语》“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春秋时与讲武紧密相连的狩猎，时间上主要集中在春、秋二季，远较西周时一年四季为少，且多为临时的性质^[61]。这是春秋蒐狩与西周蒐狩礼举行相差最明显处。对此，班固《汉书·刑法志》以鲁哀公为例云：“哀公用田赋，蒐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第二，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坏乐崩”的动乱时代，“礼乐征伐”由西周的“自天子出”而易变为“自诸侯出”。各国为加强自身军事力量，蒐狩活动屡被藉而讲武。因此，西周时的蒐狩礼虽在春秋时期有所实行，但其军事功能和性质日渐突出。

第三，单就蒐狩之讲武而言，春秋时期，兵种发生了重大变化，车战在春秋经历了瞬息的繁荣、鼎盛之后，出现了即刻的衰亡，崭新的兵种——步兵——开始出现，诸侯作战形式因此有较大的改变^[62]，军事训练无疑也随之产生变异，并开始呈现专门化。这样，至少在春秋末开始的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化新式军事训练，已不再与田猎相结合，很少借助于狩猎的方式来进行，田猎的军事训练性质因此而衰退^[63]。只是由于诸侯纷争不断，春秋时期的狩猎，有时被诸侯用作军事行动、进攻的幌子，对外发动军事进攻^[64]。如《左传》文公十七年（前610年）晋侯蒐于黄父并纠集诸侯而平宋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这种把狩猎活动和直接军事行动相结合、将狩猎作为发动战争幌子的方式，虽然也是由狩猎的军事性质演绎而来，但它与以前把狩猎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大有不同。

第四，伴随狩猎军事意义的淡化，至少从春秋中后期起，君王、诸侯狩猎活动娱乐性倾向日趋显著。王公贵族一味追求一己之乐，将西周蒐狩礼抛却脑后。如楚庄王（前613—前5 91年在位）“好猎”，以之为乐，无事于军国大事；齐景公（前5 4 7—前4 90年在位）喜猎，无所不至，“上山见虎，下泽见虵”（《晏子春秋·内篇》）。其时齐国大夫、后为景公左相的庆封，更是“嗜酒好猎”（《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后期，这种娱乐性狩猎愈益普遍。如《孟子·滕文公下》载：

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

赵简子，即春秋末晋国卿士赵鞅；嬖奚，赵简子幸臣；王良，善御者也。对于这一记载，东汉赵岐注云：

范，法也。王良曰我为之法度之御，应礼之射，正杀之禽不能得一。横而射之曰“诡遇”，非礼之射则能获十。言嬖奚小人也，不习于礼也。

对王良所引《诗经》（《车攻》）之语，赵岐又云：

御者不失其驰驱之法，则射者必中之。顺毛而入，顺毛而出，一发贯臧，应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

周代蒐狩礼对田猎之仪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根据《孟子》和赵岐注，善御者王良第一次因“为之法度之御”，嬖奚按要求“应礼之射”，结果终日无所获，反而说王良是“天下鄙贱之工师”；第二次王良则逆“法度之御”而行之，嬖奚以“非礼之射”而“横而射之”，结果所获甚丰。由于嬖奚不习于狩猎之礼，而被王良视为“小人”。嬖奚狩猎，完全出于游逸，且不按礼法行事；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赵鞅，虽然我们不能推知他是否熟知西周以来的蒐狩之礼，但他对幸臣、“小人”嬖奚狩猎的态度，以及对善“法度之御”者王良的无理要求等，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春秋末期贵族田猎，已经由西周的仪礼行为而基本沦为游逸活动。

（二）《周礼》中冬蒐礼的具体展开及“三驱”礼指谓的考察

《周易》所载“三驱”礼，当属于周代蒐狩礼。周代蒐礼分讲武和狩猎两部分，即后世所谓的“阅兵之制”和“田猎之仪”。“三驱”究竟为何，《周易》并未具载；而作为具体体现《周易》所载礼典的《周礼》，对西周蒐礼有较为完整的记录。因此，通过《周礼》之蒐礼，我们可大体推知《周易》“三驱”礼之指谓^[65]。

本章开篇所列学术史上关于“三驱”礼的几种阐说，基本上都是从狩猎方面而言的。所以，我们考察“三驱”指谓，首先也从狩猎活动入手。

据《周礼·大司马》，西周田猎礼一年举行4次（中春、中夏、中秋、中冬）。西周田猎礼，与阅兵礼统一于蒐狩礼之中，田礼是在四季讲武以后进行。因四季蒐狩礼目的不同，故《周礼》四季田礼各有其名^[66]，所用工具、方法、祭祀对象等也有较大的差别。如工具方面，春蒐用火、夏苗用车、秋狝以罗、冬狩以车徒（见表4－1）。然在具体过程和展开方面，四者区别不大^[67]，而以中冬狩田规模最大^[68]、狩猎方式比较完备^[69]；同时，中冬狩田又是“田礼”中最为完备的^[70]，《周易》所云“三驱”之礼，所指当为中冬“狩田”所持之礼^[71]。但同时，西周蒐狩礼集讲武、狩猎于一体，所以，考察中冬狩田之礼，还必须兼顾其讲武即“讲大阅”。另外，《诗经·车攻》毛传、《穀梁传》昭公八年（前5 34年）等文献，也对西周蒐狩礼有程度不同的记载。本文将上述文献记载和《周礼》及其注疏相结合，试图通过对中冬蒐狩礼开展过程的具体描述^[72]，揭示“三驱”究竟何谓。

表4－1《周礼·大司马》四季蒐狩礼

注：①郑注：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②郑注：“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陈草，皆杀而火止”；“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贾疏：“春田为蒐者，蒐，搜也，春时鸟兽字乳，搜择取不孕任者。故以蒐为名”；“‘献禽以祭社’者，此因田猎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③郑注：茇读如莱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军有草止之法。④郑注：“夏田为苗，择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实者”；“礿，宗庙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庙者，阴阳始起，象神之在内”。贾疏：“以其春夏为阳，主其生长，故春田为蒐，搜取不孕任者。夏田为苗，若治苗去不秀实者，其义但春时主孚乳，故以不孕任解之也”；“云‘礿，宗庙之夏祭也’者，《大宗伯》文云：冬夏田主于祭宗庙，阴阳始报，象神之在内者。仲冬一阳生，仲夏一阴生，是阴阳在内，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猎献禽为祭”。⑤郑注：“秋田为狝。狝，杀也。罗弊，网止也。秋田主用网，中杀者多也，皆杀而网止”；“秋田主祭四方，报成万物”。贾疏：“秋田主用罗，罗止田毕。田毕，入国，过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今既因秋田而祭，当是祭四方之神。……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报祭之”。⑥郑注：冬大阅，简军实。大阅，备军礼。贾疏：以冬时农隙，故大简阅军实之凡要也。冬大阅之，时总教之，故云至冬大阅军。⑦郑注：“冬田为狩，言守取之无所择也”；“‘致禽馌兽于郊’，聚所获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贾疏：“冬田为狩，言守取之无所择者，对春夏言蒐言苗，有所择，又秋名狝，中杀者多，对此围守之，此又多于狝，故得守名也”；“‘致禽馌兽于郊’者，亦谓因田过郊之神位而馈之”。

1．设防，即建筑屏障形成围场

《周礼》没有明确讲到设置围场。但据“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群吏各帅其车徒，以叙和出”与郑众注“虞人莱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莱，令车得驱驰”、郑玄注“军门曰和，今谓之垒门，立两旌以为之”、贾疏“虞人者，若田在泽，泽虞；若田在山，山虞。谓使其地之民于可陈之处，芟除草莱”，以及“‘今谓之垒门’者，汉时军垒为门，名曰垒门，与古和门同”等文字记载推断，蒐狩应有围场。其他文献有关记载也可说明这一点。如《礼记·王制》“天子不合围”；《穀梁传》昭公八年（前5 34年）秋蒐“艾兰以为防”；毛传《诗经·车攻》“东有甫草”云“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为防，……古者……田不出防”；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 4 8年）大蒐，“先猎一日，遣屯布围”（《宋书·礼志一》）；梁、陈大蒐也是“先猎一日，遣马骑布围”；后齐春蒐，亦命“有司规大防”；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行狩礼也有“布围”行为（《隋书·礼仪志三》）；唐仲冬“皇帝狩田”礼则明确规定冬狩“前期十日，……虞部量地广狭，表所田之野。……前一日……质明，……遂围田。……及夜，布围讫”（《大唐开元礼·军礼》）。《汉书·扬雄传下》所载扬雄《长杨赋》之文“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椓嶻嶭而为弋，纡南山以为罝，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描写的就是整个狩猎前的布围情形。可见，古代君王举行冬蒐礼，均要建筑猎场。因此，后世学者总结云：“田猎之礼，……刈草以为长围”（《朱子语类·易六》）；“田猎者，必大芟杀草以为防限，作田猎之场，拟杀围之处”（《诗经·车攻》孔颖达疏）。围场的设置，当由主管山川湖泽动植物资源的职官——虞人——负责，《周礼·山虞》：“若大田猎，（山虞）则莱山田之野”。《开元礼》也有“虞部量地广狭，表所田之野”的记载。清代学者因此指出：“古者……诸侯田猎之礼，必使虞人驱禽而至入于防中，然后射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南有嘉鱼之什下》）。

所设围场的屏障称作“防”。据《说文》，“防”的本义是“堤”；段注《说文》：凡“备御”之物均作“防”。所以，“防”就是在猎场周围建设的围墙。《穀梁传》昭公八年（前5 34年）“艾兰以为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故范宁注《穀梁传》：“防，为田之大限”。说明“防”之所至，就是冬蒐的场所范围。“防”乃“艾”兰或草而成。“艾”，陆德明“音义”：“艾，鱼废反”，音“刈”（梁益：《诗传旁通·小雅》）。颜注《汉书·郊祀志上》“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曰：“艾读曰乂。乂，治也。《汉书》皆以艾为乂，其义类此也。”段注《说文》引《诗经·臣工》“奄观铚艾”亦云：“艾者，乂之假借字。铚者，所以艾也。”《说文·丿部》：“乂，芟艸也”。所以，所谓的“艾”，就是“芟”的意思。毛传《诗经·载芟》“载芟载柞”曰“除草曰芟”。可知“防”乃割草堆成的围堤，“防”间即为蒐狩场。蒐狩场之宽广，不得详知；猎场的构筑，《周礼》中由虞人率部而为，后世则有军方负责（如北宋之禁军^[73]）。

“防”的建筑，与古代军事活动有关。据研究，先秦部队行军，宿营地四周要构筑防御土墙即“垒”^[74]。《尉缭子·战威》有“军垒成而后舍”。秦汉以降至隋唐时期，部队行军作战，仍旧常在宿营地周围构筑环形防御工事，形成以堑壕、围墙为主体工程的营垒；而在山地和不易取土的地区，则筑木栅为营垒^[75]。西周蒐狩礼承袭于具有军事活动性质的殷商狩猎，设防建场因此必不可少。

2．教大阅，即讲武

教大阅的前提和首要步骤就是在“防”内布置武场：“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百步则一，为三表。又五十步为一表。”^[76]四表位于武场中央，为表的目的，就是“识正行列”。

四表具体如何设置，《周礼》未明言，传世今本郑玄注也没有提及。但唐代孔颖达疏《诗经·车攻》引《周礼》“中冬，教大阅”时说：“郑（玄）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为二表，又北百步为三表，又北五十步为四表，谓之后表”；宋代陈祥道《礼书·田猎》之“田猎图”，也是如此绘制的。而郑玄在注《周礼》“车徒皆行，及表乃止”、“车骤徒趋，及表乃止”和“车驰徒走，及表乃止”时，却分别云：“自后表前至第二表”、“自第二前至第三”、“自第三前至前表”。由此可知：“后表”即1表，1—3表顺序相接，前表位于3表后。同时，郑玄也并未说1表位于最南、4表为后表。而且，郑玄注“群吏听誓于陈前”又云：“群吏，诸军帅也。陈前，南面乡（向）表也”；唐代略晚于孔颖达的经学家贾公彦疏《周礼》时，也没有采纳孔说，而是效仿郑注《周礼》引《礼记·月令》天子“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并结合“教大阅”之“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得出“从南头立表，以北头为后表也”的结论。他在注“中军以鼙令鼓”时又云：“此经总说听誓既已，将欲向南。第二表象战陈初发面敌”。根据郑注、贾疏，不难看出孔颖达、陈祥道之说均有误。讲武场的实际布局应该是：1表即后表位于场北，后表北为司马所建军旗；2、3表依次位于1表南，彼此相距百步；3表南5 0步为前表（见图4－1）。讲武场前后4表为25 0步，4表居场中央，三军各列后表之左右^[77]。

图4－1《周礼》中冬“教大阅”“三驱”示意图

虞人莱野建表后，田猎之日，司马建熊虎六斿（旒）（易袚：《周官总义·大司马》）之旗于虞人所设后表之中，诸军帅用旗物鼓铎镯铙，各率其属民到达讲武地点^[78]，陈车、徒^[79]如战阵。阵势排列完毕，车、徒皆停止，司徒阵前誓师^[80]，严明纪律。诸军帅听誓结束后，返其所率部中，教战随即开始。中军之将命击鼓，振作士众之气；师帅、旅帅三次击鼓，两司马摇铎，以示部众起立^[81]；诸军帅举旗，车、徒皆起；师帅、旅帅击鼓行进，伍长击打镯铃以节制速度，车、徒随之而向前驱进，由后表即1表行至2表，停止；师帅、旅帅再次三鼓，两司马拨弄铎铃，以示停止前进，并不得喧呶；诸军帅放下旗帜，车、徒就地以坐姿停下^[82]。这是中军之将一令、师旅帅一鼓、两司马一铎、诸军帅一旗、车徒一驱进。紧步其后的便是其主体之第二、第三次令、鼓、铎、旗和驱：

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徒趋，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驰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阕、车三发、徒三刺。乃鼓退，鸣铙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据郑注、贾疏，第二次“及表乃止”，为车、徒第二次驱进，是从2表向前驱进到3表。与第一次相比，此次车、徒前进的方式是“车骤徒趋”。郑注：“‘趋’者，赴敌尚疾之渐也。《春秋》传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车骤徒趋”是为了先声夺人，也是鼓舞士气。“乃鼓，车驰徒走，及表乃止”，为车、徒第三次前驱，是从3表驱至前表。由于为最后一次前驱，本次车、徒分别驰、走而进。《说文·门部》：“阕，事已，闭门也”。引申为终了、止息。宋代王昭禹云“鼓戒三阕”之“阕”，为“鼓声止”（《周礼详解·夏官司马》）。关于“鼓戒三阕、车三发、徒三刺”，郑注曰：“鼓戒，戒攻敌。鼓一阕、车一转、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敌”^[83]；贾疏云：“三阕、三发、三刺，郑历言鼓一阕、车一转、徒一刺，三而止者。郑据实而言，非是一时而三故也”。车、徒1表至2表之一驱、2表至3表之二驱、3表至前表之三驱，每“及表乃止”，均“鼓一阕、车一转（发）、徒一刺”。因此，车、徒及前表后，鼓、车、徒分别已各三阕、三发和三刺，意味着制服了敌人，所以“三而止”^[84]。于是，中军之将命师帅、旅帅击鼓退军，卒长鸣铙以和之，军队由前表退至后表，就地而息，如讲武初。整个“教大阅”活动至此结束，此后便是狩田活动。

3．狩田，即田猎

《周礼》对中冬狩田过程有具体的记载，杨宽的研究对此也有归纳^[85]。狩田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首先，车徒按照顺序左、右出军门，分列前后，形成军阵。军门称“和门”，位于讲武场南端，《周礼》有左、右二和门。孔颖达疏《诗经·车攻》时，说和门之设“当在教战之前，……其实战之前，门已先设也”。据郑注《周礼》，和门系“立两旌以为之”。《穀梁传》昭公八年（前5 34年）“蒐于红”：“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以葛覆质以为槷，流旁握，御轚（絓）者不得入。”据范宁注《穀梁传》、孔颖达疏《诗经·车攻》等，旃，同“旜”，旌旗名；葛，毛织品，或作“褐”，粗麻织品；质，椹也，即门中木椹；槷，门中臬。《尔雅·释宫》：“樴谓之杙，在墙者谓之楎，在地者谓之臬”。郭璞注：“臬，即门橜也”。《说文·木部》：橜，一曰门捆也。所以，槷即门槛。杨士勋疏：质者，中门之木椹，谓恐木椹伤马足，故以葛草覆之以为槷；流旁握，“谓车两轊头，各去门边空握，握四寸也”。轊，或作“軎”，《史记·田单列传》有“齐人走，争涂，以轊折车败，为燕所虏”。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轊，车轴头也”。古代车轴贯穿轮毂，伸出毂外的部分即轊。轊上有孔，孔中插有防止车轮外脱的销钉——辖，若轊折损则轮脱，于是就会“车败”^[86]。而“流旁握”就是战车两轊头各距和门边4寸；《说文·车部》：“轚，车辖相击也。……《周礼》曰舟舆轚互者”。《玉篇·系部》：“絓，止也，有行碍也，悬也，持也”。“御轚（絓）者不得入”，就是战车经过和门时，如果两端车轴头碰击到门边即门傍旃杆，那么，车就不能够出入防内，“所以罚不工也”。可见，和门是用裹着织毛、褐布的旌旗杆等临时构建，宽幅仅容战车经过的军门。军事演习结束后，在诸军帅的带领下，车、徒依次按序疾出左、右军门，分别而列，旗军吏以旗调整所部前后疏密。车、徒全部出门后，在乡师的指挥下，形成军阵：车、徒前后分区屯驻，屯间相距百步。屯驻地形势较为艰险时，以步兵为主，徒前、车后；而形势平易时，则以车为主，车前、徒后。

其次，设驱逆之车，有司表貉于陈前。驱逆之车即佐车。《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郑玄注：“佐车，驱逆之车”。郑玄注《礼记·少仪》“乘贰车则式，佐车则否”又云：“贰车、佐车，皆副车也。朝祀之副曰贰，戎猎之副曰佐”；孔颖达疏：“田车之副曰佐”。驱逆车专门用于狩田。驱逆车掌之于田仆。《周礼·田仆》：“田仆掌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令获者植旌，及献比禽”。驱逆车又称使车，驭夫也掌驱逆车，郑玄注《周礼·驭夫》“驭夫，掌驭……使车”：“使车，驱逆之车”。据此推断，田仆负责驱逆车之设，驭夫则负责驱逆车的具体驾驭^[87]。驱逆车的作用，郑注《大司马》“乃设驱逆之车”云：“驱，驱出禽兽，使趋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注《田仆》时，郑又云：“驱，驱禽使前趋获。逆，衙还之，使不出围”。“衙”，《释名·释乐器》：“衙，止也”。陆德明“音义”：“衙，本又作御”。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衙，假借为御”。孙诒让：“衙还之使不出围，谓轶兽将出围，迎御令还，不得出。”^[88]闻一多根据《周礼·田仆》、《诗经·吉日》之注疏而认为，从后逐赶禽兽称驱、自前曰逆、自左右为翼。“然析言，驱与逆翼异，混言之，三者皆可曰驱”^[89]。因此，设驱逆之车的目的，一是驱逐禽兽使之趋于猎场（防）^[90]，二是防止猎物向外逸逃，是为即将开始的狩田有所获而设。

“表貉于陈前”，就是在驻军阵前立表祭祀。郑玄注《周礼》中春“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表貉，立表而貉祭也。……郑司农云貉读为祃，祃谓师祭也，书亦或为祃。”可知“貉”通“祃”，古代军队在其驻扎处举行的祭祀。《说文·示部》：“祃，师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祃。《周礼》（误，实际为《礼记》——引者注）曰：祃于所征之地”。《礼记·王制》有“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文，郑玄注：“祃，师祭也，为兵祷。其礼亦亡。”

最后为田事，即狩猎。正式射猎前的车徒准备、动员程序，如同教战：中军之将命击鼓以振士气，师帅、旅帅三击鼓，两司马摇铎，车、徒皆起立；师帅、旅帅击鼓行进，车、徒随之而前进。只是战车后的兵卒皆“衔枚而进”。《周礼》司寇下属有“衔枚氏”，“掌司嚣，……军旅、田役，令衔枚”。据郑注、贾疏，枚状如竹筷，两端有绳带，人口横衔之，绳带系于脖后。衔枚的目的，主要在于禁止言语喧嚣；军旅、狩猎时六军衔枚，一则防止暴露目标，二则以免“言语以相误”或“相疑惑”。从《诗经·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斾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诗文和毛传“徒，輂也。御，御马也。不惊，惊也。不盈，盈也”描绘的“萧萧马鸣”等狩猎场景，以及孔颖达疏“既陈车驱，车卒奔驱禽纳之于防”等记载看，“徒衔枚而进”，应当是驱兽入防，而不是捕兽。

冬狩具体过程，《周礼》未作详细描述。然据《穀梁传》昭公八年、《诗经·车攻》、《礼记·王制》等上古文献记载，我们可知其一二之情：

其一，“驱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也就是用驱逆之车，在防内驱禽以往天子，以便天子射猎。驱禽任务，由虞人、驭夫共同完成。《诗经·吉日》：“悉率左右，以燕天子”^[91]。毛传：“驱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郑笺：“率，循也。悉驱禽顺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孔疏：“驱禽之左右者，此言安待天子，谓已入防中，乃虞人驱之”。并引毛传《诗经·驺虞》“一发五豝”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发”和郑笺《诗经·驷铁》“奉时辰牡”云“奉是时牡，谓虞人”以证之。在疏《驺虞》时，孔氏强调云：“‘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驱五豝以待公之发矢。……翼，驱也，则此翼亦为驱也。知有驱之者，《吉日》云‘漆沮之从，天子之所’。传曰‘（从漆沮）驱禽而至天子之所’。……故知田猎有使人驱禽之义。知虞人驱之者，以田猎则虞人之事。故（《周礼》）《山虞》云‘若大田猎，则莱山田之野’；《泽虞》云‘若大田猎，则莱泽野’。天子田猎，使虞人，则诸侯亦然。故《驷铁》笺云‘奉是时牡者，谓虞人’；《田仆》云‘设驱逆之车’，则仆人设车，虞人乘之，以驱禽也。言驱逆则驱之逆之，皆为驱也。”在疏《驷铁》时，孔氏根据“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等复云：“田猎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驱禽，故知‘奉是时牡，谓虞人’也。”不过，《周礼·驭夫》又载曰：“驭夫，掌驭贰车、从车、使车”。郑玄：“使车，驱逆之车”。驱逆车具体由驭夫驾驭。《周礼》称驭夫下职官有中士20人、下士4 0人，《校人》篇说每年冬祭马步神（因为该神“为灾害马者”）时，“讲驭夫”（郑注：“讲，犹简习”）。宋代王与之《周礼订义·校人》：“于是之时则讲驭夫，谓讲论其知驭车之法、能与不能也。……驭夫则主驭者，将使之驭使车、贰车、佐车之人，五驭必有法，安可不讲其艺乎？于冬讲之，一年之事也。黄氏曰驭夫员多，于是讲习而选之。”综上而知，防内驱逐禽兽，乃驭夫驾车，虞人乘之以驱禽，为虞人、驭夫共同完成。

由于是驱禽以待天子之射，对驭夫驾车有严格的要求，基本有二：一为驭车要符合仪礼规范。因天子之射为“应礼之射”，驭者须“为之法度之御”，契合礼规（如《孟子·滕文公下》之善御者王良者也），为此每年冬时需要对驭夫进行培训，然后简选其优者参加仲冬狩田；二为技术上的具体要求。《周礼·保氏》载地官之属保氏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注：“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军）表，舞交衢，逐禽左”^[92]。据贾公彦疏，五驭就是驭车的五个基本要求：鸣和鸾^[93]，就是“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鸾鸣则和应”；逐水曲，就是“御车随逐水势之屈曲而不坠水”；过军表，贾氏“谓若毛传云‘褐旃以为门，裘质以为槸，间容握，驱而入，击则不得入’。《穀梁》亦云‘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以葛覆质以为槷，流旁握，御击者不得入’。是其过君（军）表即褐旃是也”。方苞亦以“过军表”就是上引《穀梁传》文（方苞：《周官集注·地官司徒》）。其实，贾、方等谓均不妥。军表，乃“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之四表，“过军表”当指教战场内车徒依次从后表到前表的驱进行为；舞交衢，就是“御车在交道，车旋应于舞节”；逐禽左，就是“御驱逆之车，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具体到狩猎，即《穀梁传》昭公八年（前5 34年）所谓的“车轨尘，马候蹄，……御者不失其驰”。据范宁“集解”和李亚农的解释，就是车与车之间，后车循前车之辙，尘不出辙；而马匹则四蹄皆发，发足相应，后足蹑前足，彼此间疾徐相投；驭者不失驰骋节奏^[94]。《诗经·车攻》有“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句。毛传称此“言御者之良也，习于射御法也”，郑笺则进一步“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对“御者之良”赞称的条件，与《穀梁传》对田猎御车的要求基本一致。

其二，天子自禽兽左后而射之。驭夫、虞人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和仪礼对人君“自左射”的要求有关。毛传《诗经·车攻》“大庖不盈”：“不盈，盈也。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腢为上杀，射（郑玄笺：射，当为达）右耳本次之，射左髀达于右为下杀”。据陆德明“音义”等，膘为小腹两边肉，或为腋下肋骨后、大腿前肉；腢，亦作髃，肩头或肩前肉；本，动物器官的根基部位。耳本即耳根；髀，股部、大腿；（即），为腰部左右虚肉处，或作肋骨。东汉何休也有类似的说法，而与毛氏之说相比，略有不同，且对三杀名谓缘由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何休在注《公羊传》桓公四年“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时曰：“一者，第一之杀也，自左膘射之，达于右髃，心中死疾，鲜洁，故干而豆之中，荐于宗庙。二者，第二之杀也，自左膘射之，达于右脾，远心死难，故以为宾客。三者，第三之杀也，自左膘射之，达于右，中肠胃污泡，死迟，故以充君之庖厨”。此后，范宁、杨士勋、孔颖达、贾公彦等注疏《穀梁传》桓公四年、《诗经·车攻》、《周礼·保氏》等，均沿用毛、何之说；而且，三杀之法还为唐代皇帝田狩所继承，被写进开元年间的皇帝田狩礼中（《大唐开元礼·军礼》）。由于天子狩田“射兽，皆逐后从左厢而射之”（《诗经·车攻》孔颖达疏），“逐禽左”因而成为对御者的五个基本要求之一。

其三，与左后正射相关联，天子不可逆射（正面或正面旁射）猎物，这就是《穀梁传》昭公八年（前5 34年）、《诗经·车攻》毛传所讲的“面伤不献”、“践毛不献”。孔颖达疏《车攻》毛传曰：“面伤不献者，谓当面射之；翦毛不献，谓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为逆射”。另外，儒家十分强调对幼小动物的保护^[95]，天子狩田礼也要求射猎者不能射杀幼小的禽兽，《穀梁传》昭公八年、《诗经·车攻》毛传等因此有“不成禽不献”的规定。个中之因，晋代范宁、唐代孔颖达都谓恶其虐害“幼少”。

其四，射猎顺序要求。《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诗经·车攻》毛传：“田者，……天子发，然后诸侯发；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天子发，抗大绥；诸侯发，抗小绥。献禽于其下”。据郑玄注《王制》，以及《车攻》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绥通緌。緌，虞人之旌旗名；下，弊之，即仆、倒下；抗，举也。《王制》、《车攻》毛传所记有下、抗绥之不同。对此，孔颖达说：“抗绥，谓既射举之，因置虞旗于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猎止，则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注云‘下谓弊之’，是杀禽已讫，田止而弊绥也。各举终始之一，故与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以，宋代陈祥道云：“《诗》传言天子、诸侯发则抗大绥、小绥，杀之时也；《王制》言下大绥、小绥，既杀之时也”^[96]。综上而言，《王制》、《车攻》毛传记载的天子、诸侯、大夫、士射猎顺序是一致的，说明狩田射猎以等级为次序，否则无礼。

其五，“田不出防”，即狩田在防内展开。毛传《车攻》：“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孔疏：“既陈车驱，车卒奔驱禽纳之于防，……故战不出所期之顷，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谓出于顷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穀梁传》昭公八年（前5 34年）：“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范宁注：“战不逐奔之义”；刘向《说苑·修文》：“冬狩……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狝、蒐、狩之义也”；三国魏郑小同就毛传《车攻》“田不出防”答张逸云：“战有顷数，不能尽其多少，犹今战场者不出其顷，界田者不出其防也”（郑小同：《郑志》卷上）。先秦“田不出防”的规定被后世所踵承，如根据《开元礼》之“皇帝田狩”礼要求，唐代皇帝中冬狩田就是在类似“防”的围内举行，逐杀野兽不能超出规定的范围。

由前贤的解释看，上古“田不出防”、“过防弗逐”的规定，与“战不逐奔之义”关联密切。春秋及其以前，军事上的追击和退却纵深度较小。《司马法·仁本》：“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其《天子之义》又曰：“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穀梁传》隐公五年（前7 18年）也有“战不逐奔”文。可知上古用兵之法，对战败溃逃的敌人，战场内追击不超过100步；对主动撤退的敌人，战场外追击也不越过90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和当时的战争目的简单、双方军队机动性不大、后勤支援能力弱等有关^[97]；另一方面，又和进攻战术水平有关。在方阵战术的早期，军队战斗阵形呆笨，前进速度迟缓，决定了军队即使是乘胜追击，也是“逐奔不远”，遑论实施更有效的长距离追击^[98]。中冬狩田，既与练兵讲武是一体，又直接服务于练兵讲武，军事上的要求对之无疑同样适用，中冬狩田因此有“田不出防”、“过防弗逐”的规定。

田狩所获，大的禽兽归之于公，送到虞人所在之处，狩猎者以其所得禽兽左耳数量多寡而计功；小的禽兽则归狩猎者个人所有。车徒到达目的地后，鼓声大作，众将士喜喧不已（郑玄注：“象攻敌克胜而喜也”），以其所获禽兽，分别祭祀四方之神与宗庙。整个中冬狩田活动至此全部结束。

4．“三驱”为车徒三次前驱及表

那么，究竟什么是“三驱”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弄明白“三”、“驱”的具体含义。

首先，关于“三”。研究者认为，“三”为《周易》最喜欢、极常用的数字，是《周易》“运数比类”思维方法的具体表现之一^[99]。殆因如此，《周礼》中冬教战与田猎也“以三为节”：“万国……因田猎以修武备。王者之田，驰驱进退，以三为节。《周礼·大司马》仲冬‘大阅，立三表’，盖其义也。”（黄宗炎：《周易象辞》卷4）具体到“三驱”，除三度、三次、三面等说法外，上引黄宗炎认为是“王仁好生，无禽荒贪获之意，禽之左右去者不杀，向我来归者不杀，惟背而往者则取之，盖去其三而取其一”，“三驱”因而是“去三”；而另有学者以为“三”是与战时军队编制相同的田猎人员编制，即右、中、左三军，为师田的战阵行列。以前的三度、三面、多次等说均不确^[100]。对于黄氏之说，我们后面将有辨析；而后者释“三”，显然不确。因为《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王所制，为六军，而非三军；只有诸侯国大者，才拥三军。其文中列称春秋多有“三军”之文。其实，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一些不应建“三军”的诸侯国，常逾制肆为，被《春秋》作者载之史册以讥刺。如《春秋》襄公十一年（前5 62年）“春王正月，作三军”。《穀梁传》：“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晋范宁注：“诸侯制踰天子，非义也”。此其一。其二，贾疏《周礼·大司马》中冬“教大阅”时援引郑玄语云，参加讲武者“非止六乡之民、六军而已”。

其次，关于“驱”。驱，或作敺。《说文·马部》“敺，古文驱”。《康熙字典·马部》：“敺，《玉篇》古文驱字”。颜师古注《汉书·晁错传》“敺略畜产”：“敺与驱同”；或作“駈”。《康熙字典·马部》：“《玉篇》同驱”、“驱，……俗作駈”；又作殴。宋代张有《复古编·上声》：“殴，……别作敺，从支，古文驱字”。东汉张衡《东京赋》有“成礼三殴”。李善注引薛综曰：“殴与驱同”。可见，敺、駈、殴均同于驱。

对于“驱”的含义，《说文·马部》：“驱，马驰也”、“驰，大驱也”。《尚书·胤征》：“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陆德明“音义”：“驰，车马曰驰，走步曰走”。孔颖达疏《诗经·山有枢》“子有车马，弗驰弗驱”曰：“走马谓之驰，策马谓之驱，驱、驰俱是乘车之事”。可见，上古“驱”字，乃为车马前行而进的意思。郑玄注《仪礼·士昏礼》“妇乘以几，姆加景，乃驱”云“驱，行也”亦可证之。在“向前行进”的意义上，“驱”又和“趋”具有相通性，但车马前行为“驱”，《礼记·曲礼》有“车驱而驺（骤）”文；人之前进为“趋”。《集韵·遇韵》：“趋，行之速也”。毛传《诗经·猗嗟》“巧趋跄兮”云“跄，巧趋貌”，孔颖达疏曰：“《曲礼》云‘士跄’。跄，今与趋连文，故知跄‘巧趋貌’。《曲礼》（‘帷薄之外，不趋’）注又云‘行而张足曰趋’。趋，今之捷步则趋，疾行也。礼有徐趋、疾趋，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趋跄兮”。所以，人之疾行称“趋骤”，车马疾驰称“驱骤”^[101]。《周礼》中冬“教大阅”之“车骤（驱）徒趋”^[102]，表现了讲武场车徒急驱而前的场景。

至于“三驱”之“驱”，惠士奇云：“‘驱’之言阹也，所以遮禽兽。驱通作阹，省作去，田猎有驱逆之车，故《春秋左氏传》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三去犹三驱也。”并分别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江河为阹”及其注、扬雄《长杨赋》“以网为周阹”及其注为证（惠士奇：《易说》卷1）。然而，《左传》之“三去”，为“三次败去”之义（王道焜等：《左传杜林合注》卷10，僖公十五年）；阹，《说文·阜部》曰“依山谷为牛马圈也”。对于司马氏“江河为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裴骃“集解”引郭璞语云：“因山谷遮禽兽为阹”；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分别引苏林、郭璞文“阹，猎者圜陈遮禽兽也”、“因山谷遮禽兽为阹”，并以郭说为是，认为“因江河以遮禽，……言田猎之广远耳。”关于扬雄赋“以网为周阹”，颜注《汉书·扬雄传下》引李奇文曰：“阹，遮禽兽围陈也。”唐张铣注《文选·京都下》录左思《吴都赋》“阹以九疑”：“阹，阑也。因山谷以遮兽也。……九疑，山名”。可知，“阹”相当于讲武、狩猎之“防”，即利用山河等天然地形而成的禽兽围圈，或为借自然地形对禽兽的围猎。但无论是何意，均与《左传》“三去”含义相去殊远。当代学者或将“驱”作“区”解，为隐、匿之义^[103]；并以《小屯南地甲骨》“丁丑贞，其区，擒？——弜（弗）区，擒”等文为证，言“区”法田猎与获兽的方位有关，“区”为田猎或战术中的设伏之法，“三区”就是设网而开其一面^[104]。很显然，此说很难成立。因为“驱”有“殴”等多种写法，前人有关解释，无不释之为车马前驰，从未有将“驱”写作“区”和作“隐匿”意解者。同时，引者认为“三驱”之“驱”为甲骨“区”，为狩猎设网法。而笔者以为，引文甲骨“区”当为“驱”，因为商代无“驱”字，以“区”假借“驱”，十分普遍。而且，在有关周王狩猎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到隐匿设围的例子，而大量的是逐禽兽以便王左射的事例。

那么，“三驱”究竟何谓呢？按照前人所说，“三驱”指“狩田”礼。《周礼·大司马》中冬“狩田”活动中，与“三”相关者，乃三“杀”和天子、大夫、诸侯三“射”，前者是因射杀禽兽部位不同而说的，后者则就狩猎主体顺序而论的，虽然射、杀行为与“驱”有关，但射、杀主体和“驱”的主体不具有同一性，射、杀者为天子等，“驱”乃虞人等。而“驱”者行为是以驱逆之车驱赶禽兽，以便天子等射杀，与所谓“三驱”彰显人君“仁德”大义相异；并且射猎主体除天子、大夫、诸侯外，《礼记·王制》还有“佐车止，则百姓田猎”、《诗经·车攻》毛传有“天子发，然后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亦即射者有四，远非“三”之定额。总之，就整个狩田过程来看，我们看不到“三”、“驱”间在程式或先后顺序等方面有何直接关系。也就是说，“三驱”所指，可能并非发生在狩田过程中，我们不妨试从与狩田紧密相联的“教大阅”行为过程来考察。

“教大阅”活动中，与“三”相关者有车徒三次行进及表、鼓三阕、车三发、徒三刺等；而和“驱”相关者，则为车徒从1表即后表驱（趋）进至前表。因此，我们认为，所谓“三驱”，乃指“教大阅”活动中的车徒三次向前驱进（见图4－1）：一驱为参加教战的车徒由1表驱至2表，二驱是车徒从2表驱至3表，三驱系车徒从3表驱至前表。车徒三次向前驱进等动作完成后，整个教战即告结束。这一认识也和早期三驱“教人战”的古军礼性质相吻合。而《周易·比》九五爻中的“失前禽”，才是发生在狩田中的事情，指的是田猎遵守“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道”的结果。所以，《周易》“王用三驱，失前禽”，实际上包括《周礼·大司马》中冬“教大阅”、“狩田”两件事。“三驱”为“教大阅”活动中的车徒三次前驱及表行为，后者则是“狩田”活动“田不出防”、“过防弗逐”之事。“教大阅”中车徒三次前驱，及至前表，鼓、车、徒已分别三阕、三发和三刺，意味着制服了敌人，“三而止”，彰显王者“以仁恩养威之道”^[105]；而“田不出防”、“过防弗逐”本源于军事上的“战不逐奔之义”，由于逐不出防，那些从防内逸逃而出的禽兽，不再是射猎的对象，故有“失前禽”之说。“失前禽”也因此显现了王者之心“不忍尽物，好生之仁”（《伊川易传·比》）。“王用三驱”和“失前禽”因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彼此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君王的“仁德”之心。

其实，早在宋代，就有儒者认为“三驱”为车徒三次前驱及表：“用三驱者，虞人莱田，百步而为一表，凡为三表，毎驱至表而止，驱之至三，猎事乃毕”（赵以夫：《易通》卷1）。赵氏“三驱”之论，大体正确，但其“驱之至三，猎事乃毕”之说，又将《周礼》讲武、狩猎两个不同性质的活动混为一谈，车徒三驱至表后，只标志“教大阅”即讲武活动的结束，猎事随后进行，而非“猎事乃毕”。这种将讲武、狩猎活动混而论之的做法，在清儒陈梦雷《周易浅述》卷2中也同样存在：

三驱宜从旧解，三度逐禽而射之也。失前禽者，古田猎之礼，……天子自（和）门驱而入，车三发，徒三刺，谓之“三驱”。

陈氏之说，正确者有二：一为“失前禽者，古田猎之礼”，二是“车三发，徒三刺，谓之‘三驱’”。但其乖误处也较明显，即把讲武之“车三发，徒三刺”与王者狩猎混谈。《周礼》中，二者截然分开，“车三发，徒三刺”为车徒三驱讲武的行为，“天子自门驱而入”是射猎即狩田，二者并非一回事。所以，陈氏基于此的三驱乃“三度逐禽而射之”的认识，也是不成立的。后世之所以出现如赵以夫、陈梦雷等将《周礼》讲武、狩猎活动混为一谈的情况，主要可能与西周以降的蒐狩礼迭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