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状况研究
（一）导言
气候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重要因子，与人类文明发展关系甚密。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和生态变迁史，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是其一主要方面和内容。1920年代以来，蒙文通、竺可桢、胡厚宣、文焕然等就曾对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状况作了相当杰出的探讨。诸学者的开拓性工作，为后来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线索。嗣后，地理、地质、气象和历史学界对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展开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79]。
相关研究中，就其影响而言，执牛耳者无疑为竺可桢之成果。具体到战国秦汉时期，竺氏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气候温暖，秦和西汉继续温和；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气候有趋寒之势，但为时不长，魏晋时期的气候则比现在寒冷。然从竺文所附“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来看，战国秦汉时期，气温总体呈下降之势，降温过程由两个阶段构成：一是从战国前就已开始的气候波动，气温由原来约高于现今的2℃（战国初期的气温约高于今1．5℃）下降到战国末期的仅高于今0．5℃。嗣后，气温回升，在约公元5 0年前后，气温上升至高于今1．5℃左右，恢复到战国初期的气温水平；另一个气温下降事件出现于公元5 0年前后，该过程约持续到东汉后期，气温下降至现今的气温水平。总的说来，战国秦汉时期气温上下波动的幅度为1．5℃左右[80]。不可否认，既有的成果，特别是竺可桢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有关结论也为后来学界的不少研究所印证。如朱明道曾以文献中关于野生象群栖息北界南移的记载为依据，对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气候进行了考察，认为其间中国气温经历了4次大范围的阶梯性递降。其中春秋—西汉时期的气候由其前的寒冷转为温暖，气候比现代温暖；而公元初年至公元600年为气候寒冷时期，大象栖息地南徙至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湖北、湖南和江西一些地方都有野生象群栖息的记载[81]；王开发在对长江下游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加以研究时指出，战国至西汉时期为沪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时期，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区域气候温凉[82]。朱、王二说与竺论无甚差异；王子今则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秦汉时期的气候状况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其研究结论与竺可桢研究中秦汉时期的观点基本一致[83]。
然竺可桢的结论并非无瑕之璧，它受到了来自学界不同研究领域的挑战，研究者著文或陈指竺文存在的缺陷和不足[84]，或得出了与竺说大相径庭的结论[85]。同时，其他学者彼此间的研究结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到本地区，如张丕远以为，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仍以亚热带气候为主，气候温暖湿润，亚热带森林和毛竹林广布[86]；张天麟关于长江三角洲历史气候的研究结果表明，春秋到东汉后期气候温暖，人们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初的降温在三角洲地区则发生于公元200年以后[87]；而杨怀仁等却把战国初年作为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地区环境变迁的转折点，认为在此前后，我国气候就转变为温凉偏干[88]；唐领余等在对洞庭湖地区和江汉平原的全新世气候进行研究时认为，战国以降，该地区气候逐渐恶化，趋于冷干[89]。
分歧和争论的存在，说明讨论的主题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学术研究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讨论中发展、前进的。鉴于此，笔者以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长江流域之中游地区为对象，对其文明早期的战国秦汉时期（前4 7 5—220年）的气候状况作一初步的探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古文献载记之囿，本文所据文献除典籍记载、考古材料外，主要还有相关研究成果中之孢粉、沉积和泥炭资料等。
（二）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具体波动
大量证据表明，战国初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是距今3000年前降温后气候恢复的继续[90]。
鄱阳湖Z K 01孔（文中各钻孔所在位置，具体参见图5－1）年代为西周中期—战国中期的孢粉带中，沉积物以蕨类和草本类花粉占优势，木本类花粉次之。而木本植物中，针叶树种以松属、卷柏属和金毛狗属为主，阔叶树种以栎属、梣属、朴属、杨梅属为主；草本植物以蒿属、禾本科、蓼属为主；以凤尾蕨属、鳞盖蕨属、里白属、水龙骨科为主的蕨类植物较繁盛。这一孢粉组合形式所反映的落叶、常绿阔叶林植被类型（长江中游地区三种主要植被类型及其气候指标，具体参见表5－4）[91]，以及林下蕨类、草木类生长繁盛的植被状况，表明该地西周中期至战国中期气候温暖潮湿，湿地植被繁盛，降水丰富。监利1号钻孔距今25 00年处剖面内，木本、草本植物花粉含量相当，蕨类植物孢子含量最低。木本植物中，以桦属等为主的落叶阔叶类含量最高，常绿阔叶类次之，而针叶树种所占比例较小；草本花粉主要为蒿属等。可见，该孢粉带具有湿地类型植物和阔叶类发育、蕨类不发育、针叶类少见的显著特点，其花粉组合及其所代表的树种昭示该带植被类型为常绿、落叶阔
图5－1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主要钻孔所在地示意图
叶林，反映当时以暖湿为主的气候状况。该钻孔沉积物有机质的δ碳13值在此时间前后的深处也达到整个剖面的最大值，揭示了当时该地气候为温暖潮湿气候[92]。
表5－4 长江中游地区三种植被类型的气候指标
资料来源：唐领余等《长江中下游地区7 5 00—5 000a B．P．气候变化序列的初步研究》，《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1年第4期。另见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35页。
江汉平原沔城M 1钻孔时代为战国初期的孢粉带中，木本花粉含量较大，禾本科花粉量减少，反映的植被类型为温湿气候条件下栎－青冈栎－松－蒿占优势的常绿和落叶阔叶针叶混交林[93]。徐瑞瑚等对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的研究也显示，钻孔距今约25 00年处的孢粉中，木本、草本和蕨类含量分别约占4 4%、30%和26%，植被类型为针阔叶混交林植被，由此可知该地其时为气候温暖湿润时期，研究者估计这一时期的气温比现今约高1℃—3℃[94]。另外，洪湖117 4孔孢粉带Ⅱ距今约25 00年的5号样品孢粉组合为松－栎，反映的植被类型为北亚热带—暖温带植被[95]，亦表明那时的气候为温暖湿润型气候。
战国初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温暖湿润气候是公元前1000年降温后气候恢复的继续。
竺可桢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出现了一次幅度较大的降温，这一结论既为学界的深入研究所证实[96]，同时也有文献记载相关照[97]。然大量的研究又表明，尽管此次降温幅度较大，但在长江中游地区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到距今2900年前后，当地气温就急剧回升，在距今2800年前后，气温和降水既已高出现今水平[98]。降温后的持续升温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从而造就了战国初年长江中游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
战国中后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气温开始下降。
江汉平原QR 8孔距今2290—2030年处剖面的孢粉组合是：木本植物占35%—30%（以柳、栎、漆、槭、杉科、松为主），草本植物占32%—20%（以香蒲、莎草科、乔本科、蒿、藜等居多），孢子植物占4 0%左右（以水龙骨、凤尾蕨为主）。该带以喜温喜湿植物占优势，反映的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草甸植被景观，其气候为温和湿润型气候，气温较前有所下降[99]。唐领余等根据江汉、洞庭地区钻孔之柳－栎－松的孢粉组合和由此反映的暖温带针阔混交林、稀疏草地的植被景观，以及剖面之孢粉数量和种类都降至最小的事实，也认为长江中游地区气候在战国初期以后逐渐恶化，趋于冷干[100]。监利钻孔时间为公元前35 0年及其后的剖面孢粉组合的情况是：木本类中，以松属为主的针叶林树种含量增加，阔叶类含量下降（以山核桃属等落叶阔叶居主导地位，以常绿栎、栲属为主的常绿阔叶类次之）；而以鳞盖蕨属为主的蕨类植物含量开始上升；同时，以蒿属等为主的草本类含量占优势。由该孢粉组合状况及其所代表性植物科属可知，其植被为含常绿针阔叶混交林，但其中常绿阔叶类含量和类型的大量减少，表明该时期气候以凉湿和温湿交替为主，气温较前期已有所下降。另外，该钻孔公元前4 7 6—前100年间的沉积物植硅石组合带主要由表示温暖湿润型的长方形和示暖型的鞍形，以及表干冷型的棒形、尖形与少许裸子类、阔叶类植硅石组成，温暖类型植硅石含量下降，说明战国后期气候开始由温干向凉湿转变。鄱阳湖Z K 01、Z K 1孔沉积物孢粉中，指示干旱的麻黄属增多，同样表明战国后期气候已温凉偏干[101]。该湖梅家洲Z K 2孔距今235 0年处剖面孢粉组合形式及孢粉含量显示，那时孢粉总浓度较低，暖性尤其常绿树种减少或缺失，喜湿的草本和蕨类孢子增加，也说明当时气候偏凉[102]。同处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龙感湖情况也基本相同，据瞿文川等研究，取自该湖中部钻孔距今24 00—207 0年处剖面的沉积物孢粉带内，其草本植物中蒿、蓼较前带增多，而水生、湿生草本如莎草科减少，也较好地体现了该地气候偏凉、较干的特征[103]。
此次降温，从江汉平原QR 8孔孢粉带14 C的年代看，至少始于距今2300年前后；监利钻孔略微提前，为公元前35 0年左右，或更早；鄱阳湖钻孔亦为距今235 0年前后；龙感湖地区则开始于距今24 00年前后；而唐领余等则认为，江汉、洞庭湖地区的降温出现于距今2200年前后，其持续时间在300年左右，降温幅度为2℃—3℃[104]。从上述各地钻孔剖面孢粉组合及其体现的植被类型来看，降温始于距今2200年的估计略有些迟晚，至少在距今2300年以前，然唐领余等300年左右的降温持续期之说似不虚。这与顾延生的长江中游地区降温持续到公元前100年的结论大致吻合[105]，同时也与笔者对两汉时期以北方地区为主的气候变迁考察所揭示的情形基本相同[106]。据文献记载，西汉初年，北方地区异常降雪、陨霜、冰冻等寒冷事件多有发生。如：
文帝四年（前17 6年）六月，大雨雪；景帝中六年（前14 4年）三月，雨雪；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年）四月，陨霜杀草木；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武帝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寒，雪深五尺，牛羊皆踡蹜如蝟；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武帝后元元年（前89—88年）前后，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疾疫（《汉书》之《五行志中之下》、《匈奴传》，《西京杂记》卷2）。
这些雪霜冻寒冷事件年内发生的时间不等，有的发生于冬季，但有相当部分发生于冬季以外的时间，尤其是夏季和春季，表明西汉初年至武帝后期亦即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北方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一样，同处于降温阶段，寒冷事件频有发生。
气候波动延续到公元前100年左右后，气温又有明显的回升，约至公元初年，长江中游地区复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
鄱阳湖Z K 01孔2．82—2．32米深处剖面对应于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末期。该剖面孢粉以蕨类为主，木本类次之，草本类花粉含量最少。木本植物中，针叶树种以松属等为主，阔叶树种则以栎等属为主；草本花粉主要为盐肤子等；以凤丫蕨属等为主的蕨类植物较为繁盛。花粉组合反映的植被类型为常绿针阔叶混交林，林下蕨类植物繁盛，湿地植被不太发育，说明该地自战国中后期到西汉末期的气候以凉湿和暖湿交替为主[107]。
由以上研究可知，从距今大约2300年前，长江中游地区就已开始降温，直至西汉武帝时期以温凉气候为主。鄱阳湖Z K 01孔剖面所揭示的所谓战国中后期到西汉末期之暖湿气候，具体当指武帝以后的西汉时期。湖南君山1229孔孢粉带Ⅰ之1号样品的起始年代约为距今2000年，其孢粉组合为柳－栎（含青冈），植被类型为暖温带—北亚热带植被[108]，相较于战国初期的孢粉组合所揭示的北亚热带—暖温带植被类型，说明气温已有很大的回升；鄱阳湖平原Z K 01孔有机碳同位素值和孢粉组合也表明，西汉中后期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109]。
武帝后期开始的暖湿气候持续了百余年左右，大约公元初期，气候又有波动。
龙感湖地区钻孔剖面B带距今1965—1819年处孢粉含量较为丰富，木本植物中的阔叶树种减少，针叶树种增多；草本植物中蒿、蓼较前带增多，水生、湿生草本略有减少，呈现的是针叶、阔叶混交林植被景观，表明至少从距今1965年开始，温凉、半湿的气候就已成为塑造该植被景观的主要环境因素[110]。神农架大九湖第2钻孔距今1990—1620年处剖面之栎－松－桦－山毛榉孢粉带内，木本花粉中以落叶阔叶树花粉为主（落叶栎、桦、山毛榉等），针叶树花粉次之（主要是松），常绿阔叶树花粉（以常绿栎为多）最少，但比前略有增加；禾本科、莎草科等组成的草本植物花粉和以水龙骨、铁线蕨等居多的蕨类孢子各占10%左右。该剖面孢粉组合及其反映的以栎、桦为主的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景观（与现今神农架海拔17 00—1800m地带的植被相似），以及由此折射的气温、降水水平（分别为7．2℃—7．8℃、15 20—15 35mm）分别低于其前时期的水平等[111]，都表明该地公元初期气候即出现了波动。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气候亦有较大的变化。有关文献记之云：
王莽天凤元年（14年）四月，陨霜，杀屮木，海濒尤甚；王莽天凤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王莽天凤四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王莽天凤六年四月，霜杀草木；王莽地皇二年（21年）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王莽地皇四年秋，霜，关东人相食；更始二年（24年）正月，（更始军）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光武建武二年（26年）十月，（赤眉军）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汉书》之《王莽传中》、《王莽传下》，《太平御览·咎征部五》，《后汉书》之《光武帝纪上》、《刘盆子传》）。
上述记载表明，在公元之初的新莽政权时期，亦即两汉之际，北方出现了比较严重和集中的降温事件，气候经历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112]；从有关钻孔的孢粉组合看，长江中游地区在此前后也曾有降温记录，但可能由于当时南方“暑湿”的气候环境对当时的温度下降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使得该地区的气候波动幅度可能不是很大，以致某些钻孔剖面孢粉对此没有明确的反映，鄱阳湖Z K 01孔对应于西汉末年至魏晋中期深处的剖面即是一例。在该剖面中，木本花粉和以蒿属、蓼属等为主的草本类花粉占优势，而以里白属等为主的蕨类孢子含量则较低。木本植物中，以栗属、栲属等为主的阔叶树种较繁盛，而松属等针叶树种不太发育。这种含常绿落叶阔叶林的植被类型，表明阶段内的气候相对较温暖湿润，森林、湿地植被发育[113]。公元初年的降温事件在此孢粉带内虽未得到真实的体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此次降温事件的存在。
始于公元之初的降温事件延续到何时？笔者曾就两汉时期北方地区的情况而言降温大约持续到东汉明帝（5 8—7 5年）时期[114]。明帝时期，北方气候时冷时暖的波动情况屡见诸坟籍。如明帝永平元年（5 8年）六月乙卯，（明帝）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后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古今注》）；永平四年（61年）春二月辛亥，诏曰：“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烦劳群司，积精祷求。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四年（7 1年）前后，大雪积地丈余（《北堂书钞》卷7 9引《录异传》）。又章帝建初七年（82年），盛夏多寒（《后汉书·韦彪传》）。明、章帝时期，寒冷事件虽仍不时出现，但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从连续性来说，这些事件均无法与公元之初的情形相比拟。表明降温至此开始逐渐减弱，气温复有回升，并偶尔出现“冬无宿雪”的情况，气候再度呈现出温暖的态势。《后汉书·五行志三》中有关冬雷的记载，也反映了这一态势。该志记录的16次冬雷事件中，有12则为冬十月以后时间发生的，而以公元105—125年记载较为集中，其中安帝时期（107—125年）竟有9例。这一统计，与台湾学者王宝贯的公元100—15 0年为中国历史上冬雷出现较多的时期之统计结果基本相似。在竺可桢的研究中，公元100—15 0年是气温下降阶段。王将这一冬雷统计结果与竺可桢的近五千年来气候研究结论相附会，得出了“冬雷的出现频率与较冷的气候有关”的认识[115]。事实上，冬雷之有无与冬季气温的关系恰与王说相反，冬雷出现的频率与气候的较暖有关，为是否暖冬的标志，公元100—15 0年间冬雷之频繁是冬季气温较高而非较低的标志。《后汉书·五行志三》中记载的冬雷集中出现于公元105—125年的情形，说明其间尤其是安帝时期冬季较暖。这与顾延生的公元前100年—公元15 0年间长江中游地区气候曾经历了暖—凉—暖之变化过程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16]。由上述研究可知：顾之所谓“暖”，一为始于约公元前100年亦即武帝后期至西汉末年间的暖湿气候，二是东汉明帝以后至东汉中后期的暖湿气候；而其“凉”则为公元初年亦即两汉之际约到东汉明帝时期的温凉气候。
东汉后期，气候又出现了波动，此次波动为魏晋气候大降温的前奏。
相关文献载之云：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旁竹柏之叶有伤枯者（《后汉书·襄楷传》）；延熹八年，八九郡并言陨霜杀菽（《袁山松书》卷1）；延熹九年，洛阳城局竹柏叶有伤者[117]；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寒风如冬时（《后汉书·五行志三》）。
从以上几次降温事件的记载看，东汉后期北方地区的气候波动大约发生于公元160年，而许倬云则以为公元180—200年为中国气候的寒冷期[118]。长江中游地区因囿于文献而难以对其具体情况作出判断，但通过对钻孔沉积物的分析、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缺憾。顾延生在对江汉平原、鄱阳湖地区一系列钻孔剖面沉积物孢粉、植硅石等具体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东汉中晚期即公元15 0年为魏晋时期气候大波动的开始，自此长江中游地区开始了长达约4 00年的温凉气候时期[119]；赵艳等也认为公元15 0年为其后4 00余年凉偏干气候的端始[120]，均与北方地区降温开始的时间基本一致。
（三）若干认识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就战国秦汉时期（前4 7 5—220年）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状况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1．从近5 000年的气候变迁过程而言，该阶段气温总体是呈下降之势的
竺可桢关于北方近5 000年来的气候研究和李文漪等关于湖北全新世温暖期的气候研究等都能说明这一问题。李文漪对鄂西钻孔剖面的研究揭示，战国以来，该地乔木数量显著减少，而更为耐温、耐干的栎、松等植被则较之于前明显增多，说明战国以降的气温要低于其前时期水平[121]；刘光琇在对江汉平原龙泉湖区温暖期的孢粉变化分析时也发现：战国以来，喜湿暖的油杉等花粉数量减少，而栎等落叶阔叶树木花粉增多，也表明其时为降温期[122]；鄱阳湖湖口钻孔距今2300年处剖面孢粉中的常绿树种也较为稀少，尤其是距今235 0—15 5 0年间，孢粉浓度及其折射的森林覆盖率均低，暖性树种减少或缺失，喜湿的草本和蕨类孢子增加，昭示当时的气候凉而偏湿[123]。
但气温下降的总体趋势并不意味着其间没有气温的回升现象或温暖期的存在，置言之，气温的下降并非直线式地发生，其中多有升、降温的起伏波动。具体地说，战国初年，气候温暖湿润；战国后期即距今2300年前后，气温下降，气候温凉，此间极端寒冷事件不断出现，降温延续至西汉武帝后期（约前100年）；是后，气温又有明显的回升，直至公元初年左右，长江中游地区基本上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公元初的新莽政权时期，亦即两汉之际，复有降温事件发生，气候经历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降温过程大致持续到东汉明帝时期（5 8—7 5年）；明帝以后至东汉中后期，气候暖湿，尤其是冬季气温相对较高，冬雷频繁发生；东汉后期（约15 0年），气候再次出现波动，虽幅度不大，却开启了魏晋以后气候大波动的序幕。可见，战国秦汉时期的气候变化是屡有起伏的，其间先后经历了暖（战国初年）—冷（距今约2300年）—暖（前100年）—冷（两汉之际）—暖（明帝时期）—冷（15 0年）的多次变动。从整体上看，此间气候波动的最大特点是每次波动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2．虽屡有降温事件发生，然其间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仍较为温暖，且略高于今，或与现今差别不大
首先是神农架的例子。
该地大九湖第2钻孔距今25 20—1990年处剖面内孢粉总量中，木本花粉占绝对优势，莎草科等较多见的草本花粉次之，以水龙骨等为主的蕨类孢子则较少。木本植物中，又以落叶阔叶树花粉居多（主要为落叶栎等），以占绝对多数的针叶树花粉居于其次，以常绿栎为主的常绿阔叶树花粉较少。该孢粉带反映的以落叶栎、山毛榉为主的温带落叶阔叶林，与现今神农架海拔1600—1800m地带的植被相似，年均温度（7．2℃—8．3℃）和降水量（15 35—15 5 0mm）相当并略高于现今平均水平（7．2℃、15 35mm）[124]。可见，历经降温、升温后的神农架气候仍以温暖为主，年均气温和降水量虽略高于今，但与今差别不大，这和笔者关于两汉时期黄河流域气候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刘光琇对江汉平原龙泉湖区钻孔相关剖面孢粉组合的研究，也揭示了战国以降植被的发展接近于现代当地的植被[125]，意味着其时的气候与现代基本相当。
其次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例子。
第一，《史记》、《汉书》等典籍关于南方“暑湿”气候的记载。如《史记》之《袁盎晁错列传》、《南越列传》、《淮南衡山列传》俱称“南方卑湿”，《货殖列传》说“江南卑湿”，《五宗世家》、《贾谊列传》分别云长沙为“卑湿贫国”和“长沙卑湿”等，无不表明当时的长江流域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
第二，诸典籍关于植被的记载。北亚热带地区的柑橘对气候冷暖变化的反应十分敏感，可以作为历史气候冷暖变迁的佐证。满志敏就曾以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的变化情况来探讨气候的变动[126]。
据专家研究，适宜栽培柑橘的地区，其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值需在－5℃以上，年平均气温在15℃以上，但不得高于38℃，最冷月（即1月）平均气温要在5℃以上。如果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值在－9℃及其以下，柑橘会被冻死，因此，不适宜栽培柑橘[127]。柑橘目前在中国遍布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18个省、区，主要种植在秦岭南麓、安徽南部到太湖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128]，而以浙、赣、湘、黔等省的南部地区，华南、云南大部和四川盆地、长江三峡地区为最适宜栽培气候区；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如陕南、陇南等地或由于特殊的地形，或采取特殊的防冻措施，也可栽培[129]。这和先秦秦汉时柑橘的分布地区基本一致。
据文献记载，先秦秦汉时期柑橘始终以南方为主要分布地区。
《尚书·禹贡》：扬州“厥包橘柚锡贡”，荆州“包匦菁茅”[130]；《楚辞·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131]；《山海经·中山经》：荆山“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橘櫾”；洞庭之山“其木多柤棃橘櫾”[132]；《列子·汤问》：“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櫾，碧树而冬生，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齐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鸜鵒不逾济，貉逾济则死矣，地气然也”；《吕氏春秋·本味》：“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淮南子·原道》：“橘凋于北徙”、“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另外，司马相如《子虚赋》称故楚平原广泽地“栌梨梬栗，橘柚芬芳”（《汉书·司马相如传上》）；《盐铁论·相刺》载士大夫曰：“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味同也”；《艺文类聚》卷6录扬雄《扬州箴》言扬州有“橘柚羽贝”；《说文解字·木部》：“橘，果，出江南”，“橙，橘属”，“柚，条也，似橙而酢”；《齐民要术》卷10引《异物志》曰：“橘树，白花而赤实，皮馨香，又有善味。江南有之，不生他所”。
以上之所以不厌烦琐地列举史籍载记，意在说明从先秦到两汉时期，尽管其间气候多有波动，但都不影响历史时期橘柚生于江南的事实，而这一橘柚地域分布状况，又和当今之情态相似。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先秦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屡有变迁的气候总体而言一仍温暖，二则与今无甚大的差异。
第三，考古发现的情况。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各地广布亚热带森林。近年关于对长沙一带发掘的楚、汉墓葬中的木椁和木炭等的鉴定，以及对马王堆一号汉墓棺椁木材的鉴定、三号汉墓出土的铁口木臿和竹筐的鉴定等，都可以证明这一带那时广泛分布着由常绿乔木、落叶乔木楠、桂、化香木、梓、楸、杉、枫杨、梅等树种组成的亚热带森林和毛竹林[133]。《战国策·宋卫》载墨子对公输般云“荆有长松、文梓、楩、柟、豫章”，以及《史记·货殖列传》之“江南出枏、梓、薑、桂”等文献记载的植物类型也与考古发现相印证，说明战国秦汉时的气候为亚热带气候。
不过就各个具体阶段来说，其气温并非没有差异，笔者以为西汉较其前的时期要冷，东汉则比西汉相对温暖。《考工记》载“橘逾淮而枳”；《晏子春秋·内篇》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列子》言橘“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原道》则曰“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由此可见，与西汉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从柑橘分布之北界限看，《淮南子》时代的气温无疑要低于其前。
东汉比西汉温暖也可从《后汉书·五行志二》载“庶徵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记不录云”的两《汉书》之《五行志》记载重点分工的说明和相关记录中得到印证。一般而言，《五行志》记异不记常。《汉书》将西汉“冬温”作为异常载入《五行志》，说明西汉时期冬季气候总的说来是较寒冷的；东汉时期虽“亦有冬温”，但时人习以为常“而不记录云”。《后汉书·五行志》将其记录的重点放在“庶徵之恒寒”上，表明东汉时的气候总的相对较为温暖，该志所记“恒寒”事例仅有三则且相对集中于东汉后期即可喻之[134]。
有关钻孔孢粉组合也能说明即使是降温时期，东汉的气温也是相对较为温暖的。如鄱阳湖南区Z K 01孔距今约1820年后的木本植物花粉即以栎属、栗属、栲属和枫香属为主，反映此时的气候环境为温暖湿润型的；江汉平原周老镇Z L 01孔距今约17 80年处沉积物的磁化率值等也反映该时期气候偏暖[135]。
并且，就区域气候比较而论，长江流域无论在温度还是湿度方面，都要高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以致那些习惯于北方气候的人对南方以“暑湿”为特征的气候心存畏惧。如秦始皇时，曾派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虎视岭南，其中三军分别驻守镡城（今湖南靖州西南）、九疑（今湖南宁远县南）和南野（今江西南康市西南）3个据点，“三年不解甲弛弩”（《淮南子·人间》）。这些来自北方的驻军和从事补给运输的士卒难以适应南方的炎热、潮湿气候，不少人死于驻地，或有不堪劳死而逃亡者[136]。又《汉书·南粤传》：西汉高后七年（前181年），南粤王赵佗自称南武帝，并发兵攻汉。高后遣兵击之，汉士卒尚未交战却因难御南方“暑湿”环境而生“大疫”。前车之鉴令西汉初年一些有识之士难以忘怀，或对其教训加以总结，如晁错曾就秦之事例云：“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汉书·晁错传》）；或以之劝谏统治者，如据《汉书·严助传上》，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刘安上书武帝谏阻向南方用兵时，便援用高后对赵佗用兵的例子，反复申述“南方暑湿，近夏瘅热”的气候特征，指出“中国之人不能”南方“天暑多雨”之“水土”是导致士兵“死伤者必众矣”[137]的根本原因。正由于南方暑湿的气候环境令北方人难以适应，在时人眼中，无不视南方为畏途，统治者或把持国家政权者也常把那些异己分子或失宠的诸侯王、大臣遣徙至此，让他们遭罹南方“暑湿”的气候，接受变相惩罚。如汉文帝时爰盎（《史记》作“袁盎”，《汉书》作“爰盎”）因“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被派到“南方卑湿”的吴国任相（《汉书·爰盎传》）；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史记·五宗世家》）；而洛阳才子贾谊则因权臣的排挤而被汉文帝疏远，任以长沙王太傅，贾谊“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抵长沙后，仍因“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史记·贾谊列传》）。在“暑湿”的长江中游地区，贾谊终日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人生的轨迹自此改变，终因抑郁而殒殇。北方人畏惧南方主要缘于对南方“暑湿”气候环境的不适应，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时南北方气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3．关于气温变动幅度
徐瑞瑚等在对江汉平原全新世孢粉组合分析后认为，战国时期气候较暖，约比现今高1℃—3℃；而在包括东汉后期在内的气候偏干凉时期（15 0—600年），年均温则比现在低1℃—2℃[138]。这里所谓低于今1℃—2℃，笔者以为，主要是针对魏晋南北朝大降温时的最低温度而言的，而非较之于东汉后期的年均气温。
笔者认为，概括地说，战国秦汉时期的气温波动幅度不会太大，因为每次大小幅度不等的降温事件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气温的迅即回升，对其前的气温下降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不过，西汉初年的降温幅度要大于两汉之际和东汉后期的降温水平，正因为如此，西汉的气温较其前后时期的气温均要低。但就整个时期而论，不论气温如何波动，其气温略高于现今，有时则与今天相差不大。
4．在干湿状况方面具有干湿相间的特点
气候状况或变化不仅仅表现为气温的高低，还表现在干湿方面，但以往研究多只重视气温高低而忽视干湿程度。前文在研究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时，就曾将湿润指数纳入研究内容，研究结果表明：两汉时期的气候具有若干个干湿阶段相间的变化特点（见表5－3）。
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历史时期的干湿气候状况，顾延生认为，从公元前5 00年以降，气候呈由其前的总体潮湿向偏干方向发展的趋势[139]；李长安等则称公元前600—公元15 0年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湿润时期，而公元15 0年后为偏干阶段[140]；吴宜进、蔡述明等在对湖北地区历史干湿气候的世纪振动研究时指出：公元前后，湖北省干湿情况以“干”为主，与当时海河流域的情况一致；公元100年前后、公元200年前后，湖北省与海河流域的情况俱为“湿”[141]；刘成武等在对湖北省近2000年来的水、旱灾害次数进行统计后指出，湖北省水、旱灾害在东汉时的发生情况分别为8．4 3年一次、11．5年一次。在概括湖北省历史时期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时，作者认为在过去近2000年中，洪水灾害出现过7个相对高发期，其中公元101—300年为第一个高发期；与此相对，交替出现了7个相对干旱高发期，公元1—100年为第一个干旱高发期。洪水期约有15 0—200年的主周期，而干旱期的持续时间较短，大致以5 0年为其主周期[142]。
上述研究中，吴宜进等研究与笔者关于北方地区的考察结论不尽一致，笔者对此不敢妄加置喙，因为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同时又受地形、地貌、植被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的气温和降水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北方地区的情况不能用于说明南方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所谓的“南涝北旱”说法，生硬地用北方干湿状况来比附长江中游地区的干湿气候；而刘成武等之公元1—100年为干旱高发期和公元101—300年为第一个洪水高发期的结论与笔者表5－3的研究结果有些相似，但也并不意味着笔者的结论适用于长江中游地区。
限于文献，虽然我们无法对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干湿状况加以具体的考证，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干湿状况同气温升降、高低一样，也应具有交替出现即若干干湿阶段相间变化的特征。有关钻孔剖面的孢粉组合所反映的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李长安等研究揭示，晚全新世中后期即近2000年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就曾先后经历了温暖、凉干、温湿的多次变化[143]。监利钻孔剖面对应于公元前100—公元200年处的孢粉带主要由示暖、示冷型的方形、长方形、扇形、棒形、尖形和少许裸子类、阔叶类等植硅石组成，其中示暖型植硅石含量略高于示冷型植硅石，表明该时期的气候具有暖干、温湿交替的特征；该钻孔剖面植硅体所反映的草本植物C 3／C 4生态研究进一步表明，该地在公元前5 5 0—公元15 0年气候以潮湿为主，而公元15 0—300年气候则以干旱为主[144]。同为中游的龙感湖地区在秦汉至魏晋时期的沉积物所含孢粉丰富，但阔叶树种减少，针叶树种增多，也反映出该期气候具有明显的干湿波动特性[145]。
【注释】
[1]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 9年版，第5 4、63、64、7 7页。
[2]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 8、160、207、228页。
[3]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4]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 9年版，第4 14、4 17、4 80、4 81、4 95页。
[5]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6]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2、62—7 2页。
[7]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另外，竺文中关于两汉时期气候推论时存在的对文献的误解或疏忽等问题，谭其骧亦曾谈及，如他在和张丕远的通信中说，竺文里言公元225年淮河结冰之事，实为淮河支流结冰，不足定论。参见张丕远等《中国近2000年来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辑）1994年第9期；另见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8]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17页。该著首版于1993年，笔者所引乃第2版，不过在气候相关章节里，前、后版不曾有修改。
[9]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
[10]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2又因该著为众人并撰，其中的气候研究结论有异，甚至有扞格抵牾之论。如《过去10000年来中国气温变化的基本特征》中言：“公元前5 00～公元24 0现竺可桢原有推断不一致的证据。”满、王二人之论显然不一。89、4 14—4 15、4 31页。王铮在该著第十三章年之间的气温未能发
[11]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出版社1981年版。：《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 8年）》，科学
[12]任振球：《行星运动对我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影响》，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 8年）》，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张兰生：《我国西部和华北中更新世以来湿润状况的变化》，邹进上：《气候学研究——“天、地、生”相互影响研究》，气象出版社1989年版。
[14]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4期。
[15]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陈渭南等：《毛乌素沙地全新世孢粉组合与气候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
[17]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张家诚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9]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 9年版，第4 7 6页。事实上，竺可桢考察历史气候时，并非完全如斯言，他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中，就专以雨量的多寡来研究中国历史气候之变迁（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 9年版，第5 8—68页）。
[20]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 0页。
[22]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另见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06页。而且在后者之中，满志敏在以上三个分布带之外，又增加了“抑制分布型”分布带。
[23]参见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3页。另见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的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9页。
[24]关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列：“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蜀汉江陵千树橘，……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之载，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列举这些经济作物，“系指有厚利可图而言，未必可就此一一理解为当时的盛产地。”（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另一方面，司马迁所列地区，至少可能具备生产这些经济作物的自然条件。
[25]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
[26]高诱注《淮南子·原道》“射者扞乌号之弓，弯綦卫之箭”云：“綦，美箭所出地名。”注《兵略》“夫栝淇卫箘簵”曰：“栝，箭栝也。淇卫箘簵，箭之所出也。”
[27]《史记·货殖列传》“索引”误作“杨仅入竹三万个”。
[28]有学者指出，尽管东汉时蔡伦造纸法已诞生，但离实际推广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几乎整个秦汉时期，其书写材料仍以竹木简为主和最为普及（参见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 2页），现在有关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亦可证实这一点。
[29]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淇园成为国家竹园，当始于商朝。戴凯之《竹谱》云：“淇园，卫地，殷纣竹箭园也。”
[30]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页。
[31]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32]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3]关于人类活动对竹资源的影响，可参见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
[34]参见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7页。
[35]除武帝治河时曾取淇园之竹外，另据《汉书·沟洫志》，成帝河平元年堵东郡河决，“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可见用竹颇多。
[36]其实，纵在学者一般认为是寒冷期的南北朝时期，竹子在黄河流域亦广为种植，其栽培时间与《四民月令》所言的时间无别，具体参见《齐民要术·种竹第五十一》。
[37]张家诚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 93页；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38]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柑橘栽培手册》，农业出版社197 8年版，第2页。
[39]张家诚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 93—4 94页；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页。
[40]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学集刊》194 0年第1期。
[41]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 9年版，第30页。并见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
[42]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3]“马”字，《说文解字·木部》作“凫”，《吕氏春秋·本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注引作“鸟”。
[44]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32页。
[45]阮忠：《汉赋艺术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212页。
[46]关于秦汉宫中御寒设施情况，文焕然有考论。具体参见文氏二著：《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 9年版，第31—32页；《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47]对于竺论中把江陵汉代产橘作为西汉温暖的论据，牟重行有所质疑。详见牟著《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
[48]现今柑橘分布北限，可参见张家诚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 91—4 96页。
[49]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50]林剑鸣：《秦汉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51]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
[52]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53]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 9年版，第17 7页。
[54]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
[55]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56]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57]参见查振道等《陕西省杨陵地区物候季节的划分和自然历》，宛敏渭：《中国自然历续编》，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韩涛等《陕西省西安地区的四季划分与自然历（1963—1982年）》，宛敏渭：《中国自然历选编》，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8]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59]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 7页。
[60]杨陵地区蟋蟀始鸣平均日期为7月14日前后，终鸣日期为9月25日前后，计约7 1天（参见查振道等《陕西省杨陵地区物候季节的划分和自然历》，宛敏渭：《中国自然历续编》，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按《诗》在野、在宇、在户、入床下四程序，每一程序历时约18天，则杨陵地区蟋蟀在宇日期当为8月1日至8月19日前后，比西汉初“蟋蟀居奥”要晚。
[61]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时则训》，中华书局1989年版。
[62]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 0页。
[63]参见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等《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64]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 9年版，第9页。
[65]王邨：《中原地区历史旱涝气候研究和预测》，气象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66]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 9年版，第13页。
[67]王邨：《中原地区历史旱涝气候研究和预测》，气象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68]孟康曰：“气，二十四气也”。
[69]孔疏《礼记·月令》：“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者，以汉之时立春为正月节，惊蛰为正月中气，雨水为二月节，春分为二月中气。至前汉之末，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故《律历志》云正月立春节、雨水中，二月惊蛰节、春分中。是前汉之末，刘歆作《三统历》，改惊蛰为二月节”。
[70]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 6页。
[71]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中央气象局研究所：《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 7年版。
[72]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
[73]王邨：《中原地区历史旱涝气候研究和预测》，气象出版社1992年版，第7 5页。
[74]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中央气象局研究所：《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 7年版。
[75]据专家研究，中国季风气候形成已有二百余万年之久，具体参见李斌《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率先提出我国气候格局260万年前“大势已定”》，《光明日报》2001年6月4日。
[76]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233页。
[77]据《后汉书》之《桓帝纪》、《寇荣传》、《襄楷传》及其注引《续汉志》等，以及谢承《后汉书》卷4，此次竹柏叶伤乃寒霜使然，故视该年有寒冷事件发生。
[78]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如王宝贯之《过去二千二百年来中国冬雷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台湾《思与言》1981年第4期）等。
[79]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方略》，《史学杂志》1920年第3、4期合刊。竺可桢：《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东方杂志》1925年第3号；《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 2年第1期（另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 9年版）。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1933年）上册。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 9年版；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杨怀仁等：《长江中下游环境变迁与地生态系统》，河海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文漪：《中国第四纪植被与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陈良佐：《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2分，1996年。王晖等：《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许倬云：《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 2年第1期。另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81]朱明道：《我国集中尺度的气候振动》，中央气象局研究所：《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 7年版。
[82]王开发等：《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3]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84]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
[85]任振球等行星运动对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影响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 8年）》，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晖等：《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86]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87]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4期。
[88]杨怀仁等：《长江中下游环境变迁与地生态系统》，河海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89]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90]关于此次降温事件及其恢复情况，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具体参见张建民等《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第四章“长江中游地区距今10000—1800年间气候状况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1]长江中游地区各地气候或自然植被类型、年均温度和降水量：湖北沔城，中—北亚热带常绿阔叶及落叶林，16℃—17℃、1000—1200mm；湖北监利周老镇，中亚热带季风潮湿气候区，1200—14 00mm；武汉，属于北亚热带湿热季风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混交林），19．1℃；洪湖，北亚热带季风气候，15．9℃—16．6℃、1000—1300mm；神农架大九湖（海拔17 00m），7．2℃、15 35mm；龙感湖地区，亚热带湿润季风区（中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16．6°C、1316mm；江汉平原，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15．9℃—16．6℃、1100—1300mm；洞庭湖区，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16．4℃—17℃、1200—14 00mm；鄱阳湖地区，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16．5℃—17．8℃、14 7 0mm。
[92]顾延生：《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 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4 1、4 5、7 7页。
[93]朱育新等：《中晚全新世江汉平原沔城地区古人类活动的湖泊沉积记录》，《湖泊科学》1999年第1期。
[94]徐瑞瑚等：《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与湖群兴衰》，《地域研究与开发》1994年第4期。
[95]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表2．2－3。
[96]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3页；杨怀仁等：《中国东部近20000年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海洋与湖沼》1984年第1期；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5 6—15 7页；彭红霞等：《5 k a B．P．鄱阳湖地区古气候演化的有机碳稳定同位素记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期；朱育新等：《中晚全新世江汉平原沔城地区古人类活动的湖泊沉积记录》，《湖泊科学》1999年第1期；羊向东等：《沔阳地区一万多年来孢粉记录的环境演变》，《湖泊科学》1998年第2期。
[97]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下录《太平御览》卷84引《史记》：“周孝王七年（前903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现在的汉水冬季是不结冰的，公元前903年的冬季结冰当是强烈的降温所致，且降温后的气温明显低于现今当地气温。
[98]马振兴等：《鄱阳湖沉积物近8k a来有机质碳同位素记录及其古气候变化特征》，《地球化学》2004年第3期；吴艳宏：《鄱阳湖湖口地区4 5 00年来孢粉组合及古气候变迁》，《湖泊科学》1997年第1期；吴艳宏：《鄱阳湖湖口地区4 5 00年来环境变迁》，《湖泊科学》1999年第1期；杨礼茂等：《武汉地区全新世孢粉组合与古气候的初步研究》，《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年第2期；顾延生等：《武汉部分先秦遗址考古土壤中的植硅石组合及其环境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童国榜等：《龙感湖地区近3000年来的植被及其气候定量重建》，《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7年第2期。
[99]张晓阳等：《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的演变》，《湖泊科学》1994年第1期；李长安等：《长江中游环境演化与防洪对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00]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120页。
[101]顾延生：《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 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4 5—4 6、5 8、69、7 1页。鄱阳湖南区Z K 01孔孢粉组合及其所反映的植被、气候情况，另见马振兴等《鄱阳湖沉积物近8k a来有机质碳同位素记录及其古气候变化特征》，《地球化学》2004年第3期。
[102]吴艳宏：《鄱阳湖湖口地区4 5 00年来孢粉组合及古气候变迁》，《湖泊科学》1997年第1期。
[103]瞿文川等：《龙感湖地区近3000年来的气候环境变迁》，《湖泊科学》1998年第2期。
[104]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5 6—15 7页。
[105]顾延生：《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 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5 8、87页。
[106]具体参见本章第一部分。
[107]顾延生：《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 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4 1—4 2页。
[108]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表2．2－3。
[109]彭红霞等：《5 k a B．P．鄱阳湖地区古气候演化的有机碳稳定同位素记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10]童国榜等：《龙感湖地区近3000年来的植被及其气候定量重建》，《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7年第2期。
[111]刘会平等：《神农架大九湖12．5 k a B P以来的孢粉与植被序列》，《微体古生物学报》2001年第1期；张华等：《神农架大九湖125 00a．B．P以来的孢粉植物群与气候变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12]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13]顾延生：《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 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4 2页。
[114]具体参见本章第一部分
[115]王宝贯：《过去二千二百年来中国冬雷与气候变迁的关系》，《思与言》1981年第4期。海外学者许倬云在其研究中，也认为公元90—130年为寒冷期。参见许倬云《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16]顾延生：《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 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87页。
[117]据《后汉书》之《桓帝纪》、《寇荣传》、《襄楷传》及其注引《续汉志》等，以及谢承《后汉书》卷4，此次竹柏叶伤乃寒霜使然，故视该年有寒冷之事件发生。又谢承《后汉书》卷4载窦武云：“今冬大寒过节，毒害鸟兽，爰及池鱼，城傍松竹，皆为伤绝”。
[118]许倬云：《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19]顾延生：《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 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87页。
[120]李长安等：《长江中游环境演化与防洪对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121]李文漪等：《湖北西部全新世温暖期植被与气候》，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
[122]刘光琇：《江汉平原龙泉湖末次冰期及冰期后植被与环境》，李文漪：《中国北、中亚热带晚第四纪植被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123]吴艳宏：《鄱阳湖湖口地区4 5 00年来孢粉组合及古气候变迁》，《湖泊科学》1997年第1期。
[124]刘会平等：《神农架大九湖12．5 k a B P以来的孢粉与植被序列》，《微体古生物学报》2001年第1期；张华等：《神农架大九湖125 00a．B．P以来的孢粉植物群与气候变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25]刘光琇：《江汉平原龙泉湖末次冰期及冰期后植被与环境》，李文漪：《中国北、中亚热带晚第四纪植被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126]满志敏：《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
[127]张家诚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 93页；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128]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柑橘栽培手册》，农业出版社197 8年版，第2页。
[129]张家诚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 93—4 94页；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30页。
[130]据孔颖达等疏：小曰橘，大曰柚，橘、柚二果，其种本别，以实相比，则柚大橘小。包，橘、柚。
[131]王逸：“南国，谓江南也”。说明地处江南的荆楚之地盛产橘柚，当时人们虽千方百计北移之，但结果都冻死了。故王逸注称：“橘受天命，生于江南”。
[132]郭璞注云：“櫾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袁珂：櫾，本字作“柚”（袁珂：《山海经校注·中山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荆山即湖北省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水西岸一带，漳水即发源于此。洞庭之山，乃江苏吴县西南中的太湖小岛之东洞庭、西洞庭两山。
[133]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中国农林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棺椁木材的研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 8年版，第89、101页；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 35页。
[134]参见本章第一部分。
[135]马振兴等：《鄱阳湖沉积物近8k a来有机质碳同位素记录及其古气候变化特征》，《地球化学》2004年第3期；张玉芬等：《江汉平原湖区周老镇钻孔磁化率和有机碳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古气候意义》，《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36]周霖：《秦汉江南人口流向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37]颜师古注曰：“瘅，黄病”。而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曰：“瘅热即盛热，言南方暑湿之地，近夏则盛热”。
[138]徐瑞瑚等：《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与湖群兴衰》，《地域研究与开发》1994年第4期。
[139]顾延生：《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 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88页。
[140]李长安等：《长江中游环境演化与防洪对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41]吴宜进等：《湖北省历史干湿气候的世纪振动及其比较》，《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5期。
[142]刘成武等：《湖北省历史时期洪、旱灾害统计特征分析》，《自然灾害学报》2004年3期。
[143]李长安等：《长江中游环境演化与防洪对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44]顾延生：《长江中游钻孔沉积物记录的5 000年来气候变化与环境重建》，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5 8—5 9页。
[145]瞿文川等：《龙感湖地区近3000年来的气候环境变迁》，《湖泊科学》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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