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书写困境

第一节　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书写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电子传媒和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研究高歌猛进，中国文艺学界许多著名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凭借其深厚广博的中西理论修养，不断地质疑传统的文学理论教材体系和文学价值标准，对文学观念在现代中国高校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探索，文学理论新著作不断出现，南帆先生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就是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它在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视野下对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历史文化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从南著将“文学与文化”作为全书第三部分，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作为全书的压轴章，还有从其他章节开放性的姿态中都可以发现：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研究是南著文学理论观念和体系建构的主导语境。客观上讲，文化研究的方法拓展了我们固有的文学研究视角，为我们适应新的文学现实并对其发言提供了理论资源，但问题是，这一新编理论教材是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来建构其文学理论的观念和体系的，恰恰割裂了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与中国文学观念生成之间的重要关系，对中国学生解决现实文学问题的指导作用是值得反思的。本文试从南著对西方理论成果的借鉴，以及中国本土语境的独特性等方面展开来谈论从文化研究方法论出发来编写文学理论教材，会导致文学理论的书写困境。

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是在世界学术的新语境尤其是西方主流文化语境下来重新思索文学理论范式的。如“实证、体系、逻辑、概念与范畴、规律、定理与公式——启蒙与理性逐渐确立了一套清晰的学术规范。这时，古代批评家笔下的零散短章如一些残缺的边角料，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阐释和理论范畴之间的深刻转换，这种文学知识不可能作为主导的文学理论范式持久地存活于现代大学的教学体制和学术体制之中”^[1]。又如“进入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全球化语境正在将文学问题引入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这时，传统的文学理论模式已经不够用了，一批重大的文学理论命题必须放在现有的历史环境之中重新考察和定位”^[2]。这表明了南帆教材对文学理论与历史语境间互动关系的坚定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南著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依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转向的特点。而文化研究在新媒介、女性文学、大众文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催生了南著敏锐的理论触角，开拓了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新篇章。

这里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正如南著所言，在中国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南著在第二十七章也即全书最后一章里首先简要列举了其两个可能的渊源，但毫无疑问的是文化研究兴起于西方，而中国的文化研究形成气候，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目前，以大众文化为主要研究旨趣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和冲击业已成为一不争的事实。文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跨学科的研究，它对文学理论提出了一种文化转向、跨文化研究的要求，也即要求将文学外在的文化属性与内在的文本属性统一起来进行综合地研究。南著导言部分的“两条线索”，即“一批理论家倾向于认为，文学是独立的，纯粹的，文学拒绝社会历史的插手；文学理论的目的就是揭示文学的终极公式，破译‘文学之为文学’的秘密配方。另一批文学理论家不以为然。用伊格尔顿的话说，上述主张更像是一种‘学术神话’。他们认为，文学理论必须尾随文学回到历史语境之中，分析历史如何为文学定位，文学如何改变历史——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改变”^[3]，后者正是对这种跨文化研究的积极回应。对此，南帆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式，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在关系主义的视野之中，无论是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理论史之上的一些著名概念还是文学经典都将因为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得到多重解释，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种单一的“本质”。南帆的这种思路正是文化研究的思路，就是把文学横向地放置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定位其本质。南著也是依此思路建构了其文学理论的基本体系。

教材分导言和四编内容。导言“开放的研究”，简述文学理论研究在新时空文化背景下的前景，第一编“文学的构成”，讲文学文本理论，第二编“历史与理论”，讲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第三编“文学与文化”，讲文学与形态纷繁的文化的关联，第四编“批评与阐释”，讲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导言就以开放的姿态远瞻世界主流文化的语境，借鉴了伊格尔顿对普适性理论的否定，强化文学与历史、意识形态等所构成的文化的关联，交代了文化研究的目标：“发现文学语言、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交汇地带，最终阐述它们之间的秘密结构和持久的互动。现今，这就是历史赋予文学理论的深刻使命。”^[4]第一编文本理论，可以看做是从文学内在的文本属性来探讨文学的规律，强调的是文本和形式。第二编文学理论演进的历史，从经典体系到大众文学的变迁，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范式的转换，南著采用的这种列举而非体系建构的方式，表明了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和一种展望性的姿态，这也正是用文化研究方法去研究文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眼光和姿态。第三编文学与文化则直接切入文学与意识形态、历史、社会等各种文化范畴的关系，为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开出理论的通行证。最后一编批评与阐释，从质疑批评的作家中心传统到引进阐释学对读者的重视，最终导出文化研究。由此可见，南著就是以文学文本为立足点，以文化研究为方法论基础，不断扩大文学边界的一种文学理论书写尝试。

文化研究的方法把南著引向了一个理论的新高度，它是对自律文论的反驳，也是对旧的中国式文学与政治关联之理论范式的突破。然而，作为一本面向中国高校学生的文学理论教材，其结构逻辑中始终贯穿的，却是西方当代主流文化研究的成果。历史文化语境在南帆教材中被折射为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从德里达式的解构到如火如荼的文化研究的西方文学理论历史演进，而不是中国文学理论结构自身生成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文所谈到的教材编写体例找到根据。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南著的第二编“历史与理论”，也即上文所指出的文学理论的历史，被展示为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西方文论的发展史。文学起源也只是西方19世纪以前的文学起源的诸种学说——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的简单罗列，中国传统文论资源在这里是稀缺的。在这编，南著还探讨了经典和大众文学等西方文论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但是作者在从建构到质疑、批判经典和大众文学地位时所使用理论依然是韦勒克、沃伦、伊格尔顿、布鲁姆的学说以及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理论流派，这种以西方文化理论为尺度的思路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编“文学的构成”，这原本也是中国传统文论原有的体系，而南著却对有着丰厚传统文论资源的创作、风格问题避而不谈，对西方的话语理论却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用“陌生化”理论定位文学话语特点；此外，用西方文论中“抒情话语”和“叙事话语”区分代替中国文学理论中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文类的划分；再者，在探讨作家、文本、文类三个问题时，每一章结尾都分别用西方理论，如“作者已死”、无意识、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与英加登理论等等，来质疑、解构传统学说。在“修辞”这一章，传统的“修辞立其诚”的“修辞”也被置换成“话语”，从而导入话语主体，导入意识形态，植入传统修辞论所没有的性别考察。最后还加进“传播媒介”一章，这也是西方前沿学术逻辑推进的成果，是中国传统文论所没有的。

第三编里，“文学与意识形态”一章，几乎全是西方理论的精彩展示。从德·特拉西引进“意识形态”术语，到伊格尔顿著述《审美意识形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到现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又到对西方经典作品《简爱》完美解读，南著为我们证明了西方理论生命力的强大。在其他文学与历史、社会、道德、思想章节上，西方先进理论的烛照同样使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另外，专门置入新颖的“文学与性别”一章，又无不是吸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成果，从而参与了中国文论教材新体系的建构。

第四编，在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资源时，面对学界所焦虑的“失语”问题，南著反驳了重新回到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的观点，认为“人们没有理由否认西方文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阐释能力”^[5]，进而指出：“纯粹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经难以阐释如此复杂的文化情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折产生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远远超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阐释范围。人们不得不引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意识形态’、‘无意识’等新的术语予以补充，甚至取而代之。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对西方理论的全面开放无可非议。经过百年的发展，某些西方文学理论也已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6]这足以表明南著对借鉴西方理论资源解决中国文学研究问题的信心。正基于此，接下来一章，南著用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解构了“知人”、“文如其人”的作家中心传统，将批评引向对话。对作品的研究，同样的思路，使作品研究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演进到阐释学，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静态理论结构方式，而转化成理论的历时叙述，把文学批评欣赏置换成批评与欣赏的历史，最后把历史的落脚点定位为文化研究。传统的批评对象、批评方法等都因陷入历史的烟尘而模糊了自身的界限。

以上种种，使南著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姿态，为中国的学生提供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了解文学发展规律的对话交流平台。但是，面对中国文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文化转向趋势，这种在西方文化前沿的尺度下建构的文论体系，到底对中国当代文学问题有何种程度的指导意义？中国已有了自身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媒介的土壤，可是，当我们面临西方理论范式时，中国的接受语境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尽管南著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问题”等章节意识到并不断强调中国当代的现实语境，中国的文化接受语境问题仍然是南著思考的薄弱环节。

格罗斯伯格曾概括文化研究的特点，其一是文化研究是“极度语境化的（radically context）”，他指出：“对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context i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context）”^[7]，并说我们最好把文化研究视作“一种语境化的关于语境的理论”。他在《文化研究的流通》中指出：“把文化研究付诸实践并不简单地就是采用英国传统中的不同个体或集团提出的主张，这样的占有未能认识到他们的种种复杂的尝试方式是由他们置身的英国特定情景和历史决定的”，“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在已经占领过的地方重新工作，根据特定的美国语境重新阐发文化研究，在此过程中改造文化研究本身”。这种语境化意味着，我们移植文化研究理论，必须首先廓清这种理论产生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此语境所催生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批判对象。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应该相应地作出调整，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一文化空间里重新语境化。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中，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一样的，决定了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历史、社会等等社会文化权力配制的独特性，从而决定了文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独特性。现今西方文化研究非常重视的个案研究，国外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流行一种“田野作业（fieldwork）”，包括我对“本文诗学”的呼吁，都注重从具体的语境、具体问题中寻找理论的生长点。而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界长期习惯从理论到理论，在纷繁多样的西方理论中争来争去，很少从特定的现实语境中提出并讨论属于我们自身的问题，不仅无力应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反而陷入自身的混乱和虚无。

面对中国的接受语境问题，南著的思索有以下几个薄弱环节：

首先，是中国本土接受对象的独特性。南著是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承担文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教学，面对的是文学领域的初学者，而不是专业化的学者。它应当从中外文学经典、中外的文论资源中总结出具有相对普遍性和完备的理论构架、基本观念和研究方法，为学生进入文学领域、解决文学问题提供理论的支持，而不能只是关注理论前沿，发挥学术个性。但是南著在探讨每个具体文学问题时，往往将西方理论对此问题的形形色色的探讨作一个历时性的叙述，缺乏自身的理论立足点，这很容易导致学生在众多的文学观念面前无所适从。如南著对“作家”的探讨，先主要列举自柏拉图到19世纪浪漫主义以来的作家中心理论，再用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作家中心传统，最后用无意识、语言论将作家置入社会历史、语言等多重网络当中。这种对西方学术潮流的盲目追随，极易误导初学者走入一种相对主义，他们得到的只是众多流派的理论碎片，真正的文学观念却很难确立。又如第二编，将中外文论中相关理论资源及观点进行梳理，一一介绍，尽管有利于学生加深对此问题的了解，但以史代论，带有文论专题研究的性质，对没有多少学术储备和背景知识的学生而言，很难真正达到系统化的理解，反而会增添思想混乱，无法实现理论教学的目的。

其次，中国本土大众文学的独特性。文化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语境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之中的大众文学，包括网络文学、边缘文学、民间文学均是文学研究的兴趣点。然而，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学与西方的大众文学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性。南著的第十二章是对大众文学的论述。南著指出，从概念上看，中国的“大众文学”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定义：启蒙语境下的大众文学，是用来启蒙大众的白话文学。革命语境之下的大众文学，则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文学。这种根据不同语境定位中国大众文学概念是南著极富新意的尝试，但是很快，南著在“批判与肯定”一节中放弃了这种尝试，而是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文化语境的名义，模糊了中国大众文学和西方大众文学的差异。“在世界范围内，‘大众文学’更多地是在商业社会中得到合法化的定位。”^[8]南著还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在大众文学问题上的分歧，此时的“大众文学”，更多是西方商业文化语境下的西方大众文学，这是一种相对于精英主义而言的大众文学的定义。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西方才有着深远的精英主义传统，而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理论，都是产生于自身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自身尚且需要不断地重新语境化，那么在社会文化差异悬殊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大众文化理论的移植就必须更加慎之又慎。而中国独特性在于，到底在何种程度下中国进入了商业社会和消费社会？南著还提到后现代主义语境对大众文学的肯定，可是，后现代主义语境是否符合中国当代的现实语境呢？这些问题都表明，中国的大众文学与西方的大众文学是有着自身历史发展差异的。如，大众文学的反叛或是娱乐价值，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语境下，也有着不同的侧重。

再次，中国本土批判形态的独特性。南著的文化研究视角，使其瞄准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如前文所述，第三编用一章（第十七章）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文化研究是对传统自律的、超功利的审美文学观的反叛，文化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揭示文学具有何种超功利的美学价值，而在于对社会、文化的参与性、批判性。金元浦先生也曾写过：“文化研究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再审视和批判性解读。”^[9]南著在这章里，用“意识形态”这一学术概念，又主要引用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将文学研究的批判目标主要定位于意识形态批判。“文学阐释的目标就是去发现文本结构中诸范畴的复杂关系，简言之，即是寻绎出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10]然而，如南著所言，“意识形态”是西方术语，最早将其“引入哲学研究视域的是德·特拉西”^[11]，“大约五十年后，马克思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等重要著作，越来越深刻地论述了意识形态理论”^[12]。术语有它自身产生的西方历史语境，马克思主要用意识形态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社会结构，又主要把“意识形态”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用来指称政治权力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可是，中国本土的历史语境是独特的，中国当代的现实语境又是极其复杂的，社会权力的支配\被支配，无法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简单地划等号。那么这一术语，很容易遮蔽中国社会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如中国的政党与人民、城市与农村、体制与边缘等等迥异于西方的复杂关系，因而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无益于引导学生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批判对象的复杂性、多元性和隐蔽性。可以看到，南著在“文学与意识形态批判”一节中所举的文本案例，无非是资产阶级老爷和纯真善良的女仆、中产阶级白种男人，这种批判模式，很难说符合中国当代现实语境，也无法解决中国本土的文化、文学问题。

除以上三点外，中国的历史、社会、道德、思想等文化语境，都有自身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如性别问题、女性文学问题、中国女性话语所处的关系网络建构，都值得认真分析、比较。借鉴西方理论前沿，对一本文论教材而言，固然能获得更宽广的视线，但只有结合中国自身语境，才能发挥理论的最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