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书写的问题意识与现实语境

第六节　文学理论书写的问题意识与现实语境

2004年南京大学汪正龙等编著的《文学理论研究导引》一书是近年出现的文学理论教材转型中的一种，它“试图架构一个中西对话、古今对话和师生对话的平台，体现了全新的教学理念和教材理念”。在理论上的大胆尝试以及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此书的编写原则和既成文本、现实语境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主要有三个问题值得商讨：一、问题意识；二、历史优先；三、批评实践。本文将逐一进行讨论。

一、问题意识

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内在规律的学科，必然有其在哲学层面的思考。人们对问题认识的观念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来自对现实的直观的反映，而是人脑在结合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构想”。当这种“构想”被运用于阐释现实具有比较普遍的合理性时，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理论。编写教材之前，作为编者必须要有一个整体合理的构想，其中就包含着编者对文学理论学科建构的总体观念。本书中所体现出的对问题的思考总体上贯穿着20世纪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单一强调这种思维方式在理论建构中是存在着偏颇的，因此，如何正确地处理好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西方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就成为编写这本教材所需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

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之争早已有之，从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变化过程中就一直存在。本质主义也称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古典的哲学发展史上都曾保持着长久的统治地位。它使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是超越表象而深入内在，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个深藏着的唯一的本质，甚至在对世界和宇宙这样宏大的对象进行认识中也带有唯一中心的观念。但是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时，这种“本质”、“中心”的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反本质主义看来，作为本质存在基础的实体或自在之物的存在并没有得到有效证明，因此本质存在也只不过是一种得不到有效证明的信念或假设。

由于受到西方当代哲学不再追求宏大叙事的影响，相应的文学理论教材也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在英美高校出现的种类繁多并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像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那样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导论型教材并不多。很明显，《文学理论研究导引》的编写也是受到了这种影响。比如，在本书前言中强调：“文学理论，其实就是对有关文学活动的各种‘问题’的阐释，而任何关于文学的‘阐释’都应是多层次、多方向和无穷尽的。”“本书共分4编15章，选择了中西文论中常常涉及的、对于文学活动具有共通性的14个基本问题为章节解构全书，以求对文学活动中的诸多因素作多角度、多侧面的透视。”从以上强调“问题意识”的编写思想来看，这本教材可以算是开放式的、解构型的教材了。应该说反本质主义的观念确实给教材的编写带来了极大的启示，因为它有利于从根本上解构传统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神话”，使长期以来受到严重束缚的文学理论学科创新和发展的能力得到解放。

但是，是否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就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并彼此排斥呢？我们在编写教材时是否就只是一味地解构而不需要有所建构呢？我以为两者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应该把反本质主义作为本质主义的有益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对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就提出了比较客观的看法。他认为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是由某些属性构成的，其中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它们的基本构成，以至于如果把它们去除或者加以改变的话，这些事物就会变成某种其他东西，或者什么也不是”。他又说：“如此说来，本质主义的信念是平凡无奇的，不证自明地正确的，很难看出为什么有人要否定它。”但同时他也承认，“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也有道理”，因为“的确存在简约的、虚假的、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质化的使用本质概念的情况”，“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要否定本质”。^[80]从伊格尔顿的看法来说，传统的本质主义和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都有合理的因素。需要反对的应该是“简约的、虚假的、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质化的使用本质概念”，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和多元化。

如果我们承认理论研究体现的是人们对现实的一种认识观念，是人们在思想上的一种“建构”。那么，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明显，只有反本质主义的“解构”而没有本质主义的“建构”，那么学术观点又体现在何处呢？学术价值又体现在何处呢？缺少了这些，学术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致疑。从教材所附“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书目中关于本书的简介来看，尽管编者试图将种种问题“融为一体”，但是最终却并没有能够鲜明地提出一种“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的结论性观念。由14个基本问题所构成的14章内容确实涉及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所选取的65篇中西方文论原著也代表了对这些问题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但是作为一本理论教材并不就等于是“中西文论选”。编写教材时，一味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对问题“敞开”的同时还有“遮蔽”的危险。

在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受到致疑的同时，教材具体内容上不自觉地凸显出的本质主义的倾向再次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正确对待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的重要性。从全书的编排体例上看，1－2章属文学本体论内容；3－9章属作品论内容；10－12章属创作论及接受论内容；前12章即前三编内容可以归为狭义的文学理论部分。后三章即第四编中，13章属文学史论，14－15章属文学研究方法论。总体上看，全书内容在较大篇幅上（前12章）仍侧重于传统文学理论的内容，尤其是阐释作品论所用的7章的篇幅，几乎相当于全书章节的一半。而文学史论和文学研究方法论则偏少，只占全书章节的五分之一。这种体例上的编排明显地凸显出了“作品中心论”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利弊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纵观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历程，围绕着文学四要素：现实、作者、作品、读者，由于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不同，于是就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批评模式：模仿中心论模式、作者中心论模式、作品中心论模式、读者中心论模式。^[81]可以说，每一种批评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着自身的价值，可是当文学的发展超过了特定的时期时，每种批评模式的局限性又都显露了出来。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是无足轻重的。当进入20世纪时，文学批评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批评家们确信文学的意义就在文学作品自身，文学的意义只应该从作品本身来寻找，不应从作者身上或是作品表现内容身上寻找。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语义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诸多批评流派先后都把目光转向了作品。和作者中心论的批评模式不同，作品中心论批评模式切断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现实生活以及作者、读者的一切联系，它把作品从外部参照物中孤立出来，将其作为一个由各部分按照其内在联系构成的自足体系来分析，并且只专注于探索文学的内部特征，探索作品的形式、技巧、结构、符号、语义、语言等作品自身的东西。这种以作品为中心的批评模式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认为作品是文学的唯一的实体，作品的价值仅仅存在于它自身之内，存在于它的审美特性中。但是，在凸显出理论价值的时候，这种批评也就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因为它斩断了作品与现实、作品与作者、作品与读者的联系，把作品作为一个封闭自足的对象来研究，结果势必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对文学现实存在的问题束手无策，从而也就导致了它必然会被一种新的批评模式所取代，这就是以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读者中心论的批评模式。

正是基于作品中心论的缺陷，在编写教材时就更应该注意避免再次陷入形式主义至上、孤立地追求文学性的怪圈中。可事实上，在该教材编写中却突出了作品论而限制了本体论、创作论、接受论、文学史论以及批评方法论。

从第二编和第三编比较来看，第二编七章内容只阐述了文学活动中的一个要素，即作品。而第三编中三章内容却阐述了三个要素，即作家、读者和现实，每个要素只用了一章的篇幅。由以上提到的在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曾出现的四种批评模式可见，每种批评模式都有它得以发展的理由和价值，因此，我们就更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种或者几种批评模式，而应该根据发展现状充分地吸取已有理论的合理成分并进一步整合，从而为形成新的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编者在强调对于文学问题多维度的阐释时，并没有像预先设计的那样全方位地充分地展开，编著的目的和既成的体例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在的逻辑矛盾。再联系第四章内容，从传统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编中的两个问题即文学史论和批评方法论，是属于文学理论范围之内，而在文学“四要素”之外。编者能把它们编入《文学理论研究导引》一书，尤其是文学史论部分，应该说视野是开阔的，是符合文学理论整体发展的趋势的。文学史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资料，尤其是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文学史哲学，只有对文学史的发展有了正确的宏观的把握，即有了正确的文学史观，文学理论的发展才能更全面。这种文学史观是属于哲学观念，它与理论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对于文学史哲学的研究还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从哲学层面上来说，对于文学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它？以及怎样研究它等一些基本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结论性的认识。这正是需要集思广益反复酝酿的地方，可是本书中对文学史哲学的探讨非常有限，仅仅对文学史发展模式概括性地总结了五种：进化论文学史模式、精神史模式、社会史模式、形式史模式、接受史或效果史模式，像葛红兵的《文学史何以成为可能——文学史哲学研究札记》，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性质、对象与意义》等论文都是对这一问题在不同角度、方面的有益思考，应该给予充分重视。文学研究方法论部分，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方法论是用来指导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的。通过它可以提高文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同时，通过文学实践又可以不断地总结出新的有效的研究的方法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如经验实证方法、理论逻辑方法、文化阐释方法等。它不同于具体的文学活动的层面，本身就带有理论研究的性质。但是由于作品论部分篇幅过大，客观上形成了编写体例上的“中心”，使第三、四编没能充分展开。

二、历史优先

不管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还是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以历史的原则来进行学科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因为这样可以把抽象的理论研究与具体的历史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既可以有宏观整体上的把握，又可以充分注意到具体的现实语境，而不会顾此失彼，使研究的科学性大大降低。在本书中尤其是在第四编第13章文学史论的编写中，既有历史原则的体现也有尚且不足的地方。

从选文部分来看，全书共选取经典文论65篇，其中中国古代文论仅有4篇，现当代文论有12篇；而西方古典文论有4篇，20世纪西方文论占了足足45篇。这里所指的“西方”主要指传统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从选文整体分布上来看，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古典的少，现代的多。在上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中欧美和中国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取得了蔚为大观的成绩，之所以选得少，恐怕还是和编者对文学理论的观念有关。正如在第一部分的讨论中提到的，本书是属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材，带有明显的反本质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对于展现中西文论史以及文学史哲学的全貌会形成理论与书写的深层次矛盾，从而造成传统文论的缺失。

20世纪以来，中西文学理论的发展在历史语境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文学理论的演进，除了与中国有一致的一面，即以一种体系性的形式来演进的，如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更有差异性的一面，即西方文论史本身又是一个丰富复杂、此起彼伏的流派史，如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后结构主义等各理论流派。西方各个理论流派对文学理论的关注，覆盖的领域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显出的特点也不相同。自然地，当西方的流派理论的演进进入到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解构主义）的时候，建立在其上的体系性的文学理论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后现代。可是，在中国却不同，尽管新时期以来中国在从西方引介各种流派的文学理论，但是自身却并没有出现流派，自然也就谈不上流派史。一直以来，中国本土试图构建的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模式，体现出的是本质主义的观念，而这种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现在也仍然存在的叙事模式在引介西方文学理论时似乎被有意无意地遗失了。我们不禁要问民族的、本土的是不是历史的。毋庸置疑，传统的宏大叙事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即无法充分兼顾到文学的特殊性。但是，它毕竟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这种历史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历史优先”的原则又怎么体现呢？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其自身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其实，文学理论的历史也是如此。再从“历史的文本性”来看，所谓“历史的文本性”一是指对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即“历史”的了解是通过保存下来的文本进行的，二是指这些文本作为“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时，其本身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简言之，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这里特别需要就“延伸”一词做个强调。它既有前后承继的关系，又有发展变化的意思。文学理论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自身的特点、自身的价值。而并不见得新理论、新方法就比旧理论、旧方法进步，因此，也就不应该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德国学者史蒂凡·诺伊豪斯的《文学理论概论》，在写到文学史部分时是怎样处理的呢？从巴洛克、启蒙运动、感伤主义、狂飙突进、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一直讲到后现代的通俗文学，囊括了整个西方近代以来的所有流变，而且都以德国为例，还讲了不少德国所特有的东西。^[82]这样就把文学理论中的一般理论与德国这一民族特有的历史语境结合了起来。这种独特的编写方式应该说对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期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从上可见，如果我们为了避免陷入一种宏大叙事的“误区”却又不由自主地滑入了另一个不可实现的“误区”，那就会得不偿失。我想最好还是首先要看看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一种视域来看待眼前纷繁复杂的文学理论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认识到了“大叙事”的不足，为何我们不从“小叙事”做起。正如导论中所说“将文学问题纳入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并且对于每一具体问题的阐发也尽可能充分地展示前人和他人的观点，少下判断”。这样，在选材上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客观的、全面的文论资料，尤其是那些传统的、古典的文论，“历史优先”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得以体现。

从第13章的导论部分来看，在时间跨度上从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说起，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总共只有一百年左右。在发展演变上根据文学史观念的演变及相应的文学史模式建构，归纳出五种基本模式：一、进化论文学史模式；二、黑格尔式的精神史模式；三、马克思的社会史模式；四、俄国形式主义、法国解构主义的形式史模式；五、接受美学的接受史或效果史模式。可见，编者是从哲学层面上来观察“文学史”，试图使我们对文学理论发展的全貌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

但是，这五种文学史模式的建构基本上是在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使它与中国的文学史相比较联系，就会发现有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历史语境”在导论中并没有交代出来。在全书所选65篇经典文论中，中国古典文论部分选有4篇：刘勰《文心雕龙》中《体性》、《知音》、《通变》等篇，以及周敦颐《通书》中《文辞》篇。中国现当代部分选有11篇：罗根泽《文学界说》、王国维《文学小言》、马原《语言的虚构》、以群《文学体裁的分类》、朱光潜《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闻一多《诗的格律》、俞平伯《谈中国小说》、焦菊隐《豹头、熊腰、凤尾》、钱钟书《伤春诗》、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张伯伟《从钟嵘〈诗品〉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83]古今部分加起来共有15篇，在全书所选的文论中所占不到四分之一，编者在选材以及全书的理论构建上的倾向是再鲜明不过的了。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历史背景在导论中还有简略的勾勒，当然远没有上升到文学史哲学的高度来进行审视，那么古典文论的历史背景就一点也没有交代了。试问这些文论产生所依托的中国古代上千年的文学史就不是事实吗？难道这些文学史就没有它存在的价值吗？连这段文学史都不能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有所体现，那么又如何结合中国的历史语境来体现“历史优先”的原则呢？再从导论中所归纳的五种基本的文学史模式来看，进化论文学史模式导源于达尔文、斯宾塞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文学史领域的代表人物是丹纳。精神史模式来源于黑格尔《美学》中的有关“理念”的思想，代表人物是黑格尔本人。社会史模式来源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戈德曼、詹姆逊等人。形式史模式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的观点，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托多罗夫等。接受史或效果史模式来源于德国的接受美学思想，代表人物是姚斯。^[84]从中能清楚地看出不论是思想来源还是代表人物全都是西方的，显然中国古代及现代的历史语境又再一次地被忽略了。回溯历史，20世纪的中国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确实是在不断的引进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理论的研究正在逐渐地被纳入西方的研究体系之中，所以，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来说，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联系西方当代文论史的建构模式来进行历史语境的考察的。但是也不能完全如此，因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始终没有中断过的，即使是在现当代也仍然保留着中国古代传统文明的因子。文学理论也是如此。正因如此，我们更没有理由对中国古代的历史语境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第二，本章导论中对文学史进行归纳的内容与全书中的选文之间缺少对应的交代。也就是说，本章导论的编写思路和全书选文所属的四大板块（西方古典文论、20世纪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之间在体例上没有保持一致，而是在自说自话。这种过于松散的结构安排是非常不利于不同文论与具体历史语境的结合的，甚至有种割裂和孤立文学历史语境的嫌疑。当然，这也是与“要求将文学问题纳入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的编写初衷相违背的。原因之一，对文学史论一章与书中其他章节之间在编写体例上的内在的逻辑联系没有充分考虑。本来应该作为全书阐释背景的文学史却被处理成了短短的一章，而且其中的导论又是如此的概略，甚至忽略了一些内容，如中国古典文论部分的历史语境。如果把编写的体例做一定的调整，可能全书在逻辑建构上就更能向“历史优先”的原则迈进一步。比如，把文学史论部分置于全书之首，并且根据选文的来源分类对应地阐释相应的历史语境的特点，可以按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西方古代、西方20世纪的先后顺序分别编写不同的历史语境内容，以期达到与以后的各编各章中所选的文论形成一个对应的关系，然后，再从中西方对文学史研究所得出的理论性成果中选出显著者，并将其进一步归纳提高吸收进来。这样，在全书的理论建构上，既可以充分体现出文学史论在整个文学理论教材中的基础性地位，又可以使全书各编各章之间形成一个整体而不至于有割裂之感；在时间的编排上，也可以显得脉络清晰，从而更好地体现了历史优先的原则。原因之二，在文学史哲学的内容上，由于目前还处于初始研究阶段，可供选择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所以只是选择了目前学术界已经认可的“文学史发展的五种基本模式”一项。随着今后的研究的深入，成果的逐渐丰富，还可以更多地选择来充实本章的导论内容。

三、批评实践

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实际是当下突出的问题之一，有人断言，当下中国的文学理论是“中、西、马”三位一体，中国当代无理论。这种话说得过于绝对，但是除去激愤之情，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之所以说“过于绝对”，我们可以从一个现成的例子来看，在本书所选的堪称经典的文论中，中国文论占15篇，除了古代部分占4篇，现当代部分就占了11篇，其中马原《语言的虚构》、以群的《文学体裁的分类》、焦菊隐的《豹头、熊腰、凤尾》、张伯伟的《从钟嵘〈诗品〉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是属于当代文论的范畴。至少从编者的角度来看，能够代表文学理论发展的当代文论还是存在的，因此决不能说“当代无理论”。之所以说“存在的问题”，是因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确实是遇到了空前的难题，即文学理论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20世纪初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就在不断地从西方文学理论（包括古典文论、20世纪文论）中引进、翻译、研究，再加上这段时期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流派相继出现、各种学说不断涌现，文学理论研究成果也异常丰富，我国的文学理论界一直处于追赶的状态，吸收消化各种理论资源尚且来不及，一直以来就更无暇顾及自身的文学理论生产的问题。当西方的“理论热”逐渐消退时，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失掉了理论来源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第二，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选择了学习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主观地切断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而不良的后果已经日渐严重，对传统文论研究的滞后也导致了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资源的匮乏。第三，由于我国自身学科体制上将文学理论学科和其他的文学科类（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硬性分开，使文学理论界惯于利用既有的理论资源来进行研究，却忽略了文学理论学科建构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批评实践。

西方的文学理论热已经消退，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要使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就必须要反躬自省，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就古代文论的断裂问题做了分析，这里主要针对“批评实践”展开讨论。

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卡勒曾说，理论是一种“活动”，而这种“活动”必须在特定的批评实践中付诸行动，才能葆有自身的生命力。对文学理论来说，这就使自身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学阐释学。西方的20世纪常被称作“批评的世纪”，当时就有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趋势：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由于“理论化”，不同的批评才成为一种学说，才成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由于“批评化”，才使理论成了一种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话语实践”，在对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社会性语言的批判性分析中显示自己独特的生命力。^[85]可见，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彼此割裂的。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中的大家，往往都是把自己的文学理论思想体系建立在对具体的、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之上。如意大利的维科在《新科学》中通过对《荷马史诗》的文本研究提出的“诗性智慧”；德国的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通过对荷尔德林的诗歌的研究提出的“存在”之思；前苏联的巴赫金通过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文本研究提出的交往美学理论、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等。对于维科、海德格尔、巴赫金等人，与其把他们看成是理论家，不如把他们看成是批评家更恰当，正是由于他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才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这些批评家的“批评”经过理论家的“理论化”后形成一种文学理论的观念，为再次对文学作品分析批评提供了一种标准。这样，当“理论化”的观念再次通过批评实践被推而广之，并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可后，这种新提出的文学理论观念也就最终成为了文学理论建构的资源。这样，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两个阶段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理论生成的循环。这里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在德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形成中，如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三大批判”以及黑格尔的《美学》等著作，在写作过程中就不是强调“实践”，而是主要通过抽象思辩的方法来建构他们的理论体系的，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容否认这确实是一种理论建构的途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的文学理论形成的传统以及现实的文学理论研究发展的状况。我国的文学理论自古以来就有着“经验性”的特点，这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迥异于西方文学理论自柏拉图以来就有的“理性思辩”的传统。文学理论的建构中当然需要强调理性思维、逻辑思维，但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这样又有一种割裂文学理论与文学实际的隐患，甚至造成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弊端。回顾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不难清醒地看到，正是由于从理论到理论的形而上的推演，甚至发展到“理论空转”，使我们的文学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而不能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发挥批评指导文学创作的作用。所以，汲取传统文学理论中有益的元素并结合当前文学理论构建的合理性常规，应该是文学理论建构的一条健康发展之路。

找到了文学理论发展的道路并不就等于理论建构已经完成，事实上，建构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没有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超出常人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从以上所提到的两类理论构建的方式上，不仅可以看到不同，而且也能够看到相同的一面，即不论是维科、海德格尔、巴赫金，还是康德、黑格尔，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学说和体系，理论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行理论创新，所以我们首先要召唤“大家”，这些少数人才是文学理论研究道路上真正的开拓者，他们具有超出常人的视野，往往能够提出独到的观点；更多的人需要做的是对前者的“批评”进行“理论化”的工作，并把研究成果作为标准运用到具体的批评中去，传播者和开拓者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这里也需要强调批评体制建设的问题，尤其要突出“以学术价值为中心”的原则，而切忌功利主义，完善的体制对于保障理论建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本教材每一章的后边都有“问题与思考”、“研究实践”两个部分，对于打开思路和进行批评实践是有益的引导。以第十四章“文学研究方法（上）”为例，“问题与思考”中针对文学批评方法、文学心理学研究方法、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等文学理论中的基础常识进行强调。“研究实践”中则要求区别“索引式批评”与其他文学批评的异同，以及谈谈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与庸俗社会学的文学研究的区别。^[86]这两个部分问题设置有梯度，“研究实践”比“问题与思考”要求的更深更广，能有效地帮助读者摆脱基本概念的框框，面对现实中复杂的问题做全面的思考。但是，这里的选题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缺乏“前瞻性”。不论是“索引式批评”还是“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都是早已有之的问题，对于常规的学术训练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开拓视野、积极创新来却是不够的，“多层次、多方向和无穷尽的”的阐释也就受到了局限。选题时应该以文学研究领域中新出现的学术观点以及争议较大的问题为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争鸣”，更有利于体现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和建构性。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在他的新著《文学理论》中就提出了堪称创新的“感兴修辞说”。^[87]对这种学说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这是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转化的范例，充分体现了古代文论在当前文学理论发展中价值；有的人认为这种观点“中西合璧”，不中不洋，大有拼凑之嫌。究竟谁是谁非，目前尚无定论，在争论一阵之后逐渐归于沉寂。如果像这样颇有创新的学术观点还不能被纳入到文学理论建构的范围中来探讨，并汲取其中有益的元素，那么文学理论创新的“原点”又到哪里去寻找呢？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突出强调的是第十三章“文学史论”正文后问题的编写，“问题与思考”、“研究实践”两部分的选题都是在导言中所归纳的五种文学史模式的范围内，一些“前瞻性”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文学史哲学既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就不能因为目前研究尚不成熟就有意地回避问题，这时恰恰是展开“阐释”时机，只有把批评实践落到实处才能有力地促进文学理论的建构。

综上所述，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研究导引》一书，是在主要吸取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最新体例，并结合我国文学理论学科研究和教学中的相关问题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它在高校文学理论教材转型中的大胆尝试以及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教材的编著往往不能顾及到方方面面，所以在编写中也存在着种种不足。本文的目的仅在于提出一己之见，以供大家共同探讨。

【注释】

[1]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同上，第2页。

[3]同上，第3页。

[4]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第4页。

[5]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第242页。

[6]同上，第242页。

[7]L.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见Back to Reality？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ed by Angela McRoddi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8。

[8]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第129页。

[9]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10]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第182页。

[11]同上，第177页。

[1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第177页。

[13]张法：《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回望与补遗》，《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

[14]章辉：《草创时期的文学理论——以田汉〈文学概论〉为例》，《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

[15]杨福生：《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文学理论教材建议略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6]何浩：《通向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评王一川先生的〈文学理论〉》，《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17]王君梅：《凸现传统文化血脉的努力——评王一川〈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8]章辉：《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种尝试——评王一川〈文学理论〉》，《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9]同上。

[20]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21]唐孔颖达注：“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22]王一川：《文学理论》，第52页。

[23]同上，第53页。

[24]王一川：《文学理论》，第61页。

[25]同上，第80－81页。

[26]同上，第84页。

[27]同上，第88页。

[28]同上，第109页。

[29]王一川：《文学理论》，第131页。

[30]同上，第162页。

[31]蒋承勇：《西方文学名著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32]王确：《世纪末的觉醒——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内在自觉》，《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33]王君梅：《凸现传统文化血脉的努力——评王一川〈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成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4]转引自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35]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36]转引自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37]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38]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17页。

[39]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6页。

[40]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1页。

[4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42]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39页。

[43]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76页。

[44]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25页。

[45]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147页。

[46]同上，第121页。

[47]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223页。

[48]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138页。

[49]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230页。

[50]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183－184页。

[51]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227页。

[5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47页。

[53]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254页。

[54]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58页。

[55]陶东风：《社会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56]同上，第36页。

[57]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修订三版），第20－21页。

[58]转引自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38页。

[59]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7页。

[60]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120页。

[61]同上，第122页。

[62]同上，第123页。

[63]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286页。

[64]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65]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287页。

[66]同上，第76页。

[67]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375页。

[68]童庆炳：《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自序》，第1页。

[69]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第70页。

[70]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18页。

[71]同上，第179页。

[72]孙文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3期。

[73]张法：《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74]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75]摘自桑哲：《语文教学：语言和文学的互动——访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现代语文》2004年第5期。

[76]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77]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78]王元骧：《文学原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79]王元骧：《文学原理》，第1页。

[80]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2、119页。

[81]张奎志：《批评的循环——对西方文学批评演进过程的一种描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82]张法：《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看中国文学理论》，《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83]汪正龙等：《文学理论研究导引》目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84]汪正龙等：《文学理论研究导引》目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333页。

[85]陈太胜：《走向后现代的文艺学——兼谈当代西方的几本文艺学教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86]汪正龙等：《文学理论研究导引》，第388－390页。

[87]王一川：《文学理论》，第8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