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诗学建构的理论语境

第一节　本文诗学建构的理论语境

关于本文诗学的建构和实践问题，我们在《“本文诗学”论》^[1]一文中深入的探究了本文诗学的理论渊源、基本特征以及本文诗学的实践性问题。在该文中，我们只是在可能性方面论述了重建本文诗学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本本文中蕴藏着丰富的诗学思想，批评家是完全有可能在具体的文学本文中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诗学理论的，维柯、巴赫金、海德格尔就是本文诗学建构的先行者。然而，可能性只是一种理论得以建立的充分条件，而一种理论得以在现实中实现还必须具备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必要条件都具备，一种理论才能够得以成立。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的理论语境中，重建本文诗学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这就涉及本文诗学重建的理论语境，正是这样的理论语境决定了本文诗学重建的必要性。下面我将从“文学终结论”的蔓延、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脱节这三个方面来具体的探究本文诗学在新世纪重建的必要性问题。

一、“文学终结论”的蔓延

新世纪以来，关于“文学危机”的争论是诗学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主要涉及两方面的背景知识，一是全球化的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如数码技术、电子传媒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图像制作技术越来越简捷和方便，图像对文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因而有学者提出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加州大学学者希利斯·米勒在2001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在该文中，米勒通过对全球化时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等的影响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去单纯的研究文学。”^[2]这就说明了，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传统的文学研究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新的电信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作为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米勒认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和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但是全球化电信时代的到来“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它以非常快捷的速度将信息传向世界各地，它通过超文本的方式将文学从文本的依附性中超脱出来，以电信网络的数码图像的方式传递着文学从而改变了传统文学的存在方式。

众所周知，文学的物质载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当前的电子媒介文化这样几个阶段。作为口传文化时期的口头文学，其物质载体是人类的口头语言。在人类早期科技文化水平不发达的时期，人类早期文学的伟大成果就是通过人类口头语言的代代相传而得以保存，像《荷马史诗》这样伟大的史诗作品就是通过人类的口传而得以传递的。人类最初的口头文学创作绝对不是任性而为的，它是对语言创作规律的自觉把握，同时也是对生活世界中生活事件与生命情感的自觉想象和诗意还原，因而在口头文学中也存在着当下文学所要具备的情感因素和生命意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印刷技术的出现，人类的文学有了印刷文本这样的物质载体，这对于人类文学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口头文学的发展主要借助于语言的口头化和记忆的便捷性，也就是说，口头文学创作只能基于“记忆和倾听”，离开了这两者，口头创作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文学文本的诞生则确立了文学自身的书面文本，人们通过阅读、分析和体认这些书面文本可以形成对文学的认知；它可以使创作者的思想意图永恒化，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文学接受的可能，从而使创作本身有了直接可以体验和模仿的固定文本，因而印刷文化的出现确立了文本的“定型化”的历程，它摆脱了口头创作文体的模糊性以及意象单元和情节单元的非明晰性，这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电子传媒时代，在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的载体又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不可否认，进入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学存在形式和传播方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即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书刊的印刷出版，大有被网络传播的信息数码的形式取代的趋势，似乎一个文学作品‘无纸化’的时代即将到来”^[3]。也就是说，随着电子高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出现，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似乎越来越简捷，文学的“超文本”时代已经到来。文学“无纸化”时代以及“超文本”时代的来临对文学的发展应该说并非是一件坏事，文学作为精英文化的象征曾高居在“象牙塔”之中，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一直是在狭小的知识分子空间中进行，当文学超越了纸质文本的束缚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播撒时，大众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中来，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网络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然而，面对信息技术时代的幽灵，文学也似乎品尝到了走出“象牙塔”的孤寂和无奈。

电信技术的高度发展，图像制作技术也就越来越方便快捷，图像出现了几何级的增长势头，电影、电视和图像广告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学这一传统的纸质媒体艺术逐渐出现了衰落之势，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人们借助于图像的视觉感官来认知这个“图像化”的时代，诸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著作被拍成电影电视、纯文学期刊的改版和停办等等，大有图像压倒文字的趋势。因而“在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强大攻势下，曾被视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已节节败退，失去社会生活和公众意识的支持，遁入日渐逼仄的‘边缘化’境地”^[4]。正是在这种电信时代科技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遇问题成为了许多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重心。法国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就认为“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德里达的信奉者、美国加州大学文学教授米勒也认为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在今天的电子媒介时代已经悄然逝去，过去在书中读到而在现实中无法见到的事物“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是在书页中读到。我想，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5]。这也就说明了在电子媒介时代图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视觉欲望，而且还能够将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通过数字模拟技术给呈现出来，例如在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冰河时代》中展示的史前的古迹等都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见到的事物，这说明电子媒介时代的数字模拟技术的确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影视中可以看到的事物在书本中也许根本无法看到。

电子媒介时代“图像对文字的优势”被有的学者称为“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6]：在“读图时代”图像取得了文化上的“霸权”，文字沦为了图像的“奴仆”。如果这一论断符合事实的话，“图像”取代“文字”的时代将指日可待，“文学的终结”也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从美学角度来说，文字和图像本来各具特色，图像以其直观性和具体性见长，而文字以其抽象性和联想性著称。文字读物可以唤起读者更加丰富的联想和多义性的体验，在解析现象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图像化的结果将文字的深义感性化和直观化，这无疑给阅读增添了新的意趣和快感。抽象的文字和直观的图像互为阐发，无疑使得阅读带有游戏性，从文字到图像，再从图像到文字，来回的转换把阅读理解转变成视觉直观”。这说明了文字和图像是各具优势的，由文字语言组成的文学在思想深刻性和想象性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而图像在感官化和形象性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这说明了在电子媒介时代由图像组成的影视艺术和印刷文化时代由“文字”构成的文学是两种有着不同表现形态和艺术特质的艺术种类，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各自的艺术特色范围内相互促进和发展。影视是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影视艺术是通过画面、声音和蒙太奇等影视语言，在银幕屏幕上创造出感性直观的形象，再现和表现生活的一门艺术，它通过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听觉器官，使观众获得一种视听感官上的享受；而文学由于以语言文字作为媒介和手段，使得文学形成了许多自身独具的审美特征，集中体现在情感性与思想性、间接性与广阔性、结构性与语言美等几个方面。任何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情感。文学的情感性越浓烈，越能感染读者，就越富有艺术魅力。文学由于采用语言作为媒介，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由于文学作品能够深入到人的内心的情感精神世界，直接披露出人物最复杂、最丰富、最隐秘的情感，使得语言艺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深刻，文学的思想性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形式。虽然所有文艺作品总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对生活的认识，从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但在各类艺术中，还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形象最富有深刻性和思想性。语言艺术之所以具有这种优势和特长，同样是与它采用语言作为媒介分不开的，因为只有语言才能直接表达人的思想，在直接披露人的思想认识、评价判断方面具有最强的艺术表现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总是被情感所包裹并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只有将情感渗透在思想里的作品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在激动不已的同时去深入领会作品蕴藏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情感性也离不开思想性，因为这种情感往往是在理性思想指导下成为具有特定爱憎情感的倾向性。文学作品的结构与语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不仅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重要艺术手段，而且本身也具有审美价值。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必须利用结构这个重要手段来完成。对于文学作品来讲，结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关系到整个作品的成败得失。文学所具有的这些语言艺术的特征是作为视觉艺术的影视所无法比拟的，在思想深刻性、情感表现性以及语言结构美方面文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以图像为主因的影视艺术再发展也不可能使文学消亡，因为“看图像”和“读文字”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消费方式，图像的感性形象和文字的理性抽象只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存在着彼此替代的关系。因而，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终结论”可能有着西方的学术背景，但是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文学危机”另一方面的知识背景是文化研究的兴起所导致的“文学的越界和扩容”问题。文化研究的兴起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冲击是当前我国文艺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持“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主张的学者认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和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界限”^[7]。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就是要消解传统的精英主义美学思想，促进审美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它的性质就是企图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取代审美文化”^[8]，它在美学文艺学领域的主要表征则在于对人文精神的消解，让消费文化进入正统的审美文化之中。

落实到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消解了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促成了文艺学的边界移动和扩容。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的消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使雅俗文化的区分丧失意义。雅的文化为了表示自己“亲民”的姿态，主动纡尊降格；俗的文化也在现时代的怀旧情境下披上了精英的外套，在技术的包装下翩然走上文化的T形台。其背后的动力更多的是商业化原则的操纵；雅俗文化不但丧失了彼此曾经有过的界限，也在物欲化的世界里丧失了各自的主体性。其次，由于审美主体性的丧失，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感性解放的功劳就要打折验收了。主体感性的解放在此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艺术审美能力上的真正提升，而是消费社会的商业化原则在作祟，主体好像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得到了感性欲望的满足，而实际上这一切在其深层处处受到经济权力话语的制约和商业化原则的左右。文化大众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比起它在审美上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在商业化原则下所强调的物质性与当下性，如今正不断地使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疏离感，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自由感、社会感乃至安全感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侵蚀。其结果是，审美活动在摆脱了理性强制之后又遭到物质化的清洗，演变成了一种适时转化个人物质欲望的代偿性活动，更多地依存在物质享受之上。由此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消解的最后一个症候式表现，即从文化领域看，高层文化或雅文化也与现实同一起来。高层文化本来与现实相疏远、相脱离，而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存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向度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高层文化超越现实向度的体现，即任何高层文化总有理想的向度。确实，高层文化过去总是与社会现实相矛盾，而且只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即精英知识分子才能享受它的乐趣，描绘它的理想。现时代，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间距”已经被克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看来高雅文化与俗文化没有任何的界限，这样就消解了高雅文化的精神内涵，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和介入功能。

“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移动和扩容则是引起文艺理论研究界争论的核心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在审美泛化的理论语境下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和拓宽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这样传统的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文学经典将会终结，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的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视作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是文艺学千载难逢的机遇”^[9]。挑战在于对文学经典的背弃转而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感性问题，而机遇则是“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很明显“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倡导的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扩容已经与经典的文艺学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经典的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其主旨在于揭示文学活动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审美规律，文艺学的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事实、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无论文艺学边界如何移动也不可能抛弃文学活动自身规律去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因为文学活动的“审美”功能在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们走向作为精神意义的超越之境，其含义是“无利害静观的自由愉悦”，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中的“审美”却是一种欲望的消费，其功能是快感的自我满足，其实是一种“非审美”，按照康德的观点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快感，并没有普遍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纵下所制造的审美假象。^[10]

因而通过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来认定当下文学的危机也是不成立的。电信时代的文学处境和审美泛化的事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我们的文学研究的根基。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根本就不存在着危机和困境，形势一片大好呢？当然也不是，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的确出现了危机和困境，但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外在的客观社会氛围的变化，而是在于我们的诗学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问题，他们关注文学理论自身的建构，直接从某个哲学体系或者抽象命题出发来推演诗学体系，相对忽视了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即使有对作品的阐释也只是作为其体系的例证而存在，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脱节的现象，如果诗学理论远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作品自身而只是在哲理化的形上高度自我欣赏和满足，不出现危机才是怪事。因而在诗学严重理性化的今天，诗学不应该再在逻辑化、体系化的封闭结构中继续兜圈子，我们呼吁一种重返文学文本自身的诗学理论建构。

二、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

本文诗学作为隐含在具体文本中的一种诗学思想，它是诗学的原初形态。诗学的原初形态，实质上就是批评家立足于文学本文，从本文出发，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隐含的“本文诗学”进行理性化的归纳与呈现的结果。通过“文学本文”，建立诗学的基本立法，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范例。当然，也必须认识到，没有荷马，没有悲剧家，就不可能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同样，没有先秦两汉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后起的传统以诗学思想史为依托，寻找诗学与人文学科的沟通，评价文学的功能价值，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本文之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独立思想立法。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本学诗学作为创作者内在文学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创作诗学，其形态是隐含着的，它隐含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这种内在意识的诗学观念在接受美学看来是一种虚假的观念。按照现在接受美学的观点，当作家创作出作品之后，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品已经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物在历史的视域中接受读者的审阅，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当然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也不是要回到亚里斯多德和刘勰的水平上，因为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本文诗学虽然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但是由于理性诗学的作祟，亚里斯多德试图为整体的文学立法，他采用了科学主义的完全归纳方法来建构本文诗学，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试图在古希腊的全体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诗学的基本话语主要究路径，在研究对象上虽然具有本文诗学的特征：即从文学本文出发的特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则是科学主义的本质归纳法，并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摹仿”，这样就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了本文诗学的衰微和理性诗学的勃兴。亚里斯多德的这一方法论困境在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时逐渐被诗学家认识到，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对希腊文学的认识就不再企图对整体的希腊文学发言，而是从某一个视角切入古希腊文学，采取“诗思”的方法重构古希腊诗学，这种超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方法就是不断地返回古希腊文学文本自身，以“诗性之思”为中心，重新建立文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达成对诗学观念的更新。例如，席勒首先将古希腊与近现代文学进行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从而认识到，古希腊文学偏重于一种素朴精神的表达，是一种素朴的诗学，而近现代诗学则偏重了一种感伤情调的表达，构造的是一种感伤诗学，尽管他并不否定近现代的感伤性诗学，但他似乎更推重素朴的诗学。落实到古希腊诗学的具体分析之上，他特别重视希腊人所具有的一种自由而质朴的生命文化理想从而达到重构希腊诗学的目的；尼采通过解读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艺术，特别是建基于对古希腊语言和古希腊神话的深刻理解，尼采认为古希腊诗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它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特别以狄奥尼索斯为象征的酒神诗学，这是一种生命化诗学。这种以“诗性之思”为中心的诗学方法论就是本文诗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一思路也应该是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所遵从的基本范式。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当时纯文学与杂文学没有区分开来，《文心雕龙》在研究对象上就包括了骚、诗、乐府、颂、赋、赞等35种体裁，有些体裁则根本不是文学文本，虽然在“文”的本体论“原道”的统摄下展开，但是具体落实在文学创作、批评、发展等环节时，刘勰采取了诗话和词话的方式，对具体的诗学思想不能明确的提炼出来，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精神：虽然能够对某一文本发表高明的见解，但是缺乏系统性，也就是说，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诗学观念。因而今天我们重建本文诗学，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处，透过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寻隐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批评家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论证和思考，去考察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诗学思想是怎样由本文建构与消解的，因而本文诗学考察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现代西方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兴起对于我们重建本文诗学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现代西方解释学认为，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并不是文献资料，而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体现，是人生体验的产物，文艺本质上是交流的，能沟通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解释学中的“解释”并不是指对作品原意的挖掘和还原，更是指理解和创造，因而文艺解释的目标并不是还原作者的本原意图，而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的把握，以求在生命体验的基础上，更深入地发掘作品内在的美学精神和思想价值。而接受美学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在联邦德国的一个美学流派，它是在解释学的影响下产生的一个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姚斯和伊瑟尔，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是一种“召唤结构”，存在着许多的意义空白，期待着读者自己去填补。文学阅读过程，就是文学作品内涵破译和潜在形象的创造性建构的过程，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最终得以实现的终端环节。这就意味着作者在创造出文学作品后，其价值的存在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它等待着读者的介入和评价，只有一个作品在得到读者的阅读之后其价值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因而文学本文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本源性的诗学，在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理论背景下才能最终实现。

当我们反观西方文艺理论建构时，我们总会想到艾布拉拇斯的理论，在其著名的《镜与灯》一书中，艾氏认为文学研究主要有四个因素，即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在此基础上派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11]。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理论主要是建立在这样四个纬度的基础之上。在西方古典文论中主要关注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摹仿”，因而世界成为文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世界这一纬度上所建构的诗学主要是一种创作论诗学，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独立于作家的外部的对象，认为在创作中作者是纯粹客观的面对外部世界，根据自己冷静的观察和研究将外部世界加以真实的呈现出来，认为只有根据自己的观察将外部世界真实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学作品。浪漫主义诗学认识到“摹仿论”诗学仅仅将眼光放在外部世界这样一个纬度上，从根本上忽视了作家精神创造和对超验性追问的纬度，因而抛弃了古典文论所信仰的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传统（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而转向了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在其中寻求他们的理论依据。因而柏拉图的灵感说、狂迷说以及回忆说等作为理论资源进入了浪漫主义诗学当中，它企图通过高扬主观情感和个性创造来实现艺术家自身内在心理机制的平衡，从而想象、情感等涉及作家创作主体因素进入了浪漫主义诗学的视野，因而可以说浪漫主义诗学是以“作者论”为中心的文论建构。

在西方现代文论系统中经历了由“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到“读者中心论”范式文论的转换。“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主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早期精神分析文论等类型。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从“作者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文学视为一种幻象、直觉或白日梦，把主体的直觉、表现乃至原欲（性本能）作为文学的根本动源。“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强调作家的中心地位，主要考察作家的创作实践问题以及在创作中所涉及的心理问题。比如说“天才”、“想象”、“白日梦”和“无意识”等；在“文本中心论”范式中，苏俄的形式主义开创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先河，再到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的结构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美的新批评也重视文本的阐释。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以及由语言形式和结构所组成的“文学性”问题，而对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作家创作的心理状态如何则完全不予考虑；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和“感受谬见”说更是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的相互关联彻底隔断，而只是孤立的研究文学作品自身的特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日常语言，主要因为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还必须通过语言书写的陌生化来加以表达，就整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主要想通过一种内在的结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比如俄国的普洛普就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中通过一百多个民间故事的分析，认为故事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人物所承担的功能却只有31种，这种从文本的内在结构出发去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的兴起。到了结构主义阶段，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了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出现了“作者死了”的呼吁。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西方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崛起，西方文论在重点研究文本的同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读者的接受问题，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认为读者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创造，萨特也对读者的在创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结构主义文论在后期则主要把精力集中到了读者的接受方面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的兴起，当代西方文论开始了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即由对文本的重视转向了对读者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各种阅读理论彻底抛弃了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开始把重点放在了对读者阅读行为的研究上。“读者中心论”范式产生于德国，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姚斯和伊泽尔，姚斯倡导的是接受美学，而伊泽尔则提倡读者反应理论，在这里，读者的审美经验成为了文本意义敞开的根本所在。姚斯对文学接受的研究是从“期待视野”入手的，他试图通过“期待视野”来贯通其接受美学理论。“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进行阅读理解之前就对作品的一种期许，这种期许由于有一个相对的限度，由此也圈定了理解的可能性的限度。期待视野包括两大经验领域，一是读者以往的审美经验领域所建构的相对狭窄化的文学期待视野；二是在既往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野。这两大视野的交融就形成了一个读者具体的阅读视野。伊泽尔则认为文学作品是由文本和读者两极构成的。文学作品既不同于读者在阅读之前的文本，又不同于在阅读过程中的文本实现，文学作品处于文本与阅读之间。因而伊泽尔对阅读的解释是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文本是如何向读者敞开其意义的呢？伊泽尔用“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的潜在读者”这两个术语来解释这一动力机制。“文本的召唤结构”指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英伽登的文本“空白点”理论是其理论的渊源，伊泽尔认为这种空白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伊泽尔指出，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从而不断地去更新这种阅读期待。而在读者方面，完全按照“文本的召唤结构”进行阅读的读者则是“文本的隐含读者”，因而隐含的读者并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读者，而是一种理想型的读者，它在文本的结构中是作为一种完全符合对阅读的期待来加以设想的。伽达默尔指出，读者在具体的阅读时，必然带有自己的“前理解”，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解释限度，但是，读者的阅读并不是一种率性而为的粗暴干涉文本的行为，它必定要求读者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对文本的进行发问，因而解释者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听从文本的意见。

从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导致了西方文论开始了从文本探究向读者探究的转型，这种转型也是本文诗学重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渊源。我们认为，本文诗学是一种立足于批评家对文本的阐释而建构起来的诗学思想，这一方面要求诗学的产生要立足于文本，另一方面则要求诗学的产生要遵循批评家的主体性创造，本文诗学并不是在文本中敞开着的，而是一种隐蔽的状态，它需要批评家对文本进行细读，在细读中发现文本所蕴含的诗学思想，而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给这种发现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支持。即在作家的文本中隐含着非常丰富的空白等待着批评家去发现，而批评家则完全有可能在具体的文本阐释中发现这些在文本中蕴含着的诗学思想，这是解释学—接受美学交给他的任务。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脱节

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确实面临着危机，这危机表现在何处？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危机呢？我想，当前文学理论已经没有了新时期之初的辉煌和耀眼，文学理论在80年代确实引领了学界的风潮，但是这种引领并不意味着理论成果的优秀，而是当时的时代造就了文学理论的辉煌。“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一切都在拨乱反正，文学理论也被据以了很大的厚望，成为了‘拨乱反正’的主导，扮演其文学界的‘先锋’角色，人们要寻求文学创作的突破，或对新突破加以合理化阐释，都需要求助于理论的突破，或者与理论的突破一道前进。”^[12]因而在那个年代，人们非常相信理论的力量，崇尚理论的魅力。

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的魅力逐渐消失，原因何在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大众文化开始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电影、电视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的文学理论似乎只是关注经典的文学作品，对大众文化的阐释力度不够，理论介入现实的力量薄弱，导致了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减弱；第二，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相互脱节，大多数文论研究者日益疏远了批评，而只是在做理论的建构工作，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的建构工作几乎都是在文论思想史寻求理论资源，而不能够基于文论家自身的阅读经验和批评实践，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两者之间的鸿沟。

当前中国的文学理论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新的理论层出不穷，什么文学本体论的探究、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文论的引进等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占文学领地半壁河山的“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玄幻小说”等还没有很好的理论能够对其进行解释，表现为“理论贫乏”的症状。文学理论在当前的文学批评中似乎集体离席，很多文学理论家的批评似乎处于一种“红包批评”的吹捧之中，或者是网友们在网上进行一个“狂欢化”的自我陶醉似的酷评一下，那么，我们的理论与批评之间的脱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有学者指出：“文论家自身对于文学理论的这种困境（理论与批评的脱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文学理论推向社会的人恰恰是文论家本人，只有当他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对作品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时，才可能切实地证明其理论的有效性。而我们的文论家们却长期沉醉于对文学经典的反复咀嚼和理论体系的仔细打磨，结果是批评锋芒日益暗淡，鉴赏能力日渐愚钝，对于当代文学的实践越来越隔膜。”^[13]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文学理论家在建构文学理论的时候，很少去涉及文学批评问题，对具体作品的阐释也只是作为其理论建构的一个例证，这种例证在其理论体系的窒息下也无法焕发出文本自身所具有的生机和活力。另外，文论家的知识储备也使得他们无法去把握当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从现有的文论著作来看，许多文论家的文学修养和知识储备已经十分陈旧，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当文学的了解主要限于‘五四’到‘文革’之间，而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90年代以来最新的文学动态较为陌生；对于西方文学的了解又主要限于19世纪以前，对于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抱着一种拒斥和否定的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评价标准的僵化，另一方面是对自己贫乏的理解和欣赏力的一种掩饰。知识上的这种缺陷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与当代文本对话的资格”^[14]。由于当代文论家的知识贮备陈旧，对文本的感悟能力较差，使得他们所建构起来的文学理论可读性较差。从文论史发展来看，一部伟大的文学理论作品一般都与文学作品一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诸如中国古典文论的《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本身就是以诗评诗，以词评词。就连以理论性和逻辑性闻名的西方现代文论著作，也有非常可读的优美之作，诸如尼采《悲剧的诞生》、弗洛伊德的《创作家与白日梦》、马尔库塞《新感性》、萨伊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读起来要么神采飞扬、激情四射，要么是观点新颖，也很能吸引人把该著作读下去。

反观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著作，要么是固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不放、要么是新潮术语满天飞，有些术语连文论家自身都弄不明白，更何况读者，而这些文论家满足于在概念中自我愉悦，理论失去了作家的青睐，很多作家坦言他们从来不读文学理论著作，他们认为文学理论对他们的创作毫无裨益，这也说明了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对文本的阐释能力和批评的解释能力在下降。

针对理论脱离现实的批评，学界已经作了很多的阐释，诸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等；这是一个文学理论越界的工作，文学理论要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现象”，要研究广告、生日派对，研究营销方案，我想，如果文学理论去做这些活，那确实不是我们眼中的文学理论了，而成为了社会文化理论，这可能是文化研究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要做哪些事情呢？我想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归文本，在批评的实践中重建文学理论的威信。那么，当前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脱节，理论又如何在批评中重建理论的威信呢？学界对此的阐释过于薄弱，很少有人针对这一问题提出鲜明了的阐释方案，王一川曾提出“理论的批评化”和“批评的理论化”主张，要求理论和批评要相互结合，去解决理论和批评之间的鸿沟问题，但是他的立足点是在批评，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理论的水平，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沟通理论和批评之间的鸿沟呢？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文学理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文学理论一般认为是一种对文学的普遍的言说方式，文学理论关心的是普遍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对一切文学现象都行之有效。而文学批评只关注个别性问题，文学批评只是针对个别作品有效，离开这个作品就很难以对其他的作品产生影响力。文学理论就如同黑格尔的美学体系的架构，在一定的哲学范式的指导下推演出来，而文学批评就如同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有关雨果等作家的传记批评。因而，文学理论是普遍的，而文学批评则是个别的，在这个普遍性与个别性之间会产生鸿沟，我们该如何解决？

本文诗学的建构能够填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这种鸿沟。本文诗学是从具体的文本批评中建构起来的一种诗学思想，它立足于个别的文本，而它所建构起来的诗学却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本文诗学是一种诗学思想，普遍性是其根本性的追求。因而本文诗学一面连接具体的文学作品，在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阐释中建构了深刻的诗学思想，而诗学思想又具有普遍性，这样，本文诗学就是从个别的文学作品出发，达成了对普遍性诗学建构的目的，从而完成了其沟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鸿沟的目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