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

第四节　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

文学理论建构的思维方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二是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前者注重理论的学理性，它是从某一哲学和美学观点出发或者是从某一具体的文学思潮出发，推演提炼出文学的新观念，从而建构起文学理论的框架结构。后者则解构这种从本质出发建构文学理论的书写方式，而遵循知识论的模式，从历史性和地方性的视野出发，按照文学理论问题视域，客观梳理前人关于文学思想的方方面面。从文学理论知识域表现形态来看，本质主义的文艺学有自己存在的合理价值。它确立了文学的领地从而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它为文学立法从而树立了文学的合法性地位。但是由于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将本质问题固定化、单一化，没有能够将文艺的本体与人的存在问题结合起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艺的本性，导致了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批驳；但是以反本质主义为旗号的文学理论在知识书写模式上仅仅是从知识论的反本质主义出发，没有能够认识到存在论反本质主义对文学理论建构的意义，因而在客观上并没有达到自己所确立的目标，相反陷入了和本质主义和虚无主义所设定的双重漩涡。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就已经显得非常必要。

一、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困境与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出场

当前文学理论界的气氛多少有一些紧张和低沉，有关学科危机、学科反思以及如何走出学科危机的文章频频出现，关于学科反思的研讨会也召开了很多次，但是所给出治疗危机的灵丹妙药似乎都有些失效，不能够彻底根治诗学的病症。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找准文学危机的病源所在。学科危机的病源有多种可能：一是该学科存在的基础的确已经衰微，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就意味着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学已经走到了末路。二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进行总结，清理以前所做的工作。对于不适合本学科发展的旧的东西进行剥离；对于学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要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不轻易否定也不随意盲从，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就是过去的本质主义文艺学由于脱离文学现实追求宏大话语的学科体系建构从而导致了文学理论的“话语失效”。三是学科内部的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症状，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就是脱离政治的束缚之后在寻找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出现了找不到自身合法根基的危机，这样文学理论又不得不依附于其他的学科来寻求创新之途。事实上，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作为文学理论存在基础的文学根本就不会衰亡，只要语言存在文学就不会消失，对于文学来说不是消亡而是发展的问题，对于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来说不是要远离文学逃离文学而是对文学的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强有力的及时回应。之所以会有文学理论的危机不是文学死亡了而是文学理论没有对文学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而我们真正担心的文学理论的危机来自于后两种情况，即传统文学理论中许多旧的东西束缚了文艺学的发展，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又不能够进行正本清源的处理，从而使得文艺学在旧的框架内循环或者在所谓新潮理论面前丧失自我从而导致文学理论“失效”。最严重的是第三种情况，即当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心逐渐转移使文学理论失去背后的政治支持时，文学理论原有的地位就因此而动摇，文学理论要寻找自身的合法性要建立自律性的学科就必须寻求自己的学科基础。事实上文学理论的学科基础就是活生生的文学现象、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然而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者对这一鲜活的现象不予关注而去寻求哲学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从而导致了今天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危机：文学理论不去研究文学现象而去建构一些与文学无关的天马行空式的“宏大叙事”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界通病。

针对本质主义的盛行所导致的文艺学的学科危机，一批新锐的文艺理论家另辟蹊径，借鉴西方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艺学中“本质主义”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确立了属于“后现代主义”形态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这种“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它站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立场上对当代中国文艺学‘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和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它还力图借助西方后现代‘知识社会学’方法书写和建造一个‘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知识样态”^[34]，通过对文艺学知识形态的划分，“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建制称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35]，而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所声称的本质主义是“指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模式。在本体论上确立事物具有永恒的、超历史的本质，在认识论上相信绝对真理，通过主体的认知可以获得超越历史的永恒的普遍有效性的知识”^[36]。落实在文艺学研究中，由于学科的体制化和建构学科体系的需要，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本质主义倾向严重。针对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封闭、僵化”倾向，陶东风提倡建构一种以“知识社会学”为主导的、面向历史化和民族化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便是这种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完整表达和系统呈现。

在《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导言中，陶东风声称：传统的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宏大叙事严重阻碍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文艺学无法解释新近出现的一些文艺现象从而导致文艺学的“失效”，因而要解决文艺学领域出现的“失效”危机，就应该重建文艺学的知识形态，反对本质主义文艺学的思维倾向，走文艺学知识“历史化”和“地方化”的道路，建立一个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文艺理论知识体系。^[37]为了建立这种“历史化”和“地方化”的文艺学知识体系，该教材所采用的武器是“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非语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38]，而基本方法是“福柯所说的事件化方法与布尔迪厄所说的反思性方法”^[39]，那么，主编所主张的这种以知识社会学为武器，重建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知识体系是否在本书中得到落实了呢？

从全书的编写体例来看，《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分为七个章节，加上导论和附录，其中导论和附录分别是陶东风先前所写的两篇论文。^[40]第一章“什么是文学”对应传统文艺学教材中的文学本质问题；第二章“文学的思维方式”对应传统文艺学教材中的文学创作问题；第三章“文学与世界”则是对第一章“什么是文学”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和阐释，通过对“再现”问题的解析来分析文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属于传统文艺学教材中所谈的文学本质问题；第四章“文学的语言、意义和解释”对应传统文艺学教科书中的“文学作品论”和“文学接受论”，只不过这是在现代“意义”理论的基础上所做的作品论和接受论阐释；第五章“文学的传统与创新”对应传统文艺学教科书中的“文学发展论”，探讨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古今演变问题；第六章“文学与文化、道德及意识形态”，这本来是旧文艺学教科书中所阐述的核心问题，即文学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问题，作者引进了新的西方“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文学作了新的意识形态论的解释；第七章“文学与身份认同”，这是从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出的新的理论推进，属于超越传统文艺学教科书的范围。因而，从编写体例来看，《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各个章节的编写模式并没有体现出主编在导论中所确立的写作宗旨：“即打破文艺学教材传统的四大块的通行体例，改为用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或者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大家集中关注的基本问题结构全书的原则”。^[41]传统文艺学中所涉及的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都有专门的章节来加以表述，只是在第七章加上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学与身份认同”，因而可以说该教材是传统文艺学教科书和文化研究之间嫁接的产物。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主编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当然这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本身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文学活动作为人类一项特殊的精神活动，有着自己特定的方式和范围，并不是漫无边界的。文学理论作为对文学活动进行理论提炼的学科，因为文学范围的固定，其研究对象在文学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也相对稳定从而形成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就包含了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和发展论。因而任何一种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都无法回避对这些问题的归纳和阐释。《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对传统文艺学四大块的解构并不成功。

那么，《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所采用的“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即走“历史化和民族化”的道路是否得到了贯彻了呢？纵观全书，编者在每一个章节都把中西方关于该问题的论述作了详细的历史勾画，突出了中西文论的民族性特色，也贯彻了历史性的主张。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编写体例所凸显出来的“历史化和民族化”道路并不是“知识社会学”所主张的那种“历史化和民族化”道路，而成为了中西、古今文论关于该文学问题的资料汇编，成为了简写版的中西文论史。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编者主要借鉴了福柯的“历史事件化”方法和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知识社会学”基本知识。福柯的“历史事件化”方法要求把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还原为一个个的具体历史问题，这样才能够看清被理论所遮蔽的历史事件本身的真相，因而任何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出于特定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因而要洞察事件的真相就必须还原历史真实的面目，通过对具体的“事件”的分析来认知事物的真相。落实在文学研究中，要想还原文学事件的历史真相，就必须说明这些文学观念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为什么是这种文学观念而不是别的文学观念在这个时间产生。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要求知识生产者必须对自己生产知识的社会场域进行反思，弄清自己在这个场域中的真实位置，破除理性主义的偏见，反对“生成的遗忘”，采用历史化的方法，追问此一社会科学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探求其理论的具体针对性，落实在文学研究中，就要破除理性主义的神话，对文学观念得以产生的文化形态、知识结构和生产者的意识形态等进行仔细分析，从而得出该文学观念得以产生的真正历史语境。而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文学理论民族化和历史化的理论预想并没有在各个章节得到实现。具体原因是文学理论历史化和民族化是一项非常繁杂的任务，这需要“编者在掌握大量的历史细节的基础上以史学家的笔法予以呈现，但基于时间的久远以及资料收集的困难，在一本教材中难以实现。^[42]”以第一章“什么是文学”为例，编写者将文学概念分为中西两种表述方法，将文学概念在中西方从早期到成熟期的各种观念加以描述，而且这些文学观念“在叙述者的眼中手中，是按照一种统一的模式、非常有规律地演进的”^[43]，这显然有悖于历史化和地方化的“知识社会学”方法，因为这种统一的、有规律的文学观念演进模式就是编写者“非历史化”的产物，这种统一和规律显然是编写者以中国现代文论结构为自明前提和现在范畴而设定的，与历史上出现的这些文学观念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差甚远。并且最终得出了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的结论：“一是，诗（韵文）与文（散文）的文体区别（我们知道这本来是相当差异的概念）。二是，文学与语言、情感、想象有关。从以上的论述中，完全可以得出一条文学本质的定义：文学就是以诗（韵文）与文（散文）为基本文体，以语言、情感、形象、想象相关联的一种文字联合体。”^[44]因而，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导言中主编所主张的“反本质主义”的思路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并没有在具体的章节中得以展现。

二、反本质主义的谱系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联

那么，究竟什么是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文艺学知识重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呢？在以“反本质主义”为旗号的文学理论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并没有实现“反本质主义”愿望的现实状况下，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是一项难以完成的理论工程呢？

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反本质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并没有一个大家都赞同的理论范式和纲领，而是将其基本观点散布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并通过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表达出来。

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将反本质主义思潮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存在论上的反本质主义，另一类则是知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存在论上的反本质主义是基于本质主义的内在困境而形成的一种对抗性的立场，其目标是摧毁实体的理性本质主义，重建关涉人的存在的本体论。从这一角度出发，康德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存在论上反本质主义的肇始者，康德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建构起“先验哲学”，其目标还是要“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地盘”，重建与人的道德相互关联的实践理性本体论。尼采和海德格尔继承了这种存在论上的反本质主义，在康德之后对本质主义进行了新的思考。尼采思想的核心就是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本质观，强调恢复生命意志的本源地位。尼采认为，存在的本质不在与人之外的任何客体上，而在于人自身。从对存在的体验出发，尼采发现了“酒神精神”。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的对实体的信仰和对理性本质的崇拜，传统的理性本质主义怀揣美好的理想，相信人类拥有真、善、美、理性、真理、正义等永恒价值，一切事物都可以发现其隐藏在现象底部的实体本质，并且这种本质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点。尼采则认为：“问‘自在’之物是什么样子的，根本不问我感官的感受性和理智的能动性，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回答上述提问：我们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事物呢？‘物性’乃是我们首先创造的。‘自在的事实’是没有的，而始终必须首先植入一种意义，才能造成事实。”^[45]尼采的意思是：那种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自在之物”或“实体”的东西，并不是事物自身创造而后作为礼品馈赠给人类的，而是人类的感官或理智“命名”后强加给事物的。因此，它对于人类来说，是依附性的，而非独立性的。这种依附性本身就说明它不是“实体性的”或“自在的”。但尼采并没有抛开对本质的探究，而仅仅抛弃了实体和理性的本质，最终目的是建构人类生命意志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继承了尼采的线路，不过海德格尔更加关注对存在本身的追问。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迷误就在于忘却“存在”，用对“存在者”的研究来代替“存在”的研究。在海德格尔早期的哲学研究中，海氏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了存在论的改造，认为现象学只能作为存在论的方法论而存在，这种方法论就是“还原”、“建构”和“解构”，“还原”使得海德格尔摆脱了“存在者”的影响，面向了“存在”本身；“建构”就是海德格尔改造了现象学的“意识主体”，将其展开为一种“此在解释学”，即对“此在”进行生存论的分析，而这构成了《存在与时间》这本书的主要部分；而“解构”则构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只关注“存在者”而不顾“存在”的历史批判性的分析。“此在解释学”是海氏“存在论”的基石，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没有对人的存在本质进行有效地揭示就在于它追问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对存在问题的揭示必须从具有优先地位的个人之存在即“此在”出发，才能追寻到存在的意义。而建立在“此在”之上的存在论才是基础的存在论，有根的存在论，因而对此在生存状态的揭示便成为海德格尔的首要任务，这种本真的存在状态便是“烦”、“畏”和“死”，个体体会到了自己的真正的生存状态便领悟到了真正的存在。舒斯特曼批评海德格尔“尽管海德格尔试图克服所有类型的形而上学（包括尼采的），但他仍然成了同样的形而上学冲动——将自身的词汇与解释性再描述普遍化为西方文明的那种权威词汇、叙述和定数的牺牲品”^[46]。实际上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的是实体的和理性的本体论，结果是将“存在”，也即意义本体论挖掘出来，从而实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变革。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解构的同样是实体本体论，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如果将本质的内涵不断外移，本质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本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心和本质，随着对象的变化可以无限形成，因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仅仅提供了方法论的立场，而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彻底的反本质主义的结论。因而，从存在论的反本质主义出发，哲学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将理性的实体的本质还原给了感性的生存的本质，其话语并没有脱离本质主义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它对我们文学研究的意义重大：这就是它把传统的封闭的、单一的本体转变为一种开放的、不断变化的生生不息的本体。也就是说，它变革了文学的自然实体本体论，转向了人的现实生存，人的感性生活，不再像本质主义文艺学那样探究实在的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本体，而是对进入到动态生成过程中的感性生命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人类在文学活动中所涉及的生存实践和意义进行价值追问，因而它不仅仅在本体上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而且在价值迷失的时代可以抵御文学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

知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则认为本质存在基础的实体或自在之物的存在根本得不到有效的证实，因此本质存在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信念或假设，而且同样是一种得不到有效证明的信念或假设。知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认为，一种事物，确实有许多的特征，但是事物本身却不能区分并告诉人类哪些是本质的、哪些是非本质的。能够区分的只有人类，但是人类却找不到一种标准来判断自己的区分是不是符合原样的，更找不到一种标准来判断自己区分时所使用的标准是不是合理的。因而他们更习惯于通过知识描述的方法多方面的描摹事物的特征。正如罗蒂宣称的那样：“对我们实用主义者来说，不存在任何像X的非关系特征这样的东西，就好像不存在像X的内在本性、本质这样的东西一样。因此，离开了其与人类需要或意识或语言的关系，就不存在像一个与X的实际存在方式相符合的描述这样的东西。”^[47]对于那种习惯于将本质看成是一类事物共同特征的人来说，维特根斯坦回答说：世界中没有最高的普遍的本质，只有合理的家族类似。在“家族相似”理论看来：大家虽然同处一个家族，但并没有一个所有成员都具有的“共同之处”，家族成员依靠一个相似的链条相互建立联系，要想在不同的家族成员之间找到一个所有人都共同具有的本质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是一个家族成员和另一个家族成员的眼睛长得相似，这个成员与另个成员的性情相似，并且这种相似性并不传递，第一个成员与第二个成员的相似性，不一定就是与第三个成员的相似之处。家族成员之间有时候大部分相似、有时候小部分相似，但不存在一个所有成员都共有的相似之处。因而在知识论的反本质主义看来，事物的本质是不能把握的，但我们可以采用知识学上的语言描述来把握世界，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语言必须能够描述生活，经验世界的生活可以通过语言来建构，如果经验本身不能通过语言来建构，那就属于不可说的神秘领域，而这正是世界的界限。因而知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则通过语言分析彻底的清洗了本体的存在。

以上述的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反本质主义并没有一个同一的理论体系和纲领。而反本质主义对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知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来实现的。从宏观背景来看，因为存在论上的反本质主义更多涉及文学本体论问题，而文学本体论似乎又是本质主义文艺学的代名词。因而反本质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渗透主要是通过知识论的反本质主义方式来完成的。反本质主义对文学的突破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通过对经典的反思颠覆本质主义文艺学的体系性知识形态，反本质主义认为，经典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目的建构的，不存在永恒的经典，文化权利在经典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重视文艺学知识的生成语境和跨学科性。这一点是从第一点延伸而来的，也就是说，文艺学的知识域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经典，而应该从现实的文化语境中寻找理论资源，文学理论处在特定的文化场域当中，是有这个场域中各种力量相互较量当中建构起来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文学类型的历史变迁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因而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是建立在对这种互动关系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构成了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知识增长的基本范式。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原来不被关注的权利、种族、性别和文化身份等问题也可以进入文艺学的视野，并成为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新生长点。从反本质主义的角度反观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我们可以看出，本质主义在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带来表面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48]除了陶东风先生所归纳的“本质主义倾向、丧失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及与当前文学现实相互隔离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诱导中国文艺学学者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虚幻的实体根基之上，为文艺学学者提供了一个错位的知识信念和方法论意识。文学成了“物学”而不是“人学”，这样的实体本质主义确实需要清理，要恢复文学的人学地位，这就需要在文学本体论寻求新的探究模式。而知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由于局限于对文学活动的知识性描述，在反驳本质主义的同时又陷入到本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双重漩涡。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文学理论知识空间进行重组就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

三、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

从文艺学知识增长方式来看，本质主义力图从文学定义出发，以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来推导出文学各方面的知识，因而体系性成为本质主义文艺学的显著特征。而知识论上反本质主义集中破除的就是这种对文学本质的信仰，转向从社会与文化的多种互动的关系中把握文学的特质，开放性就成为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特色。如果说本质主义是一种焦点透视的文学知识生产，那么反本质主义则是从散点透视的聚焦方法来扩展文学理论的知识空间。从这一点出发，本文诗学的建构明显的具有知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的思维特质。那么，什么是本文诗学？本文诗学的建构在哪些方面反映了文学研究的知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呢？

从诗学的演变规律来看，本文诗学实际上是诗学的原初形态，“‘原初的诗学’，是创作者的想象‘支配’创作的诗学，是通过文学创作过程和确定性的文本呈现出来的诗学。原初的诗学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是创作者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自由表达。这种诗学思想，融入具体的感性文学作品之中，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灵魂。由于创作者将自己的诗学意图贯穿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所以批评家可以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诗学的共同性品格，从这种具体的诗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诗学的演变规律，即：由口头诗学转向本文诗学，由本文诗学转向理性诗学”^[49]。口头诗学是源自于口头诗人的口头创作，它是通过口头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情感，直接表现为口头诗人对语言本身的审美适应。口头创作的文学化倾向构成了最初的“文学本文”，文学本文的诞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文学具有了可保存性，另一方面文学具有了可以辨识的文体形态，正是这种具有可保存性的文本的出现促使了“本文诗学”的诞生。也就是说，原初形态的本文诗学是作家的创作诗学，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没有创作诗学的指导，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家文体的选择、语言的使用、文本的构成、情节的处理等都是作家面临的诗学任务，当然这种诗学任务并不表现为一种逻辑化的、理论化的形态，而是融合在前辈作家的文本之中，作家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入分析而获得一种属于自己创作的“本文诗学”。^[50]“源自于文学本文的‘本文诗学’，是指创作者体现在其文学本文中的、隐含着的诗学意图和诗学观念，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表现为逻辑化的体系形态，而表现为活生生的创作律法。”^[51]然而，通过对大量文学解释的研究，我们发现，作家在创作的诗学确实有着自己的“本文诗学”，但是这种诗学完全融通在其文学作品之中，并没有能够形成清晰的理论表述，甚至处于不自知的状态，而期待着读者和批评家的再发现。批评家通过研究具体“本文”，根据自己的体验、想象和诗学意图，建构出属于批评家自己的“本文诗学”。诸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就是建立在古希腊的悲剧基础之上，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基础上，没有古希腊悲剧和先秦两汉的文学发展，就不会有《诗学》和《文心雕龙》的产生。因而，基于以上的基本界定，我们认为：“‘本文诗学’，既可以理解为作家在本文创作中隐含表达的诗学，又可以理解为批评者基于本文自身而建构的诗学；‘本文诗学’在作家那里，可能是自然的自由自觉的诗学思想意志，而在批评家那里则可能是富有成效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创造。‘本文诗学’不是批评家凭空建立的诗学体系，而是对作家在本文中已经建立的隐含的诗学体系的理性归纳和逻辑呈现。”^[52]作为作家创作诗学形态存在的“本文诗学”，是隐含在作家的作品之中，是一种不稳定的存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仅仅是文体的定型化之路，语言的丰富性呈现和文本结构的独具匠心，对于作家的真实思想内涵由于在文本中没有清晰的界定，也没有系统性，我们是很难以把握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现在将本文诗学界定为“批评家立足于文学本文所建构起来的诗学思想”。

在中外诗学思想史上，批评家通过对作家具体文本的解读所提炼出来的诗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这一思路，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显得更加突出。朱光潜的《诗论》，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分析，揭示出了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诗的起源、诗的境界，诗歌与绘画、音乐的关系、诗歌的节奏和声韵等等，特别是最后一章对陶渊明诗歌的分析，充分显示了“本文诗学”的思想意图：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解读，朱光潜提炼出这样的诗学思想，即“诗人的思想和情感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53]，因而，对陶渊明诗歌思想的分析必须紧密结合到他的情感生活；朱光潜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分析，还得出了“诗品如人品”的思想观点，陶氏诗歌表现出来的“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睿智潇洒”的作风正是他人品率真的表现。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对中国的古典文论进行多方面的阐释与辨析，而且与佛学、西方文论加以联类和阐发，特别是在其巨著《管锥编》中，钱钟书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等十部古籍进行了评品，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许多论题进行了新的阐发而具有了本文诗学的特征。例如，对“通感”的发掘就具有本文诗学的意图，“通感”是西方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指人的感官可以打开互通。西方文论中亚里斯多德早已发现了这样一种修辞手法，在现代的象征派诗人那里，通感也被视为风格的标志。其实，通感在中国的古典诗文中是普遍存在的，如宋祁的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苏轼的诗句“小星闹若沸”等，这种感官互通的写法，不仅没有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加以命名，反而被李渔等人认为是语病，钱钟书通过对这类诗句的研究分析，第一次用“通感”来给这类现象命名。“寻常感觉，时复‘互用’，心理学命曰‘通感’”^[54]，“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宋祁的词句和苏轼的诗句都是‘通感’式‘感觉挪移’的例子”^[55]。钱钟书通过引证亚里斯多德、培根等人的理论，引述荷马、莎士比亚、庞德等人的诗作，并举出了中国大量的古典诗文来阐述通感的互用特征，并对通感这一术语给予了科学的解释，此后，通感一词便进入了中国文论的领域。“通感”一词不是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从具体的诗词中提炼出来的，因而具有“本文诗学”的特征。

在西方诗学思想史上，这样的例证也比比皆是。尼采《悲剧的诞生》就是本文诗学的杰出例证，尼采通过对希腊悲剧文本的考察，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认定悲剧起源于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融合，悲剧的本质在于“不断重新向一个日神的形象世界迸发的酒神歌队”^[56]，即以酒神歌队为根源的日神与酒神的结合；悲剧的功能则在于获得“悲剧性所生的形而上的快感”^[57]。希腊悲剧的灭亡则在于欧里庇得斯借助理性主义和道德化的倾向扼杀了希腊悲剧的灵魂——非理性主义的酒神精神。尼采对希腊悲剧文本的分析所得出的悲剧理论是别具一格的，是从古希腊悲剧文本自身出发的，具有本文诗学的倾向。

维科在其巨著《新科学》中，通过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文本的解读，解决了寻找和发现真正荷马的问题，维科通过分析这两部诗史，发现这它们时间差距有800年左右，并且作者的地理位置一个位于希腊东北部，一个位于希腊西南部，更重要的是两部诗史中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维科根据文本断定所谓的荷马应该是“希腊人民中的一个理想或英雄人物性格”^[58]，荷马代表的应该是整个希腊民族，人民是真正的荷马，这个荷马是希腊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另外，维科通过对荷马诗史的分析，提出了原始人的“诗性智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我们今天的理性思维有很大的不同，“诗性智慧”创造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文化制度，也创造了诗史和神话的繁荣，由于“人的时代”的到来，理性思维占据上风，诗歌和神话也就失去了得以存在的“诗性”土壤，从而衰落了。维科在这里提出神话诗歌“诗性思维”的特征更加具有本文诗学的特质，因为本文诗学的建构目的就是要恢复诗学的诗性。

虽然本文诗学的建构方式是诗学的原初形态并广泛存在于中西方诗学界。但是，在今天我们提出重建本文诗学并不是要回到亚里斯多德和刘勰的水平上，因为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本文诗学虽然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但是由于理性诗学的作祟，亚里斯多德试图为整体的文学立法，他采用了科学主义的完全归纳方法来建构本文诗学，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试图在古希腊的全体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诗学的基本话语主要研究路径，在研究对象上虽然具有本文诗学的特征：即从文学本文出发的特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则是科学主义的本质归纳法，并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摹仿”，这样就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了本文诗学的衰微和理性诗学的勃兴。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当时纯文学与杂文学没有区分开来，《文心雕龙》在研究对象上就包括了骚、诗、乐府、颂、赋、赞等35种体裁，有些体裁则根本不是文学文本，虽然在“文”的本体论“原道”的统摄下展开，但是具体落实在文学创作、批评、发展等环节时，刘勰采取了诗话和词话的方式，对具体的诗学思想不能明确的提炼出来，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精神：虽然能够对某一文本发表高明的见解，但是缺乏系统性，也就是说，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诗学观念。因而今天我们重建本文诗学，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处，透过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寻隐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批评家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论证和思考，去考察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诗学思想是怎样由本文建构与消解的，因而本文诗学考察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

这种从具体的文本中提炼出诗学思想的本文诗学建构方式是最能够体现出知识论上的反本质主义的。它不是从一个先在的理论前提出发去具体阐释文学文本，而是从文本自身出发去挖掘隐藏在文本自身的思想；它的目标也不是建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本质，而是在具体的文本解读中寻求具有普遍性的诗学思想。它既不同于本质主义文艺学要为文本探究固定本质，也不同于文学批评要为文本解读提供“唯一性”的思路，而是在具体的文本中寻求具有普遍性的诗学思想。在各种不同的文本分析中寻求不同的具有普遍性的诗学思想而又不远离文学自身这个大的家族（例如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提出的“对话诗学”，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分析提出的“亲在论”诗学等^[59]），在“家族相似”的理论前提下又有着自己开放性的理论视域，它重在对文本自身进行思想性的解读，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语言描述来追问文本的深度意义，从而达成知识论上反本质主义的目标。

然而，从存在论的反本质主义来看，文学是存在着本质的，只不过我们要反对将文学本质固定化、单一化的取向，反对一元论的文学本质论，其目标不是要抛弃文学的本质之思，而是要转变思维方式，从“文学是什么”转变为“文学如何可能”。也就是说，文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将文学与人的存在问题联系起来，建构以“文学活动”为基本范式的文学本质观，恢复文学的人学地位，将人们在文学活动中所体验到的这种人类生存的本性确立为文学的本体，在此基础上探究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建构起一个开放的文学本体论，这可能是未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需要确立的一条基本原则。否则在极端的反本质主义视野下文学可能就会走向虚无主义的道路。

因而，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知识空间需要重新组合。传统的本质主义文艺学需要借助存在论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将文学的本质与人类的生存问题结合起来研究，将文学活动视为文学的研究对象，在文学活动中反思、体验人的生存本质（这方面海德格尔对我们的启迪巨大），这样一方面可以克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封闭化、体系化的弊端，另一方面为文学立法的规范性给我们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并进而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而从知识论的反本质主义出发，我们要重视文学的文本经验，在文本中发现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的诗学思想，让诗学真正充满诗性，从而能够让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又不远离文本自身，实现在文本中寻求理论资源的目标。因而只有将存在论反本质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推进与知识论反本质主义文学研究的本文批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也才能够推进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也许这才是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