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功夫论

3.率性与教化：《中庸》功夫论

《中庸》功夫论，简要讲，即“诚之”的功夫。因为天乃是个“诚”，它诚实地显现为日月山川，时光更替，它从不隐瞒什么，所以人欲守住自己的天性，便应像天一样，以“诚实的态度”来对待天地间一切，不可因着名利私心而“藏私”，孔夫子其过失犹如日月之蚀，其改过亦如日月之蚀之消去而重显光华，他的一切都那么坦坦荡荡，明明白白，所以学生称他为“圣人”。《中庸》功夫论之要义乃在培养这种“诚实的生活态度”，“君子”是体会到人性中这个“诚”之存在的，所以千方百计葆有它，“小人”往往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实乃“天性”，而非情欲，所以将“率性”当作自作主张，结果是无法无天，老子天下第一，肆无忌惮。所以《中庸》这个“诚之”的功夫，便须分开讲。“君子”可以从“率性”上直接做功夫，因为他已经开始体会、认识到了自己的内在的“本性”，他便可以自觉地循着此“本性”之指引以尽性，以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此即“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不认识自己的本性，而肆无忌惮，所以须要已悟道的“圣人”根据自己的人生体悟来制定礼乐刑政，以教化“小人”认识自我，走上正道。此处须强调者，这个“礼乐刑政”之文明制度，绝非个人行为之产物，不是“圣人”主观愿望之体现，而是圣人依其本性（天性）而制定。换言之，天“假手”圣人颁布某时代、某地区之法令，以供“小人”们作为行为指南。朱子注“教”，谓“圣人因人物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者。”（《中庸章句》）正所谓“教化”乃“圣人”分内事，并不是他突发奇想的善良愿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化才可能起到摒斥私欲、变化气质的作用——这只不过是把每个人“内在”原有的东西唤醒罢了，并不是从“外面”塞进什么东西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谓：“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清楚地表明了“教”之意义。《中庸》谓“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正是基于礼乐刑政实在只是人心之体现，因而是人实现自我的手段，不是强制性的教条、纪律压迫。所以其治理百姓，可以顺乎其心无为而治，自然轻轻松松，天下太平。所以我们可以说，施政教化之关节则在“识人心”，亦即体会民心向背。后来孟子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正在解释此。圣人摒斥了个人私心，大心以倾听自己“内在”“天音”之召唤，便体会到群众的呼声。孔夫子说“忠恕违道不远”，圣人施政教化之原则应落实在这个“忠恕”上。

上文述及“教化”，此处再述“率性”。上文已有述，君子之功夫，似可以从“率性”上做，因为他已可以体会到自己的本性，而获得了动力（主动性）。“小人”尚无守道之动力（主动性），则须依着圣人所体贴出来的礼乐刑政被动守道。《中庸》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圣人已无须功夫，全体是“天人”；君子却须“择善固执”以求道。孔子自谦“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第七章）又称赞颜回“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第十一章）又称其“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表明应“长时间地葆守善”之功夫论旨义。正是在明善并长久地持守善之基础上，一个人才可能融入其人生之“关系”，亦即“人之世界”中：“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第二十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乃天下之达道，人欲“走上”此大道，根本功夫即在明善而固执之。

《中庸》强调了下学功夫之重要性，以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且坚持不懈，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第二十章）；又把好学、力行、知耻之知、仁、勇归为人立身之本（第二十章），均在表明彻底的下学功夫之关键意义。

而将慎独功夫置于首章，应该是为了表明，凡功夫均乃“为己”而非“为人”者，都是为了反身而涌身入于自我“里面”，倾听“天”之呼唤，而明智，而做个“诚实人”。因为“诚”乃成己、成物因而合内外之道，因而成为一个人成长为一个“天人”的关节点。

总之，《中庸》论证了天如何命定给人一个人文世界，以及如何在此世界中葆守其“天性”的问题。它实际上在“人文”义上将天—人又联系起来了，这在孟子“性善论”之观点中表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