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对历史的创造

3.人心对历史的创造

社会历史就建立在这个具有直感能力的良知上。孟子曰：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

孟子曰：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踰之类也。（《孟子·尽心下》）

表明心对历史之创造。（此段同时也点明，小人成长为君子之途径，乃在于使己之心达于人之心。人心本来就相同而相通；君子、小人本来就是一步之遥，而不存在一线之隔）“大我”生于“小我”，历史生于人心；“大我”同一于“小我”，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换言之，“天”乃“自我”（良知，良感），亦乃历史（共通感）。所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亦可说“天视自我视，天听自我听”（直感）。正因为历史（仁义礼智）乃心之油然而生，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正因为人心本有同感，可以互相通达，所以口之于味有同耆者，心之于理义亦有同然。所以前圣后圣其揆一也，圣人只是先得我心之善罢了。

历史实即人之共通感，亦即人心之互相通达。换言之，人与人之间之交通，只在“心上”。人反身而求，找到自己的良心，便是找到了通往“他者”（天道、历史）的道路。如果时时聆听这良心的呼唤与引导，便能长时间地行走在通往“他者”的大道上，以可能成就为“大人”、“天人”。所以，对人而言，最重要者莫过于寻找自己的良心，并且时时葆养，不使丢失，以便获得行进的方向。

人如何“把握”自己的良心呢？孟子曰思：耳目之官不思，则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心），不思则失之（心）。“思”实乃“心”对自身之把握，故而须反身（心）以求之，并且应反身（心）而诚以求之。心在在乃是一生生之流，是永远处于心—物交织之中的直感活动，不可执之为死物，此为思之不诚——因为在此“思”之行为中，“思”没有真实地把“心”把握在“自己”之中，心已经“失真”了。心在在乃是油然而生的具体情感，不可认之为计谋、手段的产物，此亦为思之不诚。须是心把自己“思”为“自己”，亦即把那个油然而生的直感按其“本来的样子”把握住，这才是“把握”住了它，认清了它。思即反身（心）而诚。

“思”实乃连接历史之“大我”与一己之“小我”者。一己之小我在“直感”中通达“他者”，以形成历史，产生“自然之天”之外的另一个“义理之天”。换言之，“大我”产生于“小我”之（直感）中。此处的逻辑是这样的：直感从小我之中产生出来，但它乃是油然而生，无可预期，无可谋划，小我并未在其中参与了什么。直感是“天生”的，不是“人为”的。所以小我有理由相信，它也同样存在于“他者”处。在这个“相信”处，小我超越了自己，走向“外面”——“大我”产生了。所以，直感提供了一个“通道”，把自己与“他者”联系起来——直感亦即共通感。心既是直感，又是共通感，“思”把二者联系起来。思乃共通感中的直感。亦即天向小我发出的命令在直感中显现出来（天命显现为生动的“形象”，比如爱，但直感不可言说，是个纯粹的天然行为），被“思”捕捉（自觉）到。从而进入历史、语言中，成为“大我”。天命由后台走向前台，站在了光亮处。

此处还须强调者，仁义内在之性善论，如上述，只是表明人之真实情感中具有自然向善的动力与因素。这个“善”既指自然宇宙之常道，亦指人文历史之常道。因而这并非是说，人自然的情感流露即表现为善，此实乃把人之“出生”本身视为善之依据了。因此，“思”之作用实乃以宇宙与人文历史之善（它必已显现在语言中了）为依据，检视自己的情感，体会其中“善的”（孔子指点应从“爱”着手，如孝悌。即从自己最亲近的人伦关系中体会之），则其“不善的”自然被排斥于外。所以孟子的思路是扬善以去恶，而非去恶以扬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把大我与小我连接起来了。由此，人走上成就为君子之途。

“诚心”乃天之道，故而人应该在天性萌发处寻求自己的良心。孟子指点了“四端”，教人体会此心不为外设，自由生发的天性。孟子反对墨家兼爱论，强调爱有差等，亦应是在指点，于人之爱自己侄儿与爱邻人之子之差别处，体会物之本“不齐”，故心亦应该有“不齐”之应的自然而然性。人心自然会产生真情实感，它并不必须受训练才有。人心抛却杂念，也总会把握住一个真实的“自己”。亦即，人心总是有反身而诚的能力，因而良心是“可以把握”的，天道是“可以把握”的，因为它就显现在人心中。

但人所难者，乃在不能时时以真心面对自己，因为心太容易外逸而混同于物之中，所以仍得做足功夫，以培养自己的反思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