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旧说分疏

第三节　中和旧说分疏

前文已有交代，《中庸》讨论未发—已发，并以“中”作为天下之大本，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天命定给人“善”的本分，将它放在人的“里面”（“仁义内在”之类所表述者即此）。这个“里面”即人之“中”，亦可谓之“心”（此即“本心”，而非现代所谓心理学意义上的）。它实乃天道生生流行于人处，故引用现代西哲的术语即“此在”——存在（天道）之存在于此。天道流行于人，即形成历史（如前文孟子所表述的，“四端”之直感如何创造了仁义礼智等，实即创造人类社会），形成人道，故曰“中”乃“天下”之大本——它本来就是“天下”之创发处呢。但须强调者，它只是“天下”之大本，而非“天上”之大本，天上的，比如天道，反而是它的本源——如果要分疏着讲的话，其逻辑关系就是这样的。明道谓“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唯敬而无失最尽。实即阐明“中”（虽然就人而立论）不沾染丝毫私意，纯乃天性。并推出其功夫要旨乃在以诚敬之态度，去除私心，朗现“天心”，朗现天下之大本之在兹，以成就天下之达道。所谓达道，不就是人文历史之正道么。所以就“中和”问题之本身言，它实乃讨论人在天道流行中之“此在性”：人如何体会到自己的“此之在”之真义，并葆有它。

这是儒家道统之心传。朱子即是这样被延平引导着进入“中和”问题的讨论的。

朱子亲炙于延平时，受教体会那“未发气象”，实即人之本分，并指点于日用处做功夫之门径。于后者，朱子一生凛遵，于前者，却颇遇曲折。盖在朱子始终不能契入所谓喜怒哀乐未发前之大本气象。如上节所述，此可能是受到北宋先儒从宇宙论下贯讲人性之思想影响。所以朱子对此“大本”之寻求，亦是往那天道生生上去靠。延平指点他应从人身上推寻。但这一点，在朱子关于心性问题之讨论中，始终成为一个不能释然的结。比如关于明道、五峰“性不可以善恶言”之命题；关于颜子早夭之理解，均透露其思想中始终有一个宇宙自然、人文历史浑然实在地成为一体的背景，不能体贴出孔孟只谈人性，而天性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之思理何在。明道后来于此点出“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但朱子终不能契入此。

但朱子的巨大贡献亦正在此：在宇宙论（朱子又将它理解为实然的善，即赋其人文价值。由此，“天”在人文价值之层次上与人合一了——明道一系“生之谓性”，“性不可以善恶言”，则是将“天”在天道价值层次上——故且这样称之，以资对照——与人合一了。由此，朱子后来遇到一系列困难，比如对“虎狼有仁，蚂蚁有义”之解释，对贤人早夭、天遣灾害之解释等等。后文有述）的框架中讨论人之本分。第一，人与万物在价值论（在天道生生中之位置）上乃是平等的；只不过人因幸运地具有不昧之虚灵，可以更多地理解、自觉自己的本分而已——但他也由此承担起替天行道之责任，亦即对天地间万物之牧守责任。由此，人不光须得理解自己本分的善性，还须理解天地间万物本分的善性，故须格物。但是另一方面，人亦只是天地间一物，只不过有点特权罢了，因而其它万物在人面前便可以显现出自身的独立性（当然，在“天”面前则不可能显出），故而格物，便须抛弃人自己的好恶，尊重物性，亦即格物须抑制人之私心，向人之外格；再一方面，因为朱子毕竟是以人文来解释天道的，亦即天道自然乃已成为“人化自然了”，所以向外格物之结果所产生者，仍只能是“人化”了的；“物则”终究须是“人则”——朱子格物论之纠葛即由此生。后文有述。第二，因为唯有“天”才是最善的（但非明道意义上的“纯善”，因为此处是在人文意义上讲的），人只不过乃天地间之一物（气禀），从而人之“物性”被揭示出来了——它凸显了人在（形而上的）道德意义上的有限性：虽然天赋性灵，但人毕竟只是一物。人并不能自然地认识到天道之善这一可能性被揭示出来了。前此儒家道性善，因为是在人之合于天道处讲，故而均在阐明人可以自己进行善恶判断；朱子却提出了人可能并非时时处处自然地就能进行善恶判断。人尚须学习，不光挖掘自己内在的善性，还应向外超越自己的物性，以达于天道——人之“物性”在朱子处第一次作为主题被提出来。

正是由于朱子如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只是在气化之迹上（人文意义上）理解天道性命，表现在“中和”问题上，则是朱子始终不能体会所谓未发气象（按照明道、五峰思理，此时人心纯天然，“人文〈人伪〉”缺席了），而对人之“良知”可以自由地从私欲中脱颖而出感到怀疑，以至于最终将思考重心全置于解决这个疑问上，从而在功夫论上开出一片新天地来。

以上即本文所理解的朱子关于“中和”问题之思路轮廓。下文之分疏，即力图在此框架中进行，以努力显现哲人思想中构成“线”、“面”的那些“点”。